大航海时代 | 日本列岛的地缘特点
文 | 温骏轩 辑 | 尘埃 音 | 兆斌
地形、气候，以及与亚洲大陆的相对位置，长期决定了日本内部诸板块身位。在一个山地占比达71%的国度，平原显得异常的珍贵。日本最大的平原地带，是位于本州岛东北海岸的“关东平原”，面积超过16000平方公里，大体与北京市的辖区面积相当。排名第二的石狩平原（北海道中西部）则为4000平方公里；再往下的浓尾平原、近畿（大阪）平原，面积更是只有1700-1800平方公里。
日本地形分析比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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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并不是平原面积越大、地形越平，就一定越有潜力的。就像西西伯利亚平原虽然是亚洲第一大平原，但却因气候异常寒冷而长期无法开发；类似的情况还发生在面积达560万平方公里的南美亚马逊平原。这片世界最大的平原，所蓄积的总人口不过1500万。与加拿大、澳大利亚这些因寒冷、干旱而形成地广人稀之地处于同一量级。只不过亚马逊平原的问题在于降水太多，对土壤伤害过大（不适宜种植农作物）。相比之下，在火山岛性质的日本，包括最大的关东平原，土壤倒不成为问题。
“关东”的称谓，总是不由自主的让人联想起曾经被称为“关东”的中国东北地区，后者同样拥有中国境内最大的平原。在日本的地缘政治设想中，中国的“关东”地区曾经占据异常重要的位置，占领这片肥沃的黑土地被视之为日本崛起的关键。日本甚至在战略上，有将政治中心移至中国东北的设想。另外在日本帝国时代，“关东”称谓常常是与被视为日本陆军战力最强的“关东军”联系在一起。
“关东军”的称谓，源自于日本在中国东北地区的殖民起点——关东州。甲午战争的失败，使得东北地区成为了日、俄两个列强在争霸之地。1899年8月16日，沙俄与清政府签订《旅大租地条约》，得到以旅顺港为中心的辽宁半岛南部地区，因其位于山海关之东，各方遂称之为“关东州”。5年之后，在日俄战争中获胜的日本，得到了这个梦寐以求的战略要点，并随之建立经略中国东北地区的“关东军”。
回到日本“关东”的话题上来。身处海洋腹地的日本列岛，气候上比之同纬度的东亚大陆，要更为温润一些。关东平原及其以南地区，能够跻身于“亚热带季风气候区”；以北地区则属于温带季风气候区，越往北越气候越寒冷。这直接导致了北海道虽然拥有日本第二大平原，但人口潜力却非常低。拥有日本1/5土地的北海道岛，总人口还不到600万。比较下来，面积大、气候温暖的关东平原，可谓占尽了地利。今天日本首都东京，以及超过三分之一的人口，都聚居于这片平原。
尽管名字相同，但从位置和地缘政治角度看，中、日两个“关东”在所在国的地位不尽相同。中国东北地区的开发时间以及气候类型，更接近于地理意义上的“日本东北地区”——北海道。两个“东北地区”都是在19世纪末，因政治上的开放政策，而开始大量从各自核心区导入人口。再从更深层来说，则与这一历史时期的人口大爆炸有关。比较下来，日本关东平原其实更接近于华北平原在中央之国的身位。只不过，相较于华北平原在华夏文明中的先发地位，日本对于关东地区的开发却要晚得多。
这里说的“晚”，准确说是和族对关东地区的开发较晚，在此之前，虾夷人早已在这片土地上生息了。基于以和族为意识认知的日本文明，起自与朝鲜半岛相邻的九州及本州南部地区，位置偏北的关东平原曾长期为日本的边缘之地，日本进入“幕府时代”时（12世纪），为了摆脱身处关西的传统政治势力掣肘，关东正式开始进入了开发阶段。一直到日本战国时代结束后的江户时代（德川幕府1603年—1867年），关东地区才算进入繁荣期，东京在政治上的崛起便是起自于此（江户是东京的古称）。
在天皇还是名义国家元首的情况下，幕府在关东地区的强势政治、军事存在，需要有一个上得了台面的理由。一直被和族向北挤压空间的虾夷人，无疑是最好的理由。如此带来的政治表现，便是以关东为根基之地的幕府将军，正式头衔为“征夷大将军”。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幕府需要不断为其治下的军事力量，寻找到新的土地，才能维系自己的强势地位。只有关东及更北方的土地（历史上被称为“东国”地区），才能为之提供这样的空间。随着这样的空间越来越少（包括如北海道之类的土地，暂时无法农垦），以及人口压力越来越大，朝鲜半岛乃至中国，遂成为了日本不得不西顾的扩张方向。
既然有“关东”和“东京”，自然也应该有与之相对应的“关西”和“西京”了。事实的确如此。东京在日本的首都地位，是在明治维新之后才确定的（1868年）。在此之前，以天皇驻地为标志的日本首都，一直身处本州南部的“关西”地区，时间长达1000多年（公元794—1868年）。只是在没有其它都城同时存在的情况下，这个都城并没有必要被叫作“西京”，而是被称之为“京都”。
因为京都政治地位的存在，关西地区又被称之为“近畿地区”，其所处的这片平原之地，自然也可被命名为“近畿平原”。需要说明的是，由于关西、关东两大平原之间延绵有300公里左右的山地，以及以名古屋为中心，与此二者共称日本三大中心平原的“浓尾平原”，所以关东、关西两地的地理分割线，或者说那个“关”在哪里，实是有些争议的。
“风水”角度看，身处近畿平原东北角的京都，背靠山地以及日本最大的淡水湖“琵琶湖”，三面临山的类盆地结构，使在在安全上有很大保障；源出琵琶湖“淀川”的水系，则帮助京都西南方向与太平洋相通。在淀川下游为京都拱卫出海口的，则是日本另一个著名城市大阪（这片平原有时也因此被命名为“大阪平原”）。二者的关系，很容易让人联想起北京与天津的关系。
日本行政区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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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都的选址体现了日本农业文明的背景。然而日本毕竟是个被海水四面包围的国家，并且资源匮乏。无论古代日本是不是想封闭自成一体，都必须通海上贸易从外部获取资源、技术，乃至政治、文明层面的经验。包括内部诸板块的交流，也很大程度海上交通。基于这一地缘背景，身为京都门户的大阪，很早就成为了一座商业味道浓厚的城市。以至于今天中国网络上，广为流传着关于“大阪商贩”、“大阪师团”的种种笑话传闻。
“京都-大阪”式的地缘关系，与自视“地大物博”“四海之内”的中央之国有很大区别。北京以及其它中国古都，只需要通过陆地运河从境内富庶之地征调资源，便可满足王朝运行，并不需要一个能够直通海外的门户。在明清两代，东临渤海的天津，之于帝都北京来说，长期以来的功能只是一个“卫城”（天津卫），其被选择的原因甚至不是因为沿海，而是因为地处南北运河的交接点。直到中国的大门被从海上打开之后，天津方有机会凭借沿海优势成为华北工商业中心，并获取一个“直辖市”的政治地位。
在明治维新时代的日本作出“脱亚入欧”决定之时，日本同时在文明属性上也面临着一个转型。之前未充分挖掘的海洋，成为了日本脱亚入欧的关键。在这种情况下，本身临海（东京湾）拥港、加上江户幕府两百多年的经营，已使得东京和关东地区成为了日本最具实力的板块，这样的位置显然比京都要更为优势。另外，从内部稳定的角度来说，如果重新坐上权力巅峰的天皇，不亲自坐镇关东的话，这块风水宝地难免不会再为割据势力所据。
虽然从城市位置上来说，“东京”取代“京都”有一定层面的海洋因素，但从板块说，本州岛南部以及九州乃至四国岛，会更容易从海外交流中获益。将这四个地理区间联系在一起的，是一片狭长的内海——濑户内海（其意即为“狭长海峡”）。可以说，日本的历史从一开始，就是围绕着这片内海所展开的。如果说邪马台国的地望还有些不确定的话，那么随后代表日本的 “大和国”（公元4-7世纪），是以关西为兴盛之地，则是没有异议的。以至于京都东南部的奈良，在历史中曾长期以“大和国”之名，存在于日本的行政区划内。
从地缘角度来说，濑户内海的存在，使得邪马台国起始于北九州，并与大和国同源成为可能性。来自北九州的邪马台国，虽然能更方便的同东亚大陆交往、获取先进技术经验，但九州岛本身潜力有限，如果想称雄日本列岛的话，势必要向本州岛扩张。既然邪马台人有能力跨越海洋，甚至与中国、韩国进行贸易，自然不需要从本州岛的最南端，一路向东扩张至关西平原，而是有能力沿海岸东行400公里，夺取濑户内海中最居潜力的关西平原，作为新的根基之地，并变身成为统率日本各部的“大和国”。这一进程，与后来日本的地缘政治中心，由关西向关东转移，遵循着同样的地缘规律。
在日本由“幕府时代”向“明治时代”转进的过程中，濑户内海周边地区能更多从海上交流获益的特点，同样有所体现。倒幕运动中进入支持还政于天皇的政治精英，多出自萨摩、长州、土佐、肥前四藩，史称“倒幕四强藩”。其中萨摩藩位于九州岛最南部、肥前蕃位于九州岛的西部；长州藩位于本州岛的西端（这一区域在本州岛内部又被称为“中国地方”）；土佐藩则位于四国岛。这三个板块加上天皇所处的近畿地区，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与关东形成南北之争的“濑户内海地缘圈”。
倒幕四强藩及濑户内海地缘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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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从日本内部的南北之争来说，在权力中心向关东地区转移之后，向为日本文化、经济中心、如此却被边缘化的“濑户内海地缘圈”，向幕府发起挑战是可以理解的。问题在于，在时代巨变的背景下，倒幕运动并不能够简单的理解为一个王朝内部的南北之争（就像中国历史上的情况一样），而更应该从日本由大陆文明向海洋文明的转进的历史背景上来理解这一切。比之保守的江户幕户，能够更多从海上贸易中获益，并由此接受更多西方理念的上述四藩，在经济、技术，乃至变革的欲望上都有着明显的优势。
在日本崛起的道路上，地缘背景的影响无处不在。以陆军、海军分立的日本军队为例，一直有“长州陆军”、“萨摩海军”之说。身处日本核心区（本州岛）与近畿地区陆地相连的长州藩，在吸收西方先进技术的同时，更多保存了日本传统军队的内核。籍此打造出来的日本陆军，更像是日本传统文化的代言者；相比之下，身处日本四岛最南端也是最边缘的萨摩，客观上则拥有更多的海洋属性，并最终在日本海军中起到了核心作用。这与同时代的中国（清朝）海军，高级军官几乎皆出于福建（福州船政学堂），地缘上的原因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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