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航海时代 | 葡萄牙开发长崎港、日本的天主教徒暴动

文 | 温骏轩            辑 | 尘埃  兆斌  毛毛

葡萄牙人的到来，为日本对外贸易打开了一扇新的窗口。为了与之前的对华贸易相区别，日本人将与西方所展开的贸易称之为“南蛮贸易”。很显然，这一以自我为中心的认知，源出自中央之国的“华夷之辩”。只不过基于方位原因，日本把这些中国人眼中的“西洋人”，称之为“南蛮”罢了。

南蛮贸易的中心，并不在九州岛传统的对外窗口——平户，而是在平户之南的“岛原半岛”。这个半岛地带还有另一个更知名的标签——长崎。对，你没有看错，就是1945年8月，曾经遭受原子弹攻击的那个长崎。就长崎这个名称来说，其实是有三重含义的，包括：长崎港、长崎市以及长崎县。其中“长崎港”是“长崎”这个标签出现在地缘政治舞台上的起点；遭遇原子弹袭击的“长崎市”，地域则包括以长崎港为中心的，岛原半岛核心地区。至于“长崎县”的辖区，则不仅包括整个岛原半岛，亦包括平户、壹岐、对马等九州外岛，及上述岛屿所对应的九州岛沿海地区（松浦半岛）。行政上除长崎市以外，还包含有平户市、松浦市等十几个市。

长崎市行政地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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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说明一下的是，在日本的行政区划中，“县”实际上相当于“省”的一级行政区。整个日本一共有43个县，另外还有：一都、一道、两府，四个同级行政区。

其中“一都”指的便是关东乃至日本核心所在的“东京都”；一道就是“北海道”；两府则是关西的政治、经济中心“京都府”与“大阪府”。由此也可看出，在日本以“地方自治”为原则进行内部管理的背景下，诸如“冲绳县知事”一类官员，所能发挥的影响力还是挺大的。当然，虽然这47个一级行政区，在法律地位上并无高低之分，但从地缘政治角度看，被命名为都、府、道的行政区，的确亦有其特别之处。就像 “直辖市”、“自治区”在中国的存在一样。
回到葡萄牙人与长崎港的话题上来。尽管葡萄牙人前往日本贸易，受到了日本方面的欢迎及中国海商的接纳，但这些种族、文化迥异的“南蛮”，还是不可避免的对日本社会造成了冲击。这其中最大的问题在于，葡萄牙人强烈的天主教背景。通过之前的解读我们知道，葡萄牙、西班牙两国在海外开拓问题上，与教廷达成后互惠互利的合作关系。后者利用其超然的宗教地位，为伊比利亚双雄进行政治加持；前者则许诺，为教廷增加子民。在这种情况下，西、葡两国在海外扩张的过程中，除了赚取利润以外，更是把传播天主教当成了一项政治任务来做。

当然，是否要把传播意识形态当成贸易的先决条件，更多还是取决于一个供求关系。面对巨大而又政治统一的中国市场，葡萄牙人并没有过分强调他们的宗教目的，但在对外贸依存度极大，且内部分裂的日本，葡萄牙人显然感觉到了，日本诸侯们对丰厚贸易利润以及 “铁炮”的渴望。允许其自由发展天主教徒，成为了葡萄牙人寻找贸易合作伙伴的前提。

相比日本其它地区，平户的开放程度向来是很高的。这使得平户的统治者，即能够以帮建“国中之国”的方式，引来中国的合作者，又能以容忍葡萄牙人传教的态度，吸引葡萄牙人前来贸易。只是作为一个已经聚落了大量人口的海港城市，葡萄牙人所面临的挑战同样很大。在日本，传统信仰为从中国传入的佛教，以及日本本土的“神道教”。本质上看，这两个宗教都属于多神教体系。尽管教义上会有所不同，但却是可以和平共处的。参考一下中国佛、道的两教的关系，这一点并不难理解。然而天主教基于 “一神”信仰所产生的强烈的排它性，使之难以如佛教那样，单纯的成为日本信仰体系的一部分。随着天主教人口的增加，双方的矛盾开始显现。

公元1561年，14名葡萄牙水手在一场冲突中丧命平户。这场冲突被认为是信仰差异所导致的矛盾爆发。感觉到危险的葡萄牙人，开始寻找新的合作者。这一次，葡萄牙人吸取在平户的教训，希望合作者能够转信天主教，以此来保证他们的绝对安全。同时，更要求港口方圆3里范围内的土地，尽皆交付给教会使用（包括将不愿意信仰天主教者迁走）。这一过程并不算顺利，经历过几次挫折之后，葡萄牙人最终在长崎找到了合适的港湾与合作者（1570年），并且在这个深入陆地的海湾，从无到有的建起了“长崎港”。这一变化，使得日本的对外贸易门户，逐渐由平户向南转移至了长崎。

加上稍早时候，从明朝方面拿到的澳门，葡萄牙人终于在东海两边，锁定了两个贸易基地，并开始在亚洲贸易中发挥重要作用。不过在葡、日贸易中，中国人的影响始终存在。一定程度上，葡萄牙人在平户受到攻击，与汪直为明朝政府所诱杀（1557年）后，形成的混乱局面不无关联。即便在长崎开港之后，最终在长崎贸易中占据最大份额的，仍旧是来自中国的商人。形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并不在于中国拥有更高的人口基数，而在于中国是最大的贸易供给方。那些东南民间资本，会更加愿意相信与自己拥有相同文化背景，甚至宗族关系的中国海商。

葡萄牙人在长崎的落户，使得长崎成为了日本天主教的发端之地。问题是，葡萄牙人对宗教的执着，以及用吸收教徒方式来保障安全的做法，终究还是会引发日本方面的政治警觉。日本当时所处的“战国时代”的大背景，帮助葡萄牙人在寻找合作者这件事中掌握了主动权。为了得到葡萄牙人的帮助，其它战国诸侯即使没有如长崎的领主那样，成为虔诚的天主教徒，对葡萄牙人的传教行为亦表现出很大的宽容度。

然而随着战国时代的结束，特别是稳坐天下的“江户幕府”，将统治中心迁往关东之后，葡萄牙人的好日子终于到头了。一方面从地缘角度来说，九州及其所代表的濑户内海地缘圈，无疑是“南蛮贸易”的最大受益者。对于江户幕府来说，这种对外开放并不利于自己控制日本南部地区；另一方面，葡萄牙人自上而下的强势传教，不可避免的会激发当地的矛盾（包括摧毁寺庙建教堂）。同时基于罗马教廷强烈的中心感，这些聚落在一起的日本天主教徒的国民认同，开始出现了偏移。

对地缘政治失衡及外来文化入侵的担忧，促使日本如同时期的中国一样，开启了“闭关锁国”的国策。当然，完全禁绝对外贸易，显然也是不现实的。即使是自视地大物博，完全可以自给的中央之国，在海禁的同时也同样会留下特定的港口进行贸易。公元1634年，江户幕府开始着手为葡萄牙人在长崎兴建全新的、封闭式的贸易点。具体的做法，是由当地日本人兴建一个人工岛并建筑房屋出租给葡萄牙人，然后将葡萄牙商人在日本的活动范围限定在这个人工岛上。这个长120米、宽70米，通过一座桥梁与长崎市区相接的人工岛，被称之为“出岛”

从法律上来说，出岛可以被视为葡萄牙人在日本的租界。只是这个租界的政治地位，实在与鸦片战争后，出现在中国的那种租界不可同日而语。然而这个最初为葡萄牙人兴建的租界，实际并没能帮助葡萄牙保留在日本的贸易影响力。1639年，葡萄牙人被驱离出岛，取而代之入驻出岛，并随之成为“南蛮贸易”在日唯一代表的，是在全球范围蚕食葡萄牙殖民地的荷兰人。

让江户幕府下定决心驱逐葡萄牙人的导火索，是一场发生在岛原半岛东南端的武装暴动，史称“岛原之乱” （1637年—1638年 ）。参与者包括部分在日本统一后失去封地的武士（浪人），以及三万多受灾农民。与以往历次被定性为“农民起义”的反抗之举有所不同的是，将起义者凝结在一起的是天主教信仰。这一点，与200多年后发生在中国的太平天国运动，颇有些相似。不同点在于，岛原之乱并没有在战略上造成日本的混乱，而是很快被幕府军队镇压了下去。

尽管岛原之战并没有形成新的割据政权，但起义者几乎全数殉教的做法，还是对江户幕府造成了很大的心理冲击。如果说，罗马教廷严密的组织结构、强大的意识形态控制力，帮助西班牙、葡萄牙两国消化了不少殖民地的话，那么在拥有成熟固有文化的日本，这些属性带来的就是负面效应了。相比之下，荷兰人对于宗教信仰就没那么执着了。事实上，荷兰人所信仰的“新教”，正是为摆脱天主教组织束缚而进行的“欧洲宗教改革运动”的产物。荷兰人让日本人相信，他们只是纯粹的商人，对主动传播宗教信仰毫无兴趣。从日本的角度来说，既然只是需要一个针对“南蛮”的外贸窗口，同时又担心对方在意识形态层面的渗透，那么“有限公司”属性的荷兰，肯定比“天主教王国”属性的葡萄牙要更适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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