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航海时代 | 西、葡、荷对于东亚贸易权的角逐
文 | 温骏轩 辑 | 尘埃 兆斌 毛毛
攻取澳门，只是荷兰人的A计划，他们的B计划仍然是18年前未能通过谈判，染指的澎湖列岛。换句话说，在西班牙据有吕宋岛，葡萄牙人固守澳门的情况下，荷兰人是铁了心要在这片枢纽海域拿下一个支点。由于明朝政府并没有在澎湖常备驻军，准备充分的荷兰人虽然遇到当地中国民众的抵抗，但还是得以在澎湖岛西端的“风柜半岛”登陆，并建立据点（风柜尾荷兰城堡）。
很显然，已经将澎湖列岛上升至东南海防重心的大明王朝，是不会坐视其它势力染指澎湖的，福建地方政府，也无法承担将已经纳入中央之国行政区划的澎湖，拱手让于外夷的责任（至于台湾岛则无此责任）。公元1624年，在经历过长时间的交涉，包括对风柜尾荷兰城堡的军事围困之后，双方达成了协议，荷兰人主动退出澎湖（包括拆除城堡），并在台湾西海岸择港另建基地。对于风雨飘摇的大明王朝来说，这已是最好的结果。
问题在于，荷兰人图谋台湾之时，中国民间恰好开启大规模移民囤垦之举，那么二者之间难道不会起冲突吗？从战略角度看的确会，不过暂时却并不会。不仅是因为台湾仅面向大陆方向的海岸线（西海岸），总长就有500公里，双方有足够的空间各自拓展，更因为二者在一开始处于战略合作状态。这一合作，很大程度并不是针对大明王朝，而是与荷兰在东亚水域有直接竞争关系的西班牙、葡萄牙两国，尤其是已经成为葡萄牙宗主国的西班牙帝国。后面我们会看到，在场关于争夺台湾的竞赛中，西班牙人并非无所作为。在荷兰人称霸台湾之前，台湾事实上经历过一场由荷、西、中三方参与的“三国演义”。
先来了解一下台湾的地理、地形结构。台湾岛素有五大山脉之说，自西向东分别为：阿里山山脉、雪山山脉、玉山山脉、中央山脉、海岸山脉。上述山脉合称为“台湾山脉”，其中最为核心的，是贯通南北、位置偏东的中央山脉。之所以说位置偏东，是因为台湾的主要平原都位于中央山脉之西。这样的地理格局对于这座岛屿来说，倒是一件好事。要知道，基于位置原因，台湾处于“台风”高发地带，每年平均要遭遇3-4次台风侵袭，其中登陆台湾的台风中，有接近9成是在岛屿的东海岸登陆（剩余的则在西南岸线登陆，西北岸线几无压力）。
假定台湾的主要平原是面朝太平洋腹地的话，单就这一点来说，也要承受更多的压力。平原所具备的农业/人口潜力，以及面对台湾海峡的航线优势，使得台湾的地缘重心无可避免的偏向于中央山脉以西地区。这一点，从台湾现有的地缘政治格局亦可看出。关注台湾当下政治生态的人，应该注意到过“台湾五都”的提法。在台北的绝对政治中心地位，因选举政治被动摇之后，台湾逐渐沿西部平原地带，由此形成了五个地缘政治中心的概念，行政上谓之曰“直辖市”。这五个中心由北至南包括有：台北市、新竹市、台中市、台南市、高雄市。
位于台湾山脉以西的平原地带，在地理上可以被分为：台北盆地、桃园台地、台中盆地、彰化平原、嘉南平原、屏东平原等部分。简单从命名规则上，大家很容易找到它们的位置，以及对应的行政区。其中台北、新竹两市，位于北部的“台北盆地”；台南、高雄两市，则位于嘉南平原的南部。再以天然的地缘分割来看，前者属于“北台湾”的核心；后者代言的则是“南台湾”。
总的来说，台湾因为地域狭小，河流都不甚长，以至于河流几乎都以“溪”来命名。其中最大的河流，是源出中央山脉西麓，向西经“彰化平原”注入台湾海峡的浊水溪。这条河流亦被认定为台湾岛的南北分割线。当然，这一分割法是建立在西台湾的强势地位上。在进行地缘分割时，高大山地通常只是作为附属部分。“东台湾”是否能够成为独立板块，取决于是否有核心平原。在中央山脉之东，与海岸山脉之间，存在一条狭长的“台东纵谷平原” 建制有台东、花莲两个县市；中央山脉之北、雪山山脉以东还有一块沿海的“宜兰平原”，建制有宜兰县。上述两块平原、三个县市，即为地理上的“东台湾”概念（狭义情况下，仅指台东、花莲两地）。
纯粹以浊水溪来分割台湾地缘的话，荷兰人与中国人最先登陆的地点，都算是位于“南台湾”了。更准确说，是位于嘉南平原的北部。其中颜思齐最早引入的中国移民，屯垦于云林、嘉义两县交界的北港溪一带；荷兰人先后营建的热兰遮城（1624年）、赤嵌城（1653年）两个政治、军事中心，则位于今台南市境内。彼此之间的直线距离，不过60余公里。中、荷两股海上势力，之所以同时选择嘉南平原北部作为自己的根基之地，根本原因并不在于这片土地，较岛上其它平原更为肥沃，而在于其与彭湖列岛位置的对应关系。我们很容易在地图上发现，台南市与浊水溪之间的纬度区间，正是彭湖列岛所处的区间。很显然，这样选择有利于控制南北航线，以及对接中国大陆。
尽管没有直接证据，证明中、荷两股海上势力几乎在同一时间登陆台湾是基于已经达成的协议（郑芝龙亦是在1624年抵达台湾，并被荷兰东印度公司授予通事之职），但从后来的情况来看，双方的确是存在事实上的合作关系。共同应对来自原住民的压力，是双方得以合作的原因之一；合作瓜分中、日，乃至东亚与东南亚之间的贸易份额，则是更为重要的原因。在这个问题上，中国人有能力在富庶的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弄到货源，包括提供大量商船，而荷兰人则可以拓展贸易市场及提供军事支持。
事实上，双方的合作深度，远不止于上述两点。就开发台湾的问题上来说，有国家为之背书的“荷兰东印度公司”缺乏开发台湾的人力，而被明朝政府视为海寇的闽南走私商人们，又有能力从自己的家乡招募到足够的劳动力。不过如果来台的中国人，仅仅是种植粮食作物，那么他们的存在对于荷兰人的意义是不大的。对于商人来说，高附加值的经济作用，才是他们渴求的。
在西方殖民化全球的过程中，生产经济作物的“种植园”，曾经对全球人口分布造成了非常重大的影响。不仅那些被贩卖到美洲的黑奴，是为了给种植园提供劳动力；那些“下南洋”的中国人，亦有很大部分是作为咖啡、橡胶等经济作物种植园的劳动力，被引入南洋诸地的。对于荷兰人来说，允许甚至主动招募中国人前往台湾落户的重要原因，在于两个甜蜜的字眼——蔗糖。
解读荷兰东印度公司在爪哇岛的扩张时，我们曾经就蔗糖经济的重要性，及其在当时华、荷双方关系中的基础作用，作过深入解读。在香料贸易逐渐衰弱之后，蔗糖一度成为了荷兰东印度公司，输往欧洲的主要商品，并由此赚取了巨额利润。而爪哇岛甘蔗种植园（包括蔗糖加工厂）的兴起，以及华工、华人资本的大量涌入，本质上源于郑成功对台湾的收复。换句话说，早在荷兰人决心经营台湾之时，这些精明的海上马车夫，已经发现中国人不仅是这个星球上最好的农夫，还掌握了高超的制糖技术。
就与西洋人展开贸易这一点来说，荷兰人并不是唯一的选择。葡萄牙人同样曾经与中国海上走私商人们有过合作，比如郑芝龙就是在澳门受洗成为一名不那么虔诚的天主教徒的。问题在于，为了示好明朝政府以获得澳门的居留权，在官军与海盗发生冲突之时，葡萄牙人往往更愿意跟官军站在一起。另一个可供选择的对象是入主菲律宾之后的西班牙人。不过在吕宋岛发生的几次事件，影响了中国人对于西班牙人的信任感。
基于与澎湖的地理距离，源自闽南地区的移民在台湾占据了主体，今之所谓“台语”，在语言学上亦被视为闽南语的分支。不过隶属广东 ，与闽南相接“潮汕”地区，同样在东南海疆开拓史中发挥过重要作用。说起来，闽南、潮汕两地也是颇有渊源。实际上，作为广东三大民系之一的“潮汕人”本身便是源自于闽南，潮汕话亦是属于闽南话的一个分支。也就是说，“闽南方言”的覆盖范围，并不止于闽南地区，以至于有将这些分布于中国东南沿海、台湾地区乃至海外的，操闽南话者，合称为“福佬民系”的提法。
闽语覆盖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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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从板块划分角度看，潮汕地区是具有相当独立性的，并不能被视为闽南板块的次板块。最早在台湾沿海寻求力足之地，并经略海上贸易的，很有可能是潮汕人而不是闽南人。这当中的代表性人物叫作“林凤”。不过这位籍贯潮汕（具体为饶平县）的林凤，最引人注目的事迹并非发生在台湾，而是在菲律宾。公元1574年，在西班牙人立足吕宋未稳之时，林凤所部5000余人（60余艘船只）攻入马尼拉，试图从西班牙人手中夺取这个基地。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在明朝水师的围追堵截之下，这支被视为海盗的民间武装，在澎湖及台海沿海已经难以立足了。
尽管一度攻入马尼拉，甚至击毙了西班牙派驻的总督，但在坚持数月之后，林凤还是在西班牙人的攻击下，不得不撤回台湾海峡，不久之后便从历史记录中消失。这次为很多中国人所扼腕的远征之举，与其说是一次战术失败，倒不如说一开始在战略上就没有成功的可能。因为与英国海盗们的“奉旨私掠”不同的是，中央之国并没有海盗们存在的政治空间（除非被招安，转而代表朝廷）。为了打击这股海盗，明朝政府甚至在马尼拉之战中，向西班牙方面派出武官表明态度。
战略上的腹背受敌，使得中国民间海上力量对菲律宾的政治开拓，完全没有成功的可能性。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在后来的历史中，还有一位随郑成功入台，并在台湾开拓史中发挥作用的闽南籍林凤（具体为东山县康美镇）。两个林凤活跃于历史舞台的时间，前后相差了差不多90年。只不过在很多资料中，这两个林凤的事迹被混为一谈了。顺便说一下，这种乌龙事件在历史上比比皆是。比如大家都熟知的“后羿射日”故事，其实也是混淆两个人的事迹。一个是三皇五帝时期，身为“尧”的射师的“大羿”，也就是传说中嫦娥的丈夫；而所谓“后羿”，则是在一度夺取夏朝王权的，来自东夷“有穷氏”的君主。
回到我们的主线上来。尽管曾经与中国海盗发生过不愉快的事情，但在西班牙人以马尼拉为中心，拓展海上贸易版图的过程中，华人和华人资本仍然是西班牙人不得不倚重的对象。在西班牙人到来之前，苏丹控制之下的马尼拉，便已有通过华商展开与中国贸易的记录。及至马尼拉成为西班牙亚洲贸易的枢纽点后，华人在马尼拉的数量开始急剧扩张（仅1588年，马尼拉城的华人就有将近2万）。这种尾大不掉的情况，引发了西班牙的人忧虑，尤其在经过长时间的接触后，西班牙人很清楚，这些意识形态顽固的中国人，很难像那些菲律宾土著一样臣服于天主教（即使接受了洗礼）。换句话说，西班牙人判断，如果中国政府愿意给予他们以政治支持，这些旅居于马尼拉的华人，几乎是肯定会听从召唤的。
公元1603年，一则关于中国皇帝准备远征马尼拉的谣言，引发了一场针对华人的屠杀，前后持续达3个月之久，据信有2万五千余名华人死于这场屠杀之中。悲哀的是，虽然远在北京的明朝宫廷获知了此事，但却并没有为这些海外华商远征的想法，毕竟无论是擅离故土也好，经商为生也罢，都为天朝上国的礼法所不耻。针对西班牙方面的“严厉”谴责、教化，以及“断绝海泊”的威胁，成为了明朝方面的最终态度。
相比更注重王权统治和意识形态的西班牙人，商人定位的荷兰人要显得务实的多。这也为他们与中国人的合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很多中国海盗船，甚至直接受雇于荷兰人，以袭击前往日本和中国沿海贸易的西班牙商船。这场关于海洋的争夺，同时也延续到了台湾岛。至于此后又发生了什么，我们下一节再接着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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