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航海时代 | 来自“天文大潮”的助攻

文 | 温骏轩            辑 | 尘埃  兆斌  毛毛

公元1661年4月30日凌晨，取道澎湖的明郑大军进抵台江内海外围，晨雾消散之后，驻守热兰遮城的荷兰人惊恐发现，大员水道之侧已是如森林般密布的船桅。更让他们惊恐的是，固若金汤热兰遮城，并没有能有效阻止明郑大军。仅仅过了半天时间，郑军主力便借由鹿耳门水道涨潮之际进入台江内海。鹿耳门水道位于北线尾岛之北，与“大员水道”一南一北遥相呼应。尽管荷兰人在此前，已经知晓这条水道有某些特定时间，可以通行小船，但从来没有意识到它能够成为正式航道，以供商船和战舰出入。荷兰人对鹿耳门水道的放任态度，使得不管在当时还是现在都有很多人相信，明郑大军是遇到了多少年一遇的特大潮水，才使得船队能够如此快速突破荷兰人的海上防线。然而，事情真的那么简单吗？

公元1683年7月，曾为郑成功部将的施琅，以几乎与明郑攻台之役相当的兵力，再次经由澎湖向台湾发起渡海之役。只不过这次，攻击方变成了已经坐稳天下的清王朝，而上一次的攻击方，成为了防御方。与22年前那场战役有所差异的是，吸取荷兰人教训的明郑军队决定御敌于门外，集结主力（2万兵力）在经略多年的澎湖列岛进行海上决战。悲剧的是，在准备充分、战术得当的对手面前，明郑在澎湖海战中遭遇惨败，战损比例高达85%。顺利攻取澎湖的清军，修整之后于当年9月3日攻入台江内海。2日之后，郑成功之孙郑克爽（对，你没有看错，就是被韦小宝整的那个人）向施琅递交降书，并于当年10月8日正式“剃发易服”。

说到这里，要顺便解决一个法律问题。明郑在经略台湾之后并没有能够扶植一个新的皇帝，而是继续使用南明“永历”帝的年号。尽管后者已经在公元1662年（也就是永历十六年）被吴三桂绞杀于昆明，但明郑控制下的台湾，却一直使用其年号至“永历三十七年”。从这个角度看，“南明”政权的终结，似乎也可以定位在公元1683年10月8日。然而这当中最大的问题在于，明郑时期的台湾并没有一位真正的皇帝存在。有鉴于此，最起码“南明”政权的政治生命，最晚只能定位到1662年。至于说“明郑”政权到底算什么政治属性的割据政权，本身倒也不是什么问题。因为无论从哪个角度说，明郑上下都没有想过脱离中央之国的范畴。换句话说，如果有台独主义者，将这段历史用来佐证他们观点的话，无论在法律还是意识形态上都是站不住脚的。

在这里插叙20多年后的“第二次攻台之战”，重点并不在于讨论法律问题（当然也不是为了八卦韦爵爷的风流债了），而是二者在战术上还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事隔20多年，月份相差4个月的施琅，也是借助潮水上涨之际，顺利经由鹿耳门水道进入台湾内海的。事实上，同样的事情在39年后又发生了一次。公元1722年4月，台湾爆发了“朱一贵起义”事件。号称明朝宗室后裔的起义者，以“大明重兴”为口号起事，一个月后便控制了整个台湾。然而民军的战斗力，与当年的荷兰东印度公司、明郑大军不可同日而语，尤其不具备海上对抗能力，及至6月便被渡海而来的清军镇压。

与前两次渡海攻台之战如出一辙的是，这次清军水师依然是借涨潮之机，穿鹿耳门水道登陆台湾（领军者是施琅之子施世骠，亦是上次战役的参与者）。鹿耳门水道能够“一而再，再而三”的被选择，至少证明了两点：一是这条水道在涨潮时已具备通行大船的条件；二是足以让大船通行的潮水，并不是什么多年一遇，甚至百年一遇的奇事，而是在短时间会便会周期性出现的常态。要想了解这背后的原因，就得先来看看潮水是如何产生的，又有着什么样的规律。

受太阳和月亮运行的影响，地球上大多数海岸线，一天都会感受到两次的海水水位的变化，俗称“半日潮”。所谓“昼涨称潮，夜涨称汐”，潮、汐两种现象本质都是指海水的涨落现象，唯一的区别只在于一个出现在白天，一个出现在晚上。以台湾西海岸的情况来看，云林县及其以北地区，属于正规半日潮；嘉义、台南，高雄地区最北端，则为“不正规半日潮”（指的是两次涨、落潮的时间、高度不相同）；高雄大部（冈山区以南）及屏东县海岸线，则属于“不规则全日潮”（指大部分日子为全日潮，少数日子为半日潮）

现在我们知道了，无论是郑成功、施琅还是施世骠，都会在抵达台湾当天，看到水道变深、变宽。现在的问题，只在于潮水上涨的高度，是否能够达到通航条件。这取决于两个要素：一是潮差；二是船只的吃水。就潮差的情况来说，台湾西海岸的情况同样不尽相同，呈现出两头小、中间大的情况。中部如台中港可达4.4米；南北端如高雄、台北就只有0.5米上下。至于台南的话，约在0.6米左右。

明郑船队的大型主力战舰，吃水亦在2.6米左右。这意味着，如果鹿耳门水道在低潮时显露沙洲的话，涨潮时仍是无法法供大船出入的。悲剧的是，鹿耳门水道在当时正是这种情况。其在低潮期时，并不能显露出航道。即使在涨潮0.6米仅能通行小舟。这也是为什么，荷兰人一直没有在鹿耳门附近设防。对于在台港内海驻守有大型军舰的荷兰人来说，敌人如果选择用小船接驳进入内海，无异于以身饲虎。

然而正如我们上节结尾所说的那样， “人类虽然有改造自然力的能力，但这种能力在自然力面前，还是显得十分渺小”。荷兰人算漏的一点在于，在大员水道逐渐淤塞之时，海洋力量在鹿耳门水道的却呈现出了相反的作用力。简单点说，鹿耳门水道在潮汐和岁月的磨砺下，不知不觉的已经具备了通行条件。这种现象其实并不难理解，对于人类来说，沙洲之间的接口是通行的水道，而对于塑造这一切的海洋来说，它们只是为自己预留的潮汐通道。受潮汐和风浪影响，沙洲的形态和位置关系一直处于动态变化中。所谓 “兵无常势，水无常形”，一旦某条水道被堵塞了，潮汐势必会另寻出入口。

将鹿耳门水道的变迁情况，放置在更长的历史时期，能够让我们更加清楚自然力在当中所发挥的作用。在郑成功入台后不久，尤其进入清朝统治时期后，变得越来越通畅的鹿耳门水道，逐渐取代淤塞严重的大员水道，成为了进入台江内海的主通道。这一变化，甚至使得原来鹿耳门水道之南的“北线尾岛”，更名为 “鹿耳门岛”，水道之北的岛屿则变身成为新的“北线尾”。沧海桑田的是，曾经繁忙无比的鹿耳门水道，到了19世纪初同样淤塞至不堪大用。已经更名为“安平”的大员，重又成为了台南最重要的港口。

用“上帝为你关上一扇门的同时，也一定会为你开启一扇窗”这句心灵鸡汤，来解读大员水道与鹿耳门水道的相生相克，实在是再合适不过的了。只不过，在上帝视角之下，同样的门、扇可不只会关启一次。人类并非没有办法接受这一视角，从技术上看，所谓“上帝视角”就是找到事情发展的规则。可以这样说，相比世界其他族群，中国人在哲学层面是最接受拥有“上帝视角”的。善于总结和记录历史的中国人，很早就对这些周期律以及平衡之道有了深刻的理解。道家的阴阳哲学，可以说是对这一认知的最好阐述。

这种文化底蕴，在鹿尔港水道的发现过程中，便起到了作用。在郑成功决心攻台之前，一名为荷兰人服务的中国官员，以“三年水朝东,三年水流西”的认知，对鹿耳港水道现状进行了实地勘测。这一情报并没有上报给荷兰人，而是和精心准备的其它情报一起，送给了郑成功。至于荷兰人自身，他们在台湾的时间来说，并不足以帮助他们认知到两条水道互为因果的特殊关系。同时比之中国人来说，西方人对这种阴阳相成的变化，缺乏敏锐的感知力。

在清朝攻取台湾后，有历史记述者认为，在郑成功接到的报告中，鹿耳门在涨潮时的水面之下，已经显露出了一条深约四尺的航道的航道，也有明郑入台后的实测数据表明，航道水深为七尺。在明朝时期，一尺的长度大约为32公分。 现在的问题在于，如此换算下来，即使是采信更为可信7尺的数据，郑成功的主力战船，也是不可能顺利进入台江内海的。然而客观事实却是，郑成功的主力船队，在公元1661年4月30日这天丝毫没有受到影响的进入了台江内海。以至于当时的明郑将士，大都认定自己的军队得到了上天的帮助。

对于这支军队的统帅来说，自然也是愿意让将士相信神迹的存在，甚至引导后者相信，是自己的精神力量和虔诚的供奉行为，感动了上天。毕竟对于一支军队来说，士气和凝聚力往往比人数和装备更为重要。又有什么比上天的神迹更有说服力呢？揭开这层神秘面纱，从科学角度看，说郑成功得到了上天的帮助，其实倒也不为过。只不过这个“上天”即不是中国人经常挂在口边的“老天爷”，也不是荷兰人口中的“上帝”，而是天上的月亮和太阳。

造成涨潮现象的主要力量，来自于与地球关系最为紧密的这两个星体。通俗点讲，就是月球和太阳的自有引力，会对地球上的物体造成影响。这种影响其实是无处不在的，只不过占整个地球表面积的70.8%的海洋，最能直观的将这一影响力，汇集成潮汐现象展现在世人面前。两相比较的话，质量虽小但离地球更近的月球，在引潮力上的贡献要比太阳更大（高出2.17倍），而在每个月总有那么两天，太阳和月亮又会和地球处在同一条线上，合二者之力将潮汐推至最大。这种有别于平常潮水的大潮，被称之为“天文大潮”。至于日子，就更好记了。就是中国人最喜欢的初一、十五（也有可能是十六）。

不过海洋实在太过广阔，海洋把天文大潮的力量推至海岸边，通常要花个一两天。也就是说，如果是太阳和月亮遥相呼应的日子是在初一的话，那么海边之人看到涨大潮的时间，则在初二或者初三。明郑大军抵达鹿耳门的那天，正是当年阴历四月初二凌晨。此时呈现在将士面前的，还是只能通行小船的狭窄水道。不过等到中午时分，情况就完全变化了。在两股强大力量的共同作用下，平时涨潮时只有7尺的水道，被推高至一丈有余。 同时变化的，还有猛增数十倍的水面宽度。如此天差地别的视觉冲击，加上天堑变通途的实际效果，对军心的提振作用就可想而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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