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航海时代 | 制高点乌特勒支堡及余情未了的荷兰人

文 | 温骏轩            辑 | 尘埃  兆斌  毛毛

在对抗明郑大军的过程中，荷兰人的表现其实并不算差。除了凭借火炮和城堡固守以外，荷兰人甚至还多次主动出城攻击，以争夺北线尾岛等战略要点。只是在对手的数量优势面前，这些军事行动无一例外的都遭遇了重大失败。在整个相持过程中，情报工作显得即重要又不重要。说重要，是因为双方都想知道，对手是否比自己更先到达崩溃的边缘；说不重要，是因为在这个比较意志力的过程中，彼此都不缺乏对手阵营的俘虏和叛逃者。

荷兰人的顽强抵抗，使得这场战争成为了一场跨年之战。不过对于以月亮运行周期来计算年份的中国人来说，战争还是在当年结束了。公元1662年1月25日（农历腊月初七），最后的决战打响。这天距离中国新年还有23天时间。显然，郑成功和他的部下们，非常希望能够在热兰遮城，迎来他们登陆台湾的第一个新年。在这场最后的战斗中，海战已经变得无足轻重了，明郑水师的火炮，除了被用来监控荷兰船只以外，还被用来支援陆地战斗。

看起来，战争什么时候结束，取决于明郑的炮弹何时能够击垮热兰遮堡的城墙。一个事关军事地理的细节，在于决战胜负手，其实并不系于热兰遮城主城之上。一如长城并不仅仅是一道墙，而是一整套由城墙、墩堡、营城、卫所等军事设施，相互配合而成的防御体系一样，西方人在设计棱堡时，同样会有辅助设计。在主城周围布设一些小型堡垒互为依托，是一种常规手段。利用城堡间的交叉火力，对手将更加难以逼迫城墙之下。

热兰遮城复原模型

并不是所有棱堡，都会修筑附属堡垒，但如果主城左近有制高点，那么在此制高点上修筑堡垒就是必须选项了。否则一旦为对手所利用，防御方将暴露在对手的视线甚至火力之下。为此我们会有无数战场上，看到双方投入巨大兵力，去争夺一个以数字为代号的高地。在关于制高点决定战场胜负的战例中，最为经典的当属日俄战争中的“203高地争夺战”。这个与旅顺（今大连旅顺区）市区和港口近在咫尺的高地，让身为进攻方的日军付出极为惨重的代价。包括指挥官乃木希典两个儿子在内的上万日军，在此失去了自己年轻的生命。尽管这场战役在战术层面上争议颇多，但取胜后的战略成果却是极为显著的。日军在203高地上建立的炮兵观察哨，让被封锁于旅顺港内的俄太平洋舰队成为了日军的靶子。一个月后，旅顺俄军被迫投降，整场战争乃至日俄在中国东北角逐的天平，开始倒向日本。

203高地位置示意图

在热兰遮城的西南方向，同样存在一个制高点，为此荷兰人在上面修筑了一座堡垒，并以荷兰城市“乌特勒支”（Utrecht）命名。公元1568年，西班牙统治下的荷兰诸省纷纷爆发起义，荷兰独立战争拉开了序幕。1579年，取得阶段性胜利的荷兰北方诸省，在乌特勒支缔结同盟，史称“乌特勒支同盟”。两年之后，这个政治同盟升级为“尼德兰联省共和国”，国家形象的荷兰正式出现在世界地缘政治舞台之上。可以说，乌特勒支是荷兰这个国家的政治起点。只是在台湾，这个颇具象征意义的名称，并没有再次为荷兰人带来新的荣誉。

乌特勒支堡位置示意图

兵力匮乏的荷兰人，原本在战前准备放弃乌特勒支堡，并削平这个制高点。如果在防御上没有把握的话，那么让制高点消失，以避免主城被反制的做法，在战术上并没有问题。此前西班牙人在荷、西“鸡笼之战”（1642年）这点上就有深刻教训。同样受困于兵力不足的西班牙人，不仅放弃和夷平了在淡水的“圣多明哥城”，还决定将附属于基隆“圣萨尔瓦多城”的几座附属堡垒拆毁（最近保留了一座）。在荷兰人的进攻开始之后，这些堡垒所在的山丘很快被攻克。通过架设在制高点上的大炮，荷兰人仅仅用了几天时间，使迫使西班牙人投降。

悲剧的是，荷属台湾当局虽然有足够的前车之鉴，做出正确的判断，却没有足够的预算来削平乌勒支堡所在的山丘。最终，乌特勒支堡和它所在的制高点，还是被保留了下来。现在，荷兰人能够期待的，就只能是乌特勒支堡坚固度和守军的能力了。更为悲剧的是，郑成功已经意识到这个制高点的重要性。在最后的决战中，乌特勒支堡成为了明郑军队的主攻目标，80%的炮火被倾泄在这个制高点之上。在开战的当天傍晚，荷兰人便不得不放弃已经被轰击得千疮百孔的堡垒。有记录表明，一名向明郑投降的德国籍雇佣军，为郑成功提供了可靠的情报，并圈定了进攻的重点。不过，即使没有这份情况，出于基本的军事常识，乌勒支堡也势必会成为攻击的重点。

得到制高点的明郑军队，很快开始在堡垒遗址上构筑工事、布设重炮，至此热兰遮城的陷落已成定局。2天之后，荷兰人决定投降，并遣使与明郑方面沟通投降的细节，一切都有如20年前，西班牙人在基隆的重现。公元1662年2月1日，中国历十二月二十三日，荷属台湾总督揆一在双方议定的投降书上签字。至此，台湾正式进入中央之国的地缘政治版图。至于其后明郑与清廷的博弈，则应被完全视作中国内政了。

尽管双方兵戎相见，但总得来说，荷兰方面还是认可并尊重郑成功这位对手的。在荷兰人看来，熟悉西方游戏规则的郑成功，比那些野蛮的鞑靼人要更为值得信任。这一点，也体现在最后的谈判上。荷兰人按照西方战争法则提出的条件，几乎完全被对手接受，只是做了些许无关紧要的修改。比如荷兰人在条约中提出郑方应交还“所有的公司职员、自由民、妇女、儿童、男奴、女奴”（荷方文本第9条），但明郑方面修改过的条款中，只是言明“所有的荷兰人，男的、女的、孩童、黑人”，以至于在最后受降时，荷兰人索要他们所有的奴隶时（奴隶并不止于黑人），被对方严辞拒绝了。这一细节，反过来证明了，在海洋贸易环境下成长起来的郑氏家族，的确具备欧洲人所尊崇的契约精神（附荷兰投降书之荷方、郑方版本）。

荷兰人交给郑成功的缔和条约（共十八条）

郑成功交给荷兰人的缔和条约（共十六条）

最后的决战中，荷兰人能期待的唯一机会，是郑成功会在第一时间进入乌特勒支堡验收他的胜利成果，并且被守军所布设的延时炸药所炸死。只是这个小伎俩，虽然在将城堡夷为平地的同时，消灭了最先进入城堡的数十名明郑士兵，却并没有带来更高层级的伤亡。不过荷兰人其实应该为此感到庆幸。如果郑成功真的因此丧命的话，荷兰人接下来不仅没有可能体面的撤出台湾，更可能面临一场报复性屠杀。至于明郑与清王朝隔海对峙的局面，倒是不会受影响。郑芝龙当年为整个海上集团打下的坚实基础，以及明朝地缘遗产的存在，使得即使明郑即使失去了领导人，也不至于陷入混乱。

在企业管理中，有一个著名的“坠机理论”。评估一个企业内部运行机制是否健康，可以假设一下在面临突失领导人（比如坠机）的危机时，是否还能正常运行。事实上，仅仅在4个多月后（1662年5月8日），郑成功便因病离世。具体是什么病，当时并没有明确论断。一种说法是，郑成功在攻台之时便已染病，入驻台湾之后，病情加重；另一种说法是，炎热气候所导致的中暑，夺去了这位明郑领导者的生命。不管哪种说法成立，南台湾的热带气候都有可能是诱因之一。

在郑成功身故之后，他的两个继承人之间，发生了一场继承者战争。驻守金厦的郑成功之子郑经，很快战胜了当时主政台湾的郑成功之弟郑袭，成为了明郑最高统治者，并迅速稳定了局面。抛开惯常的权谋视角，我们更应关注的是，在强大外敌压力之下，明郑并没有因为这场内部战争，而被对手乘虚而入。由此亦可看出，明郑在体系上已然是一个成熟政治体了。

公元1662年2月17日，在战争中幸存的荷兰人带上被允许带走的私人财产，离开了台湾。在这场战争中，荷兰人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加上援军在内的2200余名士兵中，有半数再无机会回到荷兰了。不过，这并不代表荷兰与台湾的缘份至此终结。前面我们也提到过，荷兰东印度公司直到1668年才真正放弃在北台湾（淡水）的据点。之所以会有这个时间差，是因为荷兰人对于重新夺回台湾还抱有一定幻想。
    
虽然在战争期间的“荷清联盟”胎死腹中，不过清廷主动抛出的橄榄枝，还是让巴达维亚的荷兰东印度公司高层，看到了一丝希望。这个希望不仅仅是拿回台湾，更是从中央帝国的新主人那里，获得通商许可。事实上，数年前荷兰人曾经遣使试探过清廷的态度，希望能够获得通商许可。然而这个新王朝完全对西方式的贸易交流不感兴趣，只同意将对方纳入自己的朝贡体系。1793年，这一幕又在英国身上上演。大英帝国派出的“马戛尔尼使团”，同样没有能够打开中国的贸易之门。唯一的差别，在于高高在上的中国皇帝，从康熙换成了乾隆。

马戛尔尼使团访华

这次失败的接触，加深了荷兰人对他们眼中的鞑靼人朝廷的不信任感。只是既然这次是清廷主动示好，那么事情或有转机。此后荷兰人两次派出舰队前往福建沿海，试图以帮助清军进攻明郑为条件，来换取贸易权和台湾。然而清廷福建当局对是否要借助外部势力解决内政问题，充满着疑虑。如果荷兰人愿意以雇佣军的身份参与，那么事情要好处理的多。涉及到贸易开放和台湾主权这样的政治大事，这个责任是他们无法承担的。为此，荷兰人退而求其次的将合作目标具体到：荷军帮助清廷拿下被明郑控制的金、厦，之后清军再帮助荷兰人拿回台湾。

1663年-1664年期间，在荷兰人的协助下，清军夺取了金厦，明郑势力随之正式放弃大陆，退守台湾、澎湖。然而清军却并没有紧接着“帮助”荷兰人夺回台湾。实际上，在这个问题上，清朝方面是完全没有诚意的。原因在于，随着台湾开发的深入，即使没有明郑割据的政治因素，生活在台湾的大陆移民无可避免的会越来越多。随着数量的增长，中原王朝并不能容忍一个有自给能力，且与中央之国有千丝万缕的地缘关系板块独立。因为这样一片土地必将会在地缘政治层面，对中央之国造成影响。作为海盗基地，仅仅是这一影响的初级表现。讽刺的是，在为台湾引入大陆移民的问题上，荷兰人是起了积极作用的。

军事角度看，荷兰人的协助并没有起到决定性作用。换句话说，即使没有荷兰人示好，清军也势必能拿下金厦；反之，即使有荷兰人的协助，拿下台湾也不是一朝一夕能够做到的。在这一问题上，清朝方面有着清醒的认识。这使得荷兰人的协助，更多只是一种可有可无的锦上添花。事实上，在20世纪后半叶，台海重新陷入对峙状态之后，当时的情形与17世纪有很大的相似之处。区别在于，17世纪的中央政权，在做足战略准备后，最终得以用军事手段解决台湾问题；20世纪的中央政权，在面对有强力外援的台湾岛时，一时无法通过军事手段解决问题。在这种情况下，金门、马祖两处近岸岛屿，被刻意留给台湾割据政权，并通过“金门炮战”一类的手段，在客观上淡化台湾海峡的地理分隔作用。

战争本身也是一种交流手段，在没有正常交流渠道的情况下，对抗本身同样能起到淡化疏离感作用。一旦地理分割使得两个地缘政治板块，连对抗的机会都没有了的话，那么彼此之间剩下的就只有回忆了。当然，在大陆经济经济开放，台海两岸都成为全球贸易一环的情况下，已经不需要通过军事对抗这种非常规交流手段，来保持双方的接触频率了。如果有一天，台海战事再起的话，武装统一将是唯一的目的。

回到荷兰对台湾余情未了的问题上来。荷兰人并非没有意识到，清廷在合作问题上缺乏诚意。只不过出于对中国商品的渴望，即使对方只是在利用自己，这种示好也是一种必须付出的成本。在这一问题上，葡萄牙人费尽心力讨好明朝政权，并成功拿到澳门的案例，总是会让后来者抱有同样的期待。最终在一时看不到重返热兰遮城希望的情况下，荷兰人决定把注意力放在明郑势力暂时无暇顾及的北台湾身上。淡水的“红毛城”被正式修复（1664年），并成为荷兰人在台湾的新基地。

对荷兰人来说，这看起来是一个进可攻、退可守的做法。如果清朝方面有更进一步的行动，那么身处北台湾的荷兰人，将可以给予配合，并期待清朝在取得胜利后，能够让自己重新控制整个台湾（虽然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反之，如果清军暂时没有行动，或者攻取台湾后不能让荷兰人得偿所愿。那么北台湾的据点，也仍然能够有机会，让荷兰东印度公司，在东亚贸易中分一杯羹。

然而荷兰人最终并没有等到这一天，就象我们前面所说的那样，在荷兰东印度公司失去热兰遮城后的第6个年头（1668年），荷兰人主动放弃的淡水的据点。彻底退出台湾的荷兰人，此后也再没有真正思考过重返台湾的问题。请注意，与热兰遮城的战败投降不同的是，荷兰人是“主动”放弃淡水的。军事压力并不是荷兰人这样做的原因所在。尽管在荷兰人经营淡水的过程中，明郑的确尝试过军事驱逐。不过在需要直面清军强大压力的情况下，明郑并没有足够力量做到这点。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让荷兰人放弃最后希望的呢？我们下一节再接着解读。

地缘看世界

温骏轩专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