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航海时代 | 大清及西班牙人对台海变局的应对之策
文 | 温骏轩 辑 | 尘埃 兆斌 毛毛
能够让荷兰人彻底放弃台湾的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经济。作为一群商人所组建的共和国，荷兰较其它王政国家要更加注重经济核算。当然，这并不代表荷兰人就一定短视。商人们同样会为了长期利益，而承受暂时的损失。只是说，在成本计算上会更为的精明罢了。从经济层面来说，蔗糖价格的波动、生丝货源的不稳定，都还属于正常的商业风险。只要东亚贸易的量还在，荷兰人又有稳定的基地，东印度公司终归还是有机会的。这也是为什么，巴达维亚当局失去台湾之后，还试图和他们不信任的鞑靼朝廷合作，以期重返台湾。
然而清朝与明郑之间的博弈，并没有让荷兰人找到火中取栗的机会，反而让他们更加看不到希望。公元1655年，为了断绝明郑战略补给线，清廷颁布了著名的“禁海令”。这一法令被概括为“无许片帆入海”。作出这一决策的背景，在于明郑在东南海上拥有很大的优势。清廷并无能力，为从其港口驶出的商船提供护航。在这种情况下，在环中国海地区从事海上贸易的商船，势必会继续向明郑购买令旗以自保。既然没有办法，阻止对手从海上贸易中获利，那么海禁之策，就成了大陆思维下的必然选择。这一点，同当年明朝没有办法根治东南倭患，而选择一禁了之的做法，并没有区别。
清朝的禁海令，的确对明郑造成了很大影响。此后明郑的三次北伐（1657-1659年），与因此造成的经济压力不无关系。荷兰人同样是清朝禁海令的受害者，这使得他们从中国东南沿海获取生丝的可能性急剧下降。不过任何时候都是这样，法律是一回事，能不能够完全落实下去又是一回事。就像当年明朝用禁海令，没有能够遏制走私贸易，反而壮大了东南民间海上武装；美国在20世纪2、30年代的禁酒法案，让黑手党得以从私酒贸易中获得大量财富一样。在明郑海上力量依然强大，并且在大陆沿海拥有据点的情况下，单纯的禁海令并没有断绝，明郑从大陆及海上贸易中获得战略补给的可能性。这些战略补给，不仅包括从海洋贸易中的收益，更包括人员、粮草、情报等方面的获取。
公元1661年，也就是郑成功攻台的那一年，清廷颁布了更为严格的“迁海令”，并于次年开始实施。这一法令要求从山东半岛至广东的沿海居民，一律向内陆迁移30-50里，以在整个中国东部沿海划出一个军事管控下的“无人区”。在没有力量管控所有出海通道的情况下，让驻守于沿海的清朝军队，报告自己的辖区内是否有人烟居留，要比阻止沿海居民偷偷与明郑交往，技术上反而要简单得多。只不过这种战略层面的坚壁清野之策，对自身经济及地缘稳定的影响，也是巨大的。所谓“杀敌三千，自损八百”，如果不是中央之国本身有着巨大的纵深及经济基础，这种做法是没有可能性的。换句话说，如果清廷的实力不是占据绝对优势的话，这种釜底抽薪之策是实施不下去的。
清廷“迁海令”政策影响下的福建区域
“迁海令”对中国东部沿海，尤其是重点管控的东南沿海地区，造成了非常大的伤害，也因此发生了许多反抗事件。然而就象刚才所分析的那样，相比应对海上渗透，马上得天下的清廷，在陆地管制的问题上要得心应手的多。这一决策所引发的连锁反应，便是郑成功无论如何要拿下台湾，否则单就粮食补给一项，便可很快让他的军队迅速崩溃。要知道，在郑成功围攻热兰遮城的过程中，明郑大军尚能够从大陆沿海收集到部分粮食补给，而随着“迁海令”的实施，明郑就只能依靠台湾自体供血了。
郑氏势力范围
清廷通过海禁打压郑成功的做法，不仅促使后者一定要拿下台湾，战事的拉锯更让荷兰人看不到东亚贸易重回正常轨道的希望。更何况清朝方面从来没有正式许诺过，在战事结束之后将给予荷兰人以贸易特权，以及重返热兰遮城。在这种情况下，维持在北台湾的存在，便成了荷兰东印度公司的一个巨大经济负担，并促使荷兰人在退出热兰遮堡后的第6年（1668年），彻底放弃淡水的“安东尼堡”，也就是中国人眼中的“红毛城”。
没有永久的朋友，也没有永久的敌人。在决定不再押注清朝方面后，荷兰人与明郑之间仍然保持了贸易往来。不过，就明郑和台湾来说，荷兰人的存在已经不那么重要了。相比之下，与台海岛隔海峡相望的吕宋岛，反而在地缘政治上，更有可能引起郑成功的注意。对从事海上贸易的中国人，以及郑氏海上集团来说，西班牙人控制下的吕宋岛，并不是一片陌生的土地。仅在公元1603年发生于马尼拉的那场大屠杀中，就有2万余华人遇难。而在距离中国大陆距离更近的台湾岛，荷兰人所吸引的大陆移民也不过是这个数字。
在对待华人的态度上，西班牙帝国与荷兰东印度公司一样，充满着矛盾。一方面，他们知道想在环中国海地区开展贸易，包括殖民地的繁荣，都必须依靠华人；另一方面，却又对华人在人口、经济上的尾大不掉，以及他们背后强大的中央帝国充满着疑虑。一旦预感到华人势力将对自己身安全产生威胁，那么暴力解决方案便成为了选项。事实上，在东南亚地区，这一对待华人群体的矛盾心理一直延续至今。只能说，母国的强大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避免类似事件发生。
西班牙人在17世纪初的那场大屠杀，使得马尼拉的华人数量锐减到数百。随之而来的宽松政策，又使得17世纪30年代末，吕宋岛华人的数量再一次上升至17世纪初的水平。考虑到西班牙人在马尼拉的数量，不到这个数字的10%，风险的蓄积再一次到达一个临界点。公元1639年，马尼拉当局与华人社群之间的矛盾激化，镇压行动让当地华人的数量再一次锐减。如果说上一次事件发生之时，万里之外的明朝皇帝（万历）还能够发声谴责一下的话，大厦将倾的大明王朝就完全没有余力去关注这些化外之民了。
与菲律宾有密切贸易关系的郑氏海上集团，自然是了解这一切的，只是同样没有动力去解决这一问题。一直到郑成功拿下台湾，成为大明王朝的唯一合法代言人之后，才有机会将菲律宾纳入自己的政治视线中。基于菲律宾与台湾的地理关系，以台湾为基地的明郑需要认真考虑，如何重新定位与西班牙关系的问题。一种说法认为，郑成功有过远征马尼拉的计划。考虑到明郑当时所面临的严峻局势，这样做的可能性是极低的。不过郑成功在入主热兰遮城之后，的确对西班牙方面有过外交举动，并因此引发了一场新的骚乱。
1662年4月下旬，一名天主教传教士成为了郑成功的信使，奉命从台湾出发前往马拉尼。在信件中，郑成功首先谴责了西班牙人对华人包括郑氏商船有过的攻击行为。然而整封信件的重点并不在于此，而在于用荷兰人的失败威慑对方，以使菲律宾臣服于台湾，并以纳贡的形式为明郑提供支持。这种情形，实际与明郑以金厦为核心，经营中国东南沿海时，对荷兰人的要求如出一辙。如果不是考虑到在清廷的重压之下，在中国大陆的存在已经难以为继，已经表示顺从的荷兰人，可能现在还占据着台湾。这意味着，如果西班牙人也愿意这样做，而明郑又能把清军阻止在海峡西侧的话，那么西班牙统治下的菲律宾，其实并没有战争风险。
信使的到来，使得身处马尼拉的西班牙人陷入了恐慌之中。毕竟以台湾的地缘位置来说，无论是谁拿下，都将对菲律宾构成现实的威胁。当年日本人、荷兰人开始向台湾岛渗透时，西班牙人就曾经试图反制过。如果说那两次都还只是战略上的未雨绸缪，那么这次来自明郑的威胁，则要现实得多。一个让西班牙人忧心不已的问题是，此时吕宋岛上的华人数量，已经再次上升至了2-3万人，一旦明郑大军来袭，这些自己治下的华人，很有可能成为对手的内应。考虑到明郑攻台之役中，华人箪食壶浆以迎王师的举动，西班人的担心并非没有道理。
为了避免引发骚乱，西班牙人试图严密封锁郑成功信使来访的消息。然而纸是包不住火的，郑成功威慑西班牙人的消息，还是迅速在当地华人社群中传播。马尼拉当局对信件内容的保密，反而让紧张气氛进一步升级。在这种惶恐的气氛中，无论是华人、西班牙人，还是原住民都愿意选择相信，马尼拉将是郑成功的下一个攻击目标。事实上，即使没有正式的官方渠道了解信息，仅凭郑成功拿下台湾这一点，已足以引发马尼拉华人社团的舆论波动。在59年前的那次悲剧事件中，有关中国皇帝有可能远征马尼拉的假消息，就成为了事件的推手，而这一次明郑大军来袭的可能性，在客观上要远大于上一次。
并不是所有在菲律宾的华人，都会期盼郑成功的到来，毕竟战争将会对旧秩序造成巨大的破坏，并让一部分华人的利益受损。不过，即使是不愿意看到明郑大军来袭的华人，也同样难以取信于西班牙人。要知道，在二十多年前的那次惨案中，即使是部分皈依了天主教的马尼拉华人，也成西班牙人的清除对象。从技术上看，族群间的这种不信任感一旦上升到暴力解决层面，那么为了谋求自身的绝对安全，种族归属往往就成为了划分敌我阵营的标准。
公元1662年5月25日，笼罩在马尼拉城的恐慌，终于演变成了一场新的流血冲突。与其说这是一场有组织性的起义或者屠杀，倒不如说是害怕被预防性清洗的华人，与担忧华人成为明郑内应的西班牙人之间，不信任情绪的集体爆发。至于最初的流血事件是由谁引发的，反倒不是重点。在一场紧张的对峙当中，意外的擦枪走火都有可能引发极其严重的连锁反应。在镇压行动当中，一些被认为隶属明郑的商船被马尼拉当局所扣留。尽管这些商船持有者，很可能只是向明郑购买令旗以寻求保护的中国人，但在那种混乱的局面下，这种暧昧的身份被渲染为了明郑的军事行动。以至于在西班牙和荷兰人的官方文件中，都出现过郑成功派出舰队来袭的记录。
关于这场冲突所造成的损失并不是十分确定。不过流血的规模，应该并不会超过前面两起。这很大程度是因为马尼拉当局清楚的知道，郑成功此时并未发出真正的战争威胁，一旦预防性措施过激的话，反倒可能会加剧战争的风险。混乱之后的解决方案是，幸存的华人被获准带着财产乘船离开菲律宾。在当时双方的信任程度来就，这已然算是最完美的解决办法了。在调解的过程中，天主教社团和传教士发挥了重要的居间作用。与很多人的过往认知有所不同的是，自认为是上帝代言人的天主教传教士们，通常并不愿意主动成为哪一方的政治帮手（尽管客观上会有此作用）。在他们看来，信仰是唯一的身份识别标识，而暂时没有皈依天主教的多神论或者无神论者，则是最好的传教对象。有鉴于此，罗马教廷和它所派出的使者们，经常会主动在政治博弈中充当调解者。
相比那些没有强烈普世信仰的普通人，主观上没有政治企图的传教士们，客观也更值得信任。在明郑与荷兰、西班牙等国的外交活动中，那些承担外交任务的翻译、官员，常常会因为自身的属性和利益，作出不利于委托方的事情。比如大员水道及台湾军力的部署情况，就是由一位充当荷兰使者的，东印度公司中国藉官员提供给郑成功的；而在后续战争中，郑军用攻台之战中投诚的荷兰翻译员，向荷兰人示好（试图破坏荷清联盟）时，同样遭遇了背叛。相比之下，那些接受委托的传教士，往往更会忠于自己的使命。对于后者来说，他们所最期待的回报，就是能够在自己的努力之下，增加天主教徒的数量，尤其是拥有巨大政治影响力的上层人物。这些上层人物，并非不知道传教士们的这种想法，但并不会觉得这种想法，会对自身的安全造成影响，毕竟是否转信天主教，或者在自己的信仰中加入一个西方的上帝，主动权完全在自己。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在明、清两代的宫廷中，传教士们都曾经扮演过重要的角色。
最终，马尼拉方面严辞拒绝了郑成功的要求，并向后者发出了正式回信（1662年7月）。西班牙人之所以敢这样做，很有可能是因为已经知道郑成功病故，而他继承者正在稳定权力的消息。不过，这并没有从战略层面，消除掉明郑来袭的风险。一旦台湾失守的话，那么地理位置最为接近的吕宋岛，仍然有可能重新上演，当年荷兰人在台湾所面临的一幕。
事实上，在施琅攻台、明郑失守澎湖后，台湾内部的确有过此想法（1683年）。只是此时明郑所面临的形势，又与当年有很大不同。在郑成功攻台之时，明郑尚能在以金厦为核心的东南沿海占据军事优势，并据此从大陆沿海获得火炮、粮食、人员等物资的补给。然而澎湖海战的惨败，使得明郑已经无力稳固自己的后方。这意味着如果明郑一定要集合最后的力量，去攻取马尼拉的话，那么不仅台湾会马上落入施琅的手中，孤注一掷的明郑远征军也势必会陷入“清西联盟”的前后包夹之中。考虑到当年在拥有大后方，并且荷清联盟未能达成的情况下，准备充分郑成功都花了9个月的时间才攻下台湾，仓促成行且后有追兵的明郑，在菲律宾几乎没有成功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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