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航海时代 | 清政府治台之策与台湾民系

文 | 温骏轩            辑 | 尘埃  兆斌  毛毛

以华夏文明的原始属性来说，能够在大航海时代拿到台湾，已经是能力的极限了，尤其这座岛屿还曾经被荷兰殖民过。至于很多人所期盼的东南亚地区，则已超出了中央之国的地缘辐射范围。后来的历史也证明了这一点，即使来自中国的移民，能够在东南亚的局部地区占据人口优势，甚至生成一些准国家体，但在没有母国为之提供后盾的情况下，都成为了历史的过客。

正因为如此，郑和那次奇迹般的远洋冒险，并没有成为本文的一条主线；而郑成功与台湾的前世今生，却花费了我们大量的时间。尽管以中央之国走向海洋，及服务 “一带一路”战略的需要而言，前者会更具象征意义，但郑和的壮举客观上并没有对中央之国的地缘结构作出过根本改变。至于台湾，无论在历史还是现实层面，它的样本价值对于华夏文明和中央之国来说，都是独一无二的。我们即可以透过台湾，看到古老的华夏文明，最初是如何与西方文明交汇；又能够通过探究当中的地缘因素，预测今后两岸关系的走向。

“一带一路”示意图

如果说明郑和郑成功的贡献，在于从大的地缘框架中，将台湾纳入了“中央之国”的范畴，那么清朝和施琅的贡献，则在于将台湾从政治上融入了中央之国。在这个转变之中，并非没有意外的可能性。事实上，在郑成功病故之后，他的继任者已经意识到，反攻大陆在战略上的不可行。金门、厦门等大陆沿海据点的相继丧失，更加深了这一认知。因此，此后郑氏台湾现实追求的，并非是恢复明朝的在中央之国的政治地位，而是试图通过承认清朝的法统地位，换取台湾的实际独立地位。

这一诉求用四个字概括，就是依“朝鲜例”，即比照朝鲜与中国的关系定位台湾的政治属性。如果清朝能够同意当时的台湾，能够象朝鲜那样保留自己的独立运营权，包括不剃发改制，那么明朝的神主牌位，将会很快被抛弃。问题在于，台湾的情况又与朝鲜有所不同，在台湾已经在“人”的属性上成为华夏的一部分，且在地缘政治上能够对中央之国构成影响的情况下，这种共存方式并不会被接受。由古及今，在海峡两岸重新陷入分裂状态的今天，300多年前的政治博弈仍然有借鉴作用。假如有一天，台湾迫于现实放弃了独立的想法（就象郑成功死后的明郑那样），那么追求一个“联邦主体”的身份，将是其下一步的诉求（就象当年的“从朝鲜例”诉求）。只是这个诉求，同样不会被接受。

前面已经分析过，与300年前的情况相比，台海地缘政治走向的唯一变化，在于这座岛屿成为了全球地级政治博弈的一颗棋子，这使之能够从外部获得强力支撑，而不是象当年的明郑那样独立无援。由此带来的后果，则是台湾问题的解决，并不单单取决于大陆在实力上，取得对台湾的压倒性优势，同时还取决于当下中国，在整个全球地缘政治格局中的身位变化。换句话说，只有中国在全球范围内的政治话语权，上升到可以和最强者抗衡的地步，台湾才有可能摆脱这股离心力，回归它应有的定位。

回到地缘基本面问题上来。无论是当年清廷拒绝台湾依“朝鲜例”的要求，还是今天大陆坚定不移的“一个中国”诉求，根本原因都在于台湾的地缘属性，与朝鲜、越南这些与中央之国历史纠葛更多的区域有所不同。虽然历史上，中央之国曾经多次尝试，将这两片与大陆紧密相连，且在经济层面适合华夏文明生长的土地，纳入自己的政治范畴，不过这两个东亚突出部顽强生成的本土属性，最终使得中央之国彻底放弃了这一努力。由此可见，地缘属性的远近亲疏，并不单单受地理距离影响，更多由“人”来决定的。

以台湾华夏属性的形成来说，荷兰为开发台湾而主动引入的大陆移民，为台湾今日的地缘文化属性奠定了基础。当然，即使没有荷兰人的顺势引入，同一时间的东南沿海之民，也已在民间海上武装集团的助力下，开启了规模性的移民行动。明郑在控制台湾之后带入的数万军民，使台湾迎来一第二拔移民潮。不出意外的话，清朝在统一台湾之后，台湾的人口密度将稳步提升至，与中国东南地区相当的程度。

然而意外并非不会出现。在郑氏子孙无可奈何的选择“剃发-登岸”后，封闭保守的大陆思维，一度在帝国中心的廷议中占据上风。这一意见的核心，是将台湾之民悉数迁回原藉地，以降低管理成本。在中央之国的历史扩张中，这种做法并不鲜见。比如明朝在河西走廊的统治极点，并非一直都是大家熟悉的万里长城第一关—— “嘉峪关”。在明朝初年，明朝在河西走廊的统治范围，仍然包括嘉峪关西部的的 “敦煌”地区。只是在16世纪初，当明朝无力在西域渗透影响力，尤其来自哈密地区的压力倍增后，酒泉之西的嘉峪关便重新定位为了帝国的西部极点。

宣德八年（1433年）

万历十年（1582年）

明朝之所以作出这样的战略决定，是因为敦煌地区所依附的疏勒河，与河西走廊其它河流在地理属性上有所不同。向西注入罗布泊的流向，使得疏勒河及敦煌地区，在地理和地缘政治属性上，被应该被定位为塔里木盆地的东大门，或者说新疆与河西走廊的连接部。当明朝不准备象汉、唐那样，通过深入西域来维护自己的北方安全后，再固守敦煌这个突出部，在成本上就变得不合算了。随着嘉峪关防线地位的确立，敦煌地区原有的汉族居民被迁入嘉峪关以东。虽然这并不代表，明朝在嘉峪关以西的河西走廊，就不会谋求军事存在了。不过此后再承担这一职责的，就是那些内附的游牧部落了。

在是否要经营台湾的问题上，这个身处海洋的突出部，面临和当年敦煌一样的命运。从王朝属性上来看，马上得天下的清王朝，似乎更有理由放弃这片化外之地。不过，这种情况最终并未出现。一个至关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在统一台湾的过程中，发挥直接作用是以施琅为代表的，与明郑地缘背景一致的力量。换句话说，清王朝并非依靠自己的传统优势解决台湾问题，而是因为利用了东南海上力量及思维。这种情况下，虽然王朝的原始属性更偏向于大陆思维，但就台湾问题来说，来自中国东南沿海的建议会更值得重视。

最终，出于台湾重新被东南民间海上力量控制，进而成为反清基地的担忧，清王朝并没有弃守台湾。基于南台湾的地缘地位，清王朝最初在台湾设立的“一府三县”，都位于嘉南平原，包括：台南的“台湾县”、高雄的“凤山县”，以及嘉义的“诸罗县”。三县之上设置有“台湾府”，行政上则隶属于福建省。基于此时的中央之国，正因为政治稳定及美洲高产作物的普及，开始进入人口大爆炸时期。可以预见台湾的开发及人口导入势必会迎来一个高峰期。不过，这一高峰的到来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快，而是被政策性的延缓了。

福建省  清雍正五年（公元1727年）

台湾局部地区  清雍正五年（公元1727年）

对于清王朝来说，台湾问题的复杂性在于：如果放弃的话，势必很快成为东南沿海之民外迁的主要目地的，并成为海盗甚至割据政权的基地，就象之前它一直承担的地缘政治角色那样。即使决定将之纳入行政管理，在缺乏海外管理经验的情况下，清王朝仍然担心台湾形成强大的自给能力之后，会重新成为不稳定因素。在这一患得患失心理主导下，清王朝最初在台湾实行的政策，客观类似于军管。不仅要求原有移民中，未有家室者及经济较差者返回原籍，更禁止民间偷渡入台。同时，因军事、屯垦需要被官方允许入台者，亦被禁止携带家属，以避免台湾人口存量出现不可控式的增长。

从大历史和实际操作层面来说，这种封闭政策很难持久，在人口压力之下，民间私渡台湾的现象一直未能断绝。就象清王朝曾经长期封禁被自己视为战略退路的东北地区，但进入19世纪后，人口大爆炸的压力，还是让东北地区成为了中国北方最重要的移民目的地，并迫使清王朝在法律层面废止之前的禁令。不过禁令仍然对台湾的地缘结构造成了深远影响，其中影响最大的就是平埔族的消融。由于对入台人口性别上的控制，即使私渡台湾谋生者，绝大多数亦为男性。这使得台湾在清王朝统治的最初100年间，男、女人口比例严重失调。迫于现实，与大陆移民在生产、生活习惯上相近，遂成为了大陆男性移民的重要通婚对象。在这场竞争中，经济上相对更为弱势的平浦族男性并没有优势（18世纪初，台湾的娶妻成本上升至白银100两），随之而来的后果，便是部落规模缩减直至消失。以至于今天我们可以用“高山族”这个名称，来对台湾原住民群体进行覆盖。  

台湾各时期人口数量

上述现象，在1949年后，台湾因为再次割据而徒增上百万青壮年男子时，也同样出现过。比如今天我们熟知的很多台湾演艺明星，比如张雨生、徐若瑄、罗志祥等，都拥有1/2的原住民血统。随之而来的，则是原住民比例的进一步降低（今约占台湾总人口的2%）。当然，原住民群体的消融，并不代表台湾内部就不再有族群差异问题。今天台湾社会以45年为时间点，划分本省人、外省人，只是最近的一个案例罢了（今外省人比例约为13%）。鲜为人知的是，在300多年前清王朝统治台湾初期，关于移民来源地的选择问题，曾经上升到政治高度。

台湾原住民族分布图

从与澎湖和南台湾的相对位置来看，闽南及粤东地区在开发台湾的竞争中，具备几乎同级的优势。在最初的东南民间海上武装集团竞争中，以及对台湾的最初利用上，亦可同时看到这两个板块的存在。即使源出闽南的郑氏海上集团，最终在这场竞争中胜出，但在郑成功的军队中，仍有20%-30%来自于广东潮汕、惠州两地。然而在清朝控制台湾之后，并有有限开放移民政策后，潮惠地区曾经被有意识的排除在外。

之所以会有这种情况发生，在于从郑芝龙时代起，闽南籍大陆移民就已经在移民台湾问题上，占据了优势。这一优势，随着明郑的割据行为得到进一步加强。施琅等帮助平台的清军将领，大多数亦原籍闽南。在明郑治理台湾时期，地域差异所产生的矛盾与竞争已经出现，不过在“反清复明”的大旗之下，这种地域差异所产生的矛盾很大程度会被掩盖，而当这面大旗不再，矛盾便容易被凸显出来了。

既然清王朝已经决定，不再以坚壁清野的做法将台湾变成无人区，那么稳定台湾内部地缘结构，就成为了必须考虑的问题。在这一需要下，台湾形成可以分庭抗礼的两大阵营，并不符合统治的需要。更为重要的一点，是在明末清初的招安浪潮中，来自闽南的民间海上力量，更多成为了受益者。而为了与之对抗，潮惠海上武装则保留了更多的海盗成份。由此也对当时统治者造成了一个印象，那就是闽南力量更容易成为王朝稳定东南海疆的基石。

及至康熙末年，针对潮、惠两地的移民禁令被取消，来自潮惠两地的移民数量开始大幅上升。不过作为广东三大民系之一的“潮汕民系”，最终却并没有在台湾拥有一席之地。这是因为，潮汕之民本身便是源出于闽南。潮汕方言，亦属于闽南语的组成部分。随着时间的推导，这种相近性，使得两地移民最终融为一体，并占据了今天台湾人口的70%。反倒是来自惠州的客家人（与广东府、潮汕并称广东三大民系），因其独特的方言，以及更为强烈的自我保护意识，成为了台湾民系组成部分（今台湾客家人比例约为15%）

台湾四大民系：原住民、闽南人（包括潮汕人）、客家人、外省人的形成史，揭示了一个道理，那就是族群与族群之间，即可以因为差异而产生竞争，又可能因为彼此间的共同点而趋向融合。至于说到底是突出差异还是求同存异，则要看当时的地缘政治环境。一如今天的台独主义者，会更愿意突出他们的特异性。只不过，一旦政治上的统一成为现实，建立统一的国族认同感，在技术上并没有障碍。

好了，大航海时代的台湾问题到这里就结束了。对于古老而又封闭的中央之国来说，台湾是为数不多，能够与这个波澜壮阔时代交融的点。然而放眼全球，台湾的得失在当时却又显得那么的微不足道。以至于荷兰人丢失“福尔摩萨”的消息传至欧洲，甚至都没有能够成为话题。如果让欧洲人选择，那片位于大西洋与太平洋之间的新大陆，会更值得关注。结下来，我们也将随着西、葡、英、法等国的风帆，将目光重新投向这片未知世界，去解开大航海时代最后的地缘谜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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