秘鲁、土豆，以及安第斯文明
文 | 温骏轩 辑 | 尘埃 安妮 毛毛
从“新西班牙”这个标签的使用，我们也可以看出，阿兹特克和玛雅文明曾经主导的中美洲地区，在西班牙海外帝国中的重要性。事实上，除了在哥伦布发现美洲之前，西班牙在所征服的海外领土以外（如非洲西北海岸的“加那利群岛”，在摩洛哥西南方的大西洋上），所有在1493年之后被西班牙人“发现”的土地，都曾经为 “新西班牙”的概念所覆盖。
（1581-1898年，西班牙疆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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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使得“新西班牙”的概念，最初不仅包含西班牙人在美洲所有的殖民地（包括未征服地区），甚至还包括远在亚洲的菲律宾。
作为西班牙地理大发现成果的统称，“新西班牙”这种宽泛的定位并没有持续太久。最终新西班牙的概念，被压缩至了现在的墨西哥、地峡国家（位于墨西哥以南、哥伦比亚以北的美洲中部狭长地带，巴拿马除外。东临大西洋的加勒比海，西濒太平洋，连接北美大陆和南美大陆。），以及西属加勒比海岛屿。这一变化，与西班牙海外殖民地的持续扩张有关。
（新西班牙总督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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抛开菲律宾这种，与墨西哥隔在太平洋的亚洲岛屿不说，身处墨西哥城的总督即使是想对南美洲地区发号施令，在地缘政治上也几乎没有可能性。事实上，在前面我们已经分析过了，墨西哥城的行政控制力，在地峡地区就已经明显走弱，以至于在拉美独立之后，这一地区并没有被继承“新西班牙”政治遗产的墨西哥继承下来，而是分裂成为了6个独立国家（至于地理上更加独立的加勒比岛屿，就更没有可能了）。
南美洲地区真正脱离“新西班牙总督区”，而成为与之平级殖民地的时间点，是在1542年。在这一年，征服了印加帝国并初步建立统治的西班牙人，以今天的秘鲁首都“利马”为政治中心，建置了统辖西属南美地区（包括巴拿马）的“秘鲁总督区”。如果说“新西班牙”的基石，是建立在阿兹特克文明的废墟之上，那么这个覆盖范围远比现在的“秘鲁共和国”大得多的“秘鲁”，则是踩在印加文明头上建立的了。
（秘鲁总督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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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人没有用“印加”一词，来为他们在南美的新殖民地命名是可以理解的，就像他们在中美洲，会极力让原住民们忘记阿兹特克和玛雅文明曾经的辉煌一样。至于为什么采用了 “秘鲁”之名，一直以来众说纷纭。
最常见的揣度，是“秘鲁”一词源自于当地印第安语，意为“玉米之乡”；另一种说法，则是源自于当地一条河流之名。在我们探究过美洲诸板块原住民主粮结构后，前一种说法显然是很难让人信服的。因为如果西班牙人或者古印加人，一定要选择一种农作物来做地区代言人，他们应该会选择“土豆”。
小麦、大米、玉米被并称为“世界三大主粮”，如果在这三大粮食作物之外，再寻找第四主粮的话，那么上榜的一定是又被称为“马铃薯”的土豆。一个悲惨的案例，可以为土豆的江湖地位提供佐证。历史上，土豆曾经是爱尔兰人的主要食物来源。
1845年-1850年，因土豆严重欠收而导致的“爱尔兰大饥荒”，又被称为“马铃薯饥荒”。受这场灾难影响，当时总人口约400万的爱尔兰，损失了一半人口。其中四分之一被饥饿夺取了生命；另有四分之一则移民美国，这使得今天爱尔兰裔美国人，成为了美国白人中的第二大族群（占比11.9%），仅次于德裔（16.5%）。即使在今天的中国，一些极度贫困的山区，仍然有将土豆作为主粮的情况发生。
（爱尔兰大饥荒的饥民。1947年，《伦敦新闻画报》（The Illustrated London News）James Mahony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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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对于大部分中国人来说，土豆似乎更多是以蔬菜的面目出现在餐桌上。随着2016年，中国提出将50%的土豆产量转化为主粮的战略构想，相信土豆在普通中国人脑海中的定位，亦会逐渐有些改变。对于一个国家来说，主粮地位是至关重要的。成为主粮之后，土豆种植势必会享受更多的政策倾斜，并因此而扩大播种面积。扩大种群数量，是所有生物的天然选择，要是站在土豆的角度来看，这一变化可以算得上是一个利好的消息了。
说起来，象土豆这种可以跨界的作物并非孤立。另一个我们非常熟悉的，源自美洲的作物——蕃茄也是如此。你既可以将这个酸酸甜甜、长得像柿子的“西红柿”跟鸡蛋配在一起做成一道菜；也可以像吃柿子一样，在非用餐时间直接食用。有趣的是，一如土豆到底是被定位成蔬菜还是粮食，今天会遇到来自政治的干扰，蕃茄在历史上也曾经碰到过类似问题。背景则是19世纪末期的美国。
19世纪的美国，远不及后来我们看到的那样开放。为了避免新生的美国，被来自欧洲的产品所淹没，美国在1816年通过了第一部保护性的关税法。这种保护性倾向，一直延续到二战前的19世纪30年代，关税法亦在期间多次修订过，以使商品保护名录适应美国国内经济的变化。
至于后面的情况，大家也都看到了。二战后攀上人生巅峰的美国，变得越来越开放，并且热衷于将自己定位为全球“自由贸易”理念的推广者。直到一个来自古老东方的挑战者，从自由贸易中的获益开始超过美国后，贸易保护主义的想法，方开始在美国重新抬头。
在美国延绵100多年的贸易保护战略的实施过程中，蕃茄两面属性曾经使之成为过一个争议点。为了保护国内蔬菜种植业，美国曾经1883年将进口蔬菜的税率调高。然而利益受损的番茄进口商们，却很快找到了抗辩的理由。
商人们认定，蕃茄的植物学以及食用属性，使之完全有理由被定位为“水果”，并以此为理由起诉相关海关人员。如果这一认定获得司法认可的话，那么在美国消费量巨大的蕃茄，将能够被避免征收巨额进口关税（虽然美国本土的番茄种植者肯定会不开心）。只不过，最终在花费了数年时间后，美国最高法院在1893年还是认定蕃茄是一种蔬菜而不是水果。
抛开原、被告双方在法庭上所陈列的种种技术证据不说，以及哪种认知更符合大众的常识不说，一个不容忽视的大背景是，在贸易保护主义的大背景下，蕃茄被定性为一种蔬菜，在当时会更能显示为政治正确。
事实上，人类文明发展到今天，一个物种是否合法、安全的认定，早已不是一个简单的生物问题。这些年来在中国网络上被热炒的“转基因”问题，便是最典型的例证。一个客观存在的事实是，如果中国能够在转基因研究上占据领先地位的话，那么在转基因辩论中流行的“不可知论”，相信就不会那么容易影响舆论甚至决策了。换句话说，如果有一天中国不再认定，自己的农业有被国外转基因技术左右的风险时，那么我们将能够看到更多从科学角度入手的正向舆论引导。
上述案例的陈列，更多是告诉我们，在这个混沌世界里，个体的命运很多时候并不是由自己本身的质素决定的。将视角放在各种背景因素上的“地缘视角”，也许是拔开表层迷雾的钥匙之一。对于当年种植土豆的南美原住民来说，他们绝对想不到自己为了生存而培育出的那些农作物，会对这个世界造成如此大的影响。很自然，正处在扩张高峰的印加文明，更想不到自己强大的帝国在外来入侵者面前，是如此的不堪一击。
（印加人被西班牙殖民者处以火刑。1615年，Guaman Poma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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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必须注意的问题是，尽管我们可以从主粮角度，将印加文明称之为“土豆文明”，但将土豆认定为印加文明的驯化，包括将印加文明等同于南美文明却是有失偏颇的。从政治角度看，不管你将“印加”标注为一个文明还是一个国家，它的起源点都不会早于公元11世纪。也就是说，至公元16世纪西班牙人征服“印加”止，这个地缘政治概念前后只存在了500余年。以这个时间跨度来说，印加人不可能是土豆的最初培育者，亦很难成为南美的初始文明。
考古发现已经证明了，在印加人出现在地缘舞台之前，在秘鲁地区曾经出现过一系列文化/文明中心。其中最为知名当属分布于秘鲁西北部拉利伯塔德省一带，存续于公元1-8世纪的“莫切文明”（因为一位莫切国王——“西潘王”的墓室被发现，并出土了大量珍贵文物）；以及同处秘鲁西北海岸，存续期远至公元前30世纪-公元前18世纪的“小北文化”（又译“北科奇文化”，是目前南美发现的最早文化遗址）。
然而不管是“小北文化”还是“莫切文明”，都很难说最终催化了印加文明。因为它们所表现出来的很多特征，与印加文明有着明显的区别。比如莫切文明的金字塔、活人献祭，反而更容易让人联想起中美洲文明。
这种文明上的差异性，源起于地理环境上的巨大落差。与印加文明所处的清凉山地不同，在副热带高压的作用下，整个秘鲁沿海及智利北部地区，都为被热带沙漠气候所覆盖（其核心沙漠区被称之为“阿塔卡马沙漠”，位于安第斯山脉和南太平洋岸之间南北绵延约600英里，总面积约为70,000平方英里）。
（南美洲降水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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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秘鲁沿海的考古发现，以及旧大陆那些存续于沙漠地带的古老绿洲文明，足以向我们证明有高山之水灌溉的沙漠地带，其实是很有机会成为农业及文明催化地的，但对于秘鲁沿海的这条狭长干旱地带来说，两个问题限制了其成为文明的沃土：一是它的东西纵深实在太小，以至于没有足够大流量的河流来保证绿洲的体量及持续性。相比之下，类似尼罗河、幼发拉底河、底格里斯河这样的大河，就有足够的流量，来确保它们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中的地位了。
另一个问题在于，在封闭的“前哥伦布时期”，秘鲁的沿海平原并没有机会，凭借海陆连接点的优势，获得额外的贸易优势发展自身文明（身处沿海沙漠的利马，是在西班牙人建立“秘鲁总督区”后，才成为地缘政治中心的）。这使得在西班牙人登陆南美大陆时，身处高地区印加文明，成为了南美文明的唯一代表，而身处安第斯以西的那条曾经诞生过独特文明的低地带，则没有像中美洲那样，并存一条如“玛雅文明”那般的低地文明。
总得来说，不管是代表安第斯山区的印加文明，还是那些在秘鲁沿海沙漠被发现的文明/文化遗址，都与安第斯山脉有着密切的地理关系，因此将南美洲文明概括为“安第斯文明”还是比较准确的。当然，就像我们刚才分析的那样，如果说中美洲文明内部，还能被细分为阿兹特克、玛雅两个高/低地文明类型，那么“安第斯文明”的代言人，其实就只是印加文明了。下一节，我们就将随着印加人和西班牙人的征程，去解读一下这条世界最长山脉的地缘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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