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建”巴西 — 葡萄牙的海外再造

文 | 温骏轩    辑 | 尘埃    音 | 安妮 

系列：大航海时代

公元1532年，葡萄牙人在巴西圣保罗州的海岸建立了第一个殖民点。虽然距离发现巴西的时间已经过去了32年，但这当中的时间并没有被浪费。在巡航巴西海域的过程中，葡萄牙人已经对自己将要经营的这段海岸线相当了解。

这从第一个殖民点——“圣维森特岛”的选择上就可以看出。教皇子午线的存在，决定了巴西可以“合法”的登陆巴西，不过参看普遍被各方引用的1494年教皇子午线（实际是西班牙方面在1495年划出），会发现葡萄牙精挑细选的这个登陆点，竟然是在教皇子午线的西侧。

实际上，在分割地球的《托德西拉斯条约》签订之后，关于教皇子午线的具体位置曾长期存在着争议。这一方面是由于条约的约定过于模糊造成的。比如到底将计算的起点，放在佛得角群岛西部还是中部，就存在很大的争议；另一方面，由于对这个星球的表面状况还不够了解，计算方面的误差再所难免。因此在教皇子午线诞生后的50年间，基于不同的技术标准和立场，曾经出现过很多版本的教皇子午线。

（教皇子午线与巴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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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在葡萄牙决定殖民巴西时影响最大的，应该是西葡两国专家在1524年初步认定的西经46度36分线。当你把在地图上拉出这条经线之后，就会发现它与巴西东南岸线的交汇点，就是“圣维森特岛”。

在西班牙人已经开始探索拉普拉塔平原，并且巴西东南沿海地带更具经营潜力的背景下，将“圣维森特岛”作为殖民巴西的首要目标，无疑具有非常强的地缘政治意义。

值得玩味的是，即使在教皇子午线早已不再具有约束力的今天，这座三面被大陆包围的近岸小岛，仍然在地缘舞台上发挥着重要作用。位于岛屿东部的桑托斯港，当下是整个拉美地区最大的港口。这点再次证明了，葡萄牙人一开始就选择了地缘条件最好的区域，作为整个巴西的起点。

（圣保罗—里约热内卢示意图）

手机横屏观看“圣维森特岛”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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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维森特岛和桑托斯港的存在，与背后的巴西第一大城市“圣保罗市”有着直接的关系。这种情况看起来有些奇怪，虽然拥有上千万人口的圣保罗市，在地图上看起来离海岸很近，但其实却并不沿海。

换句话说，桑托斯港在功能就是圣保罗的港口。二者的地理关系，看起来颇有点像天津与北京的关系。问题是，北京的地缘位置是东亚大陆数千年来大陆思维的体现，在华北平原的主压力源来自北方的时代，直面燕山-太行山脉交汇缺口的北京，必须倾注更多的资源（并由此成为地区中心）。而在海洋时代来临之时，这个距离海洋仅150公里的中国政治中心，在对应的海岸线上定位一个地缘政治副手，算是一种补救措施。

然而在大航海时代，海岸线和海港从一开始就是经营的重心，葡萄牙和巴西未能直接将桑托斯港或其周边沿海地区打造成地区中心，内陆属性（尽管离海洋是如此的之近）圣保罗却获得了更大的发展机会，是一件很奇怪的事。

选择站在国际空间站的高度俯视地球，有助于我们更加清楚的了解巴西高原的地理结构，并找出问题的答案。这时你会发现圣保罗市与桑托斯港的地缘关系，其实是整个巴西高原地理结构的一个缩影。

在海洋时代，一片大陆最好的结构应该是向海洋方向缓缓倾斜。这样的话，纵横交错的河网将成为海洋与大陆腹地的天然联络纽带。巴西高原的情况却正好相反，海岸山脉固然为其东南沿海地区带来了充沛而又稳定的降水，以及能出产巴西红木的“大西洋沿岸森林”，但也使得高原腹地没有办法通过河流，与沿海港口联接起来。

作为巴西高原上的主分水岭，均高1000-2000米巴西海岸山脉成为了一道天然屏障。分水岭以西的高原腹地，大部为亚马逊河及拉普拉塔水系的集水区。

唯一的例外，是沿“埃斯皮尼亚苏山脉”西麓向北延伸，然后在主脉尽头向东转折，注入巴西东南海域的“圣佛朗西斯科河”（山脉北延部分则一直延伸到布朗库角）。这条河流在规模上虽然位列南美第四，仅次于亚马逊河、拉普拉塔-巴拉那河，以及奥里诺科河，但相对巴西高原500多万平方公里的面积，其60多万平方公里的流域面积所占比例还是偏低，并不足以帮助高原腹地，与沿海港口形成紧密的地缘关系。另一个问题在于，圣佛朗西斯科河在河口地区，并没有形成大规模冲积平原，限制了其自身发展以及辐射力。

优良的海港如果不能将影响力通过河流深入大陆腹地的话，那么它的潜力将受到很大制约，尤其是这种切割往往是因为山地分割而造成的。这也是为什么，位于长江口的上海、位于珠江口的广州，能够在海洋时代成为一线城市；覆盖华北平原北部的海河水系从天津出海，亦为这座城市成为“直辖市”加分，而青岛、大连、连云港这类依山傍海的纯海港城市，却总是差一口气的原因。

圣弗朗西斯科河流域见上图

巴西高原在地理结构上的尴尬之处，在圣保罗这个点上表现得尤为有代表性。分割铁特河与“圣维森特岛”狭长山地，算是巴西海岸山脉位置最近接近海洋的分水岭。滋养圣保罗的母亲河叫作“铁特河”，虽然铁特河的源头距离“圣维森特岛”所处的海湾，仅有不到10公里，但铁特河却是巴拉那水系的上游河流。

理论上圣保罗市的人和商品可以沿铁特河-巴拉那河顺水飘流，然后从拉普拉塔河口的布宜诺斯艾利斯出海。不过实际操作中是没有人会这么做的，因为这条横穿巴拉那高原、拉普拉塔平原的河海通道，里程超过3000公里，更不用说河流的上游通航条件并不理想。

铁特河流域见上图

铁特河的流向，同样影响了圣维森特岛的发展空间。鉴于这座优良海港，本身容量和辐射力有限，能够辐射内陆的圣保罗成为了地区中心（1554年建市）。尽管从水系角度说，圣保罗市与海洋的关系真可谓是“咫尺天涯”，但水运只是一种最经济的，而不是唯一的的运输手段。

无论是对于16世纪的葡萄牙，还是今天的巴西来说，依赖铁特河与圣维森特岛之间的陆地通道交流，成本都是可以接受的。然而在更为深远的内陆地区，克服这一结构性短板所需花费的成本，将会越来越大。

在1864年至1870年的“巴拉圭战争”中，巴西之所以选择与阿根廷结盟压制巴拉圭，而不是扶植巴拉圭以削弱地区最大竞争对手阿根廷（这种选择看起来更符合巴西的利益），很大程度就是因为巴西的部分领土需要借道巴拉那河出海。

即使巴西选择支持巴拉圭，并助其完成吞并乌拉圭的目标，在阿根廷控制巴拉河下游的情况下，巴西同样不能打通巴拉那河的河海通道。在这种情况下，选择削弱巴拉圭，与阿根廷共同维护拉普拉塔水系的航行自由，会更符合巴西的需要。

对比巴西海岸难以向内陆辐射的窘境，拉普拉塔平原的地理结构要完美的多。不仅地势平坦更利于开发，可以透过拉普拉塔水系，将整个区域结成更紧密的地缘关系。

拉普拉塔地区地缘结构图

不过最终体现在地缘政治层面，却是西班牙治下的“拉普拉塔总督府”分裂为了阿根廷、巴拉圭、乌拉圭三国，而内部结构看起来更容易分裂的葡属美洲，却整体成了一个巨无霸体量的巴西。

所以“地缘”之所以为“地缘”而不是研究单纯的自然地理，在于要考虑到人的因素，尤其是人类群体在社会性层面的表现。拥有一片“风水宝地”所带来的仅仅是潜力和空间，如果没有其它方面的因素共同作用，那么这个潜力被挖掘出来的时间，可能会遥遥无期。

曾经有人问我，能不能用一个大家熟悉的案例，来简单解读下“地缘”和“地理”的区别。“天时，地利，人和”，这三个出自《孟子》的概念倒很是适合。如果你认定“地缘”只是“地理”，那么研究的对象就只会是“地利”（并由此引出“地理决定论”的错误认知）。

而如果你真的理解了这里所说的“地缘”概念，就会发现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得到汉朝政治遗产的“天时”；孙权虎据江东，坐拥长江之险的“地利”；刘备以宗亲之名，聚汉家遗民之意的“人和”，其实都是地缘的一部分。（需要再次说明的是，虽然地理学家们试图将地理的概念扩张到人文层面，包括设立“人文地理”的分类，但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提及地理仍然是单纯认定为“自然地理”）。

在大航海时代结束之后，地缘视角将为大家呈现一个即熟悉而又陌生的“三国”时代。现在，还是让我们继续把视角投向大航海时代和巴西。作为大航海时代的先行者，葡萄牙与西班牙在海外扩张的道路上有颇多相似之处，双方相同的伊比利亚背景，更让人容易忽视他们之间的区别。

拉丁美洲这个包含前“西属美洲”和“葡属美洲”在内的地缘概念，便是基于二者之间的趋同性诞生的。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同样在欧洲相爱相杀的英、法两国。无论是英国人还是法国人，都不会愿意与对方被归为一类。

没有两片树叶是完全相同的，西班牙和葡萄牙也是一样。西葡两国在伊比利亚半岛及欧洲的身位，决定了葡萄牙相对西班牙要更为重视对海外殖民地的掌控，包括更先将视线投向大洋深处。当你从地图上，看到葡萄牙被挤压在欧洲边缘，并且只有西班牙一个强邻时，相信就应该很理解葡萄牙人的危机感了。

可以肯定的是，如果没有与葡萄牙本土地缘关系紧密的海外殖民地，葡萄牙应该已经和加泰罗尼亚一样，成为西班牙的一部分。事实上，在1580年-1640年的60年间，葡萄牙的确一度被并入西班牙，与后者组成了由西班牙主导的“共主联邦”。而能够脱离西班牙再次独立，葡萄牙海外殖民地的存在功不可没。

基于根植于国家基因中的这种危机感，葡萄牙对于海外殖民地的经营程度要高于西班牙。简单点说，更注重将海外殖民地打造成“葡萄牙”的一部分，而不仅仅是一个资源提供地。

这种心态上的细微差别，在英、法两国身上同样有所体现。究其根源，在于西班牙和法国两国，因其在欧洲大陆及地中海的地理位置的优势，更热衷于参与大陆争霸，从主观上倾向于将海外殖民地，视为单纯的资源供给地。

在经营新大陆的问题上，西葡两国态度上的差距，从一开始就有所体现。回顾哥伦布及后来那些冒险家，对墨西哥、秘鲁等地的征服我们会发现，西班牙王室的做法本质是一种外包形式。

王室支持殖民扩张活动，但大多数时候并不提供资金，冒险家们需要自行为行动筹集资金。当然，投资与收益本身也是成正比的。每当征服一片土地后，投资者可以自行决定对土地的分配。

虽然出于征收赋税的需要，在完成最初的征服之后，西班牙王室会逐渐将殖民地的管理纳入正轨，包括委派新的总督取代那些征服者。但对于征服初期的那种杂乱的土地归属状态，基本只能采取追认的态度。

尤其在那些看起来经济价值不那么大的边缘地区（如中美洲地峡地区），王室及其代理人（总督）的影响力要更为薄弱。这种先天不足，造就了西属美洲内部各自为政的地缘政治传统。可以这样说，虽然地理上看，西属美洲几乎没有可能整合成一个国家，但如果西班牙当时不那么热衷于欧洲事务，而是对西属美洲的内部整合工作倾注更多的注意力，那么现在拉丁美洲的国家数量，应该最起码会少上一半。

反观葡萄牙，在海外殖民地的经营上则要用心的多。这甚至导致葡萄牙，成为了最后一个放弃旧“殖民帝国”身份的国家（其它西方国家在二战之后，对海外殖民地的独立都持开放态度）。

在决定海外扩张之时，葡萄牙王室并没有简单的把殖民权，外包给那些普遍出身不高，试图到海外改变命运的冒险家。而是由王室出面组织、投资各项探险活动。从恩里克王子、迪亚士、达伽马等人的显赫贵族出身，亦可以看出这点。

在西班牙决定投资哥伦布的探险活动之前，这位美洲发现者曾经尝试过与葡萄牙合作。除了认定投资东方航线会更有价值以外，哥伦布的身份及在殖民权上过高的要求，亦是葡萄牙态度冷淡的原因之一。

巴西的发现同样始于一次纯粹的官方行动。在决定殖民巴西之后，王室将巴西东南沿海地带划分为了十几个领地，分封给葡萄牙原有的统治阶层（尤其是贵族集团）。这种颇为“封建”的做法，一方面保障了巴西的经营者们，从一开始就属于葡萄牙原有的统治阶层的一部分；另一方面，也激发了葡萄牙本土力量，开发巴西的热情。

其实葡萄牙的这种做法并非创新，可以说无论西方文明还是东方文明，在国家形成过程中，几乎都采取过这种列土封疆的模式。每一种模式都存在优点和不足，只能说对于自身人力不足，但又希望海外殖民地能与本土融为一体的葡萄牙来说，这种封建意味浓厚的殖民方式，比之西班牙那种更显粗放的做法，要更符合葡萄牙地缘政治的需要。

然而以血源关系或者说原有统治集团为基础，所实施的“分封制”，固然在初期扩张时能够起到积极作用，但分封制的突出特点之一就是在“分”。如果没有其它的外部因素所产生的凝聚力，沿巴西漫长海岸线分布的封建领地，仍然具备各自为政的基础。接下来的内容，我们将对这个问题进一步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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