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保罗旗队与耶稣会的碰撞

文 | 温骏轩    辑 | 尘埃    音 | 兆斌 

系列：大航海时代

结合地理特点，分布于巴拉那高原上的“大西洋沿岸森林”可以被单独称之为“巴拉那森林”。圣保罗“旗队”于巴西地缘政治所作出的贡献，便在于他们的行为客观上帮助巴西得到了这片潜力之地。

大西洋沿岸森林地缘位置示意图

必须指出的是，在原始森林中探索是一件很困难和危险的事，尤其当这片森林生长在高地之上时。由于地势起伏较大，且经常有瀑布出现，河流往往只能帮助探索者指明前行的方向，却没有航运价值。来自圣保罗的“旗队”成员，要依靠双脚逐步深入巴拉那森林。

猎奴行动在17世纪被推向了高峰，几乎每一名圣保罗的成年男性，都被卷入了这项看起来十分危险的事业中去。历史上最大的猎奴队，人数曾达到4000之巨。其背后所隐藏的巨大利益，是猎奴者们对这项事业趋之若鹜的根本原因。

根据计算，捕获一名土著居民，并将之带回圣保罗的平均成本，仅相当于购买一名黑奴价格的20%。考虑到黑奴在跨大西洋运输过程中的高死亡率，这一计算应该是可信的。

事实上，如果有足够土著居民的话，蔗糖经济发达的巴西东北地区，同样会考虑就地解决劳动力问题。只是从“大西洋沿岸森林”北窄南宽的走向你也可以看出，东北沿海地区的原住民数量并不大。更何况在葡萄牙人与土著居民的矛盾激化后，沿海的图皮人很快便向内陆地区大量迁徙。

葡萄牙与西班牙合并时期，是旗队猎奴行动的高峰期。根据估算，仅在双方分手前（1640年）的30年间，奴隶猎手们平均每年都能够从密林中带回上万原住民。这些被迫成为奴隶的原住民，成为了圣保罗城市发展的第一桶金，并因此而让这座内陆小镇成长为巴西最大城市。

只是对于土著居民来说，这种行为却是灾难性的。除了因猎奴行为损失的人口以外，猎奴者们带来的各种旧大陆传染病，同样对原住民人口的影响巨大，以至于到17世纪末，巴西境内的土著居民数量比之16世纪初减少了三分之二。

在拥有先进装备的“旗队”面前，土著居民的抵抗总体来说是无力的。猎奴者队伍中所吸收的原住民成份，更是大大抵消了被逐猎者的地缘优势。即使不依靠这些原住民成分，土生于圣保罗地区的葡萄牙人，也已经完全适应了这片土地。

他们中的很多人，不仅在血液中渗入了原住民基因，更能熟练使用原住民的语言。当然，这种“土生白人”的国族认同，包括宗教信仰自然还是葡萄牙无疑。这种鲜明的地域特色，以及自力更生的发展过程，使得圣保罗人比起那些沿海地区，更加的不愿意接受来自官方的束缚。

像圣保罗人这样，虽然认同自己大的民族身份，但同时又具备鲜明地域性及文化独特族群，在民族学中被称之为“民系”。以中国人自己的例子来说，典型的如“客家人”。

有时候民系也会被称之为“亚民族”，其与被认定为独立民族，往往只是一步之遥，而这“一步”往往就是政治因素。一个族群能不能够成为一个独立民族，不仅受语言、文化等方面的识别度影响，更取决于其政治上的独立性。

就这点来说，“巴拉圭人”的产生是很具有代表性的。在拉普拉塔部分，我们曾经花费了不少笔墨，来解读巴拉圭人和“巴拉圭共和国”的悲惨故事。现在，圣保罗旗队在巴拉那森林中的猎奴行动，将为大家从另一个角度切入，展示巴拉圭人的故事。

让我们再简单回顾下，西班牙是如何在巴拉圭开始殖民工作的。公元1537年，溯河而上的西班牙人在巴拉圭河左岸建立了“亚松森”城。在拉普拉塔河流域，亚松森城也是最早建立的城市，并因此在本地区有“城市之母”之称。如果遵循常理的话，西班牙人应该是先在拉普拉达河口建立长期据点，然后再逐步向内陆地区扩张的。按照这个规律来说的话，“城市之母”的称号应该被位于拉普拉塔河口的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所有。

拉普拉塔地区地缘结构图

关于这一问题，之前已经解读过了。西班牙人的确这样尝试过，无奈河口地区并没有从事农业生产的原住民为之提供补给。少量在乌拉圭草原游猎、捕鱼的原住民（如查鲁亚人），更是对这些外来者又抱着仇视态度。

作为拉普拉塔-巴拉那河的主要支流，沿着“巴拉那高原”的西麓向南流淌的巴拉圭河下游，大体可以被认定为 “大西洋沿岸森林”或者说“巴拉那森林”的地理分割线。不过每一条身处低地的大河，都会在河畔冲积出一条平原地带来，巴拉圭河也不例外，因此这条分界线其实并没有真正定位在巴拉圭河。在溯河而上的西班牙人抵达巴拉圭河下游平原时，他们接触到了部分抵达森林边缘的原住民。这些操图皮语的原住民，就是瓜拉尼人。

相比之前在拉普拉塔河口遇到的查鲁亚人，已经进入原始农业阶段的瓜拉尼人显得要温和的多。尽管在传统认识中，殖民者大多被描述为残酷的掠夺者，但大多数情况下，殖民者更愿意用贸易的手段来解决问题，尤其是那些尚处在原始公社阶段的原住民。既然一些在欧洲完全谈不上价值东西（比如玻璃珠）就能够换来大量物资，又何必用竭渔而泽的方式去掠夺他们呢？

殖民者与原住民之间的矛盾，往往来自于土地。将大量土地变身成为农场、牧场，会极大打破原有的平衡。虽然欧洲人认为，他们的生产方式能够为土地带来更多的收益，这些溢价亦足以保证原住民的经济利益不受损，但并不是所有原住民都会接受这种改变，尤其是那些不愿意被束缚在土地上，需要更广阔天地维持旧有生活方式的游牧、渔猎民族。要是像葡萄牙那样去掠夺大量劳动力来充实种植园的话，双方矛盾将变得更加的尖锐。

由于亚松森的位置实在过于偏远，在依靠瓜拉尼人的帮助完成最初的立足工作后。16世纪末的西班牙人，还是决定把经营重心转移回了南部的潘帕斯草原（1580年，布谊诺斯艾利斯港得以重建）。在这一选择中，气候影响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如果可以选择，大多数来自温带气候区的欧洲人，并不会优先选择移民热带地区。更何况潘帕斯草原的牧业潜力，决定了西班牙人很容易通过自己熟悉的生产方式完成定居工作。

潘帕斯草原的牧业潜力，同时决定了西班牙并不需要太多人力来经营这片土地，这与在巴西大规模开拓经济种植园、农场的葡萄牙形成了鲜明对比。从技术上看，即使西班牙人想这样做，将奴隶固定在牧场上的难度也远高于圈禁在种植园中。说到这里，就不得不提一下“高乔人”。在拉普拉塔流域的草原上，原住民基因更多存在于崇尚自由的草原流浪者——“高乔人”的血液中。

马背上的高乔人

“高乔人”并非纯粹的原住民血统。与南美大多数这样的族群一样，他们在父系基因中融入了不少欧洲成份，并在语言和宗教上西班牙化（但在文化上还保留有鲜明的原住民特点）。

在南美独立战争中，习惯以马背为生的高乔人，曾经作为骑兵主力，加入对抗西班牙殖民当局的战斗中，其坚毅、勇敢的特点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从上述地缘属性来看，“高乔人”与哥萨克颇有些相似之处。这些特质和经历，使得今天的阿根廷和乌拉圭这两个建立在草原上的国家中，都存在以“高乔人”精神为荣的文化基因。一如很多俄国人、美国人，会以哥萨克、牛仔精神自豪一般。

回到巴拉圭人的话题上来。在巴拉圭战争部分，我们已经知道所谓“巴拉圭人”，更准确说应该是“巴拉圭-瓜拉尼人”。其血液和文化里，融合了大量土生瓜拉尼人的基因，并以这种属性为荣。西班牙人将经营重心转移回下游地区，以及圣保罗旗队在巴拉那森林中延续上百年的猎奴行为，共同助推了“巴拉圭-瓜拉尼人”的形成。当巴拉圭地区，在地缘政治层面被殖民当局边缘化后，受命于天主教廷的耶稣会，承担起了这一地区的地缘渗透任务。

无论你认为这个理由是高尚还是虚伪，向异教徒传教都是大航海时代的一项重要内容。与其它宗教相比，有罗马教廷这个最高权力机构的天主教，在组织结构和执行力上，显得要更为严密、有力。早在十字军时代，作为教廷前线代理人的骑士团们，就已经在血与火中，向世人验证过天主教的扩张力了。而在大航海时代，教廷同样需要类似的团体在陌生的土地上传播天主教教义。这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耶稣会”。

尽管从最终使命上看，大航海时代的传教团体，与十字军时代的骑士团是一致的。甚至前者在组织理论上同样讲究集权与服从，组织形式上亦带有强烈的军事色彩，但二者在具体的手段上还是有本质区别的。在十字军时代，信仰传播更多是以战争这种简单粗暴的行为来推进的。简单点说，这是一种“自上而下”的推进方式。政治和战场上的胜利，最终将转化为信徒的增长。西班牙在取得“收复失地运动”的胜利后，强制境内穆斯林改变信仰或迁移出境，就是这种“自上而下”式进行信仰改造的典型案例。

本质上说，地中海如此尖锐的宗教之争，并导致骑士团这种“武装僧侣”组织出现，源起于两大宗教系出同源的“一神教”属性（既然都只承认一神，那么必然要排他）。然而在大航海时代，呈现在天主教徒们眼前的“异教徒”们，在宗教信仰上却大多属于多神教或者原始信仰。

十字军骑士国示意图

技术上看，后者并非不可以接受，在自己的信仰体系中再加入一位神灵的操作。就像中国人最熟悉有宗教背景小说《西游记》所描述的那样，滋生于本土的道家天庭，与定位于佛家的“西天”之地，完全可以和平共处。

由于不存在明确的敌人，并且存在和平渗透的机会，类似骑士团这种军事色彩明显的“硬”传教组织，在大航海时代并不适用。通过教育、医疗、商业等行为，全方位影响目标群体，并使之最终接受天主教义的“软”传教方式，成为了这一历史时期传教工作的主要手段。

基于这种战略性手段，内心拥有坚定信念的耶稣会的教士们，除了不再需要在表面遵守那些清规戒律，在服饰和生活习惯上主动融入目标群体以外，甚至还可能会淡化自己的宗教色彩，更避免被人认为带有政治目的。回顾在曾经出现在中国历史中的：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等知名耶稣会教士，都能看到这些特点。

抛开耶稣会的终极目标不说，这种不以意识形态为先的软传教方式，的确对世界文明的交流起到了一定促进作用。封闭保守的中央之国，在大航海时代能够吸收一些来自西方的知识、技术，很大程度亦是通过这些教士。虽然由于中国人几千年来的文明积淀，天主教和耶稣会在中国的终极目标并没有实现，但在其它本土意识形态薄弱的区域，这种软传教方式还是收到了很大效果的。在耶稣会的传教事业中，巴拉圭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成功案例。可以这样说，正是因为教士们的努力，才最终促成了巴拉圭民族、国家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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