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保罗旗队与耶稣会碰撞（下）

文 | 温骏轩    辑 | 尘埃    音 | 安妮

系列：大航海时代

作为西方世界的主流信仰，基督教在历史上经历过两次大分裂，每次分裂又都有着很深的地缘政治背景。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因为认知差异出现新的教义、教派本是再正常不过的事。

不过，并不是每次宗教创新，都会造成革命性影响，只有能够与当时的政治需求相契合的宗教改革，才有可能造成结构性影响（甚至才能被称之为“改革”）。以基督教第一次分裂的情况来说，11世纪中叶的欧洲，在地缘政治上已然稳定分裂为了东、西罗马两部分。

东西罗马帝国地缘结构图

以拜占庭为中心的东罗马帝国，在王权和教权的关系上采取了东方模式，即王权在神权之上的“政教合一”专制模式。帝国皇帝同时也拥有最高宗教领袖的身份。至于以罗马为中心，被日耳曼人分裂的西罗马地区，则很难走这样的模式。天主教与世俗政权之间的关系，呈现为“政教分离”的状态，以充当日耳曼诸国间的意识形态粘合剂，共同面对伊斯兰世界及拜占庭帝国的竞争。

然而罗马教廷和它布设的分支机构并非生活在空气中，在实际运行中难免会出现无法平衡与世俗政权关系的问题。换句话说，总会有国家在与教廷的合作中获得更大的利益。当然，这种情况也可以反过来说。因为教廷能够从部分国家获得更大的利益，而需要投桃报李。

世界岛西部宗教结构图

在大航海时代初期，西班牙、葡萄牙两国因为能够帮助教廷在海外扩张宗教版图，成为了天主教最大的恩主。由此带来的一个后果则是在16世纪初，试图摆脱天主教祭祀阶层控制的基督教“新教”教派，与不愿意看到伊比利亚双雄独占宗教影响力的地缘政治板块展开合作，并最终成功脱离罗马教廷的控制，成为了基督教三大教派之一。

耶稣会一类的教团成立，很大程度就是为了对抗新教的崛起。双方的战场不仅在欧洲本土，也在大航海时代所延伸的每一片土地（耶稣会初创于1534年，并在1540年得到教皇认可正式组建）。16世纪70年代，耶稣会开始进入巴拉圭地区传教。当西班牙人将经营重心回归至下游地区时，耶稣会的教士们仍然坚守在最能接触到土著群体巴拉圭，并在巴拉那森林中兴建了数十处能够吸收纳瓜拉那人的传教村。

圣保罗旗队猎奴行动，从另一个角度“帮助”了耶稣会教士们的传教行动。为了自由，大量操图皮语的瓜拉那人逃往耶稣会的传教村以寻求庇护。在耶稣会和部落酋长的合力组织下，这些传教村不仅在经济上独立、政治上自治，更组建了自己的民兵武装。

耶稣会不追求改变土著居民原有社会结构的“和平演变”方式，为拉美地区的天主教化铺平了道路。虽然作为了一个受命于教廷，与世俗政权并无隶属关系的教团，耶稣会本质上并不具备国家属性，但这并不妨碍其与相关国家互相借力，整个发展过程中又以与西班牙的合作最为顺畅。可以说，脱胎于前西班牙殖民地的国家，今天几乎都成为了天主教国家，与耶稣会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这种结果，又得益于西班牙控制了美洲人口最多的区域。包括西班牙在亚洲的殖民地——菲律宾，亦是伊斯兰教传播链的末端。如此众多信奉多神教或原始宗教的人口，让天主教教士们有了广阔的传教空间。

葡萄牙殖民地虽然也是耶稣会重要的活动区域，但他们在巴西的猎奴行为，与耶稣会的和平传教行为之间，构成了结构性矛盾。由此造成的地缘政治后果则是：在旗队所代表的葡萄牙势力，以“猎奴”为主要手段，向巴拉那森林扩张的过程中，耶稣会和天主教化的瓜拉那人，不得不将自身军事化，并在客观上帮助西班牙守住了这块殖民地。

不过耶稣会在这当中所起到的主导作用，最终还是引发了西班牙殖民当局的担忧，毕竟教士们忠于的是教，而不是王室。18世纪60年代末，西班牙殖民当局决定在整个西属美洲范围内驱逐耶稣会。就像十字军的事业进行到末期，法国国王认定圣殿骑士团的存在，已经对自己的统治构成致命威胁后，宣布解散这个最具代表性的骑士团一样。值得一提的是，有部分骑士团成员在大航海时代加入了耶稣会，以另一种组织形式继续他们的传教事业。

在接受耶稣会组织，并皈依天主教的历史进程中，瓜拉尼人不可避免的在血统上，与西班牙人进行了一定程度的融合，并形成了新的“巴拉圭-瓜拉尼”民族。在抵御葡萄牙人侵扰的过程中形成的军事基因，加之西班牙殖民当局并没有发挥什么支持作用，造就了巴拉圭人强烈的军事性与独立性，并最终形成了独立的巴拉圭共和国。当然，后来巴拉圭贸然与周边两大强邻为敌，导致巴拉圭战争的惨败，同样是因为这样的民族性格。

现在我们知道了，如果没有圣保罗旗队的猎取奴隶行为，巴西今天应该很难得到几乎全部的巴拉那高原。而如果没有耶稣会的努力，瓜拉尼人和巴拉圭，亦很有可能不会出现在地缘政治舞台上。不过要是说，掠夺人口是圣保罗旗队在拉普拉塔流域扩张的唯一动力，也是不尽然的。最起码在巴拉圭河上游的“潘塔纳尔湿地”（也就是巴拉圭盆地），巴西能够得到这片特别的低地，初始原因是因为黄金。

黄金始终是探险家们最为之热衷的目标。深入原始森林猎奴的旗队成员们，从来没有放弃过寻找黄金的存在。18世纪20年代，在猎奴的空间越来越小的情况下，葡萄牙人在潘塔纳尔湿地北部发现了金矿，并由此在这片原本应归属西班牙的土地上同耶稣会和西班牙人展开争夺。

今天我们去研究巴西五大分区中的“中西部”地区，会发现这片包含了部分亚马逊河、拉普拉塔河上游部分高地的板块，地理核心就是这片曾经出产黄金的湿地。如果没有黄金的诱惑，当年的圣保罗旗队很可能就止步于巴拉那森林，而不会继续向西探索，帮助后来的巴西得到这片土地了。

圣保罗旗队在“西南线”的扩张行为，之于巴西来说还有个重大贡献，那就是帮助整体热带属性的巴西，得到了一片温带属性的土地。今天的巴西白人，很大部分并不是殖民时代的葡萄牙人后裔。19世纪80年代至20世纪30年代的半个世纪中，整个欧洲由于战争和人口压力，经历了一次大规模的移民潮。主要输出国包括：德国、意大利、爱尔兰等国。拥有大量未开发土的的美洲，成为了欧洲移民的主要目的地。这其中，美国、阿根廷、巴西三国，是这次移民潮的最大受益者。

基于欧洲的环境原因，移民们会更愿意选择温带属性的地区，作为移民目的地。这意味着，如果没有圣保罗旗队在巴西南部扩张的这片温带之地，巴西想与上述两个竞争对手展开人口竞争是非常困难的，更谈不上制定所谓“白化政策”了。

在这一历史阶段中，亚洲的中国与日本最初亦是巴西吸引移民的对象国之一。只不过，当时正处在崩溃边缘的清政府对，并无暇顾及这个来自遥远之地的邀请。反而是日本表示了浓厚的兴趣，并有组织的向巴西展开了移民工作。今天的巴西，亦因此成为仅此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日裔定居国（人口约为140万）。由于从亚洲吸引移民，有悖于巴西的“白化政策”，因此总得来说，巴西还是更倾向于从欧洲吸引移民。而那些来自欧洲的白人，不仅帮圣保罗州及其以南的巴西“东南地区”变成了白色，更帮助巴西迈入了工业时代。

圣保罗旗队的这段历史，可以帮助我们悟出两个道理：一是领土扩张行为，必须有足够的经济动机。即使政治家们觉得，某一片领土从地缘政治角度上来说具备战略价值。也必须让这片土地，彰显出他的经济价值来（以吸引人口导入）。反过来，民间海外逐利行为，如果能够因势利导，最终亦有可能转化为地缘政治利益；另一个领悟则是，一片高地要是没有人口潜力，那么它们通常的地缘政治定位，只是成为下游平原地区的附属边缘区。反之，则可以对低地区形成战略压力，甚至并扩张至低地区。就像巴西能够得到隶属拉普拉塔平原的北乌拉圭草原、潘塔纳尔湿地一样。

上述规律是我们在巴西“西南线”的扩张史得出来的。再回顾下“西北线”在亚马逊平原的扩张，重点又不一样了。在这种原始状态的雨林扩张，河口的争夺才是一切的关键。如果说，巴西因为控制河口，而得到亚马逊平原的主权，还不足以说明问题的话，那么与之相接的“奥里诺科平原”的政治归属问题，则可以充当另一个案例。

作为南美第三大水系，奥里诺科河及其所冲积而成的这片平原，名气远没有亚马逊，以及孕育了潘帕斯草原的拉普拉塔水系大。甚至很多时候，这片平原会被误认为是亚马逊的一部分。事实上，从生态分区的角度来说，奥里诺科平原地区动、植物资源，整体环境的确与亚马逊地区趋同。

圭亚那地区地缘结构图

如果圭亚那高原能够向北位移一点，与北安第斯山脉延伸部分相接的话，奥里诺科河应该在入海之前，就与亚马逊河合流了。圭亚那高原的横空出世，使得奥里诺科河最终在圭亚那高原之北，独立注入了大西洋。这片临海高原的存在，同时还让 “英、荷、法”三国，有了在南美大陆获得支点的机会。

三国在圭亚那高原的强势插入，使得葡萄牙和后来的巴西，没有办法染指奥里诺科河河口。西班牙及其在这个方向的继承者“委内瑞拉”，与“英属圭亚那”（现在的圭亚那合作共和国），成为了这个重要河口的博弈者。与巴西在亚马逊河口的争夺中压倒法属圭亚，得到亚马逊河口一样。委内瑞拉也在与英属圭亚那的博弈中，凭借自己的区位优势，最终拿到了奥里诺科河口的完整控制权。由此带来的，则是身后数十万平方公里奥里诺科中下游平原的主导权（上游平原则归属于哥伦比亚）。

好了，相信解读至此，大家对南美这片神奇而又陌生的土地，终于有了一个概括性的认知。

接下来，大航海部分的压轴板块——北美，将呈现在我们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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