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有朋友感叹到，刘邦入汉中时不过几万人，这么快就可以分兵出击了。真要说起来，除了刘邦善收民心以外，更要感谢项羽的帮助。在秦人看来，项羽所立的那三个关中之王，不仅断送了秦人的江山，更白白牺牲了二十万关中子弟的性命。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对帝国还留有眷恋的贵族官史，还是普通百姓，都无法认同这几个“卖国求荣”的乡党。正是在这种“宁赠外邦，不与家奴”的心态支配下，刘邦这个示恩于前的外来和尚，很快便成为了关中之主，并如滚雪球般的壮大了自己的力量。 在关中之地站稳了脚跟的刘邦，也因此有了和项羽PK的资本。更为重要的是，看到这种希望的，并非是刘邦一个人，那些还在政治归属上有所疑虑的精英们，也同样看到了刘邦的潜力。因此刘邦在遣军出武关，“收复”南阳时，并没有遇到阻力。很快，随着刘邦的兵锋所至，这个不久之前刚刚归附过刘邦的板块，又倒向了刘邦。 如果从战略上来看，刘邦的出武关的这支先锋军（将领薛欧、王吸），在占据南阳之后，需要思考下一步的行进方向了。继续向东，穿越方城夏道攻入中原是一条路；向南沿大洪山两侧，攻入江汉平原也是一种选择。从战略选择来看，前一个方案并不是最好的选择。因为在南面的长江一线，有项羽所分封的两个亲信：衡山王、临江王。也就是说，如果汉军继续东征的话，那么很有可能会被还击的楚军，切断后路。 不过这支汉军，最终还是选择了继续东征。原因就是，刘邦的家属还在沛县，刘邦希望这次快速部队，能够在项羽做出反应之前，抢先将自己的父亲和妻子（吕后）接出来，这也是为什么，刘邦刚刚攻占了咸阳，就迫不及待的派军出武关的重要原因。这看起来好像是个存有私心的理由，但在家、国一体的华夏文化中，这种家事其实也是公事了。如果你的家人落在对手手中的话，很难说不对自己下一步的走向，造成影响。除非你是个什么都放的下的人（最起码要让你的对手这样认为）。有这种性格的人，根据所处的环境不同，有时会被人看作英雄，有时则被认为是流氓。根据刘邦后来的表现来看，很显然，他就是这种人。 除非形势所逼，一股是没有人愿意做这种英雄，或者耍这种流氓的。因此在尚存一线机会的时候，刘邦还是让自己的这支先锋军，尽快向沛县方向前进。问题是作为一支军队来说，你的行进速度是很难超过传递消息的信使的。所以在汉军突入中原，渡过鸿沟，进达鸿沟以东的“阳夏”（今河南太康县）时，项羽的阻击部队也已经到达了。这一点其实也在预料之中的，毕竟汉军现在已经进入到项羽的自留地——西楚的领地了。既然对手已经做好了准备，那么这去快速前进，后方不稳的部队，也就失去机会了。 很多人在奇怪，在刘邦回师关中，攻城掠地的时候，项羽和他的主力在干嘛？其实我们前面已经说过了，项羽现在的注意力，正集中在齐地之上。那个没有得到分封的“齐王”田荣，不仅自立为王，还一面帮助陈余在赵国重新洗牌；一面扶植那个在政治上，一直呈观望态度的名将“彭越”，在中原腹地捣乱。相比于西线的动荡，项羽更关心自己领地是否安全。这并不算是一个错误的决定，毕竟如果项羽的根基之地都还没有稳定的话，也很难集中兵力西进，反击刘邦。对自己的军事天才和实力非常自信的项羽，有理由相信，如果他能够把关东这些反叛的诸侯搞掂，那么那些首鼠两端，顺风倒向刘邦的诸侯们，一定会又一次转变风向。 当然，这并不代表项羽就对刘邦在西线的扩张坐视不管了，派军在阳夏阻击汉军，是项羽作出的第一反应。另一项决定，就是恢复韩国，让这个注定要成为楚汉博弈焦点的板块，去迟滞刘邦的进攻。放那个与刘邦有深交的韩王“成”，回去组织反击，自然是不可能的，真要去了，等于是为刘邦作嫁衣（所以韩王成也没有活下来的理由了）。项羽所委任的新韩王，叫作“昌”，在项氏家族起兵之时，这位新任韩王是江东吴县（苏州）的县令。就象刘邦所派遣的两位先锋，也是和自己一起起家的老乡一样，在华夏文化中，以乡土为纽带的关系，其稳定性应该仅次于血缘关系。前面我们分析了，刘邦派出武关的这支先锋部队，所执行的只是一项战术任务（接刘邦家属），所以于刘邦所领导的汉军来说，并不能算真正意义上的东征。这时的刘邦，主要注意力还在于清剿三秦的残余的势力。基于我们前面分析过的原因，这个过程其实是非常快的。从刘邦出陈仓道，返回关中，到完全占据关中之地，也不过半年的时间。也就是说，在项羽阻击汉军先遣部队，并另立韩王以为缓冲之时，刘邦也已经做好了主力东征的战术准备了。现在的刘邦，已经和当日入秦时的实力不可同日而语了。那时的他，还是以一个没有根基之地的反叛者的面目，出现在政治舞台上。而现在，他已经拥有了秦人籍以发家的关中、汉中、巴蜀之地。要知道，秦人完成这个整合，足足花了数百年时间，而刘邦前后只用了不到一年时间。 既然有了这样好的基础，刘邦并没有再尝试从武关道，绕南阳入中原的路线。相比于崤函通道这条“正路”，这条路线更象是一条用来投机的偏门。已经在政治号召力上，对自己颇有信心的刘邦，需要从正面出击一次，以验证自己的实力，是否已经可以和项羽PK了。和项羽在战争之后再以军功论功行赏不同，刘邦的做法要更为巧妙，涉及的层面也更广。具体的做法就是：“以万人若以一郡降者，封万户”。也就是说，如果你能带领一郡或一万人的军队，归降汉军，那么你就可以在新的体系里，受封“万户侯”。而如果那些位列项羽十八诸侯之列的“王”，能够背楚归汉的话，也同样能够保有他们的爵位。这种即保护了已得利益者的权益，又切出蛋糕，重新洗牌的做法，无疑是非常有诱惑力的。当然，如果刘邦只是个偏安汉中的诸侯，他的这种承诺自然只会被看作画饼。但现在，一方面是项羽在东线遇到了大麻烦；另一方面刘邦在西线，又声势日隆。势必会些骑墙派，会改变自己的政治选择。 刘邦在政治上的战术，很明显的收到了效果。在他率主力出函谷关，过“陕”地，进行第一次东征之时，项羽分封在洛阳盆地的“河南王”很快倒向了汉军阵营。当然，也并是所有人，都会愿意接过刘邦所抛过来的橄榄枝，那位受项羽委托，控制韩地的新韩王“昌”，就忠实的履行了自己的职责。在他看来，如果不是项羽的支持，自己是无论如何不会空降得到韩王这个位置的。基于刘邦与韩人的亲密关系（想想张良会不会认他），这位受命于危难之时的韩王，是很难在新体系里保住自己的王位的。唯一的机会，就是协助项羽，抵御住汉军的进攻。 尽管必须就战争的方式，来解决韩地的问题了。但从战略战术上来看，新韩王的赢面都很小。一方面刘邦在韩地的声望本来就很高，他很难得到韩地民军民的支持；另一方面，已经如滚雪球般壮大的汉军，已经有压倒性的军事优势，来应对韩国的阻击了。最终为刘邦解决掉韩国的，是汉军体系中最知名的军事天才“韩信”，而在处置这块“兵家必争”之地的方法上，刘邦和项羽作出了同样的选择。同样也扶植了一位新的韩王，以为汉军前驱。基于同样的理由，刘邦相信这位系出汉系的韩王，应该会为了自己的王位，拼死与楚军对抗的。 需要注意的是，刘邦所新立的这位韩王，也叫“信”。也就是说，他和为汉军攻取韩地的大将“韩信”，可以说是同名，这也算是一种奇妙的巧合吧（历史上为了区别，称之为“韩王信”）。如果在项羽的分封原则下，有军功的韩信，很有可能就是新“韩王”的。而在刘邦的思维里，政治因素会更优先考虑。作为韩国王室的直系子孙，韩王信目前会更适合为刘邦整合韩地。当然，这并不代表刘邦会忽视军功，只是没有将之与战争的结果，直接挂钩罢了。 现在的刘邦，除了控制了秦地，也完全控制了韩地。如果他再继续往前走的话，就马上会进入中原腹的地“梁地”了（放弃河东之地后的魏国之地）。不过这也意味着失败的风险越来越大了。一方面，梁地目前是项羽的直属之地，进入梁地之后，刘邦的政治诱惑手段，能起的作用就很有限了。而在军事上，刘邦还没有把握能够胜过项羽。要知道，楚军现在只是在东线，被那些反叛的诸侯所缠住，并没有遭受失败。在这种情况下，刘邦踌躇不前，是可以理解的。最好选择是，静观其变，看看项羽在东线的战况，再决定下一步的战略（是步步为营，还是乘胜追击）。 另一个方面则是战略上的问题，作为形胜甲天下的洛阳盆地来说，刘邦还是有把握能够守住的。但一旦进入中原之地，你就会发现很有可能陷入四面受敌的境地了。除掉要防御东、南方向，来自楚地的军事压力以外，黄河以北，被项羽分封在河内之地的“殷王”，更是一个直接的威胁。这位司马迁的祖先，对项羽的忠诚度，早在刘邦试图通过洛阳，攻入关中时就已经领教过了。事实上河内之地的战略威胁还不是最致命的，在关中的旁边，还有一块更为重要的板块，能够直接威胁刘邦刚刚打下的根据地。这个板块，就是与关中一河之隔的山西高原，而受封控制这个板块的核心：河东之地的，就是那位不得不在封号前，加上一个“西”字的“西魏王”（魏豹）。秦晋之间微妙的地缘关系，使得刘邦只有在收服了西魏之后，才有可能真正去入主中原，挑战项羽的霸主地位。这一点，当年的秦人在“崤之战”之后，就已经清楚了。在解决河东的问题之前，刘邦先要在政治上树起自己的大旗来。既然项羽将他封为“汉王”，那么“汉”这块招牌，刘邦也就欣然接受了。不过现在的“汉”，已经不是困在汉中的“汉”了。第一次东征回来之后的刘邦，已经充分相信自己成为秦地新的主人了。为了巩固这种结果，他甚至把之间的皇家园林，都开放给了民众去耕种。而换来的结果，就是可以毫无阻力的，将“秦地”变身为“汉地”（政治上的象征，就是“易社稷”）。 对于刘邦的迅速崛起，项羽暂时还没有时间重点关注，因为东线现在的状况还是一团糟。可以说，除了楚地以外，燕、赵、梁、齐几地都出状况了（具体出了什么状况，前面已经分析过了）。就项羽来说，刘邦就算打过来，也还得一段时间，但对于和关中一河之隔的“河东”来说，情况就不一样了。可以肯定的是，刘邦紧接着的目标，就会是河东。而对于河东的西魏王（魏豹）来说，他可以选择象韩王昌那样，忠于项羽；也可以选择象河南王那样，顺势倒向刘邦。 在项羽的分封体系中，一部分是他一手扶植起来的亲信，如韩王昌、殷王昂，楚地那三个王；另一部分在张楚时代受封的“王”（包括他们的继承者），则是属于被边缘化的。而这部分人，也是最有可能背叛项羽的。很显然，魏豹就是属于后者。如果不是魏在中原的领地，被项羽直辖了，也许现在的他已经加入叛乱者的行列了。既然现在有机会，站在刘邦的大旗下出这口恶气，那么西魏也就没有理由，为项羽做炮灰了。因此在刘邦率军渡过黄河，进入河东之后，西魏很快便加入了汉军阵营。 当你在政治上得势时，总是能够事半功倍的。西魏的归附，加快了刘邦的东进步伐。而按照顺序，汉军的下一个目标，应该是河内的“殷王”了。从最初的部署来看，司马迁的这位祖先，就是为了防备西魏的变数的。尽管我们说，项羽这些分封，在战略上很有问题。不过以他对这些诸侯的了解，所做的这些平衡之策，还是起到很大作用的。最起码，殷王在面对汉军的攻击时，就没有顺风倒，而是忠实的履行了他的职责。 依汉军现在的实力而言，殷王是没有取胜机会的。唯一的作用，就是支撑住，等待楚军主力的支援。只是现在的项羽，正在齐地收拾那个最不听话的齐王“田荣”，并没有时间来支援河内。在这种情况下，河内也很快成为了刘邦的属地。而那位殷王，在被俘之后也成为了识时务的俊杰。在我们这些看客眼里，这些不时转变风向的“诸侯”，似乎很让人不齿。但身处在这样的乱世，大家本来也就是谋个富贵。既然没有称霸天下的能力，那么找个靠谱的靠山也属正常。特别是在旧有的国家认同体系已经消失，而新的体系又未建立的时候。这种政治上的变化，并不会让人有太多负罪感。 和攻取韩地之后，就开始后撤，避免过于突前一样，在攻取河内之后，刘邦也没有继续向北攻击赵地。事实上他有足够的理由攻击赵地的，因为那位被原本被分封在赵国核心区的常山王“张耳”，已经被赶出了赵地（前面已经分析过了），投奔了势头正盛的刘邦。有了这个带路党（并且带出了自己的军队），刘邦攻取赵地的把握还是很大的。不过现的赵地的情况比较微妙，因为赵地的变故，同样也是在打破项羽的分封体系。也就是说，赵地现在所服从的并不是项羽的号令。敌人的敌人就算不是朋友，暂时也没有必要针对，否则项羽倒是很高兴看到大家拼的你死我活。 有鉴于此，在攻取河内之后，刘邦在黄河以北的军事目的，暂时也就达到了。接下来的汉军，并没有必要再退回关中去，因为河内，包括太原盆地、上党高地，现在都已经是刘邦的控制区了。象当年从关中走出来的周人一样，两侧安全的刘邦，也可以把自己继续东征的基地，设在洛阳盆地了。 当刘邦南渡黄河，到达洛阳之后，他得到了一个天大的好消息。而这个消息，足以让他在楚汉相争的博弈中，占据政治上的制高点。这个消息就是，项羽谋杀了“义帝”。从项羽的角度来看，这个时候杀掉义帝，固然是怕这个名义上的“天下共主”落到刘邦手中。如果那样的话，项羽在政治上就成为反叛者了。虽然对于项羽来说，他从来就只相信实力。但考虑到义帝在楚地的影响力，这个风险还是不能冒。只是项羽没有想明白一点，那就是一个人的政治影响力，并不仅仅是在他活着的时候才能发挥。有时候死人，可以比活人发挥更大的作用。最起码想利用他的人，不怕他站出来反对。最近的案例，就是陈胜利用扶苏、项燕之名起兵。 在刘邦看来，项羽除掉义帝，比他把义帝接过去“奉天子以令诸侯”，要为有利。这样的话，将来“平叛”之后，就不用考虑自己怎么上位的问题了。要知道，后来的曹操，可是为这个问题头痛了半辈子。至于说义帝这块招牌，自然还是同样可以用的。在树起为义帝复仇平叛这杆大旗之后，刘邦和他的军队，终于从洛阳出发，开始向西楚的纵深挺进。楚汉之间的直接对决，也拉正式拉开发序幕。在洛阳誓师出征的刘邦，现在可以说是兵强马壮。算下来，三秦（雍、塞、翟）、西魏、河南、殷、韩、常山，这八个诸侯的军队都已经归附了汉军，加上刘邦自己，无论从控制的地区，还是实力来看，都算得上是得天下之半了。更何况剩下的那一半中，又有一半已经脱离了项羽的控制，特别是离心力最强的齐国，正在和项羽下面PK中。有了这么大的本钱，刘邦终于敢把楚地的政治中心——彭城，定为主攻目标了。有了为义帝复仇这杆大旗，刘邦有理由相信，楚地的民心，已经不再是项羽的基础了。 估计连刘邦自己都没有想到，反楚联盟的军队，会那么快的攻入彭城。造成这种结果的直接原因，就是因为项羽的他的主力，还在齐地纠缠。其实本来项羽已经依靠他的军事才能，解决了齐地的问题。在击败齐王田荣之后，齐地各处的叛乱者们，慑于项羽的兵威，很快便又归附了西楚。就连田荣本人，也是在逃亡之后，被齐人自己杀了，献于项羽。 在田荣起兵反楚之后，项羽所封的三个王，都已经或杀或逐。也就是说田荣已经重新成为齐地唯一的王，而干掉田荣之后的项羽，也便有了机会借机重新布局齐地。事实上，如果项羽有足够的政治头脑的话，田荣的造反，等于是在帮他的忙。因为要想建立一个统一的王朝，那些因功而封的异姓王，是迟早要被消灭的。这一点，后来的刘邦和诸多王朝的开创者，都作出了正确的选择。就算没有想法，用郡县制来将这个重要的边缘板块，顺势划为自己的直辖地。在齐地封建几个与自己有血缘关系的新诸侯，也是一种过渡的方法。即使你认为，周人的分封制才是合理的方式。 很可惜，项羽并没有想那么多。重新收伏齐地的他，仍然依照“赏罚分明”的原则，用三光政策处罚了这片土地。如果说在战争状态下，这些无情的手段，起到了威慑效果，迫使那些还没有受到攻击的齐人投降的楚军，那在叛乱已平的情况下，再这样做，就只能把齐人重新逼入反叛者的行列了。说实话，这已经不是项羽第一次这样做了。对于他来说，破坏一个旧世界，比建设一个新世界，永远要更得心应手，也更能获得满足感。问题是，看穿项羽这种刚灭了火，又到处撒火种的做法，不足以成大事的，并不仅仅是我们这些后世的看客。那些身处当世的乱世英雄们，也会有同样的感觉。这也造成了项羽一次又一次的，取得军事上的胜利，却又一次又一次的，面临政治上的背叛。 一般情况下，自己的大本营受到了攻击，大多数人会马上回师救援的。这也是“围魏救赵”战术，得以实施的前提。不过项羽却不是这么想的，在刘邦和他的联军开始东征时，他并没有争于回防，而是集中兵力攻击田荣。能这样做的原因，在于项羽对自己军事实力的自信。在他看来，只要手中有了这支战无不胜的军队，即使是被刘邦攻陷了都城，也很快能够夺回来。事实也的确如此，在项羽从齐地回军救援之后，楚汉两军终于在彭城西南的睢水河畔，展开了第一次决战。而战争的结果，以汉军大败而告终。也许汉军和依附于他的诸侯联军，在数量上已经超过了楚军，但战争从来不是单纯比拼数量。从军力来说，作为联军主力的汉军明显与楚军不在一个级别上。至于那些见风使舵的诸侯，你永远不能指望，在你处于下风时，他们会冲锋在前。于他们来说，已经在盘算，接下去如何向项羽解释他们的背叛行为了。 失败之后的刘邦，接下来只有向西退却这一条路了。在一望无际的华北平原，与项羽再战。无论是从战术，还是后勤保障来说，都不现实。但如果退到洛阳盆地及其以西的高地，情况就不一样了。在那里，天时、地利、人和占尽的刘邦，有信心抵御住楚军的进攻，并蓄势再战。因此在自己当年驻军的“砀县”，收拢好残军之后，汉军开始穿越中原，向西撤退。 如果单纯的后撤，汉军还是有信心在楚军的追击之下，先跑回洛阳盆地，或者关中的。问题在于，刘邦的这次东征，可以说是集合了全部的力量，并没有在后方，部署好防御力量，来面对可能的失败。也就是说，要是让楚军这样尾随追击的话，乘胜追击的楚军，很可能顺势就攻入关中了。现在的刘邦，需要想一个办法来拖住楚军。以让自己有足够的时间，在后撤之后，稳住阵脚，部署防线。 让楚军再一次被齐人绊住，是一个方案。刚才我们也说了，项羽在齐地的那些惩罚性行动，又一次把齐人逼入了反叛都的行列。就在他打败齐军主力的“城阳”（现属青岛辖），田氏三雄的最后一位幸存者“田横”又一次的举起了王旗（只不过田横暂时没有称王，而是先立国荣之子为王），重新成为了项羽的心腹大患。问题在于，你并不能保证项羽就一定会回过头去，再征齐地。毕竟齐人的主力，刚刚被歼，齐地本身又被楚军三光了一番。以项羽“擒贼先擒王”，要打就打出头鸟的军事性格来看，这次他很有可能置齐地的叛乱而不顾，先把刘邦这个“穷寇”斩尽杀绝。 既然齐人未必能拖住楚军主力，那么刘邦需要另找一个盟友，来吸引项羽的注意力了。最终落入刘邦视线的人选，出乎所有人的意料，这个人就是九江王黥布。作为项羽的亲信部将，也是项羽放在自己封地旁边，直接拱卫自己后方的楚地诸侯。在项羽军事上明显占优的情况下，说服他反戈一击，似乎是天方夜谈。但刘邦的确这样做了，并且成功了。至于刘邦是用什么理由，说服黥布的，我们明天再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