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时代 — 弓藏狡兔尽，慷慨念心伤

刘邦为汉帝国，选择混合模式，其实也是历史的必然。因为虽然我们一贯把战国以后的中央之国，定位为“中央集权制”，但限于技术的原因，仅仅依靠帝国首都的控制力，是很难控制如此广袤的国土的。尤其是在那些面临重大外部压力的边缘板块，如果没有大尺度的授权，是很难在面临变故时及时作出反应的。因此封建近亲、功臣为藩王也好；建立军政一体的藩镇也罢，这种集权与分权共存的模式都是不同程度共存的。而中央之国的各个朝代，也就是在这两种力量的制衡、博弈当中，不断的轮回了二千年。　　对于刘邦来说，秦晋之地算得上是汉帝国的根基之地，也是必须牢牢抓在手上的。相比之下，帝国在东部远离政治中心的领土，就暂时需要用封建、郡县相杂的形式加以稳定了。虽然在刘邦心目中，周王朝那种以血亲封建为主的模式，被认为是王朝永固的典范（相对的，秦帝国那种不封建血亲的模式，就被认为是帝国崩溃的根本原因了），但现实上，那些在项羽封建体系中有一席之地，后来又在不同时期倒向汉军阵营的诸侯王，以及象韩信、彭越这种开国功臣，才是帝国建立之初，所必须用“封建”制安抚的对象。问题是，帝国体系对于异姓王的这种不信任，在项羽自刎乌江之后很快就显露出来了。取得最后胜利的刘邦，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夺了韩信的兵权，并将他从有山河之利的齐地，改封至东楚之地为王（都“下邳”，齐地则封建给了刘姓诸侯）。次年，又以谋反的罪名夺其楚王之位，降为淮阴侯。　　从清理异姓诸侯，为刘氏江山铺平道路的角度看，韩信以及其他的异姓诸侯，下场都是可想而知的。问题在于，作为汉帝国当中军事能力最强，又完全成长于楚汉战争（与项羽封建体系无瓜葛）的韩信，是否应该最先被削弱。按照远近亲疏的处理原则，正常情况下，刘邦应该先利用韩信消除那些项羽体系的诸侯势力，然后再一举拿下他的。最终没有这样处理，而是最先拿韩信开刀，只能说是因为韩信的军事能力过强了。其过于强大的实力，让刘邦认为只有他，才是真正能够威胁到汉家江山的人。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了这点，尽管刘邦对韩信“狡兔死，良狗烹”处理方式，不免让其他的异姓王有兔死狐悲的想法，并引发了一系列的叛乱，但他们都没有能够对汉帝国造成真正威胁。　　在那些试图先发制人，不愿坐以待毙的诸侯中，实力最强的要算是英布了（公元前196年反）。一方面，英布被刘邦封为“淮南王”，所统辖的区域大致与他在项羽体系中重叠，算得上是地头蛇了；另一方面，英布也是秦汉相交这段历史中，最得项羽军事能力真传的将领。也就是说，就其军事能力来说，比那些同时期封王的诸侯们要强的多。然而，即使是战斗力最强的英布，在汉军开始平叛之后，也仅仅支撑了3个月就兵败身死了，其他的诸侯下场会怎么样，就可想而知了。　　其实英布和这些诸侯的下场，并不会让人感到意外。毕竟现在的刘邦所掌握的资源，已经大大超出楚汉相争时期，而这些无法形成合力的异姓诸侯们，实力又不可与项羽相提并论（战略上还都处在帝国的包围之中）。不过，并不是所有试图为生存而战的诸侯们，都没有给帝国的稳定造成大麻烦。在整个秦汉相接历史中，都处于打酱油状态的边缘板块——燕、代之地，就差一点成为了帝国的心腹之患，并迫使帝国几度用兵平叛。　　事实上，燕代之地也是最先开始叛乱的地区之一。而引发这场叛乱的诸侯王，就是在韩信大军压境之下，才被迫倒向汉军阵营的“燕王”。公元202年8月，叛乱的燕国很快向西攻取了代地所属的代郡、雁门郡、云中郡。这也使得帝国的北部边境，尽数成为了叛乱地区。当然，燕国并不是第一个叛乱的诸侯，比他还早几个月的，是同样在楚汉战争中打酱油，但却未正式投入汉军阵营的，江汉平原的临江王。对于这些诸侯王来说，应该也很清楚，即使没有刘邦试图以血缘纽带作为封建基础的打算，没能在楚汉战争中建功立业他们，也不可能真的在帝国的版图中保留一块自留地的。正因为有这种忧虑，在汉帝国建立的当年（公元202年），这两场叛乱就爆发了。　　从结果上看，虽然没有韩信相助，刘邦在解决这些叛乱之地时，也算游刃有余。与后来攻灭英布的所花费的时间差不多，基本都是三、四个月解决战斗。只是问题在于，与其他地区的叛乱不同，燕代之地的叛乱，并没有因为燕王（臧荼）的被擒杀而告终止，反而“按下葫芦起了瓢”似的屡生事端。不仅如此，这场以燕代之地为根源的叛乱，还向南延伸至了山西高原的中部（太原盆地一带），以及原属赵地的，河北平原的中部。也就是说，北地的叛乱，很快便要直接威胁到帝国的核心地区了。　　之所以会有这种情况出现，当然不是因为北地叛乱的那些诸侯、将领们军事实力强，或者这几个板块，有足够的地缘实力与帝国分庭抗礼。真正能支撑他们和帝国作对的，是来自中央之国以外（当是的范围）的地缘力量——蒙古高原。而这一时期，代表蒙古高原影响中央之国历史发展的力量，就是我们大家所熟知的——匈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