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战国后期开始，匈奴所代表的蒙古高原游牧势力，就开始向南渗透。其实游牧文化与农耕文明的交融，并非始于战国。事实上，华夏民族的原始基因，与游牧文化的关系，本身就十分密切。这种关系，在周、秦两代的崛起过程中就很容易看到。不过秦以后，农耕文明与游牧文化的地缘博弈，发生了新的变化。这种变化表现在，首先通过秦人的努力，中央之国开始转入集权式的社会结构，并将这种被归结为“大一统”的思维、组织方式，牢牢的根植在了文明的基因中。如果按照传统的归类方式，那就是中国自此进入了“封建”王朝时代。只不过，用“集权帝国”来形容这个延续了二千二百年的时代会更合适。 其次，在中央之国开始从封建“王朝”时代，转入集权“帝国”时代时，游牧文化也开始了质的跨越。简单点说，就是以蒙古高原为基地的，亚洲游牧文化，同样开始了集权的趋势。很难说，这种趋势没有受到农业文明的影响。只不过从形式上来看，游牧民族的生产方式，决定了他们不可能拷贝中央帝国的组织形式，来建立属于自己的政权。从结构上来看，游牧政权更象是周天子时期的“封建”时期，既内部虽然尊卑有序，建立了等级制度，但每一个部落有享有自己独立的领地，彼此之间的关系处理，也类似于周王室还拥有控制力的时期。 如果说，中央帝国的真正建立、成熟，秦人的功劳大些，还是汉朝的贡献多些，可能还有些争议的话，那么实现蒙古高原统一的功劳被计在“匈奴”头上，应该就没有异议了。这个在战国后期，就已经在河套地区与赵国进行过精彩博弈的游牧民族，成为了第一个“草原帝国”的建立者（所谓“帝国”其本质就是权力集中使用，从这个角度看，统一蒙古高原的匈奴，就可以当得起这二字的）。 匈奴统一蒙古高原的时间，到底是在战国后期就已经完成，还是在秦汉相接时完成的，并不是一件十分确定的事。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当刘邦击败项羽，得以建立汉帝国时，他所面对的匈奴，已经是一个强大的游牧帝国了。换句话说，这时候的匈奴，已经统一了东到大兴安岭，西到阿尔泰山，北至贝加尔湖、南至阴山的蒙古高原。 其实象所有历史事件一样，匈奴帝国的建立，有历史的必然，也有历史的偶然性。说历史的必然性，是游牧文化发展到一定时期，势必会出现统一的趋势；而说历史的偶然性，就是哪一个游牧部落来完成这个历史使命，就要看“人”的努力了。这个解释，相信也有助于解答一些朋友心中的困惑，既到底英雄人物能不能决定历史（简单点说，就是看你怎么理解“历史”二字了。我在这里谈的，更多的是“历史趋势”，而不是谁顺应了这个趋势。） 作为活跃于蒙古高原的众多游牧部落之一，匈奴的起源之地一直也是很多人感兴趣的问题。而这个问题，也关系到匈奴帝国建立之后的结构划分。要想了解这一点，我们先要对蒙古高原的地理结构，做一个基本的了解。很多时候，对于大部分生活在低地的我们来说，高原的概念是很模糊的。其实高原只是海拔比较高罢了，身处其中，除了有可能会有高原反应以外（那也要高到一定程度），能直接感受到的高度，还是相对高差。山脉、丘陵、盆地、平原这些地理形态之间的海拔差，并不象它们的绝对高原那样吓人。从蒙古高原的地表结构来看，总的来说是一个被山脉切割的低缓丘陵地带。这些纵横于蒙古高原的山脉，也把蒙古高原表面，分割为一个个盆地或者类盆地区。而这些山脉之间的相对低地，则靠着收集周边山脉的河流之水，成为了一片片草原。 如果以山脉为切割，把蒙古高原划分为一个个地理单元的话，位于贝加尔湖南部，由外兴安岭（雅布洛诺夫山脉）、肯特山、杭爱山、唐努乌拉山、东萨彦岭围就的这片，位置居中的高原腹地，无疑是整个蒙古高原内部的核心板块。这个类盆地地带内部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河流从多，且均匀分布。由周边山脉上流入腹地的河水，首先是汇集到了一起（色椤格河），然后向北注入了贝加尔湖。也就是说，从水系的角度来看，蒙古高原的这块核心板块，是被扇形分布的“色楞格河水系”均匀覆盖。这种地势低缓，水源充足的结构，无疑是有利于连片草原的形成的，这也让色楞格河水系地区，成为了众多游牧民族的驻地，而最初的匈奴部落，也正是活跃于色楞格河上游地区的一支游牧部落。匈奴之名，最初其实只是游牧于蒙古高原色楞格河上游地区的一个部落之名。只不过这支部落最终在高原内部的竞争中脱颖而出，建立了统一的政治体系，所以也就成为了当时整个北方游牧民族共同的标签（后来的所谓“突厥”“蒙古”，也是如此）。因此我们其实不用太纠结于，去搞清北方那些游牧民族内部到底应该如何分类。事实上，只有那些以相对独立的形式，在亚洲地缘政治版图上，谋取过一定位置的游牧部落，才有可能被历史所记住。否则的话，他们就只能湮没在历史当中，并被更强大的民族所代表了。 就匈奴来说，他们最初崛起的“色格楞河上游”地区，介于蒙古高原最核心的两座山体：杭爱山与肯特山之间。这两座呈倒八字排列的山体，象一座半开的大门一样，守护着贝加尔湖以南的整个色格楞河流域。依照一般的扩张路径，与匈奴部落最先进行竞争的，应该是那些同属于色格楞河流域的部落（比如位置更靠近贝加尔湖的“丁零”部落）。在统一了整个流域之后，再把扩张的目光，投向蒙古高原的其他地理单元。 如果要说匈奴人在争夺蒙古高原腹地的这场竞争中，有什么地理因素的话，位置更偏南一些，可能是一个原因。在其他条件类似的情况下，相对较低的纬度，能使得年平均气温更高些，让匈奴人的草场生长期更长一些。当然，在东亚核心区的农耕民族看来，这种差别相当于没有差别。因为即使是位于色格椤河流域最南部的，蒙古首都乌兰巴托一带（也就是匈奴的兴起之地），平均气温低于零下15底的冬季，也长达5个月之久。而在气温最低的1月份，平均气温甚至达到了零下30度。这样的气温环境，加上较低的降雨量，别说是支撑古典时期的农耕生产方式。即使是已经适应了环境的游牧民族，其能够从土地上收获的资源也是有限的（所以蒙古国现在的人口，也不过几百万）。 不管怎么说，匈奴人和其他游牧民族，在蒙古高原之上的竞争，暂时还不用考虑远在阴山——燕山以南的，华夏农耕民族的影响。事实上，在华夏农耕民族的成长过程中，游牧民族的影响力是一直存在的。在中央之国成型的周王朝时期，阴山以南的河套地区，山西高原北部，都曾经活跃着各不相属的游牧民族。只不过经历过春秋、战国的成长期之后，不仅华夏内部趋于统一，那些在黄土高原边缘的游牧区域，基本上都被华夏文明所覆盖了。如果匈奴想代表游牧文化，向趋于统一的中央之国发起新一轮的冲击，他首先要做的，就是整合蒙古高原之上所有的游牧力量。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和南方那个已经进入帝国体系的汉王朝进行PK。 很难判定，在战国末期就已经开始向黄土高原渗透的匈奴人，是否已经完成了蒙古高原的统一。从他们对赵国的战绩来看，这种整合应该还没有完成。对于匈奴来说，统一色格椤河流域，仅仅是他们建立游牧帝国的第一步。在蒙古高原之上，他们还有很多地缘板块和部落需要征服。单从方位上来看，匈奴人在征服了东萨彦岭、贝加尔湖、兴安山脉（外兴安岭的西部）、肯特山、杭爱山之间的这片高原腹地之后，可以向四个方向继续扩张。然而实际上，真正的有效扩张方向，只有两个：东和西。南、北两个方向一个太冷，一个太干，都不是适合人类大规模生存的地区。 所谓“太冷”指的是贝加尔湖以北地区。比小的板块命名角度来说，这一地区被叫作“外贝加尔高原”，而从大的划分来看。整个贝加尔湖以北，一直到北冰洋的西伯利亚中部地区，被叫作“中西伯利亚”高原。至于整个西伯利亚的地理环境，我在之前的国际部分，已经有过专节分析了。只能说，如果你不是想挑战极限，或者说被逼得实在没去处。在古典时期的技术条件下，向这一片永久冻土带索要生存之地，是非常不明智的。 既然向北再向西伯利亚地区扩张，是一件没有价值的事情，那么向南寻找温度更高的草场，应该就是最好的选择了。从大的方向来看，这种选择并没有问题。匈奴后来也的确把位置更靠南，已经侵入黄土高原边缘的阴山以南地区，当成了扩张的重心。只是当他们准备沿直线，侵入农耕文明区边缘时，首先要面对一大片极限之地——戈壁。 戈壁二字本身就是源于蒙古语。有沙漠、石头、干旱的意思。按照我们之前的说法，其实就指的就是“荒漠”了。在蒙古高原的地形图上，寻找到这片荒漠的边缘，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它本身并不象盆地、河谷那样，有明显的山体作为板块边缘。而了解这片戈壁荒漠的分布范围，对于我们解读匈奴乃至后来游牧帝国的地缘结构，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因为在中央之国与蒙古高原游牧民族长达二千多年的地缘博弈中，这片面积比高原腹地——色格椤河流域还要大的戈壁荒漠区，极大的影响了双方之间的博弈方式。并且将整个游牧帝国，由北至南的进行了地理切割，既所谓“漠南”、“漠北”。虽然说很难在地形图上，一眼就看出蒙古戈壁的地理边界，但通过对主要河流的分布结构，我们还是很容易看出这片干旱之地的范围的。从地形图上我们可以看到，北起肯特山、杭爱山相接处，南至阴山山脉北部，西接阿尔泰山东部余脉，东到大兴安岭的大片区域内，地势都相对平缓，没有高大山脉。相比被色椤格流域所覆盖的，贝加尔湖南部这个类盆地区，蒙古戈壁所处的这个类盆地区，在水资源的供给上就显得先天不足了。一方面周边的山脉，在高度和体量上，都不足以从天空拦截更多的水气；另一方面，腹地面积过大，那些从周边山脉上流下来的有限水资源，最多只能滋养自己附近的区域，根本没有机会在中间汇流成一个象“色楞格河”那样的完整水系（地下水资源也同样受影响）。这两方面的因素，共同造成了蒙古高原的东南半壁江山，成为了荒漠化地区。 假如你一定想从一些客观指标上了解蒙古戈壁。我们可以在蒙古的行政地区上，在蒙古首都乌兰巴托南部，找到四个叫作戈壁的省份：中戈壁省、南戈壁省、东戈壁省，以及面积较小的“戈壁苏木贝尔省”。这四个省份所覆盖的区域，基本上就是以戈壁、沙漠为主的区域了。 当然，与所谓的“撒哈拉大沙漠”一样，整体呈荒漠化的地区，并不代表人类完全无法驻足。在蒙古戈壁中，那些相对靠近边缘山脉的地区，依托有限的土壤以及有限的水资源，也能有顽强的灌木及草原生成（由四周越往中心腹地走，沙漠化越严重）。只不过这种荒漠化草原，不仅生态系统十分脆弱，产草量也是非常低的（一公顷也就2、3斤干草）。这样的植被条件，能够承载的牲畜和人口就可想而知了。 对于游牧民族的生产生活方式，一直以来有一句很写实的概括——逐水草而居。从本质上来看，这也农耕民族的需求，并没有本质区别。哪有有水，能生长自己生存所需的植物，哪里就是家园所在。只不过相比游牧民族靠天吃饭（往好了说，是尊重自然），居无定所的生活方式。农耕民族的生产方式，决定了他们注定要通过改造自然环境的方式，来提升一块土地的产出。不过，以蒙古戈壁的自然条件，即使是有现代技术条件支撑的我们，也很难将之改造为一片绿色之地，更别说是古典时期的人了。因此无论是对蒙古戈壁，还是对它以北的那片有水、有草的高寒之地，中央之国都很少表露出兴趣。而尽管蒙古戈壁的自然条件，注定也不可能成为游牧民族的核心草场，但他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却使得他们更容易在这片干旱之地中机动甚至小规模的生存，这也使得这片干旱之地，事实上成为了游牧民族的地缘优势所在（我比你更适应）。 相比南部荒漠化的情况，蒙古高原东西两翼的情况就要好的多了。如果从地势的角度看，蒙古高原大致呈现西高东低的走势。其西侧较为密集的存在着东、西萨彦岭、唐努乌梁山、杭爱山、阿尔泰山脉几条山脉。而这些山脉之间形成的河谷、盆地，也有条件成为水草丰美的牧场。只不过和色楞格河流域一样，高纬度和高海拔造成的低温，始终是限制其发展的关键问题。 按照中央之国的方位习惯，当你站在一条河流边上定位时，你的脸应该朝向下游方向，并以此来区别河流的“左”“右”两岸。如果按照这个方式的话，以色楞格河流域为核心区的匈奴人，应该把西侧的这片山地盆地区，视作“左翼”。然而事实却是，在匈奴人的概念中，这片即将纳入匈奴帝国的土地，是在自己的“右”面。而为单于经略此地的贵族，也因此被称之为“右贤王”。其实这一点也很好理解，与华夏民族的先民，是从黄土高原沿河流向下游地区扩张不同。匈奴也好，其他蒙古高原的游牧民族也罢，心目中最向往的地方，并不是下游所指的西伯利亚地区，而是南边温暖、富庶的农业区。当他们习惯于把目光投向南方时，左、右之位也就定下了。 对于匈奴人来说，高原左、右两翼的开拓同样重要。只有把这些同样住在毡房里，逐水草而居的部落，纳入草原帝国体系，匈奴才有足够的力量，与正在统一的中央之国对抗。另一个技术原因则在于，如果匈奴不能统一整个蒙古高原的话，那么他们即使能够穿越蒙古戈壁，并在汉地获得额外的资源（或交换，或劫掠），也难保自己的后方，不被其他游牧民族所侵袭。不过如果让匈奴人选择优先扩张方向的话，他们应该会更倾向于优先从左翼，也就是肯特山以东着手。 相比右翼那高低起伏的多山地形，蒙古高原左翼就要显得平缓多了。从外轮廓来看，这是一片由肯特山、雅布洛诺夫山脉（兴安山脉）、大兴安岭所围就的“箕”状地理单元。比南部戈壁区要幸运的是，走向基本与海岸线平行的肯特山、兴安山脉，能够从太平洋季风中，得到相对不错的降雨量。这也使得肯特山以东，直到大兴安岭北段的蒙古高原，拥有鄂嫩河——石勒喀河、克鲁伦河——额尔古纳河，等水量不错的河流。与蒙古高原腹地的河流，形成了一个完整的“色楞格河水系”，并最终注入有贝加尔湖一样。肯特山以东的这些河流，无论长短最终都合流入了我们所熟悉的一条大江——黑龙江，并注入太平洋。 有了这些生命之源，蒙古高原左翼，特别是靠近大兴安岭，同时能够受大兴安岭西麓河流补给的区域，植被覆盖状况就要理想的多了。当然，水并非是决定生存环境的唯一因素。在北亚这种高海拔、高纬度地区，温度的影响会显得同等重要。也就是说，如果不缺水的话，越靠近南边的河流流域，就越适合人类生存。在这种情况下，发源于肯特山南部的“克鲁伦河”，作为蒙古高原左翼纬底最低的大河，就在竞争中脱颖而出了。尤其是它靠近大兴安岭的下游地区，更是在和大兴安岭西麓河流的共同作用下，形成了蒙古高原最为优质的草原——呼伦贝尔大草原。 呼伦贝尔大草原得名于两个湖泊，一个叫“呼伦湖”，一个叫“贝尔湖”。想找到这两个湖泊，以及呼伦贝尔大草原的核心区，并不是一件困难的事。如果你象我们大多数中国人一样，视中国现有的版图为一只雄鸡的话，那么你应当也很容易找到这只雄鸡的鸡冠所在。没错，呼伦贝尔大草原的核心区，就是这个鸡冠南部的那个突出部。非常幸运的是，它目前在中国的版图之中。 如果不是古典时期最后一个帝国，根基之地在大兴安岭以东的东北地区的话，很难想象，中央之国在步入现在国家体系时，有兴趣谋得并经营这块漠北的草原。不过在蒙古高原游牧体系中，象克鲁伦河和呼伦贝尔大草原这样的自然条件，注定会成为一个各方聚焦的关键版块。力图统一蒙古高原，建立第一个游牧帝国的匈奴，当然更不会放过了。只是在匈奴所代表的，色椤格河游牧部落联盟，准备越过肯特山向东发展之时，这里并非是无主之地。一个在中国历史中，同样占据了相当重要地位的边缘族群——东胡，正在经营着包括呼伦贝尔草原在内的，大兴安岭西麓草场。正如古典时期很多纠缠不清的边缘民族一样，“东胡”也是一个比较知名的一个案例。很多时候，大家所纠结的是，诸如东胡到底是什么人种，应该包括哪些民族一类的问题。其实这些问题讨论起来并不会有结果，也不会有太大的意义。因为即使我们有机会穿越回去，没有文字记录历史有游牧民族，也未必说得清自己的源流。事实上，对于游牧民族来说，所谓血统并不是最重要的。恶劣的环境，使得他们珍惜每一个可能为己所用的潜在劳动力（战士），并养成了“养重于生”的观念。也就是说，后天是否成长、融于自己的部族，其意义远大于血统的来源。在这种观念指导下，那些从战争中掠夺而来的人口，只要愿意都可以成为他们当中的一份子，尤其是对于那些文化归属感丧未形成的幼童来说。 游牧民族的这种“拿来主义”的务实做法，甚至于不会受到人种的限制。正因为如此，我们在繁杂的历史记录中，经常能够看到对一个游牧民族，有不同的种族特征描述，以至于直到今天，在网络之上讨论某一古典游牧民族的人种，依然是很多人所热衷的话题。当然，这类话题的最终结果，一般都是没有结果。 东胡作为一个，独立的游牧族群出现，最初就是在匈奴崛起时代。在中央之国开始把匈奴人人叫作“胡人”的时候，那些居于“匈奴”之东。也就是我们上一节开始分析的，肯特山、蒙古戈壁以东，直至大兴安岭的区域的游牧民族，也被称之为东胡了。事实上，东胡之族，之所以能够以独立面目出现在中央之国视角中的游牧体系中。并非是因为他的人种、源流和匈奴就有明显区别的（刚才也说了，他们自己都未必搞得清楚）。造成这一点的基本原因，是肯特山以东的蒙古高原，本来在地理结构上就呈独立状态，是一个蒙古高原的二级地缘板块。相比之下，这些依托黑龙江流域和大兴安岭的游牧部落之间，更容易交集和博弈，并形成和色楞格河流域有一定区别的地缘文化。不过在地理条件上，有机会自成体系，并不是东胡之族让“历史”记住的主要原因。其根本原因，还是在于蒙古东部的这个地缘板块，在古典时期曾经成就过许多影响到中央之国历史进程的，“著名”的游牧民族，如：鲜卑、契丹、蒙古。而按照他们的地缘位置归类，都被认定和公元前的“东胡”有亲缘关系了。这些被很多历史研究者，认定同出东胡体系的族群，之间到底有没有直接的亲缘关系，估计连他们自己也搞不清楚。不过他们之间的共同特点，就是兴起之地，都在蒙古高原的东部。 相比位于戈壁大漠以北的色楞格河流域，东胡之地在和核心农耕区的地缘关系要更紧密些。而这种紧密关系的形成，地理上的原因是因为大兴安岭的存在。关于大兴安岭的基本地貌，我想大家都应该有个基本印象，那就林木茂盛。作为一条与海岸线平行，与海洋之间又存在大片低地和缺口的山脉，大兴安岭比它身后的那些山脉，要更容易接受太平洋季风的润泽，并积蓄更多的雨水。当然，也正是由于“水”从东来，大兴安岭东麓的河流水系，从质量上要明显优于西麓。这也为东北地区，成为对水资源要求更高的森林地带，奠定了环境基础。而当有一天，人类决定向自然界索取更多的，同样对水资源有高要求的耕地时，森林也就要比草原，更有资格“进化”成耕地了。 虽然大兴安岭西麓的水资源状况，不如东麓，但在临近大兴安岭的低地中，孕育出一片对水资源要求，相对较低的“草原”来，还是可以的。尤其是可以得到，肯特山——兴安山东麓河流补给的北部地区，植被在温度较高时期的状况，是十分让游牧民族满意的。其综合条件最佳的，就是我们上一节提到的“呼伦贝尔大草原”（核心就是克鲁伦河和大兴安岭流下的“海拉尔河”，汇集而成的“呼伦湖”）。 如果说东胡之地的北面，可以在水资源上左右逢源，那么南面的情况就不那么尽如人意了。因为在这个方向，大兴安岭所面对的是干旱的蒙古戈壁。其临近大兴安岭的低地，不仅得不到来自西面的，河流补给，还要受到更多的，来自戈壁沙漠的恶劣气候影响。当然，由于大兴安岭的存在，那些从山岭西麓流下的河流，虽然没有能力伸入戈壁腹地，但还可以自呼伦贝尔大草原以南，沿大兴安岭向南铺设一条草原走廊的。这条体量和质量上，相对呼伦贝尔草原要差一些的草原走廊。最后覆盖这片草原的游牧民族蒙古人，称这条“大兴安岭西麓草原走廊”为锡林郭勒草原。而今天，它的行政建制也继承了这个名称（锡林郭勒盟）。基于同样的历史继承，呼伦贝尔草原，行政上的归属也是“呼伦贝尔市”（地级市）。 无论对于东胡，还是后来赶走东胡，视东胡之地为自己“左翼”的匈奴人，这片土地的吸引力，并不仅仅在于他拥有几片水草丰美的草原。更大的诱惑在于，当燕山以南的农业区进入秋季收获期时，游牧民族也正是秋高马肥时。对于习惯于以劫、猎方式，为游牧生产补充额外资源的游牧民族来说，意味着什么是不言而喻的。而这个时候，锡林郭勒这条草原走廊的重要性就体现出来了。因为相比在漠北的那些游牧部落，这些本来就游牧于大兴安岭南部的部落，要更容易接近富庶的农业区。即使是以匈奴为核心的北部游牧部落联盟，成为了蒙古高原的控制者，并领导南下“打猎”的军事行动，也很容易发现，相比穿越阴山以北的戈壁沙漠，沿大兴安岭西麓的草原走廊南下的障碍要小的多。当这条草原走廊即将走到尽头时，燕山也就在眼前了。 上天对于蒙古高原东部的厚爱，并不仅仅在于为之提供了一条依附大兴安岭而生成的草原带。事实上，当由北而南迁移的游牧民族，沿大兴安岭西麓南下到达燕山北麓时，会惊喜的发现一条新的河流和新的草原带。这条新的河流，属于燕山水系，换句话说，这叫作“西拉木伦河”的河流主要是由燕山北麓流下的雨汇集而成的。由于它的位置，正好处在南北向的大兴安岭，与东西向的燕山山脉相接处的缺口。决定了西拉木伦河流域枢纽般的位置。到达此处的游牧民族，不仅得到了一片新的，水草丰美的草场——科尔沁草原，也获得了通往华北平原、东北平原的跳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