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呼伦贝尔、锡林郭勒一样，科尔沁之名也是来自于蒙古人。不过，人类在这片土地上生活的历史，可不是自蒙古人而起的。甚至最早进入中央之国正史视线的“东胡”，也并不是这片土地的拓荒者。在中华文明的起源当中，有一个长期被忽视，却又因为惊人考古发现而曝光的上古文明——红山文明，便是出现于此。这个出现在距今5、6000千年的文明，带给中央之国文明史的最大冲击在于：它明显是独立于黄河文明，独立起源的文明，其文明程度甚至高于同时期的黄河流域。 对于一直以黄河文明为正源，甚至是唯一来源的中央之国来说，这种结果多少让人有些尴尬。在那些传统的史家看来，与黄河流域并重支撑起中央之国的长江流域，甚至都不存在单独起源的文明。换句话说，长江流域进入文明期，都是因为某支黄河流域的部族迁移到此。这种认知，更是在史记为楚、吴、越等先秦南方诸侯，继上来自黄河流域的家谱之后，被固定了下来。只是在进入20世纪后，随着由西而入的考古学，在中央之国的兴起，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黄河流域并非中央之国文明的唯一起源地。现在我们所看到的，覆盖众多地理单元的“华夏文明”，更应该是多文明融合的结果。而中央之国的文明被称为“华夏”，并将黄土高原视为起源地，并非是因为原始的华夏文明，比其他地区独立发展的文明，文明程度更高，而是因为他是最终的胜利者，可以在自己的政治框架下，融合其他文明的优点，并形成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华夏文明”。 将中央之国文明的起源，跳出黄河的流域的框架，有利于我们更客观的看待中央之国的历史。甚至于现实的政治，也是有用的。因为如果你坚持认为，原始的黄河文明代表着东亚最高的生产力，并是唯一起源地的话，那居于半岛之上的某些“历史学家”，会非常愿意看到被剥离出来的，文明程度在同时期明显有优势的“红山文明”，成为自己的，所谓的独立文明的起源。并以“红山文明南下，唤醒了黄河文明”为推论，认定自己才是东亚文明的创造者。 关于红山文明的知识，相信大家可以百度得来。记得在中央之国开始之时，我们在探讨华夏、东夷文明博弈时，也曾经提及过。事实上从考古发现来看，红山文明的很多文化特征，无疑已经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华夏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换句话说，无论红山文明究竟在中央之国的文明史中，应该如何定位，它都明显无误的，是中央之国历史的一部分。不过，今天我们所要关注的，并非这一点，而是在于它所在地区的地缘结构，在古典时期是如何影响中央之国历史进程的。 对于处在几大板块交接之处的西拉木伦河流域来说，影响它历史定位的最大因素，除了枢纽般的位置外，特殊的地理位置，所带来的环境影响，也是非常重要的原因。简单点说，就是由于西拉木伦河流域，处在东北平原与蒙古戈壁的交接之处，它的地理属性一直在变化着。在红山文明兴起的5000多年前，这一带的环境显然要比现在要好许多。凭借原始的工具和技术 ，创造红山文明的先人们，已经能够在这片土地上，发展原始的农业了。能够有如此良好的环境，那些从大兴安岭南部，以及燕山北麓流下来的河水，自然是功不可没。它们在共同汇入西拉木伦河之后，继续向东进入了平原地区。而在进入平原地区后，西拉木伦河被称之为“西辽河”，并与东部长白山脉流下来的东辽河，合流成为了“辽河”，南流入了渤海。相比靠近蒙古戈壁，且没有山脉阻隔的西拉木伦河流域，可以受到燕山保护的辽河下游平原（下辽河平原），情况就要稳定的多了。最起码，那些蒙古高原吹过来的风沙，不会影响到此。而它相对较低的纬度，已经丰富的水资源，也成为了中央之国，北出华北平原之后，经营农耕文明的首选之地。 关于“下辽河平原”，在历史中的重要地位，我们在之前的内容中，已经详细解读过了。其实对于游牧民族来说，西拉木伦河流域要更为重要，因为如果不是立志要成为中央之国主人的话，控制了西拉木伦河之后，就有机会跨越燕山中的几条通道，进入华北平原窥探农民的收成了。而在东胡、匈奴在蒙古高原东部发展的时候，西拉木伦河流域的气温、环境，虽然未必如红山文明时期，那样适合农业生产，但却绝对能生成，游牧生活所需的优质草场。只不过，我们刚才也说了，这一地区的环境并不稳定，大兴安岭和燕山之间的这个缺口，这来自蒙古戈壁的西北风，变身成为“穿堂风”制造了机会。现在我们所看到的“科尔沁草原”，在很多地图上已经被标注为“科尔沁沙地”了。当然，造就这种沙、草相间的状况，人类的过度活动，也是重要的催化剂。在生态环境脆弱的地区，如果不注意保护环境的话，周边环境恶劣板块的渗透便会更加的容易（恢复起来就难了）。这一幕在同样临近干旱地区的陕北高原，也同样上演着。既然大兴安岭与燕山山脉的这个缺口，使得科尔沁草原的环境不十分稳定，那么，受此影响的，也就不止是东流的西拉木伦河流域了。沿大兴安岭西麓延伸至缺口西侧的“草原走廊”——锡木郭勒草原，也同样会陷入沙与草争地的状态。如果我们在地图上寻找，就会在这个位置找到一片被标注为“浑善达克沙地”的区域。一方面要受西侧蒙古戈壁的风沙之苦，一方面又有能接受来临近高地水资源（包括地上、地下）的地理条件。浑善达克沙地，成为了不多见的“水沙漠”。既沙漠中存在众多的小型湖泊、河流。随之而来的，也就是沙、草相间的奇异景象了。 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浑善达克、科尔沁两片土地，算是悬于天堂与地狱之间。如果维护改造的好，完全有机会打造成一片农、林、牧相互依存的绿色之地。而对于二千多年前的游牧民族来说，他们倒不用考虑这么多。天然形成的草场，已经足以满足他们的游牧生活方式了。当然，既然已经游牧到了西拉木伦河流域，就没有理由不继续沿河向东，进入辽河下游了。在中央之国的农耕民族，还没有跨越燕山向北渗透时。下辽河下游地区的自然状态，同样也是游牧、渔猎民族所喜欢的。特别是这一带，有些相对更温暖的气候。 真正让最先游牧于辽河流域（包括西拉木伦河流域）的东胡部落，遭受重大打击的，并非是匈奴人。在战国后期，试图从燕山以北开疆扩土，提升自己地缘潜力的燕国，成为了东胡部落恶梦的开始。这段历史在战国部分我们已经解读过了，在燕国的强大攻势之下，“东胡却千余里”。下辽河平原以及之前被东胡部落所覆盖的燕山山脉，成为了燕国的领地。燕人甚至兴建了长城，来保卫他们的胜利果实，并持续向东胡施压。当然，这种施压并不在于燕国，有兴趣继续向西拉木伦河渗透，并将科尔沁草原变成农耕之地。而是东胡部落再想南下从农业区，获取额外收益的话，就不那么容易了。 燕国大破东胡，并在东胡之地开疆拓土的时间，大约是在公元前300年。这次重大打击，无疑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东胡部落的实力，以至于当色楞格河流域的匈奴人，开始向两翼扩张时，东胡部落没有成功的保住他们在蒙古高原西部，以及西拉木伦河流域的草场。当然，从地缘潜力来看，大兴安岭周边地区，在游牧区显然是有一定优势的。与汉地更为紧密的地缘关系，以及水资源相对充足的草场，都为东胡故地日后诞生出有重大影响力的边缘部落，奠定了基础。而视克鲁伦河为母亲河的蒙古部落，只是其中最成功的一个罢了。 如果要说，谁是从东胡之地入主中原的先行者，那么这个荣誉应该授予鲜卑人了。其实鲜卑族群的形成和匈奴的东扩有着直接的关系。当匈奴人向东扩张之后，占据大兴安岭西麓草场之后，除掉那被匈奴帝国直接吸收，成为匈奴一份子的东胡之民以外，并不愿意就此湮灭的东胡部落，退入了山高林密的大兴安岭。而这些即将重拾更为原始生活方式的东胡部落，共分为两支。一支由呼伦贝尔大草原退入大兴安岭北部，也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鲜卑人”。他们所退守的山地，也被称之为“鲜卑山”；另一支则由锡林郭勒草原退入大兴安岭南部。相比于后来有机会成为中原之主的“鲜卑人”。这去东胡部落的名气要小一些。不过熟读三国有朋友应该会有影响，他们就是“乌桓”。而乌桓所经营的大兴安岭南部山地，则被称之为“乌桓山”。 退入大兴安岭的东胡部落，得以保持自己的部落形态，但并不意味着，不会受到如日中天的匈奴帝国所影响。最低限度，他们不能挑战匈奴对蒙古高原的领导者地位。而在具体的合作态度上，鲜卑人和乌恒人也有着区别。这最终也直接影响了，这两支部落的命运。至于这种影响是怎么造成了，我们下一节再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