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了张《蒙古诸部地缘结构图》。相信对大家了解蒙古高原的地缘结构，以及蒙古帝国的崛起有所帮助。对于我们正在解读的匈奴部分，同样有参考作用。相比中央之国正在转进的“中央集权”制，匈奴人建立的草原帝国，结构就要松散的多了，就其内部的组织架构而言，与中央之国之前盛行的“封建制”颇有些类似。各大小部落，都有自己相对固定的草场。而这些部落之间，又分级管理。其中在匈奴单于之下的第二等级，就是负责经略左、右两翼的左、右贤王了。相对于之前各自为战，仅以原始的血缘关系，来区分敌友的状况，匈奴能够建立这样一套草原“封建”体系，已经是很大的进步了（不过按照我们的“历史”属性划分，中央之国现在才是“封建制度”时期；匈奴自然就是低一级的“奴隶制度”阶段了）。 与始创封建的周人一样，那些被匈奴征服的部落，除了被打散并入嫡系部族以外，也有机会成建制的加入草原帝国体系，前提是他们要表现出足够的服从度。对于匈奴人来说，这样做的好处，是能够以较小的成本（杀敌一千，自损八百），将对手并入己方阵营；坏处就是，一旦自己的控制力变弱，那些能够完整保留自己部族文化的被征服者，会更容易成为变节者。 作为“东胡”系残存的部族的代表乌桓来说，就是这样一个成建制的臣服于匈奴帝国的典型。而他们所得到的回报，就是被允许从“乌桓山”上下来，在西拉木伦河流域，保持他们的游牧生活方式。当然，匈奴能够“恩赐”这样一块草原，并不是出于善心。除了按岁纳贡之外，同样要服从于匈奴帝国的军事调遣。不过我们刚才也说了，以强大的武力威慑这些曾经的对手，并使之成建制的为我所用，固然是一种节约成本的方式，但可靠性就要差上许多了。在汉武帝大破匈奴之后，这些本为匈奴左翼前哨的乌桓人，又反过来成为了汉帝国对付匈奴的助手。 当乌桓决心在战略上，依附更为强大的汉帝国时，他们的命运也发生了重大变化 。一方面为了更好的控制乌桓，另一方面也为了使其免受匈奴的直接威胁。乌桓在和汉帝国的合作过程中，不断的内迁至燕山南北的几个边郡。甚至在三国时代，成为了曹操统一中原的，主力骑兵的来源。也许对于以前在塞外苦寒之地游牧的乌桓人来说，生活在温暖的南方，甚至一定程度接受一些农耕生产方式，并不是件坏事。只是这样一来，他们也就没有机会，象匈奴一样在蒙古高原建立属于自己的游牧帝国了。 每一个人和每一个民族，都有权力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与乌桓选择在匈奴与汉帝国之间周旋不同，退入大兴安岭北部的鲜卑人，似乎更安于接受，在山林之中以渔猎为主的生活方式。这也使得他们，基本上没有什么机会，在汉帝国与匈奴的残酷博弈中露脸。我们并无法知晓，鲜卑人困守于大兴安岭北部，是主观上不愿意被匈奴所同化；还是因为匈奴不希望在自己左翼最核心的草原，为鲜卑人分割出一片草场所至。不过客观的结果却是可以知晓，那就是当匈奴在汉帝国强大的武力压迫下，被迫分裂、衰退之后，作为与匈奴核心之地最近的独立部族，一直在积蓄力量，完成内部统一的鲜卑人有机会从山林中下来，接收呼伦贝尔草原的东胡故地（还包括数以万计的部众）。并在漠北匈奴被迫西迁之后，成为蒙古高原之主。 鲜卑人后来的成就与结局，相信我们在中学历史中就已经知晓了。不过在我们现在解读的历史中，他们还只是一个一出镜就得倒地装死的龙套角色。他们后来的成就，更多的是在反证蒙古高原左翼，在蒙古高原诸三大板块中的重要地位。当然，对于匈奴人来说，他们也不可能没有关注到这点。即使这时的匈奴，还没有想过代表游牧民族入主中原，大兴安岭西麓的优势草原，以及可以直通农耕之地的，不间断的草原走廊，也是莫大诱惑。正因为如此，在匈奴的游牧帝国版图中，肯特山的左翼地区的重要性，仅次于肯特山、杭爱山之间的色楞格河流域上游地区。 为了重点经营这片从东胡手中夺来的土地，匈奴将除了单于以外最重要的政治地位，赋予了左翼的最高政治领导者——左贤王。在一个政治体系中，有什么政治地位，是仅次于最高领导者的呢？这个答案并不难猜，它就是未来的最高领导者，也就是单于之位的继承者。换句话说，谁要是被封为左贤王，谁就是未来单于的继承者。只是和中央之国的情况一样，以左贤王之位成为最高权力继承者的同时，也意味着必须成为政治漩涡的中心，承受更大的政治风险。而为了抵御这种风险所付出的代价，往往是自己生命。这也使得，有的时候会接连有几个左贤王都不得善终，以至于匈奴人觉得，是不是左贤王这个尊号有些不祥。 尊号叫什么，当然不是决定左贤王命运的根本因素了。权力争夺者们所觊觎的，是他未来的政治空间。说到这里，大家可能会有一个疑问，既然蒙古高原左翼的条件如此不错，又不必有长时间穿越大漠戈壁之苦，就可以攻掠汉地的条件，为什么匈奴只是把它当成次一级的板块经营，而把色楞格河流域，当成单于自理的核心板块呢？其实我们看地图，就应该已经得到结论了。因为从地缘位置来看，色楞格河流域是蒙古高原绝对的中心板块。除非建立帝国者，可以无视高原右翼那一大片高山盆地区，否则把经营蒙古高原的地缘核心，放在蒙古高原的地理中心——色楞格河流域最南部，几乎是必然的。这个地理中心，具体的说就是杭爱山与肯特山南端之间，鄂尔浑河、图拉河上游的地区（这两条河流是色楞格河最南端的两条支流，分别发源于杭爱山、肯特山南端）。匈奴帝国的“龙城”、突厥帝国的汗庭所在（于都斤山）、蒙古帝国的“哈拉合林”，以及现代蒙古国的首都乌兰巴托，都在这个地理中心。 并不肯定崛起于这个蒙古高原地理中心的匈奴人，到底是先解决左翼，还是从右翼开始着手。不过居中的地理位置，使得他们无论是向北统一色楞格河流域；还是向东翻越肯特山进入蒙古高原东部；抑或先从杭爱山以西的地区着手，都有着同样的机会。唯一比较困难的，就是穿越蒙古高原中央戈壁，去阴山以南“打猎”。不过要是能够先把色楞格河流域，以及左右两翼搞掂，这就不再成为问题了。 既然蒙古高原的右翼，在蒙古高原的地缘结构中三分天下有其一（除掉条件恶劣的中央戈壁区），那么右翼的地缘结构，也是我们必须重点解读的了。事实上，尽管蒙古高原的左翼诞生了更多的，曾经入主中原的游牧部落，但从战略上来看，游牧民族对右翼的经营，以及中原王朝对西部的渗透，更能从战略上决定双方的命运。至于这一切缘于哪些因素，那就要等我们循序渐进的解读完蒙古高原西部，以及汉、匈日后博弈的焦点板块——河西走廊、西域之后，才会有答案了。与蒙古高原东部地势相对平缓的情况不同，蒙古高原西部的地势就要高上许多了。这块被匈奴视为右翼的区域，由北至南紧密排列着东、西萨彦岭，唐努乌尔山，杭爱山、阿尔泰山脉，以及阿尔泰山脉的东部延伸——戈壁阿尔泰山。所谓山水总相连，山脉越高，拦截水气、蓄积雨（雪）水的能力就越强，因此相比地势平缓，腹地无高大山脉分割的蒙古高原“中央戈壁”区，蒙古高原西部在水资源方面是很有优势的。不过凡事有一利必有一弊，高大山脉过密的存在，虽然有利于植被生长，却也让森林挤占了游牧民族更为喜欢的，优势草场的生存空间。 尽管在高山之上，同样有可能生成草场，但总的来看，山脉之间地势较为平缓的河谷、盆地中，所生成的草场更适合人类大规模的生存。从这个角度看，游牧民族如果想在高原西部发展的话，其重心就要在那几条山脉，所包夹、合围出的低地上了。根据山脉的走势，右翼的低地区可以被划分为二区。一个是我们很多人都听说过，却又对其结构感到陌生的“唐努乌梁海”。如果从地理的角度为之命名的话，我们可以称之为“唐努乌梁海盆地”；另一个则是无论从名字还是结构，都有可能让大家感到陌生的“大湖盆地”。 很多人知道唐努乌梁海，是因为网络之上经常有文章表示，当年中国政府（是哪个政府同意的，也是永恒的争论点）同意的是外蒙古的独立，而在蒙古高原西北角的“唐努乌梁海”并不在此列。也就是说，这块最终被俄国人直接吞并的土地，似乎在法理上，还有的一搞。至于这其中的法律逻辑到底对不对，并不是我们今天讨论的重点，包括这两块土地，到底是被哪个政府给卖了，也不会展开。毕竟所谓的法理，都是为政治服务的。而政治博弈讲究的是实力，在没有实力保有和“拿回”所谓故土的情况下，讨论下去只会徒费口舌。不过我们今天的内容，倒是有助于大家明白，为什么俄国人，一定要把唐努乌梁海划给自己。而这一板块，在游牧帝国的版图中，又是不是一个重要单元。 从地理结构上看，乌努乌梁海盆地是由蒙古高原最西北角的三条山脉所合围而成的。即西萨彦岭、东萨彦岭、唐努乌尔山（也叫唐努乌拉山）。与蒙古高原整体呈西高东低的走势有所不同，唐努乌梁海盆地周边山势，呈现的是东高西低的走势。也就是说，唐努乌梁海与色楞格河流域之间的山体，地势是最高的，而面向西西伯利平原的地势相对较低。不要小看了这一点区别，这点区别最终在地缘政治之中，决定了唐努乌梁海的归属问题。 与所有由山脉合围而成的河谷、盆地一样，那些从山脉之上冲刷出众多河道的雨水，最终会在最低点合流成一条河流。在大部分的情况下，合流之后的河流会寻找一个缺口冲出谷地，并在和更大的河流合流之后，奔向海洋。当然，也不是所有的雨水，都有这份幸运回归海洋。也会有一些内陆河，没有力量找到大部队，只能在低地蓄积出一个湖泊作为最终的归宿。在后面的内容中，我们就能看到这样的案例了。 在我们的幼儿教育中，经常有水气是如何变成雨水，并最终流入大海的童话故事。在这些故事中，能够“回到”大海中的小雨滴都是幸福的。而唐努乌梁海中的雨（雪）水，也有机会成为幸运儿。因为他们在合流之后，冲破了山脉的包围，汇入了海洋。由于东萨彦岭以及唐努乌尔山的西部，地势要高于西萨彦岭，因此从这部分山体上汇集入谷地的众多河流，决定了唐努乌梁海中河流的最终走向。合流之后的河流，从地势较低的西萨彦岭寻找到了缺口。当然，如果让我去写类似童话的话，也许会认为这是一个悲剧性的结尾。因为发源于唐努乌梁海的这条河流，在向北经由“西西伯利亚平原”与“中西伯利亚高原”的相接处漫流之后，注入的是寒冷的北冰洋。 对俄国地理结构，知晓一二的朋友，应该可能会听过这条河流的名字，它就是俄国最大的河流——叶尼塞河。也就是说，为俄国带去最多水资源的叶尼塞河（利用率倒不是最高的，因为人口密度太低了），就是发源于唐努乌梁海。从这个意义上说，任何一个稍有战略眼光的政治家，都不会愿意自己境内的河流，受制于人。或者说，无论你是主观上有计划，还是客观上遵循自然渗透的规律，沿河流向上、下游方向扩张，都很自然的有把一条河流两边的土地，归入同一政治体的需求和欲望。如果俄国在尽握主动权的情况下，不试图把和蒙古的政治分界线，定位在叶尼塞河与色楞格河(也包括大湖盆地)的分水岭之上的话，那也当不起，我对他们在地缘政治研究上的诸多赞誉了。 按照我们在温带的生活经验，每一条大河的下游地区，通常都会是地理条件最好的区域。地势的平整，和充足的水资源，一旦人类可以有力量对其加以疏导的话，肥沃的良田就能够使所承载的人口，呈几何数级的增长（相对自然状态）。不过西伯利亚却是一个截然不同的世界。记得在北亚部分我们曾经解读过。尽管西西伯利亚平原，可以算得是世界上最为平整的大平原，但纵行其间的河流，却因为由南至北的走向，让周边的土地血上加霜。因为在度过漫长的封冻期后，位置更南，纬度更低的上游河流，总是先于下游地区解冻，而被下游冰层阻挡的上游河水，除了向四周漫流之外，就别无出路了。短暂的夏日，还没有来的及把这些因河水漫流而形成的沼泽地晒干，就又进入新的封冻期了。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西西伯利亚的大部分土地，都变成了沼泽地带。只有在上游纬度较高的区域，才有可能为人类所开发。 西西伯利亚平原的这种情况，不仅古典时期的农耕民族无力开发，就算是靠天吃饭的游牧民族，也不会有太大兴趣。当然，我们前面也说了，越靠近上流高地的区域，反倒越有机会为人类所利用。在这种情况下，群山环绕的唐努乌梁海，倒称得上是一个世外桃源了。 由于合成唐努乌梁海的三条山脉，相距较近。唐努乌梁海盆地内，事实上并没有太大规模的草场，或者说植被以森林为主。发源于东萨彦岭上的“大叶尼塞河”，与发源于“唐努乌尔山”东端的小叶尼塞住河，在西萨彦岭——唐努乌尔山之间，合成了“叶尼塞河”的起始段。而这些河流两侧，就成了这些生产方式整体以渔猎为主，辅以畜牧的部落的生存之地（越往高地上，渔猎的比例越高。也就是说，西段叶尼塞河河谷，畜牧的比例高些；东段大、小叶尼塞河等支流，渔猎的比例高）。唐努乌梁海地区并不是蒙古高原之上，唯一高森林覆盖率的区域。在其东面的环贝加尔湖地区，包括色楞格河下游，同样也属于高森林覆盖的区域。在成吉思汗成为草原之主的时候，生活在唐努乌梁海，及其以东直至贝加尔湖东岸森林地区的部落，被统称为“林中百姓”。区别于那些驰骋在大草原上的游牧民族，这些“林中百姓”被视为渔猎民族。由于这渔猎的生产方式，注定了这些林中部落的人口并不会太多。不过这些猎人的生活方式，决定了他们都是非常优秀的战士。当以成吉思汗为代表的游牧民族，准备南下与中央之国的统治者决战时。自己的后方，也同样有可能成为这些林中部落的袭掠对象。因此，成吉思汗在统一草原之后，也专门针对这些森林之民，展开了政治、军事攻势。而他们在后来的历史中，也成为了蒙古游牧帝国的一部分。甚至在迁入游牧区之后，成为了影响中央之国政治走向的重要力量。 这些被成吉思汗征服，并纳入帝国体系的森林民族中，最为我们所熟知的，当属“瓦剌”人了。在元朝灭亡，成为草原最强悍的部落之后，瓦剌人在与明帝国的战争中，一手酿成了农牧战争史上，中央帝国最惨痛的失败之一：土木堡这变。在这次战役中，中央帝国甚至直接损失了一位皇帝（明英宗，被瓦剌所俘）。而在成吉思汗决心征服蒙古高原西、北部这些森林民族时，瓦剌人的前身“斡亦剌特部”，也是最先与蒙古人合作，并成为其他森林部落迅速纳入蒙古帝国体系的导火索。这种政治上的“先知先觉”，也为瓦剌人在蒙古帝国崩溃之后，成为蒙古高原的主导力量，取得了先发优势（因此可以获得比其他部落，更好的政治待遇）。当然，这时候的瓦剌人，已经是蒙古民族的一部分，并以蒙古部落的身份，继续着与农耕区的千年博弈。 瓦剌人之所以会成为“林中百姓”中，最先归顺成吉思汗的部落，和他们的位置有着很重要的关系。因为他们所聚居的山林，正是唐努乌梁山脉的最东端。这里也是小叶尼塞河的最上源处（由于共有八条小河，也称之为“八河流域”）。与蒙古高原核心游牧区：色楞格河流域无缝对接的地理位置，也使得瓦剌人成为了最容易下山游牧化的民族。既然已经说到这里，也就顺便说下“大叶尼塞河”上游，也就是东萨彦岭上游的情况。当时在这一带游牧的部落中，有一支叫做“兀尔速锡”。当然，在成吉思汗的兵锋之下，他们也同样很快成为了“生活在毡帐之中的兄弟”。不过在后来的历史中，他们倒没有瓦剌人那么拉风。他们的一部分后人，甚至直到20世纪中叶仍然在大小兴安岭中保持着渔猎生活方式。然而，这也许也是一种幸运。因为在现代中国的所谓“五十六个民族，五十六朵花”的民族分类中。这些源自东萨彦岭的渔猎民族，因为自己独特的生产生活方式，而以不足万人的数量，成为了五十六分之一。只不过这时候他们的名字，已经被称之为“鄂伦春族”了。 按照现有的进度，蒙古高原崛起的这段历史与地缘博弈，解读的话是很遥远的事情了。之所以会在现在有所涉及，是因为需要一段相对较近、资料相对详实的历史，来帮助我们了解蒙古高原的地缘结构。鉴于匈奴帝国的历史距离我们太过遥远，史料的缺乏使得这种佐证变得十分必要。当然，我们这一节的重点，不是解读蒙古帝国的形成，因此前日做了张《蒙古诸部地缘结构图》，上面标出了成吉思汗统一蒙古高原之前，蒙古高原诸部的地缘位置。相信大家能够从这张图中，找到自己感兴趣的信息。 既然那些完全生活在山林之中的“林中百姓”，都有机会在游牧帝国的历史中出现，那么条件相对较好，有机会吸纳更多畜牧业以为补充的叶尼塞河谷（唐努乌梁海盆地内的部分），就更没有理由，不在历史上留下自己的印记了。比其异地而生，得以保持民主独立性的“鄂伦春人”；以及迁居草原，完全成为蒙古民族一部分的“瓦剌人”来说，当时生活在唐努乌梁海盆地腹地的这支被叫作“秃巴思部”的部落，要显得更为幸运。因为他们留在当地的部落成员，至今仍然保持了至今原有的族名，只不过在汉语中，他们通常被译为“图瓦”人。而在现在俄罗斯的政治版图中，唐努乌梁海板块，也被标注为“图瓦共和国”。尽管图瓦人和很多亚洲游牧民族一样，因为蒙古人的那段辉煌历史，而愿意称自己为蒙古人的一部分。但实际上，这些生活在世外桃源的部族，至今所操的语言，还是蒙古人征服之前所持的“突厥”语。当然，所谓民族认同，最主要的指标，是在于这个民族自己怎么想的。如果他们想做，并认为自己是蒙古人并无不妥。而在这里指出图瓦人的语言和其他蒙古人，有明显区别的原因，是因为这和唐努乌梁海地区，封闭的地理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 唐努乌梁海的边缘位置，以及与蒙古高原主体若即若离的地缘关系（河流不是指向高原腹地，而是西伯利亚），加上不甚突出的游牧环境，使得这一板块在历史上，本身并没有成为决定蒙古高原命运的重要板块。不过对于中央之国来说，这个板块却有着特殊的意义。在这里说其特殊，并非是大家所纠结的，清帝国就已经在唐努乌梁海建立有效统治，俄国人的占领是否合法这件事。事实上，唐努乌梁海地区，与华夏文明的交织，远比很多人所认知的要早。可以说，在我们正在解读的汉帝国时代，这一地区就已经播撒了华夏文明的种子了。 之所以会有这种情况，和当地群山环抱，水源充足的小环境分不开的。正是因为周边山脉，最大限度的帮助隔离了来自西伯利亚与蒙古高原腹地的恶劣气候（冷和沙）。相对湿润的小气候，以及因高森林覆盖率，而累积而成的良好的土壤条件（想想东北平原的黑土地是怎么形成的），使得相对开阔的大叶尼塞河河谷，不仅有着自然条件不错的草场，也具备了农业开发的基本条件。 你很难要求二千多前的匈奴人，或是其他蒙古高原部落，自然生成农耕的概念，并试图开发唐努乌梁海的农业潜力。不过对于那些，因为战争而被俘虏、劫掠到蒙古高原的华夏农耕族来说，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对于习惯在长城以南的暖温带、亚热带气候中进行农耕生活的人来说，中温带的蒙古高原那寒冷的气候，以及游牧的生活方式都是他们所不适应的。而这种不适应，也加大了人口的死亡率。对于视人口为第一生产力的古典时期来说，人口的损失就是资源的损失。就这一点来说，无论是游牧民族还是农耕民族都一样重视。否则我们就不会在那么多历史片段中，看到战争之后的“战利品”中，包含那么多被胜利者带回的人口了。 通常情况下，那么被掠入蒙古高原的，来自汉地（现在已经是汉帝国时代了，可以称之为汉地了）的人口，会依军功分配给各部落，并分散到蒙古高原的各个角落。到底是谁，最先发现唐努乌梁海腹地中，存在可供农业开发的气候环境和土地，已经无从考证了。不过匈奴人就此发现，这个边缘之地可以用来安置因各种因素，进入蒙古高原汉人移民，却是可以肯定的。对于匈奴人来说，这其实也是一件非常划算的事。这些或主动，或被动来到蒙古高原的汉地移民，对于生产力落后的匈奴人来说，是一笔宝贵的财富。让他们有一个更适应的环境生活，有利于发挥他们从汉地带来的技术特长。另一方面，相比渔猎、游牧的生产方式，同一片土地如果被开发为耕地，其产出量要远远高于草场和森林。 尽管匈奴人，陆续在唐努乌梁海腹地，安排了不少汉地移民，但历史注定只会记住那些看似能够左右“历史”的精英人物的。也就是说，一般情况下，除非这些汉地移民，最终成为了独立的族群，并发挥了能影响到中央之国的政治影响力。否则他们是没有机会，被我们的史书的记住的。而在今天，我们也很难从考古的角度，在其中获知这些曾经的历史。真正让唐努乌梁海，和我们所认知的“历史”联系到一块的，是一个原本就对我们的历史观，产生过生大影响的历史人物——李陵。至于李陵是如何与之联系起来的，就是我们下一节的分析方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