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陵的故事，在中国算得上是一件非常著名的悲剧性事件。长期以来，中国的文人和士大夫，对于李陵力尽之后归降匈奴一事争议颇多，即无法作出正面评价，亦无法作出负面评价。然而，绝大多数象李陵这样虽有功在前，却最后“大节”不保的人，就没有这种好运了。李陵能够在投降异族之后，还能“有幸”成为争议人物，很大程度是因为司马迁。正是因为为李陵鸣不平，司马迁才被处以对男人来说，最为残酷的“宫刑”。而在受此严重打击后，完成被后世认为是史书标杆的《史记》，也成为了司马迁人生当中最大的追求，也可以说是证明自己的唯一机会。从记录历史的角度看，你也可以认为李陵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历史。 当然，我们今天的重点并不是去探讨，李陵和司马迁，多大程度影响了中国历史的走向。之所以要在这个很少论及具体历史人物的帖子里，提到这位悲情英雄，是因为李陵和我们正在解读的蒙古高原西部，也就是匈奴“右翼”有关。因为在得到李陵之后，大喜过望的匈奴单于所给予李陵的政治待遇，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这个政治待遇具体到官职上，就是我们之前所提到的，匈奴游牧帝国的三号政治人物——右贤王。 获封右贤王，意味着李陵成为了色椤格河以西游牧之地的最高管理者。能够得到这个地位，一方面是因为李陵在这次远征中，给匈奴造成的杀伤力，足以证明他的军事才能；另一方面，也和他李广之后的特殊身份有关。汉匈博弈中，最为知名的飞将军李广的后人，归降了匈奴，对于汉军的心理影响，绝对要比一般汉军投降匈奴要大的多。而以最高的政治待遇，礼遇这位曾经的劲敌，为匈奴在政治上的加分，也是显而易见的。当然，你也可以认为，这不算是最高政治待遇，毕竟左、右贤王虽属同一级别，但负责左翼的“左贤王”，政治地位要略高一点。不过考虑到左贤王等于于“太子”地位的政治身份。相信不会有人认为，作为降人的李陵，会适合这个位置。 在前面我们也说了，匈奴右翼的核心板块，应该是唐努乌梁盆地之南的“大湖盆地”。而位置边缘的唐努乌梁海，只能算是次一级的地理单元。由于山高林密的地理结构，历史上的各个游牧帝国，对于经营唐努乌梁海的热情，并不算高。不过对于李陵和那些不习惯塞外风沙之苦的汉人来说，唐努乌梁海却有些特殊意义。理由其实我们在上一节也提到了，就是唐努乌梁海的河谷之中，有条件让他不想和游牧民族一样，过着逐水草而居的不稳定生活，重拾农耕的生产方式。 对于习惯于农耕生活的人来说，地势平缓的森林地带远比草原要有吸引力。依靠原始的“刀耕火种”方式，焚烧过的森林很快就能变成耕地。等到那些因焚烧草木而产生的肥力被快速消耗掉后，原始的农耕者就会把目光投向另一片森林。不过在中央之国，随着人口的增加，这种粗放的农业方式已经变得过于奢侈了。以积肥、秸秆灰还田等方式对固定土地的精耕细作，保持肥力的方式，成为了东亚农耕区的普遍做法。而这种生产方式，以及对土地的态度，也决定了这个民族的性格。 不过李陵和那些被迫归顺匈奴的汉人，如果想在在唐努乌梁海的山间河谷中重拾田园生活的话，倒不用去考虑改良土壤的问题。因为千百年来因为植物腐败所形成的腐土，足以让他们的农业生产中，只需要“播”和“收”两个程序。事实上，在东北亚、北亚森林地带，只要温度不是冷到难以忍受，能够提供农业生产最低限度的积温（植物生长周期，所需要的日平均气温的总和），小规模的农耕生产，以及畜养牲畜都是一直存在，并作为渔猎生产的重要补充方式。相比游牧区，渔猎区对于农业的兴趣要更大些。这很大程度是因为渔猎区与农业区的居民，都有相同的定居方式，当你有机会稳定下来，并视自己脚下的土地为家园时，才会有机会在它当中发掘出新的潜力。而在历史上，把农业生产方式带入渔猎区的，往往就是那些因为战争方式，被掠入的华夏农耕区的人口。 可以肯定的是，在漫长的历史当中，有无数被北亚、东北亚游牧、渔猎部族掠入的华夏农业区人口，尝试过在这些苦寒之地，以自己熟悉的方式生存下去。而李陵之所以能够有幸被历史所记住，引发我们对唐努乌梁海的关注，并不仅仅是因为他在匈奴的政治地位。真正引发我们在宏观历史层面对之产生兴趣的，是一个叫作“黠戛斯”的唐代部落。这支生活在叶尼塞河上游地区的部落，曾经向唐帝国的统治者表述过他们当中部分成员的华夏血统，并试图以此为纽带，建立政治联盟。而“黠戛斯”部所指向的血统来源，就是李陵。基于中央帝国在东亚地区的文化统治力，边缘民族的这种攀附行为是很常见的。不过结合唐努乌梁海的地理结构，以及李陵和汉地移民，经营过蒙古高原右翼的史实，“黠戛斯”中那些明显带有黄种基因的成员，的确有很大可能，是以李陵所代表的，那些曾经在唐努乌梁海及其周边地区生存的汉地移民之后。只不过因为李陵是他们当中，声名最为显赫者，才有幸成为代言人罢了。 “黠戛斯”人也就是现代“吉尔吉斯人”（中国的柯尔克孜族）的直系祖先。不过如果你有机会遇到这些在外貌上，和我们有诸多相似之处的朋友的话，建议不要去一厢情愿的提及所谓李陵之后的问题（现在所显示的黄种基因，已经和汉帝国移民的关系不大了）。毕竟在民族认同这个问题上，血统并不是最主要的。如果你在文化、政治上占有绝对优势，即使没有血统上的联系，也会有人愿意寻找证据拉近双方距离的；反之，你就是证明骆大使从血统上算应该是“华人”，他也绝不会选择入中国籍的。 回到唐努乌梁海的问题上。唐努乌梁海盆地封闭的地理环境，使得它有机会为人类保留一些“原始”的东西。好像现代图瓦人所操持的语言，就被认为是一种古老的突厥语，并为许多语言学家所瞩目。而他们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活方式，也是许多人所感兴趣的。当然，对于很多中国人来说，会很遗憾这片土地目前已经归属了俄国。不过如果你只是对图瓦人的生活方式感兴趣，并试图通过他们感受唐努乌梁海的地缘特点的话，倒是不用出国。在新疆阿尔泰山脉南麓，中国西北地区唯一与俄罗斯相交的边境区域，生活着一支从唐努乌梁海地区迁移过来的图瓦人。而研究这些自称蒙古人，却与蒙古人在语言、生活方式上有诸多不同点的族群，以及探访他们的生存之地，在这几年也很热门。只不过，在大多数时候，你听说过的，可能是“喀纳斯湖”这个地理标签罢了（详细情况可以百度）。 当我们把视角抬高到整个欧亚大陆时，我们会惊奇的发现，唐努乌梁海地区是整个大陆的地理中心。而它处在蒙古高原——大中亚板块——西伯利亚平原交汇之处的位置，也的确当得起欧亚大陆腹地，地缘枢纽的称号。不过具体到地缘博弈的话，山高林密的唐努乌梁海地区，就不能算是重要的地缘板块了。在蒙古高原的西部，乃至包含准噶尔盆地北部在内的大中亚地区，核心地区是在由唐努乌尔山——杭爱山——阿尔泰山所围就的“大湖盆地”。也就是说，如果你想在蒙古高原三分天下有其一，成为重要的政治力量的话，大湖盆地就是必得的天王山。而我们下一节的内容，就是这个我们不太熟悉的板块。每一条河流，都有他们最终的归宿。蒙古高原是这个星球上，为数不多的，发展出两片大洋水系的高地。肯特山以东的，蒙古高原东部的河流，除了消失在大漠戈壁中的内陆河以外，成规模的河流都最终通过黑龙江汇入了太平洋；而色椤格河流域，大大小小上百条河流，最终的归宿却是北冰洋。只不过在它们到达北冰洋之前，先得填满世界上最深的淡水湖——贝加尔湖。在填满贝加尔湖这个大坑之后，再汇入贝加尔湖的河水，就有机会向地势较低的西北方向，也就是西西伯利亚平原方向打开一个缺口，最终通过西西伯利亚平原边缘的“叶尼塞河”流入北冰洋。这条唯一有机会引出贝加尔湖湖水，让色楞格河流域有机会“晋升”为北冰洋水系的河流，叫作“安加拉河”。对于这个名字，估计绝大部分人会感到陌生。不过提起它的另一个名字，估计有就引起很多人的猜测了，这个名字就是“上通古斯河”。没错，总是能在每一本罗列世界之迷的书籍中出现的“通古斯大爆炸”，就是发生这在上通古斯河流域的。 从流域划分的角度看，安加拉河也是叶尼塞河的一条支流。只不过叶尼塞河正源之名，被授予了唐努乌梁海中的大、小叶尼塞河。基于地缘政治的考虑，俄国人在和清帝国时期的中央之国，以及后来分割“蒙古国”划定边界时，唐努乌梁海盆地和贝加尔湖一样，都作为叶尼塞河的源头，成为了俄国势在必得的区域。 与蒙古高原其他板块相比，大湖盆地算得上是一个比较特别的板块。它的特别之处在于，所有的河流都是内流河。也从盆地周围的山地上流向腹地的河流，最终没能汇流成一条河流，并流向大海。从地理结构上看，大湖盆地诸河流内流的命运，其实是无法避免的。因为整个盆地的缺口在东南部，即使这些山脉上流下的河流，有力量冲出盆地，也会悲哀的发现，等待它们的并不是从其他高地汇集来，和他们共同冲向大海的河流，而是一望无际的戈壁沙漠。在这种地理结构下，大湖盆地周边山地流下来的河水，除掉在盆地腹地汇集成大大小小的湖泊之外，别无出路。 由于大湖盆地的东南部，靠近干旱的戈壁区，因此整个盆地内的湖泊，也呈现南小北大的格局。既南半段靠近戈壁的蒸发量相对较大，土地也更容易沙漠化。而北半段受的影响相对较小，所蓄积的湖泊也相对较大。这其中最大的有三个湖泊——乌布苏湖，哈布斯湖，扎布尔汗湖。这些湖泊的名字，相信很多朋友是闻所未闻。不过接下来出场的几个地缘标签，知道的朋友可能就要多上很多了。 既然湖泊之水是从山上来的，那么它们也必定对应着各自的上游河流了。我们知道，大湖盆地实际上是由西南方向的“阿尔泰山脉”；西北方向的“唐努乌尔山”；东北方向的“杭爱山”三面合围而成了。也就是说，盆地内的湖泊之内，正是来源于这三大山脉。从贡献度的角度来看，这三条高地倒是属于同一级别，因为我们刚才所说的三大湖泊之水，正是分别来自于这三条高地。这其中，阿尔泰山上流下来的“科布多河”汇成了“哈尔乌苏湖”；杭爱山上汇出的“扎布汗河”，蓄积了“吉尔吉斯湖”；而唐努乌尔山，则为“乌布苏湖”，及汇入该湖的“特斯湖”作出了最大的贡献。 既然围就大湖盆地的三大山脉，成就了三大水系和三大湖泊，那么很自然的，大湖盆地的北半段也可以分割为三个亚板块。由于二千年多年前的匈奴帝国，过的是逐水草而居的生活，我们很难找到他们生活的的遗迹，来验证这三个亚板块在匈奴帝国中是居于何等地位。不过，在古典时期后期，清帝国出于控制蒙古高原的需要，以及近代蒙古国独立之后，建立符合现代国家要求行政区划的需要，大湖盆地北部建立了几处重要城镇。这其中最有可能为熟悉中国历史的朋友所知晓的，就是清帝国兴建的“科布多”（科布多河流域）与“乌里雅苏台”（扎布汗河流域）。在清帝国统治蒙古高原时期，外蒙古的政治中心，并非是在传统的色椤格河流域上游地区（具体的说，就是鄂尔混河与图拉河上游），而是在大湖盆地中，杭爱山西南麓的“乌里雅苏台”。之所以会做这样的安排，是因为兴起于东北地区的满洲人在对待试图化解蒙古高原的威胁时，和汉族所主导的中原王朝有所区别。对于长城以南的华夏农耕民族来说，象阴山一线的游牧民族驱逐至漠北，就足以保障核心区的战略安全了。而对于视东北地区为祖地的满洲人来说，仅仅控制阴山南北显然是不够的。如果不能将大兴安岭西侧，呼伦贝尔——锡林郭勒这条“草原走廊”，归为直接控制区的话，大兴安岭东侧的东北地区，战略安全会很成问题。这一点，满洲人的先祖“女真人”，就有惨痛的教训。虽然他们为了防备蒙古高原游牧民族的袭扰，直接控制了锡林郭勒草原（当然也包括阴山北麓的草原地带了），并在大兴安岭西侧，构筑了中原王朝未曾尝试过的草原长城，但呼伦贝尔草原及其以北的东蒙地区，还是成为了金王朝的心腹之患。在成吉思汗通过统一东蒙地区，进而成为草原之主后，金王朝也成为了蒙古帝国崛起道路上的牺牲品之一。 女真人的教训告诉满洲人，如果他们想保证自己的后院不起火，他们需要把整条大兴安岭西侧的“草原走廊”控制在手。最起码，作为这条草原带核心的“呼伦贝尔草原”，需要有帝国强有力的控制力。在这种思路指导之下，在大部分古典时期适用的，对蒙古高原游牧区用“漠南”、“漠北”加以区别的方式，就不适用了。传统的漠南地带，加上呼伦贝尔——锡林格勒——科尔沁草原带，成就了“内蒙”的地缘概念。至于在此之外的蒙古高原，自然也就成为了“外蒙”了。 清帝国是如何利用各种技术手段，来控制内、外蒙地区的，并不是我们今天所要关注的。所谓内、外有别，仅仅从这两个字当中的区别，就足以显出帝国对这两个地区，在控制力上的差异了。当然，外蒙地区作为清王朝时期，中央帝国的组成部分，并没有什么问题。只是说在管控力方面，会相对弱些罢了。而“乌里雅苏台将军”，就是控制外蒙地区的组织机构。与其他非帝国核心区的管理一样，帝国对外蒙地区的行政派出机构，是军政合一的组织模式。 既然东蒙的核心草原带，已经成功的从传统的“漠北”板块分离出来了，那么外蒙地区的政治中心，势必也可以向西移动一点了。由此在大湖盆地核心区南部，扎布汗河上游的兴建“乌里雅苏台城”，也就成为了整个外蒙地区新的政治中心。其实如果仅仅是为了更好的控制大湖盆地——唐努乌梁海，以及色椤格河流域的话，杭爱山——肯特山南端的传统地缘中心（乌兰巴托及其以西至杭爱山地区），仍然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最起码在肯特山以东，仍然有大片虽不及“大兴安岭西麓草原走廊”肥沃的土地，归入了外蒙板块。从纯粹的几何角度看，蒙古高原传统的地缘核心区，仍然居于中点。不过清帝国最终还是选择了，将控制外蒙地区的乌里雅苏台将军府，设立到了大湖盆地之中。决定这一选择的地缘理由，就是所谓的“外蒙”地区，当时所涉及的并不仅仅是阿尔泰山以东的，地理意义上的“蒙古高原”，阿尔泰山脉南麓的额尔齐斯河流域（也就是准噶尔盆地北沿），也同样属于蒙古游牧部落的控制区。 蒙古人并非是唯一渗透到阿尔泰山以南的，高原游牧民族。事实上，在漫长的历史中，包括匈奴人在内的诸多草原民族，在控制大湖盆地之后，都会很自然的渗透到阿尔泰山以南，并将直接控制线推进到额尔齐斯河上游。为什么会这样，我们在后面会有解读。现在我们的关注焦点，还是在大湖盆地。 如果你观察的够仔细的话，会发现“乌里雅苏台”城，并非建立在大湖盆地的腹地，而是建筑于扎布汗河上游河流的山谷之中。按照我们在东亚核心区的经验，河谷、盆地腹地（下游地区），才是最利于植被生长的区域，也因此能承载更多的人口，成为地缘核心。乌里雅苏台的选址似乎告诉我们，在大湖盆地当中，最优质的牧场并非存在于湖泊众多盆地腹地，而是那些海拔相对较高的，上游河谷中。 在这里，我们需要先对“大湖盆地”这个地理标签的范围作一个标定。狭义的“大湖盆地”，指的是阿尔泰山、唐努乌尔山、杭爱山西北段所合围出的地段。我们先前所提到的乌布苏湖、吉尔吉斯湖、哈尔乌苏湖，等几个规模较大的湖泊及其周边地区，就是狭义“大湖盆地”的腹地。有一条曾经在汉匈博弈中出现过的山脉“汗呼赫山”（ 古称“稽落山”，公元89年，东汉车骑将军窦宪及副将耿秉击败北匈奴主力于此），横向将这片腹地切割为了两块。北面的乌布苏湖地区自成一块，南面的吉尔吉斯湖、哈尔乌苏湖，包括二者之间面积略小的另两个大湖：哈尔湖与德勒湖共为一区。事实上，南部湖区之间都存在河道相连。也就是说，从杭爱山南麓汇流下来的扎布汗河，与从阿尔泰山北麓流下来的科布多河，在盆地腹地汇集到了一起。而唐努乌尔山东部，以及核爱山西北侧的河流，则单独打造出科斯湖和乌布斯湖湖区。 相信通过《匈奴地缘结构图》，大家应该能够直观的理解上述内容。当我们把视线，从乌里雅苏台城向南转移时，会发现盆地区仍在向东南方向延伸。只不过在这半段，只剩下杭爱山东南麓在向腹地提供淡水了，阿尔泰山南延伸山脉，几乎对盆地腹地的湖泊没有贡献。也正因为如此，这一部分的湖泊，在规模上远没有北段的大。在地理分类中，这部分由阿尔泰山脉南延伸段，与杭爱山东南段包夹而成的谷地，有时也被单独称作“湖谷”。而广义意义上的“大湖盆地”，也会包括这部分。 相比北段，湖谷的自然条件要恶劣的多，而造成这种恶劣环境的直接原因，是因为南部的阿尔泰山山势开始走低，没有力量提供足够的水源。这不仅使得湖谷内部荒漠化，同样的，山脉本身也植被稀疏。正因为如此，这段山脉的名字被标注为“戈壁阿尔泰山”。 戈壁阿尔泰山的悲剧，与他的地理位置和海拔有很大关系。我们知道，如果想从大气中获得更多的水资源，有两个条件到头重要。一个是与海洋的距离，另一个则是高度。与海洋距离越近，太平洋季风就越有机会，带来湿润的水气；而高度越高，就越有机会将之转换为雨水（雪）。从距离的条度看，蒙古高原东部显然会更有优势；而从蒙古高原的地势来看，西高东低的格局，又是西部山地占优。这种纠结的结构，成就了蒙古高原中南部的悲剧。具体到高原西部的核心板块——大湖盆地（广义），其地势最高的西段地区，干旱程度就要低于东部地区。也就是说，越靠近蒙古戈壁的地区越干旱。这一点，我们也可以从蒙古国在大湖盆地区的行政建制中得到验。盆地中乌里雅苏台及其以南的重要城市，都是建于上游河谷中。而西北部的省会城市“乌兰固木”及“科布多”，则可以靠近湖区了（前者近乌布苏湖，后者近哈尔乌苏湖）。 虽然大湖盆地区的西北段，自然条件要比东南段好，但就盆地腹地的整体条件而言，比之色楞格河流域，以及蒙古高原东部还是要差上许多。不仅湖泊有很多是咸水湖，而且荒漠、荒漠草原的比例也比较高（荒漠化程度，自西向东逐渐严重）。不过大湖盆地板块腹地的草场情况，虽然不尽如人意，但整个板块却还是有机会在蒙古高原三分天下有其一，甚至有机会翻越阿尔泰山脉，将势力范围渗透到准噶尔盆地。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欧亚大陆东部草原带，自东向西延伸到阿尔泰山南北时，形式和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我们印象中那种一望无际，地势平缓的草原带开始消失，取而代之成为主角的，是立体分布于高大山脉之中的“山地草场”。至于这种结构的变化，对游牧民族的生存与扩张，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又是如何影响周边地缘板块的，我们下一节再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