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蒙古高原东部、色楞格河不同，大湖盆地腹地的低地草场情况并不尽如人意。不过周边存在的高大山脉，却为游牧于其中的部落，提供了另一种选择——山地牧场。我们知道，游牧民族的生活被形容为“逐水草而居”。支撑这种生活方式的基础在于，在一个部落的游牧范围内，存在不同生长期的草场。而除了牧草的品种、纬度这些因素以外，决定这些草场生长期的另一个主要原因，就是温度。山地复杂的地形结构，恰好能够提供不同的温度选择。 一般情况下，海拔越高，就意味着气温越低。按照这种逻辑，山地草场应该只能让游牧民族，用来避暑了。但实际上，在一些结构复杂的山地，在某些层次，高海拔地区的气温，却有可能比低海拔地区还要高。象山地轮廓呈块状和层状（断块山）的阿尔泰山就是这种情况。当然，草地的产生还跟水资源的供给情况有关，水太多的话，森林就会成为主角，太少的话，又会荒漠化。如果一定要具体解读，阿尔泰山之中，哪一层次，哪一区域是草场、森林、荒漠地貌；这些草场又分别适合在哪一季节放牧的话，应该可以写一篇博士论文了。对于我们来说，知道象阿尔泰山这样的山脉之上，存在气候环境迥异的山地牧场就可以了。 其实象大湖盆地这种，以山地牧场为主的地缘板块，并不是孤例。在我们即将涉及的西域板块，腹地干旱的环境，也同样使得山地牧场成为了游牧民族的研究对象。他们会根据自己的生活实践，依据不同山地的自然条件，分割出二季、三季，甚至四季牧场来。即使是在那些低地牧场为主的区域，那些有条件在夏季避暑，或冬季躲风的山地牧场，也往往会做为某一季节的迁徙地。如果大家对游牧民族在山地之中的生存方式感兴趣的话，可以参加前日附上的《新疆牧场结构示意图》，这张图里当新疆内部几个地理单元的牧场结构，都标示出来了。 以大湖盆地的位置来看，他们对于精耕在东亚核心区内的华夏文明，直接影响要小于蒙古高原东部。然而这并不代表，以大湖盆地为核心的，蒙古高原西部，对中央之国的形成，没有发挥重要作用。事实上，在我们正在解读的历史来说，匈奴右翼就已经对汉帝国造成了直接威胁。只不过统领匈奴右翼的“右贤王”，在准备南下劫掠中原之前，还需要进一步扩张自己的势力范围。 对于匈奴和其他生活在蒙古高原的游牧民族来说，有一个问题是许多人感兴趣的。就是为什么在整个欧洲大陆的历史中，来自蒙古高原的游牧民族，往往成为了周边地区，包括其他游牧区的恶梦。也就是说，蒙古高原游牧民族，似乎比其他地区的民族，显得更有进取心和战斗力。要解读这一点，我们需要先看看蒙古高原的地缘位置。 从地缘的角度看，欧亚大陆腹地往往与“游牧”二字联系在一起，或者说古典时期欧洲大陆腹地属于游牧民族驰骋之地。造成这种情况的根本原因，在于这片腹地不象西欧与东亚大陆一样，靠近海洋，因此形成了相对干旱的“大陆型气候”。而相比森林，更耐干旱的多年生草本植物在这种气候下会更占优势。因此而形成的草原地带也被称之为“干草原”。 一般认为，欧亚大陆的干草原地带可以被一分为二。既由多瑙河平原向东一直到阿尔泰山脉，纵深达4000公里的“西干草原”；以及由阿尔泰山到大兴安岭，纵深2400公里的“东干草原”。从这种分割法我们可以看出，东干草原地带其实指的就是蒙古高原；而西干草原的核心，则在东欧平原。 相比西干草原，海拔较高的东干草原，气候要恶劣许多。降水较少，以及因海拔而引起的低温，都是生活在蒙古高原的，亚洲游牧民族所遇到的困难。不过事物总是两面看的，为了适应这种恶劣环境，蒙古高原之上的游牧民族，也形成了惊人的耐力和战斗力。更为重要的是，除了已经适应高原生活的他们，其他地区，包括西干草原上的游牧民族，对这片苦寒之地都没有征服的欲望。而反过来，这些东干草原之上的游牧民族，却更有动力向周边更温暖，水资源更充分的地方迁移。伴随着这种迁移，一场在古典时期让欧洲人闻之色变的“黄祸”，以及困扰了华夏文明两千多年的北方压力，也就随之产生了。 对于蒙古高原的游牧民族来说，除了对绝大多数人类来说，属于极限之地的“西伯利亚”地区以外，其他几个方向都可以成为扩张渗透的地区。而对于以大湖盆地为核心的部落来说，他们最优先渗透的，则是阿尔泰山西南麓，也就是准噶尔盆地的北部。不仅匈奴右翼，将此视为自己的核心区经营。后来的游牧帝国，也同样将阿尔泰山南麓，似作蒙古高原右翼的一部分（除非天山南北，出现了同样强大的游牧帝国）。这种情况一起待续到了20世纪初。在民国政府，从清帝国继承下对外蒙地区的政治管辖权时，阿尔泰山南麓以“额而齐斯河”上游地区为核心的“阿勒泰地区”，仍然属于“外蒙古”的一部分。并且由阿尔泰山北麓的“科布多”所管辖。 之所以蒙古高原西部的游牧民族，总是有兴趣渗透到阿尔泰山南麓，就和前面有朋友提到了“西风”问题有关了。当我们把视线从东亚核心区向西转动，尤其是到了阿尔泰山脉、天山山脉时，就会发现，我们所熟悉的从太平洋所刮过来的东南季风，已经渐渐消失，取而代之成为主角的，是来自西北方向的风。当然，对于西面来风，我们也并非没有感觉。每到冬日，那干冷的西北风，总是逼迫我们穿上厚厚的冬衣（东南丘陵地带的感觉要不那么明显）。不过我们这里关注的“西风”，并非是那些来自欧洲大陆内部的干冷西北风，而是由大西洋而来的，带来湿润水气的“大西洋湿润气流”。 我们很容易在地图上观察到，位于蒙古高原最西端的阿尔泰山——天山山脉，基本算是欧洲大陆的中心位置了。这个位置，意味着无论是太平洋的水气，还是大西洋的水气，到达这一地区时，都会有更多的消耗。 尽管从地理位置上看，阿尔泰山——天山山脉一带似乎都没有什么机会，受到太平洋和大西洋水气的润泽，但实际上直线距离还稍远些的大西洋，却对这两大山脉的气候，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这其中的关键因素在于，阿尔泰山脉——天山山脉以西，直至太西洋（包括地中海等于边缘海），都没有南北向的高大山脉阻隔。相比之下，太平洋刮来的东南季风，想深入蒙古高原西部，所要遇到的障碍就要大的多了。 如果欧洲大陆，也象中国这样，由西至东的形成三级地形的话，那么欧亚大陆中部的干旱程度还会加剧到什么程度，就很难说了。不过现在，大西洋的水气在润泽了东西向排列的阿尔卑斯山系后，还有余力吹到阿尔泰山、天山山脉却是客观事实。这也意味着，当温润的大西洋水气长途跋涉到达天山——阿尔泰山时，将要被迫抬升进入气温较低的空间，如果气温足够低，那它们将形成冰雪，等于整个区域进入夏季时，再化成雪水润泽山麓；而在气温还没低到让水气结冰的空间，这些水气就会很快变成“地形雨”，为山地带来绿色。 既然水气是西来的，那么西南——东北向排列的天山西北麓，以及西北——东南排列的阿尔泰山西南麓，降雨量就要远大于它的背面了（迎风面有超最高有超过1000毫米的年降雨量，背风面一般就是300毫米左右了）。事实也的确如此，这也正是这两大山脉迎风面，所包夹而成的准噶尔盆地，自然环境要好于塔里木盆地的主要原因。 我们可以试想下，当阿尔泰山北麓的游牧民族溯河而上，在山地之中寻找适应不同季节的草场时，他们很容易就会发现，在阿尔泰山南麓存在着降雨量更多、气候条件更好的草场。而在这些习惯了在山地之中游牧的部落看来，寻找到一条翻越雪线的通道，并不是一件很困难的事。在这种情况下，阿尔泰山南北，被同一部族所覆盖，就没什么奇怪的了。前面有朋友提到了，游牧于蒙古高原之上的部落，之所以显得对周边地区那么有兴趣，是因为这片土地的“载畜量”太低。所谓“载畜量”指的是单位草场所能承载牲畜的数量。造成载畜量低的直接原因，是产草量太低。而再上溯原因的话，就是蒙古高原恶劣的气候了。相比蒙古高原的恶劣环境，欧洲大陆的草场，则可以算是这个星球上最好的草场了。欧洲大陆三面临海，地势平坦的地理特点，使得其全境基本都处在海洋性气候的环境之下。大西洋水气的全覆盖，也使得欧洲的牧草生产期更长、更多汁。其载畜量要高出蒙古高原数倍。 事实上，在欧洲大陆的生产生活中，畜牧业一直占据着很重要的地位。即使是在现代，象英、法等国的农业产值中，仍有三分之二是来自于畜牧业（法国有三分之一的土地，都是草场），这一比例在北欧国家，甚至高达于九成。其实我们在平时所接触到的影视、文学作品中，也能感受到这一点。在这些信息当中，欧洲农村很少有我们常见的，在农田中精耕细作的场景，取而代之的是大量畜养牲畜，生产、食用奶制品的片断。这种以畜牧生产为主的农业生产方式，为欧洲人所带来的好处，就是体质普遍好于东亚农耕区的的民族。当然，在东亚民族意识到，奶制品对体质的重要作用，并有针对性的弥补这个短板后，这种差距在迅速拉近。 欧洲人在身体条件上的优势（但并不代表是健康的），也许让很多亚洲人所羡慕不已，尤其是在这个西方文化占据主导地位的时代。然而亚洲，尤其是东亚民族，却不用为自己的土地感到自卑。因为说穿了，欧洲的土地之所以侧重畜牧业，是因为它的综合条件比不上东亚。我们很容易在地图上发现，欧洲大陆在纬度上，整体要比东亚大陆高出一个层级。英、法、德为核心的西欧地区，与漠北蒙古高原处在同一区间（纬度）；而北欧的纬度，则已经和西伯利亚拉平了。唯一能够和东亚地区，处在同一起跑线上的，就是以亚平宁半岛为代表的（意大利）南欧地区。这样一横向对比的话，相信大家就能够理解为什么欧洲文明起源于地中海沿岸；以及现代欧洲人，为什么那么热衷于跑到地中海去晒太阳了。 问题是，尽管大西洋的湿润水气，能够很大程度冲抵掉高纬度所带来的寒冷。但欧洲半岛的整体环境，还是比不上与海洋同样近距离接触的“东亚半岛”。而能够有条件，大面积种植对气候环境要求更高的农作物，也让东亚地区的人口承载量，要远高于面积更大的欧洲大陆。 虽然欧洲大陆，在种植业的规模上无法和东亚地区比拼，但当他们选择对环境要求更低的畜牧业，作为农业产出的主要生产方式时，却有些蒙古高原所无法比拟的条件。那些从森林中走出的原始渔猎民族，很快就会发现，他们并不一定要象亚洲游牧民族那样，选择“游牧”的生活方式。更长的生长期，以及更高的产量，使得欧洲人可以选择象农耕民族一样，过上定居的生活。那些在秋季收割、晒干的牧草，能够支撑他们所畜养的牲畜，渡过寒冷的冬季。 定居生活所带来的好处，并不仅仅在于可以让欧洲人，住上更舒适的木屋（而不是象亚洲游牧民族那样，住在简陋的帐篷里）。对于人类来说，定居生活意味着能够有时间和精力，经营“家”这个概念，并因此而发掘出进一步改善自己生活的方法。由此，也促进了人类文明的进步。具体到畜牧这种生产方式来说，开始定居并经营固定牧场的欧洲人，会更有动力通过选育、种植牧草的方式，来提升草场的截畜量（发展到现在，已经有了四季常青的牧场了）。从地理条件来看，整个欧洲大陆对定居生活方式的选择，呈现着由南向北，由西向东的推进规律。这一点，相信对欧洲历史有所了解的朋友，已经能够迅速在脑海中印证了。相比之下，亚洲游牧民族在文明的贡献上，就乏善可陈了。他们所能做的技术改进，更多的是在寻找自然规律，以期有效的利用天然牧场之上了。 即使是在现在，我们依然能够在蒙古高原之上，看到坚持游牧生活方式的牧民。而帮助他们进入定居生活状态，以便更好的接触现代文明，也成为了牧区政府的一项重要任务。当然，对于很多早已脱离温饱状态，追求更高精神生活的“小资”来说，这种人为干涉的做法是不可取的。在地球的某些角落，是保持一些原始的生活状态，让他们有机会走马观花式的体验一下，能够让他们的精神世界获得极大的满足，并体现所谓的人文关怀。只可惜，如果让他们年复一年的，在青藏高原或蒙古高原，持续这种生活状态的话，能坚持下来的就屈指可数了。 对于小资一族来说，看似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游牧生活方式，处处显露出浪漫气质，但对于古典时期生活在干旱地区游牧民族来说，选择游牧生活方式，其实是出于无奈。集高海拔、高纬度，低湿度于一体的蒙古高原上，你很难找到一片草场能够供给牲畜全年所需的牧草。为了生存下去，蒙古高原中、东部平原的游牧部落，必须在一年当中迁徙3到8次。其迁徙半径，中部地区约在10—20公里，东部地区约在30—50公里。 就游牧生活方式而言，能够在平原草场上生活，其实也是一种幸福。相比而言，那些在戈壁荒漠中，凭借有限的，低矮的荒漠草场生存的部落，以及高原西部，以山地草原为主的区域内，一年当中的迁徙强度和半径，就要高的多了。一年当中，10—15次的迁移频率，以及100公里以上的游牧半径是他们的基本生活状态。 比较农耕民族，对生存环境所作出的改造努力，游牧生活方式对自然环境的改造几乎为零。这也意味着，他们对灾难的抵抗能力更低。一旦遇上大的自然灾害，相互之间的竞争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对于处在农业区边缘的游牧民族来说，他们的幸福之处在于，那些辛勤耕种的农民，家中总是储备着丰富的物资。当然，在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时，试图无尝取得这些储备物资时，通常会引发道德层面上的问题。然而，当你一直生活在丛林法则的环境时，这种掠夺方式和针对动物的渔猎行为之间，并没有本质区别。 对于游牧民族来说，匈奴人所作出的最大贡献，就是让蒙古高原所有的游牧民族，无论远近都有机会到农耕区分享邻居家的物资。而中央之国日益强大的实力，已经日趋集权的国家机器，也促进了蒙古高原的游牧民族，必须联合起来才有机会突破长城的阻隔。正是由于东亚农耕区的这种吸引力，匈奴人在组建游牧帝国，并对帝国内部作出左、中、右三块的划分之后，也对各板块的攻击方向作出了部署。在游牧民族看来，这种部署并不是负担，而是在分配猎场。作为活跃在漠北的匈奴部落，本来是没有机会觊觎富庶的农耕区的。这些机会，是留给那些活跃在阴山——燕山一线的游牧部落的。在战国后期的燕、赵两国，决定向北方拓展疆土时，他们的对手被记录为东胡、楼烦、林胡。而这一时期的匈奴人，应该还在忙于整合漠北的游牧部落。匈奴人第一次出现在中央之国的视野中，是在战国行将结束时。在赵国和其他诸侯国，都不得不面对强秦的压力时，匈奴人得以越过戈壁，向阴山一线发起攻击。尽管赵国最后的天才将领李牧，帮助中央之国抵御住了匈奴的第一波攻击。但在赵国将北地边防军抽调至河北平原，与秦人做最后决战时，匈奴人显然抓住了机会，渗透到了阴山以南。只不过，针对匈奴人所发起的这第二波攻击，强大的秦帝国很快便作出了反应，在他们解决完中央之国内部的统一问题后，蒙恬所带领的秦军，重新又夺回了阴山——燕山一线的控制权。而燕、赵、秦三国所修筑的长城，也连成了一个统一体，在长达二千年的历史中，成为中央之国的防御核心。 匈奴人之所以那么热衷于南侵，并不仅仅是因为觊觎华夏核心区的富庶。即使出于游牧生活的需要，漠南那些纬度更低的草场，也有着强大的吸引力。只不过，每一个游牧民族在靠近农耕区时，都会不自觉的被那里的财富所吸引。而当农业区所出产的一些生产、生活资源（如茶、铁、盐），成为游牧生活的一部分时，农耕区对于游牧民族的吸引力，几乎是不可割断的。诚然，通过平等的交换，似乎也能够达到这一目的。不过，当你有更容易的方式，获取这些物资时（尤其你的对手不够强大时），丛林法则的心理，总是会占据上风的。 对于匈奴人来说，他们如果热衷于渗透阴山一线，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我们之前也分析了，由于大兴安岭的西侧，存在一条连续的草原走廊，因此无论是之前的东胡，还是后来统辖这一地区的匈奴左贤王，都更容易接近华夏农耕区。在这种地缘结构之下，燕山以北包括科尔沁草原在内的草场，更多的是起到一种跳板的作用。即左贤王部的核心力量，依旧可以在熟悉的克鲁伦河一带游牧，在时机成熟的时候南下，汇同燕山以北的游牧部落向中央帝国在燕山一带的防线发起攻击。从位置上看，张家口盆地以东，直到海洋的燕山一线，都是左贤王的天然“猎场”。 如果不是因为蒙古高原西部，大湖盆地——阿尔泰山一线，还存在大片游牧区，也许匈奴人会选择，把单于庭设在高原东部了。只是出于统一蒙古高原的需要，匈奴帝国的最高领袖——单于，并不能放弃色楞格河的经营权。问题是，这样一来，单于自领之地与农耕区之间，就间隔了大片的戈壁荒漠了。尽管在戈壁之中，仍然有顽强的游牧部落，靠着那些低矮的荒漠草原生存。但匈奴单于的核心力量，无疑是在色楞格河流域。也就是说，如果他也想在农耕区划出一片猎场的话，在漠南地区需要的就不仅仅是一个跳板了。单于必须想办法拥有一块肥美而又独立的草原，作为基地来容纳自己的核心部落。 从地理位置上看，色楞格河的游牧部落，在直线穿越蒙古戈壁之后，所针对的战略方向是阴山一线。考虑到中央之国已经把防线推进到了阴山分水岭之上，阴山以北的草场应该是匈奴人的第一选择。相比漠北的苦寒，匈奴人对于戈壁以南地区的温度状态，应该是十分满意了。无论对于农耕民族还是游牧民族来说，这都意味着植物有着更长的生长期。问题是，体量偏小的阴山山脉，并不能为它的北麓地区提供太多的水资源。何况这一地区还如此的靠近蒙古戈壁，自然条件并不足以让单于觉得，可以把王庭南移到此。 既然阴山以北，并不适合作为匈奴帝国南部的地缘核心，那么阴山以南是不是有合适的地理单元，承担这个战略任务呢？答案是肯定的。通过战国阶段的分析，我们已经十分清楚了阴山山脉与黄河之间的那片土地。这块被称之为“河套平原”的土地，即能够一年四季的得到黄河水的滋养，又有阴山山脉帮助阻隔来自蒙古高原的风沙。对于游牧民族来说，这绝对是一片水草丰美，并且不用跨板块游牧的天堂之地。所谓“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诗句，所描述的正是河套平原的优越自然条件。想想荒漠草原，那些仅到脚踝的低矮草场，大家就会明白这些水草丰美之地，对于游牧民族来说意味着什么。 正是因为河套平原优越的草场条件，匈奴和他后世的诸多游牧民族，一直都视其为在漠南站稳脚跟的核心之地。相应的，如果中央帝国的统治者，想解决游牧民族的边患的话，也必须控制河套平原。不过对于匈奴单于来说，尽管河套平原是一块非常具有诱惑的土地，并且在占据了它之后，就可以很自然的向陕北高原以及山西高原的农耕区，发起攻击。但帝国的最高领袖——单于，却并没有独占这块宝地。这是因为，在帝国内部，还有一个重要板块，也被大漠戈壁阻隔在了漠北苦寒之地，他们也需要一块靠近农业区的基地，来完成自己的战略任务。这个重要板块，就是帝国内部，三分天下有其一的匈奴右翼。也就是被分配给右贤王进行管理的，以大湖盆地为核心的高原西部游牧区。从地理位置上看，如果不是处在统一的游牧帝国体系中，蒙古高原西部的游牧部落，一般并不会直接威胁到中央帝国的安全（包括色楞格河流域也是）。毕竟在有大漠阻隔的情况下，游牧民族自己也很难跨越大漠组织起大规模进攻。而在象匈奴这样的，统一的游牧帝国体系之下，他们就有机会根据自己的需要，为高原中、西部的游牧部落，争取一块能够直接接触到农耕区的草场了。 被匈奴帝国划分给右翼的前进基地，是被我们称之为后套平原的板块。这块和前套平原连为一体的水草丰美之地，其实是可以和前套平原一起，归为单于的直属领地的。不过你既然希望右翼诸部落，为游牧帝国的扩张尽一份力，不在大漠之南为他们留出一块前进基地来，就很难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了。更为重要的是，当单于决定调动蒙古高原所有的游牧骑兵，对汉帝国发起攻击时，左、右两翼的部落，便可以很快集结在划割给自己的草场上了。 其实从对汉地造成直接威胁的角度来看，匈奴右翼诸部仅仅拿到后套平原的使用权是不够的。如果我们认定汉地是一片“猎场”的话，那么仅仅据有汉地的右贤王，似乎必须透过单于直领的前套平原，才有机会打猎。在中央帝国解决河套平原的威胁之时，也存在这样的渗透次序。既必须先把前套平原归入帝国版图，才有机会解决后套平原。而在将后套、前套平原纳入长城的保护之后，帝国在版图在这里的直接控制区，往往就呈现一条危险的突出部状了。然而上述想法，仅仅是出于农耕民族的思路，对于游牧民族来说，干旱少水的鄂尔多斯高原，并非一无是处。即使在比鄂尔多斯高原环境更加恶劣的戈壁之中，游牧部落仅仅依靠着那些产草量极低的荒漠草场，也有机会显示自己的存在。在这种对恶劣环境的适应能力之下，鄂尔多斯高原在游牧体系中所能发挥的作用，就要比在农耕文明中重要的多了。也就是说，如果匈奴帝国决定给右翼诸部划分一块猎场的话，后套平原与鄂尔多斯高原打包在一起，是一个不错的解决方案。这样的话，黄土高原之上的陇西高原、陕北高原，就直接暴露在匈奴右翼的威胁之下了。透过这两个地缘板块，匈奴帝国甚至可能直接对关中平原构成威胁。也因为此，秦帝国还是战国诸侯的一员时，就开始沿陇东——陕北高原的边缘，修筑秦长城了。 后套平原+鄂尔多斯高原，大致上也就是汉帝国时期，所谓的匈奴“河南地”了。在汉帝国将匈奴势力逐回漠北之后，这片原属匈奴右贤王经略的土地，被设置成为了一个新的郡机行政机构“朔方”。然而，从经营的角度来看，鄂尔多斯高原本身，并不适合进行大规模的农业移民，能够为这个新边境发挥作用的，还是能得黄河之水的后套平原。地势平坦、水源充足，气温尚河的地理条件，让中央帝国有机会移民实边，为帝国坐拱卫西北边境。不过，失去了河南地，并不代表匈奴右翼就不再直接威胁汉帝国的安全了。事实上，就匈奴右翼的经营范围来看，除掉河南地之外，它还有其他的基地可以接触到汉帝国的核心区。 当我们把视线从鄂尔多斯向西移动时，很快就会发现接受黄河水滋养的，并不仅仅是前套、后套平原。在河套地的西侧，同样有着一片被黄河滋养，山脉庇护的土地——西套平原。只不过，庇护西套的山脉，不再是阴山山脉，而是后来被党项人奉为神山的贺兰山。对于匈奴右贤王部来说，占据西套平原的好处是不言而喻的。有了这片同样水草丰美的土地，在鄂尔多斯高原寻找机会的游牧骑兵，就更容易得到支援和补给了。只是当匈奴人准备经略西套平原，并准备将其作为攻略中央之国的前进基地时，他们很可能会遇到一股先来的游牧力量的阻挡。 经常会有朋友问一个问题，既然亚洲，特别是蒙古高原的游牧力量，在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中，发挥了如此重要的作用，那么来自欧洲的游牧部落呢？从地理结构上看，东欧平原的自然条件甚至要好于蒙古高原，应该没有理由不诞生出属于自己的游牧力量的。其实发源于欧洲的游牧部落，在历史上也曾经直接接触到中央之国。只是进入到帝国时代之后，亚洲的游牧区就被来自蒙古高原的游牧力量所主导了。 历史研究者们，根据不同的角度和信息，为这些西来的游牧势力，分别标注了吐火罗、塞种、斯基泰、雅利安。。。等诸多标签。争论这些标签的含义、范围，以及相互之间的关系，也是一个永恒的话题。不过有一点是可以达成共识的，就是无论这些曾经影响到亚洲的欧洲游牧民族，在源流上有何差异，他们在人种上都是可以确定的，都属于与亚洲黄色人种迥异的欧罗巴人种。如果简单的以肤色划分的话，我们可以称之为“白色人种”；如果按照上世界3、4年代，欧洲那位种族主义狂人的方法来划分的话，他们应该被归类为“纯种雅利安人”。 这些西来的游牧民族，在亚洲的历史中占据了非常重要的地位。伊朗高原（伊朗）——亚美尼亚高原（库尔德）——兴都库什山脉（阿富汗）——帕米尔高原（塔吉克），以及南亚次大陆北部，至今仍然被他们的后裔所覆盖。事实上，在历史上，欧洲游牧民族的迁移，并非一次完成的，南亚次大陆也并非是他们向亚洲渗透的最东端。在青藏高原的北部，欧洲游牧民族的进入，在时间上很有可能比入侵南亚次大陆雅利安部落要更早。支撑他们比亚洲游牧民族，更先向外大陆另一端扩张的技术动力，应该是马的驯化使用。也就是说，能够更早、更熟练的利用“马”这种战略资源，是欧洲游牧民族率先在历史舞台上，发挥作用的重要原因。只是，当以蒙古高原核心的亚洲游牧民族，也能够熟练使用这一技术，并开始不满足于在苦寒的蒙古高原游牧时，欧洲游牧民族渗透到东方的这些触角，很快就被一一斩断了。 当蒙古高原的游牧部落还在忙于内部整合，中央之国尚没有形成帝国体系时，从天山南北到河西走廊的整个中国西部地区，都是被这些西来的游牧民族所渗透、覆盖。说到这里，可能会有些朋友感到奇怪，即使欧洲游牧民族，已经占据了今天中国的广大西北地区，为什么没成形成强有力的政治力量，为患中央之国呢？其实在先秦的历史中，这些欧罗巴人并非没有出现过（到底哪些史书记载过的边缘民族，种族上是属于欧系，就是另一个话题了）。只是在天山山脉——黄土高原之间的这片土地，看着虽大，适合人居的区域却十分有限，这些来自欧洲的部落，整体上只能呈不连续的，线性分布，并没有一块土地，让他们积蓄出足够和中央之国对抗的政治体。 在先秦之时，这些接触到中央之国的游牧民族，到底是谁，又有否成功在黄土高原的西部建立过据点，是个不太容易考证的事。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在匈奴建立游牧帝国时，准备挑战汉帝国时，河西走廊是仍然是被这些来自欧洲的“异族”控制的。这其中的核心部族，就是后来直接引发汉帝国开拓西域的导火索——大月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