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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时代 — 西域的地缘特点及月氏部落

温骏轩 地缘看世界 2022-12-19
在匈奴帝国与汉帝国刚开始碰撞时,作为欧系游牧民族的代表,大月氏人已经在河西走廊生活了很久了。从位置上看,从天山南北到河西走廊的区域,都是匈奴右贤王经营的范围。单从面积上看,这个任务似乎很重,所遇到的压力也会很大。不过当我们仔细观察这片土地时,会发现真正值得匈奴人出手的地方,并不多。造成这种结果的主要原因,还是干旱。这片远离海洋的土地,整体的干旱状态,比之蒙古戈壁有过之而无不及。如果没有一些高大山脉拦截水气,并形成坡面雨的话,整个区域估计就是亚洲的“撒哈拉沙漠”了。不过,比之撒哈拉荒漠区,这片处在青藏高原、蒙古高原、黄土高原,三大高原包夹中的土地,还是幸运的。因为除了蒙古高原边缘的阿尔泰山脉,青藏高原边缘的昆仑山脉、阿尔金山脉、祁连山脉以外,还有天山山脉横亘其间。这些高大山脉为这片荒漠之地所铺设的绿色通道,为之登上地缘博弈的舞台提供了基础。  事实上,造成黄土高原以西地区,如此干旱的重要原因,是因为青藏高原的存在。对于华夏文明来说,青藏高原的作用是不可取代的,尽管被我们称之为“东亚核心区”的这片土地并不缺水(有太平洋水气所形成的“锋面雨”滋润),但青藏高原仍然愿意锦上添花的,将高原之水,汇成黄河、长江等河流帮助东亚核心区,变身为这个星球上最重要的农业区。虽然这些河流所带来的洪水,也曾经让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华夏族苦脑不已,但没有人会认为,没了这两大河流,东亚核心区会变得更适合人类生存。相比之下青藏高原对于它的北面之地,就非常吝啬了。正是由于青藏高原阻挡了来自印度洋的暖湿气流,亚洲中部的这片腹地,才会如此的干旱。虽然我们在之前,着重介绍了蒙古高原东南部的荒漠之地——蒙古戈壁,但实际上,这片成为蒙古高原地缘分割线的荒漠,只是亚洲腹地荒漠带的一部分。在它的西部,与青藏高原同经度范围的区域时,存在着大片连续的荒漠地带。  如果说蒙古戈壁,是阻碍在蒙古高原中部,色楞格河流域的游牧民族向南自然渗透的障碍的话,那么当蒙古高原西部的游牧部落,准备向南渗透时,他们会发现自己所面临的困难,并不亚于中部地区。在翻越阿尔泰山分水岭之后,除了在呈西北——东南走向的阿尔泰山西段,能够满意的看到一片,被西风润泽的绿色之地以外,在其他地区他们都将直接面对我们刚才所提到的这条荒漠带。这片荒漠之地,从额尔齐斯河上游河谷之侧,一直向东跟着了阿尔泰山脉的走向,延伸到了贺兰山——阴山山脉。  由于山地的分割,这条荒漠带也被打上了不同的地理标签。最西侧的,是阿尔泰山也天山之间的“古尔班通古特沙漠”。这个名字可能会让很多人感到陌生,它的位置其实就是我们所熟悉的“准噶尔盆地”的腹地。虽然阿尔泰山西段和天山北麓拦截了不少水气,但它们所造成的降水,还不足以将整个盆地变成绿色之地。  顺着阿尔泰山东行,荒漠地带仍在延伸。而天山山脉的走势,也开始出现了变化。一方面由于阿尔泰山的西北——东南走向,两大山脉渐行渐近;另一方面天山山脉东段,开始出现明显橄榄形凹陷区。由于两大山脉都开始走低,且与西风呈平行走向,因此山脉边缘的植被状态,比之西段要差上许多。北部天山山脉与阿尔泰山脉之间的荒漠带,被称之为“外阿尔泰戈壁”;南部天山东段凹陷区的荒漠带,则被称之为“哈顺荒漠”。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尽管整个天山东段有大片戈壁存在,但山脉流向腹地的雪水,供给出小块绿洲还是没问题的。从地理结构上看,这块凹陷区被分割为西低东高的两个盆地。而两个盆地中的绿洲,相信大家也都非常熟悉。一个就是盛产葡萄的“吐鲁蕃”,一个就是以哈密瓜闻名天下的“哈密”。  当阿尔泰山脉和天山山脉向东即将走到尽头时,荒漠带仍在延伸。北部结构上属于阿尔泰山延伸山地的“戈壁阿尔泰山”,名字本身就表明了他的地理属性。南部位于天山山脉以东的,是一片位于戈壁陈尔泰山之南,河西走廊之北,贺兰山以西的高地——阿拉善高原。不过它还有着另一个地理标签——“阿拉善戈壁”。  戈壁阿尔泰山再往东,就是蒙古戈壁了。如果没有阴山、贺兰山这两座体量不大的山脉阻隔,以及黄河水的补给,这条戈壁带势必会与陕北、陇东高原对接。也就是说,在阿拉善戈壁、蒙古戈壁的共同压力之下,鄂尔多斯一定会被打上“鄂尔多斯戈壁”或者“鄂尔多斯沙漠”的标签。尽管如此,那些从贺兰山、阴山之间吹过来的风沙,也已经加剧了鄂尔多斯高原的干旱状况,并制造了大片土地的荒漠化了。  从蒙古高原西部的游牧部落来说,当他们无缝渗透到阿尔泰山西南麓的高山草场,以及额尔齐斯河上游之后,他们比较自然的选择,应当是沿着准噶尔盆地西侧,天山山脉与阿尔泰山之间的断续山地进入天山山脉,并将天山南北的绿洲作为帝国的下一个经营板块。由于这些被称之为“塔尔巴哈台山”、“玛伊利山”的山体存在,匈奴人从阿尔泰山向天山山脉的转进过程,并不会显得很困难。而当他们,进入到天山北麓时,会很快发现一个由天山北麓山体包夹而成的河谷——伊犁河谷。单从游牧的角度来看,伊犁河谷是一个非常不错的板块(至于为什么不错,在汉通西域部分会详细解读)。事实上,匈奴人也的确会把影响力渗透到包括伊犁河谷在内的天山南北绿洲。不过,在控制的方式上,他们更倾向于间接控制,既生活在天山南北的部落,只要认可属于匈奴势力范围,并不对其造成威胁就可以了。就直接控制这一点来说,匈奴人更愿意把目光投向东部。  由于戈壁带的存在,匈奴右贤王如果放弃重点经营,以伊犁河谷为核心的天山北麓草场的话,他们再想渗透到任何一个绿洲,都必须面临大片戈壁的阻隔了。匈奴人这种看似不太合理的选择,其实就是一个机会成本的问题,用一句话形容就是“好钢要用在刀刃上”。毕竟对于高原游牧民族来说,人口资源是有限的。一定要放在能产生最高效率的板块。将资源投向东部,在接近黄土高原的地区寻找一片游牧之地的诱惑在于,可以让匈奴人更接近农耕区。在匈奴人已经知晓可以从农耕区获得额外资源时,这种诱惑是不可阻挡的。


在这个星球上,决定一个地理单元潜力的最重要指标,就是它的水资源状况,有水人类才能生存,而有足够的人力资源才能去开发土地的潜力。对于远离海洋的这片干旱地带来说,水的重要性更是不言而喻的。所以有高山流水滋润的土地,都有机会在历史上拥有一席之地,演绎出属于自己的传奇故事。而那些在历史进程中,因河流枯竭湮没在沙漠之中的古代文明,更是披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相比那些被沙漠吞噬的,曾经的绿洲,河西走廊是幸运的,因为它背靠的,是世界上最重要的高原水塔——青藏高原。虽然从整体上看,正是因为青藏高原的阻挡,加剧了整个亚洲中部的干旱状况,但这并不妨碍青藏高原之上的雪水,为它的边缘地带来一抹绿色。  其实即使不考虑河西走廊与黄土高原紧密对接的关系,匈奴右翼的部落联盟,在试图向南寻找新的草场时,也没有更多的选择。与大湖盆地同经度的区域内,紧贴青藏高原东北角的河西走廊,是唯一成规模的绿地。作为河西走廊“靠山的”祁连山脉,其4——5000米的平均海拔,使之更有机会拦截到更多的水气。而西北——东南的走向,也使得祁连山脉比之青藏高原北部边缘的昆仑山脉、阿尔金山脉,更能接触到来自太平洋的水气。假如我们换一个角度,来审视“风水”一词的话,作为东亚大陆,最后一块能明显接收到太平洋水气的板块,祁连山脉和河西走廊在历史上,能够比较稳定的成为华夏农耕区的一部分,与大家能够同享同一“风水”带不无关系。  从地理位置上看,黄土高原之上的华夏族,应该更有机会渗透到河西走廊。问题是,对于这个从黄土中,发现农业潜力的族群来说,东部有着更为广阔的空间。毕竟,在与华北平原等东部板块相比,河西走廊可供农业开发的那些土地,就不算什么了。只是当游牧民族,从西、北两个方向对中央之国造成强大压力之后,华夏文明才会去思考,如何把自己的农耕线尽量往西、北两个方向推进。在压缩对方游牧空间的同时,为自己获得更多的缓冲之地。  华夏文明对河西走廊不不屑一顾的态度,也让西来的欧洲游牧民族,和蒙古高原的亚洲游牧民族,有机会先行一步渗透至此。前面我们也说了,在技术上有先发优势的欧洲游牧民族,是最先渗透到西域和河西走廊的。至于来自蒙古高原的游牧民族,他们如果也就想把牛羊放牧到河西走廊,反而要比华夏族要更困难。因为横亘在二者之间的,是大片的戈壁荒漠。如果来自中部色楞格河流域的游牧部落,想染指河西走廊的话,他们必须穿越蒙古戈壁、阿拉善戈壁两片荒漠地带。考虑到困难程度,以及可能带来的收益,这个战略方向显然不是选项。因为仅仅穿越蒙古戈壁,色楞格河的游牧民们,就可以很快看到阴山北麓的草原,并觊觎长城以南的财富了。相比单于自己率部从色楞格河流域到达河西走廊的距离,以大湖盆地为基地的右贤王诸部,渗透到河西走廊的距离就要近上许多了。在翻越了海拔不算太高的“戈壁阿尔泰山”之后,阿拉善戈壁,是他们进入河西走廊腹地的主要障碍。  既然无论从哪个方向看,匈奴人争夺河西走廊的道路都绕不开“阿拉善戈壁”,那我们就很有必要了解一下这片比蒙古戈壁,还要干旱的土地,是什么样的结构了。首先我们来看看它的位置,以及范围。在《匈奴右翼地缘结构图上》,我们很容易找到阿拉善戈壁的地理边界:戈壁阿尔泰山——阴山山脉——贺兰山——天山山脉(最东端的“北山”)——河西走廊。对于希望从一般行政地图上,了解阿拉善戈壁大致位置及范围的朋友,这一点也很容易做到。如果我们把“内蒙古”的轮廓看作一条 “龙”的话,阿拉善的位置就是龙尾。要是你手上的地图,能够标示出地区一级的行政边界的话,很快就能够看到,这片戈壁的行政名称是“阿拉善盟”。  从行政地图上,我们不仅能够看到阿拉善戈壁的地理范围,也同样能够锁定河西走廊的位置。哑铃形状的甘肃省,其轮廓本身就显露出了它的建制使命——连接西域与黄土高原所代表的“华夏核心区”。西域地区的东大门“北山”(天山最东端),以及黄土高原最西部的陇西、陇东二高原,是这个哑铃的东西两端。而中间细长的地带,就是“河西走廊”了。  相信对于大多数人来说,理解河西走廊位置的重要性都不是一件难事。黄土高原、青藏高原、西域、蒙古高原四大板块的交汇之处,使得河西走廊的那条狭长的绿色带,承担了太多的地缘使命。然而说到河西走廊的地理结构,想来却会有很多人有误区。因为从板块的角度来看,河西走廊的绿洲带并非我们从表面所感觉的那样,是一条带状。  如果仅仅从交通枢纽的角度来看,我们所关注的,的确会是河西走廊紧贴祁连山脉的那条走廊地带。在这条走廊之上,汉帝国在驱逐匈奴人之后,所建立的敦煌、酒泉、张掖、武威等城,至今仍然在中国的行政地区上,占有一席之地。只是当我们在审视河西走廊原始的地缘潜力(有多少绿洲,能承载多少人口)时,视线就必须向北延伸了。实际上,细心的朋友应该已经从甘肃地图的外轮廓上看出端倪了。在这个甘肃哑铃状的外轮廓上,河西走廊所代表的中间地带,并非是条边缘光滑的带状,而是在东北方向有两个明显的凸起。常识告诉我们,如果这两个深入阿拉善戈壁的凸起,只是一片对农、牧双方用处都不大的荒漠,通常情况下并不会划入一个位列核心区的省份的。也就是说这种行政分割法,很可能意味着这两个区域内,存在着足以让双方争夺的绿洲。事实也的确如此,甘肃中部的这两个凸起的确是两块依附于河西走廊的绿洲——居延泽和潴野泽。这两个标签的得名,来自于历史。如果大家觉得,这两个二千多年前的标签有些陌生和拗口的话,我们也可以用“额济纳河绿洲”和“民勤绿洲”来代替。前者来源于滋养这片绿洲的河流(额济纳河),后者则得自建制在这片土地上的县级行政区(民勤县)。  居延泽和潴野泽两个古地名,明白无误的表明了这两片绿洲,在历史上是和一片湖泊伴生而成的。即使到现在,我们依然可以在额尔济纳河下游,紧邻中蒙边境的地方,看到有两个小型湖泊存在。而在两千多年前,又被称之为“居延海”的大湖,面积达数千平方公里,面积堪于现在中国的第一大湖——青海湖相比。如果宽阔的湖面,能够为周边地区带来多少绿色,就可想而知了。  在漫长的历史中,作为河西走廊绿地的一部分,居延海畔发生了无数故事,而对于现代人来说,他最为人所熟知的历史发生在西夏时期。这倒不是说西夏对于居延泽绿地的经营,有着过人之处,而是因为西夏人在居延泽畔所建立的重要据点——黑水城。黑水城得名于“黑水”,即我们现在所说的额济纳河(也称“弱水”)。20世纪初在这座被沙漠所湮没的古城中,俄国探险家发掘出了无数珍贵的西夏文物。这些被俄国人带走的文物,在西方造成了极大的轰动,也第一次把这个消失的古国,呈现在西方人面前,并且让对西夏的研究,成为了一项世界性的课题。当然,对于我们中国人说,这又是显得那么的无奈,因为你必须仰仗那些流失在海外的文物,才能更清晰的了解,那些曾经发生在这片土地上的历史。  说到这里,顺便澄清一个误区。曾经不止一次有朋友问,为什么西夏仅仅凭借西套平原,就能够和辽(金)、宋呈现三足鼎立之势。实际上,西套平原只是西夏国的核心区。在西夏的版图中,包括居延泽绿洲、潴野泽绿洲在内的河西走廊绿洲,以及河套地区的后套平原、鄂尔多斯高原都曾经完全属于西夏(自然也包括这些绿洲相间的整个阿拉善戈壁了),其控制区甚至还渗透到了前套平原、陇西高原、陕北高原的边缘地区。这样的控制区,基本就相当于匈奴右贤王在漠南的领地了。如果中央之国,处在统一的政权之下,应该说还是有足够的国力,解决掉这个强悍的邻居的。可惜的是,正处在多方角逐的阶段,宋、辽(金)二国的百年对峙,让西夏在与两大强邻的政治斡旋中获得了生存空间。当然,如果西夏本身的地缘潜力太弱,还是没有资格做到这点的。而在之前汉、唐帝国对西北这些水草丰美之地的农业开发,无疑极大增强了西夏领土的地缘潜力(前提是党项人必须与时俱进,而不是固执的坚持他们的游牧生活方式。很显然,他们做到了。)


对于华夏文明来说,向周边地区扩张的过程,本身就是一个不断延伸农业线的过程。这种以农为本,人地合一的做法,固然是华夏文明能够历经千年而不倒,并且越做越大的根本原因,但从环境的角度来看,在那些农牧相接处开展大规模农业活动,其环境代价也是很惨痛的。相比自然生长的草场,种植农业所需要的用水要多的多。当然,相应的,产出和单位土地的人口承载量也要高的多。只是这样一来,在人口压力下,环境就会变得更加脆弱了。这种情况,在河西走廊板块尤为明显。  黑水城遗址能够留到20世纪初才被人发掘,很大程度倒是要“感谢”环境的恶化了。正是因为原来的绿洲变成了沙漠,才使得那些残留在城内的文物,能够摆脱自然的侵蚀和后人的进一步破坏。与名声在外的黑水以及“黑水城”相比,河西走廊绿洲带的另一个凸起——潴野泽绿洲(后为匈奴体屠王所据,又称“休屠泽”)的名声要小些,但二者命运却是相似的。由于自汉帝国强势渗透河西走廊之后,为潴野泽带来祁连山雪水的“石羊河”两岸农业开发过度,这个在二千多年前,曾经长100公里,最宽处有50公里的湖泊,最终在上个世纪完全干涸了。而“民勤县”这个建制于民国的县级行政区,展现在世人面前的形象,多是当地居民如何在与恶劣的自然环境抗争,试图在沙漠中固沙植绿的勤勉之举。  从地理结构上看,居延海和潴野泽之所以能够成湖,需要有两个条件,一是所在地应该要低于周边地区,呈凹陷状态(盆地);二是需要有河流为之补水。由于为这两个盆地区补水的额济纳河、石羊河,所穿越的是气候干燥的阿拉善戈壁,因此在这两河流域最初的绿洲状态,其实是和尼罗河流域有些类似。即上游靠近高地处由于最接近水源地,支流众多,绿色之地的纵深较宽。而下游低地作为河流的最张归宿,同样也可形成大面积的湖泊及绿地。反倒是中游地区,绿洲呈带状分布于河流两岸。这样一种结构,使得我们抛开河西走廊的概念,单看额济纳河、石羊河流域的情况,应该也是两条呈哑铃状的绿洲带。然而由于周边环境的不断恶化,现在整个河西走廊的绿洲,实际上都是呈点状,而非连接在一起的带状了。  对于蒙古高原之上的匈奴人来说,额济纳河、石羊河两条河流,能够冲破荒漠的包围,以阿拉善高原的腹地形成两条绿洲带,是一件值得惊喜的事情。这样的话,当他们翻越戈壁阿尔泰山之后,很快就能够看到大片的优质草场了。尤其是额济纳河下游的“居延海”和它周边的绿洲,甚至已经延伸到了戈壁阿尔泰山的南麓,(所以居延海在历史上,战略地位更重要)。这种结构,无疑大大拉近了河西走廊与蒙古高原的地缘关系。  现在我们应该能够比较清晰的了解,匈奴人和他们之后蒙古高原西部游牧民族的南下路线了,在翻越戈壁阿尔泰山之后,居延海会是他们必须夺取的第一个据点。接下来便是顺额齐纳河南下,南下至祁连山麓,然后向两翼扩张,直至占据从敦煌至武威的河西走廊带。当然,包括潴野泽在内的石羊河中下游地区,也是这个扩张计划中的一部分。当包括两个凸起的河西走廊绿洲带,都处在匈奴人的控制之下时,他们就可以考虑到黄土高原的华夏农耕区打猎了。在此之前,兴起于陇西的秦人,已经帮助中央之国,把黄土高原最西部的亚板块——陇西高原尽数纳入了华夏核心区。现在位于黄河之滨的甘肃省会兰州,所辖之地就是陇西高原的最西部(秦汉归属于“陇西郡”)。  仅仅是凭借河西走廊的地缘实力,想与统一的中央帝国,甚至是战国后期的秦国进行PK,还是非常困难的。不过,当游牧民族控制了河西走廊之后,他们只需要再穿越不太长的沙漠之路,就可以在黄河西侧找到一个独立的,水草丰美的地理单元——西套平原。占据西套平原,不仅能够为河西走廊的游牧民族,再获得一片优质草场,更可以让他们在河套地区,进一步拓展空间。  我们前面也说了,在匈奴人成功渗透河西走廊之前,这片土地是被以大月氏为核心的,欧洲游牧民族所控制的。基于西套平原与河西走廊的地理关系,匈奴人如果想在穿越戈壁沙漠后,直接插入到西套平原,以控制这个独立地缘板块的话,很有可能也会遇到那些先行到此的欧洲游牧民族的阻力(倒不一定是大月氏人了)。事实上,长期以来,对于和秦人交战了数百年的“西戎”部落,到底有没有包含一些白色游牧部落,一直是有些争论的。以大月氏人最后的位置来看,在此之前如果有欧系游牧民族,渗透到黄土高原,甚至渭河流域,并被记录进先秦的历史中,也是很有可能的(好像就有人怀疑,秦人所解决掉的,最后的西戎强敌“义渠”,就有可能是大月氏人的近亲)。  当然,以此贴的一贯风格,是不会纠结于这些故纸堆中的名词的。因为记录历史之人,也未必真的清楚,他记下来的信息是否全面、正确。我们只是从地缘的角落,来梳理大的脉络罢了。  回到匈奴人的话题上,匈奴人对河西走廊感兴趣。除了这一带有不错的水草资源,以及接近农耕区以外,另一个重要因素则是河西走廊的商业价值。尽管我们现在,往往把东西方交流的通道称作“丝绸之路”,并将开辟这条商道的功劳,记在了汉帝国和张骞的名下。但事实上,在此之前,东西方的交流就已经开始了。控制这条自然商路的,是那些熟悉路径的,逐渐从欧洲渗透过来的欧洲游牧民族。只不过,在没有强大统一政权控制、维护商路时,这种商业、文化传播,很大程度是呈接力棒形式,相对缓慢的传播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张骞正式开辟丝路,并从官方层面把汉帝国做成了商路的终端(后果就是交易量有了质的飞跃),其意义仍然是非常重大的。  不管东西方商路的开辟,原始功劳应该记在谁头上,河西走廊的价值都是没人能够否认的。这条在荒漠压力之下,依靠祁连山庇护而存在的绿洲带,用“咽喉要道”来形容并不为过。无论西来的商路有多少条,如果想要对接以黄土高原为核心的华夏文明,河西走廊都是必经之路。有了这份附加值,匈奴人进占河西走廊的理由就更加充分了。  河西走廊的具体结构(这里指的是靠祁连山麓的,狭义的走廊带),我们在历史进展到张骞通西域阶段时,会详细解读的。对于刚刚建立的汉帝国,以及已经渗透到了阴山之麓的匈奴帝国来说,河西走廊暂时不是双方博弈的焦点。这时的焦点,甚至不是赵人曾经强势渗透进的河套平原,而是大同盆地。因为当中央之国在忙于内部整合之时,匈奴人已经乘虚而入,不仅控制了阴山南北,还将势力范围渗透至了陕北高原、山西高原的北部。如何在稳定新生帝国内部结构的同时,解决北方边患,成为了刚刚登上帝国最高权力宝座的刘邦,所面临的首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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