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时代 — 韩王信叛汉，汉军与匈奴最初的接触

在解读完蒙古高原和匈奴帝国基本的地缘结构后，我们要把视线拉回到阴山以南了。因为在刘邦志得意满的建立属于他的刘氏王朝之时，匈奴人已经越过了阴山，控制了整个河套地区。这里所说的河套地区，不仅包括前套、后套、西套三个水草丰美之地，以及占据河套腹地大半的鄂尔多斯高原，甚至还包括陕北高原的北部。关中平原为了防范北方威胁，所建制的最北部的重要据点——上郡的郡治所在“肤施”（今陕西榆林），也成为了匈奴控制区。对于匈奴人来说，这已经是他们第二次入主河套地区了。之前一次，也是在中央之国内部的博弈白热化时发生的。当时代表中央之国控制河套平原的赵国，不得不将北地边防军，作为最后的生力军，调回河北平原与秦军决战。

　　可以肯定的是，如果战胜项羽就意味着中央之国的统一的话，汉帝国的下一个目标，一定是将匈奴赶出河套平原，将北方控制线推进到阴山分水岭。在那里，秦帝国以及更早的赵国，已经帮助新生的汉帝国，修筑起了一道长城。然而处在这样一个，封建制度向中央集权体系过渡的历史阶段，刘邦的帝国统一之路，注定不会那么平坦。在感觉到自己有可能成为统一的牺牲品时，绝大部分在灭秦、楚汉战争中封建为王的“诸侯”，都先后叛乱了。这其中，甚至包括最先投入刘邦阵营的诸侯王——韩王信。

　　如果刘邦重拾封建制度的话，韩王信所治的“韩国”，很有可能是刘氏封建体系，最坚定的拥护者。很可惜，尽管刘邦个人并不认为，象秦帝国那样用“休克疗法”，用强制手段，一下子把诸侯割据的中央之国，跃进到中央集权的“郡县制”是治国的好办法，但他却从周人那里，认识到血统的重要性。也就是说，汉帝国可以给封建诸侯留下一席之地，但帝国的腹地，一定要掌握在中央政权，或者刘姓诸侯手中。以韩地的位置，无疑是绝不能留给外人的。哪怕这个“外人”在忠诚度方面暂时并无问题，能力方面看，似乎也不足以为害。

　　既然刘邦准备把韩地置于自己的直接控制之下，那么就必须为这位“韩王”找一个新的封建之地了。如果按照战国时代的地缘标签来划分，新“韩国”的选址是在赵地之上。不过这里所说的“赵”地，并非是赵国后来的核心地区——河北平原，而是山西高原北部。简单点说，就是河东之地以北的太原、忻定、大同三盆地。

　　尽管后世有人认为，将韩王信迁地建国，意味着刘邦对他的不信任，但结合当时刘邦决定压缩异姓诸侯空间的大背景来看，这种安排并不能算是针对韩王信的。相反，在刘邦吸取项羽的教训，将帝国的核心板块定位于黄土高原之上时，将韩王信放在与自己的北边，直接拱卫帝国的核心，其实是一种信任了。这意味着刘邦把帝国的北大门，交给了异地重生的“韩国”。从韩王信所受封的位置来看，他的战略任务无疑是用来防御匈奴的。鉴于匈奴的强大，很多朋友在遗憾，如果把另一位兵圣级别的“韩信”（韩王信亦称“韩信”，只是为了区别我们所熟知的韩信，史家方在其间加一“王”字），放在北方藩屏的话，汉帝国是否会更有机会，早一天打败匈奴。

　　从战术的角度来看，把韩信放在与匈奴作战肯定会比“韩王信”要有力的多。不过对于天下在手的刘邦来说，在用人方面对“忠诚”二字的考虑，要多于“能力”。让在楚汉战争中独挡一面的韩信，继续因为战争的原因拥兵自重，对于帝国今后的运作来说，并不是一件好事。

　　在帝国封建给新“韩国”的领地中，无论从位置、结构，还是历史来看，位于太原盆地北端的“晋阳”（今太原）都是当然的地缘中心。因此在刘邦最初的策封当中，晋阳城也是韩王的新都。不过韩王信却提出了异议，建议将自己的政治中心，设在大同盆地南部的“马邑”（今天山西朔州）。从战略角度来看，韩王信这种做法，无疑是正确的。因为如果你的注意力，是在中央之国内部争霸，那么晋阳城更深入核心区的位置会是优势。而如果你的敌人确定在北方时，自己的指挥中枢离对手间隔两个大的地理单元，就不是好的选择了。所谓“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虽然大部分帝国的统治者，不会真的把自己置于最危险的地区，但作为明确为国守边的诸侯、藩镇来说，这却是义不容辞的责任（这也是他们存在的价值）。

　　韩王信这种主动前突的做法，显然有着表忠心的成份在里面，作为帝国的最高统治者，刘邦没有理由不接受。不过，无论是刘邦还是韩王信，都低估了对手的实力。很快，匈奴人就轻易突破了韩国的防线，将马邑重重包围（公元前201年秋）。现在，摆在韩王信面前的就只有两条路，或是投降，或是战死。

　　对于大部分人来说，是很难做到慷慨赴死的。韩王信也不例外，他的选择是和匈奴人合作，并将战火引向帝国的核心区。以当时的背景来看，这并不是韩王信个人的选择。因为包括燕、代在内的北地诸侯，在背叛汉帝国之后，都选择了和匈奴人合作。在刘邦明显有意重整帝国结构的背景之下，这种出于自保而作出的选择，也是一种本能了。在之前的楚汉战争中，这些本来指望在世代交替中投机一把的诸侯们，就经常在楚、汉阵营中变化。包括韩王信，也曾经在荥阳之战时归降过项羽（后来又逃了回来）。

关于诸侯们在楚、汉相争中变换阵营，与在汉匈之间作出选择，是否有本质的区别，并不是我们需要展开讨论的。我们现在关心的是，因为韩王信的背叛，汉帝国的北方门户实际上已经被打开了。在韩王信的带领之下，匈奴人的军队轻易的穿越了天险“雁门关”，将战火烧到了晋阳。对于合作双方来说，他们的诉求并不相同。简单点说，此时的匈奴人，并没有入主中原的想法，在他们的眼中，汉地还只是一块物产丰富的猎场。与汉地反叛者的合作，能够让他们轻易的深入农耕区的腹地，去猎取更多的财富、人口；而对于那些叛乱的北地诸侯来说，他们所希望的，则是匈奴人在战略上的支撑，能够帮助他们割据对抗中央政权。　　正是由于这种诉求的不同，包括韩王在内的叛乱诸侯，其实并不能指望匈奴人能够帮助他们稳定防线，割据一方。更多的时候，南下的匈奴人在劫掠得手之后往往会迅速的后撤，与汉军决战的任务，依旧要由叛乱诸侯们自己来完成。韩王信现在所面临的问题也正是如此。当他试图挟匈奴之力，在太原盆地以南建立防线时会发现，这些匈奴人的战力并不如想象中那么强了。　　从秦末起兵时起，就一直处在战争状态的刘邦，对韩王信叛乱的反应还是非常快的，仅仅在韩王信叛乱的第二个月，汉军主力就集结好开始北上平叛了。汉军之所以反应如果迅速，是因为这些兵力，本来是准备北上去解马邑之围的。只不过现在他们的目标，是去平叛了。然而韩王信反叛，并率军南下去稳定自己领地中原为后方，现为前线的部分时，似乎并没有影响汉军北上的计划。也就是说汉军主力并没有试图随之南下与之决战，而是快速插至忻定盆地的北部，在攻下恒山山脉南麓的重镇“霍人县“（今繁峙东）后，穿越雁门关，攻击韩都“马邑”。汉军的这种作战方式，应该是很出乎韩王信的意料的。因为按照正常方式，汉军肯定应该先解决掉突前的韩王信部，然后不断攻击前进，逐次收复失地。现在这样直接插入大同盆地的做法，等于是抄了南下叛军的后路（这种釜底抽薪的战术，是张良提出的）。　　对此更应感到意外的，是那些留守在大同盆地叛军。当汉军主力突然出现在马邑城下时，马邑城中能否组织出有效的防守就可想而知了。然而，更让人感到意外的事情还在后面。当汉军拿下了马邑之后，他们并没有选择继续肃清大同盆地的叛军，或者南下歼灭韩王信的主力，而是由马邑北上，进入了吕梁山脉北部的山地之中。　　说到这里，我们要说一下大同盆地的结构和马邑的位置了。所谓“大同盆地”，我们还可以用另一个地理标签来代替，就是“桑干河上游河谷地带”。也就是说，这片低地区是由发源于吕梁山脉北部“管涔山”的“桑干河”冲积而成的。由于来自北方游牧民族，既可以从大同盆地西部的河套之地攻击大同盆地的西南部；也可以直接从阴山山脉北麓穿越阴南丘陵地带，或者先占据张家口盆地等，桑干河中游盆地后，由大同盆地的东北角攻入大同盆地。大同盆地实际上是呈双中心的状态。既由西南角的“马邑”以及东北角的“平城”，来共同分担防御任务的。即使是在今天，整个山西北部的行政建制，依旧是遵循这个规律一分为二的。只不过“马邑”现在被叫作“朔州”，平城被叫作“大同”罢了。　　在战国阶段解读赵国的北扩时，我们其实已经解读过大同盆地西北山地的地理结构了。就这片山地本身来说，并没有太大的价值（两山之间没有发育出大的河谷平原，农、牧的价值都不大），争夺他的主要原因，是因为无论是中央之国想从大同盆地进入河套平原，还是游牧民族想从河套平原进入大同盆地，都必须穿越它。如果汉军执意要进入马邑以北，由管涔山与洪涛山（前者是吕梁山的北延，后者被认为是阴山的南延）包夹而成的山地地带的话，就很可能与匈奴人直接交火了。　　在没有解决完内部问题时，就以匈奴人为主攻目标，似乎显得不够明智。然而兵锋正盛的汉军还是这样做了，汉军在穿越杀虎口进入前套平原之后，与措手不及的匈奴骑兵数次接战并取得了胜利。不过汉军的这次突击行动，更象是对匈奴人的一种警告，而不是针对匈奴的战略反击。在北地诸侯叛乱，皆与匈奴幕后支持的情况下，这种战术性的警告并不算多余。不过对于孤军深入的汉军来说，在没有做好战略准备，并且后方有叛军活动的情况下，长时间在对手纵深活动是不明智的。因此在攻击大同盆地、前套平原得手之后，汉军主力旋即穿越雁门关，回头去收拾还在山西高原腹地渗透的韩王信。

以汉军的实力，对付反叛的韩王信是没有任何悬念的。双方的决战并非发生在晋阳一带，而是在上党高地的北部，上党郡的铜鞮县（山西沁县）。在北有汉军主力回师追击，南有河东汉军堵截的情况下，退入上党高地据险以自保，是韩王信和他的部下唯一的选择。不过对于韩王信来说，无论在太原盆地以北地区，还是上党高地都没有什么民众基础，试图割据于此的想法并不现实。在战国的记忆还牢牢的存在于人们的脑海中时，这些土地上的民众会认定自己的地缘属性为“赵”。如果是一个赵国王族的成员来对抗中央政府，在大局初定的时候还是很有市场的，但如果是一个“韩国人”的话，情况就完全不同了。　　如果说韩王信在铜鞮之战后，还没有意识到自己其实没有任何资本割据为王的话，等他带着少量亲随逃回大同盆地后，就会彻底认清形势了。鉴于汉军主力急于南下寻找韩王信的主力决战，汉军并没有时间肃清恒山南北的叛军。这片战国时期属于赵国高地区，在战国后期被用“代”的标签来标注的土地（以区别河北平原的赵地核心区），在楚汉战争中，一直都处在边缘状态，并没有太深的介入刘邦和项羽的楚汉之争。这样一个经历，也使得代地之人对于“赵”的认同感，要高于正在形成的，统一的“汉”的国家概念。　　在韩王信这个空降的“王”授命于已经成为天下之主的刘邦，来管理“代”地时，顾忌到中央政权的强大，代地中那些不愿意就此融入汉帝国的人，可能还会静观其变，暂时接受这个“王”。但当这位准备在赵国故地新建“韩国”的王，本身就成为中央政权的弃儿时，就不用指望他能够依靠赵地民众的支持，东山再起了。逃回大同盆地的韩王信，很快就知道了，这些原本归于自己治下的，高地上的赵国人，已经推选出了属于自己的王——血统上属于赵王后裔的“赵利”。鉴于他们高地赵国的属性，这个准备依靠与匈奴合作，割据一方的新政权，仍然继承了“代国”的标签。不过，如果最终能够形成割据格局的话，河北平原的赵国故地，势必会成为他们扩张的方向。在普通民众，还抱有源自战国格局的地缘属性时，这种扩张还是有地缘基础的。　　当韩王信彻底明白，自己不可能再有机会成为割据一方的诸侯时（回到韩地发展，更是没机会），他唯一的归宿就是归顺匈奴，成为匈奴帝国治下的臣民了（之前有本钱时，是合作关系）。尽管从心理上，很少有汉地之人，心甘情愿的成为这些夷狄的一份子，但不可否认的是，这种选择可以让自己更安全。而现在对于汉帝国来说，韩王信个人的生死与否，其实已经不是重点了。因为新“代国”的崛起，意味着一切又回到了韩王信叛乱时原点。主力已经置于山西盆地南部的汉军，必须又一次的北上平叛。　　如果对手仅仅是代地的叛军，刘邦并不认为这种反叛会有很大威胁。毕竟在经历过与项羽的战争后，汉军已经形成了非常强大的战斗力，以及亲信的军事核心圈。加上掌握中央之国大部分资源的背景，任何异动的诸侯，都不会动摇帝国的根本。只是很明显的是，代地的这些反叛者已经和匈奴人结成了紧密同盟。正确判断这些匈奴人的战力和动向，是能否彻底稳定北方边郡的关键。对于刘邦和汉军来说，在上一阶段的平叛中，其实已经和匈奴人有了初步的接触。只是当时汉军所面对的，是对汉军出现没有心理准备的，游弋在河套平原东部的匈奴部落。以刘邦的战争经验来说，是不会依据这些规模不大的遭遇战，来判断对手实力的。汉军需要的是，更多的与对手接战的经验。　　想要获得这些经验，并不太难。因为那些随同韩信南下匈奴人，仍然活动于晋阳一带。我们前面也说了，这些匈奴人虽然与韩王信表面上算是盟友，但目标却不一致。韩王信并不能指望这些眼中只有战利品的匈奴人，帮助他与汉军决战。也正因为匈奴志在劫掠，而非土地。所以在汉帝国决心清剿这些南下的匈奴人时，出乎意料的顺利。一经接触，这些匈奴人就很快退入吕梁山地，并延着吕梁山与云中山之间的谷地向北撤退。双方在晋阳、离石曾经两次接战，汉军均获得了胜利。只是在匈奴人急于把劫掠的财富，带回草原时。这种胜利注定是战果不大的击溃战。　　说起来，汉军对于匈奴南侵骑兵的这条败退路线，应该并不陌生。因为在上一阶段攻取马邑，抄韩王信后路的战役中，汉军主力应该就是顺着这条路线，沿汾水北上，突破恒山山脉、吕梁山脉、云中山三山交汇处的“楼烦关”，进入大同盆地的。而这一次，汉军又循着同样的路线，尾随匈奴骑兵攻至了楼烦关。如果说，在上一阶段的战争中，匈奴更多的是作为一个在中央之国的内斗中取利的第三人的话，那么这一次，匈奴人不可避免的成为了主角。为了接应撤退回来的匈奴人，匈奴的左右贤王各自率领了一万骑兵集结于楼烦关北。只是这第三场接触战，仍然是以汉军的胜利而告终。　　在歼灭韩王信部主力后，与匈奴部的三次接战中均取得了胜利，汉军中不可避免的提升了对匈作战的信心。然而对于帝国的最高统治者来说，这些胜利仍然不足以让他下定与匈奴决战的决定。毕竟一直以来的信息表明，匈奴控弦数十万，并拥有强大的战力。如果刘邦想借着这次集结兵力平叛的机会北伐的话（集结了三十余万的兵力），目标就不会仅仅是收复已经稳定存在于华夏核心区的大同盆地了。之前被赵国开拓，秦国复得的河套平原，才是刘邦此次军事行动的最终目标。为了这个目标，汉军甚至迂回兜底马邑时，就已经尝试过攻击匈奴控制的云中郡故地了。　　基于一战将匈奴驱逐到长城以北的想法，刘邦需要更加谨重的了解对手的实力。而与此同时，匈奴人和代地的叛军，也正是恒山以南集结（忻定盆地最北部，恒山山脉与五台山脉之间滹沱河上游谷地，史称“代谷”），准备抵挡主力北上的汉军。于是，一场发生在战争之前的，侦察与反侦察的情报战，拉开了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