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时代 — 刘邦轻敌冒进陷”白登之围“

在汉军骑兵，追击匈奴南侵部队至楼烦关北，并在与匈奴左、右贤王部接战中，取得胜利时，匈奴人与代地的叛军也正在思考，应该如何应对汉军主力的北上。从代国试图割据的角度看，如果能够在忻定盆地之南，据点以自守的话是最好。这样的话，叛乱的代国才有本钱与汉军长期拉锯。当然，如果事实上无法阻挡汉军的北上，在雁门、楼烦一线设防。也就是依托恒山山脉，控制大同盆地及其以东，至太行山脉一带，仍然是可以接受的。然而这一切的构想，都是在得到匈奴强有力支持的情况下才可能实现。否则以代地的实力，是无法与整个帝国对抗的。　　对于匈奴人来说，他们在南侵的过程中，应该也已经观察到了恒山山脉对山西高原所起的分割作用。如果匈奴人有入主中原的企图的话，大同盆地是一个很好的，切入农耕区的突出部。在这里，游牧帝国有足够的资源，学习更高一层级的华夏文明，并为下一步争夺中央之国的控制权作足准备。事实上，在后来的历史中，大同盆地以及东部的辽河下游平原，作为最北部的农业区，曾经多少为游牧、渔猎民族承担这样的战略任务。最为典型的案例，就是鲜卑人和满洲人。正是在这两个中央之国核心区的边缘板块，这两个边缘民族，完成了政治、文化上的华丽转身。　　大同盆地和辽河下游平原，之所以屡次成为北方民族南下中原的准备基地，和他们的地形结构有着密切关系。辽河下游平原北部的平原结构，使得无论是东北渔猎民族，还是沿西拉木伦河——西辽河东进的蒙古游牧民族，都很容易对它造成巨大的压力。而大同盆地北部的丘陵地形，也同样不足以抵挡住来自蒙古高原的游牧骑兵。相比之下，阴山东麓这些丘陵地带，所自然生长的草场，对游牧民族维持他们的生活方式，却更加有利。　　基于大同盆地以及下辽河平原，在防御上的困难程度。一旦中央帝国内部的整合度不够高时，是非常容易被放弃的。帝国的统治者们，会认为把资源投入到两个边缘农业区南部的恒山、燕山两大山脉之上，费效比会更高。当然，如果帝国真的决定把长城，收缩到这一线的话，那么在今后的日子里，他们所面对的就不会是纯粹的“游牧”（渔猎）帝国了。这些得到属于自己的农业区补给的边缘民族，在适应定居生活，并在农业区变得更“文明”些后，大部分都会尝试成为真正的华夏之主。　　作为最早建立游牧帝国的匈奴人来说，他们还没有这么高的政治理想。定居和据城以自守的方式并不是他们所喜欢的。匈奴人对于进入农业区的渴望，纯粹是出于原始的“渔猎”兴趣。在之前韩王信与汉军的决战中，匈奴人并没有真正“帮忙”，而现在对于帮助代国叛军稳定防线，同样也不会有兴趣。正是因为匈奴人并没有兴趣，帮助代国人稳定防线，因此集结于恒山山脉南部“代谷”的匈、代联军，在汉军主力开始北上时就主动撤退了。甚至于有雁门、楼烦之险的恒山山脉，也没有成为拉锯战的战场。促使匈、代联军没有稳定恒山防线的另一个原因，是在汉军的骑兵在追击回撤匈奴人的过程中，已经突破了楼烦关，并开始向东收复失地。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执着于建立恒山防线的话，匈、代联军在战术上会受到汉军的两面夹击。　　既然作为大同盆地南大门的“恒山山脉”，对于汉军来说已经不再是天险，那么汉军完全收复大同盆地应该就没有什么悬念了。即使面临数十万汉军压力的代国人，他们可以选择的是在大同盆地以东，蔚县盆地——张家口盆地一线设立防线。这一地区也是“代”这个地缘标签，最初出现的地区。在赵国和秦帝国的行政区域中，被称之为“代郡”。只是这样一个，两面承受压力的（华北平原和大同盆地），由一系列小型盆地所组成的板块，如果没有匈奴人的强有力支持，基本是无法达到割据要求的。　　在轻易放弃大同盆地之后，那些不愿意融入汉帝国的赵国遗民，一定会为即将到来的压力感到惴惴不安，但对于匈奴来说，却是让自己在战略战术上，置于了更加有利的地位。已经占据并经营河套平原，阴山东部草场（分为“阴北丘陵”“阴南丘陵”两个地理单元）匈奴人，能够对大同盆地造成全面的压力。换句话说，他们可以从自己熟悉的环境中，随时出击占据大同盆地的汉军。这比起以自己所不熟悉的，大同盆地农业区为基地，和忻定盆地的汉军展开拉锯战，要更容易发挥匈奴人的优势。　　从匈奴人的后来的表现来看，在放弃恒山防线，让汉军轻易突进到整个大同盆地之前，匈奴人就已经做好了在大同盆地与汉军进行决战的准备。也就是说，这次主动后撤是一次“诱敌深入”战术的成功实践。可以提供佐证的是，当刘邦同样对与匈奴决战感到不安，并急于了解匈奴主力实力时。匈奴人在代谷一带并没有集结自己真正的主力，而是将一些老弱之军放在汉军情报人员，能够窥探到的地方。这种故意示弱的做法，不仅骗过了汉军的情报人员，也骗过了刘邦以谈判为名，派往匈奴营地的外交人员。在十几批出使匈奴的使臣，都汇报出同样的结论后。刘邦终于相信，挡在他面前的匈奴人，并不如传说中那般强大。　　并不能十分确定，匈奴人之前的快速后撤，以及在楼烦关北与汉军骑兵所展开的接触战，是否也有故意示弱的成份。但从结果来看，这些或主动或被动的示弱战术结合在一起，足以让刘邦产生了轻敌的想法。当北出楼烦的汉军骑兵，回报他们在大同盆地的军事行动异常顺利后，刘邦决定不再跟随行动相对缓慢的步兵步队（数量占大多数），而是快速北上与骑兵部队汇合。而这个时候，汉军的骑兵已经由马邑向西，收复了大同盆地东部最重要的据点——平城。平城的收复，也意味着整个大同盆地重新回到了汉帝国的控制之中。接下来刘邦所要思考的是，是先向东剿灭收缩于代郡的叛军。还是先向西、北方向，寻机与匈奴人展开决战。　　到达平城与汉军骑兵汇合的刘邦，究竟是怎么思考下一步的行动方向，我们并无法得知。因为接下来，汉军就会发现，战争的主动权并不在自己手中。从刘邦进入平城的那一刻起，一张早已为他准备好的大网，就开始收网了。

白登之围示意图

从历史中我们可以知晓，汉帝国和匈奴帝国的第一次大规模战争，就发生在汉军刚刚收复的“平城”。前面我们也分析了，平城和马邑，一北一南是控制大同盆地的两个地缘中心。而这片更适应大规模农业生产的土地，其核心河流就是桑干河。与处在上游的马邑，位于桑干河畔有所不同，平城并不在桑干河畔，而是其北面支流“御河”河谷中。很多时候，我们都在强调，大河对一个地理单元的重要作用。因此也产生了一个误区，认为重要的城市一定是建立在大河之畔的。事实上，在水患频繁的古典时期，人们更愿意把城市建立在离干流不远，流量较小的支流边上。这样即能得到水利之便，又能少受洪水之苦。另外，干流的中下游地区，往往冲积平原发育的比较好。这样的话固然更有利于开耕出更多的山地，但同时无山可依的结构，也让城市的防守陷于不利境地（包括防洪）。因此从依山傍水的角度来看，大同盆地北部的地缘中心，也没有选择在桑干河畔的开阔河谷中，而是在整个盆地区的北部边缘。　　对于中央之国而言，平城（大同）其实是一个非常危险的突出部。因为它北面、西面的两个地理单元，都是游牧生产方式更占优势的板块。历史上，从阴山以北而来的游牧民族，如果想攻击平城或者进入大同盆地，一般有两条路线。一条是穿越阴山山脉东部的丘陵地带，直接出现在平城的北边。另一条就是从阴山北麓，或前套平原，经“杀虎口”进入“吕梁山脉北部山地”（管涔山——洪涛山组成，简称“吕北山地”），然后循谷地而下，进入大同盆地南部，攻击“马邑”（朔州）。为了控制这条匈奴南下的路线，赵人在将“吕北山地”和“大同盆地”捆绑在一起，设置为“雁门郡”时，将郡治设置在了靠近西侧管涔山的“善无”城，也就是今天山西省右玉县。　　当然，就后一条路线而言，马邑并不总是直接攻击的目标。因为进入吕北山地的游牧骑兵，同样可以向东穿越洪涛山，从侧翼攻击平城。而为了控制这条威胁到大同盆地北部的线路，赵国和秦帝国在靠近洪涛山一侧，构筑了一系列的防御工事，名曰“武州塞”。其行政中心，就是今天的山西省左云县。从这个角度看，“左云右玉”所代表的“吕北山地”，算得上是是大同盆地，乃至山西高原的西大门了。　　对于护卫大同西侧的武州塞，大家可能不太熟悉。不过提到“云冈石窟”，相信就很少有人不知道了。这个与洛阳“龙门石窟”齐名的石窟，除了均为佛教造像集中地的共同点以外，很少有人关注到它们共同军事价值。那就是均处在交通要道之上。如果说“龙门石窟”中的佛像，注视的是洛阳的南大门“龙门”，那么云冈石窟看护的就是大同的西大门了。它的位置，正是在武州塞的最西端，穿越洪涛山的山口处。与大部分穿越山脉的道路，依河而建一样。武州塞所保护的也是一条河谷通道（现在的109国道）。源出口北山地的这条，叫作“十里河”的河流，最终汇入了大同的母亲河——御河。顺便说一下，要是有朋友对那些冰冷的佛教造像不感兴趣，我也可以提供一个比较“香艳“的典故，也帮助大家认识云冈石窟和武州塞的战略位置。据说位置中国古代四大美女之列的“王昭君”，就是西出武州塞，前往匈奴之地去承担她的历史使命的。只不过那个时候，云冈还没有大佛在目送她罢了。　　我们前面也说了，就“左云右玉”所处的吕北山地而言，地势并不利于开展大规模的农业生产。在生产力落后的古典时期前期，即使是被中央之国所控制，整片山地的主要生产方式也是以畜牧为主。当然，华夏移民也会努力寻找面积稍大的河谷平原，来建立自己的定居点。象左云、右玉两个行政中心，就是这样形成的。在适合农业生产的耕地较少的时候，定居的华夏移民，也并不会无视那些周边山地之上的草场资源。在开垦耕地的同时，也会放牧牲畜，以增加食物的来源。只是这样依附于定居点的畜牧方式，仍然注定是缺乏机动性，并无法有效控制整片山地的。而这也意味着这一区域很容易被游牧势力所渗透。　　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并不是一味的将游牧势力驱逐出境。事实上，在赵国征服吕北山地以及河套地区后，活跃于当地的游牧部落很多也归顺成了“赵国人”。也就是说，在赵国所依仗的“胡服骑射”的骑兵，很多本身就是所谓的“胡人”。这些当时被称之为“楼烦”的胡人，甚至于在楚汉战争中亦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双方的阵营中，都存在不少精于骑射的“楼烦”战士。　　从华夏民族开始崛起之时，“化胡为夏”之类的，将边缘民族吸收进华夏文化体系的事，就没有间断的在进行中。对于华夏文明来说，血缘和文化同等重要，只有兼具了这二点，才能够成为这个文明的一部分。然而这其中的变通之处在于，血缘关系可以通过追溯祖谱的方式对接。而一旦对接上之后，这些愿意融入华夏文明的边缘民族，本身并不会受到歧视。当然，所谓愿意融入，除了主观意愿以外，很重要的一点就是需要接受那些因农耕生产方式，而产生的生活方式。否则的话，这种融合是十分不稳固的。好像那些原本归入赵国的楼烦等游牧部落一样，在匈奴人代表游牧势力，重新渗透到阴山以南地区之后，他们又会很自然的，回归到游牧阵营中，成为匈奴帝国的一部分。与此形成对比的是，那些被秦帝国用行政手段，迁移到河套平原的东部移民，在中央之国内部出现动乱后，又都尽数回到了他们所熟悉的土地上。从游牧和农耕两种文明争夺的角度看，地缘平衡线又回归到了战国后期，赵国将控制力延伸出大同盆地的时期了。　　吕北山地并不是唯一在中央之国内乱时，唯一容易被游牧民族控制的地理单元。在大同盆地的北部，阴山南麓的丘陵地带——阴南丘陵，也同样面临这个问题。尽管赵国和秦帝国，已经十分努力的试图将农牧分割线，定格在阴山分水岭上，但从实际操作的角度来看，除了大同盆地这块大面积的冲积平原之外。阴南丘陵和吕北山地一样，同样更适合生长耐旱的草本植物。一旦中央之国的无力控制阴山之麓的长城防线（好像白登之围时的情况一样），阴山北麓丘陵地带（阴北丘陵）的游牧部落，就会穿越本来也已经弱化成为丘陵地带的“阴山山脉”东段，到阴南丘陵地带放牧，并直接威胁大同盆地的农业核心区。当然，由于阴山山脉的分割作用，阴山南北的丘陵地带，气候和降雨量还是有所区别的。相比阴北丘陵每年100多毫米的降雨量，阴南丘陵350——400毫米的降雨量，还是比较有利于农业生产的。这一点最终也体现在了现在的行政规划上。在现在管辖阴南、阴北丘陵地带的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地级）的行政结构中。被称之为“前山”地区的阴南丘陵地带，主要为体现农业文明的“县级”行政区（如丰镇市、兴和县）；而自然条件较差的“后山”地区（阴北丘陵），则有更多的以“旗”命名的县级行政单位（四子王旗、察哈尔右翼中旗、察哈尔右翼后旗）。　　对于努力将汉帝国的控制力，延伸到大同北地北部的刘邦来说，他的最终目标是夺回长城，重新将匈奴人，阻挡在阴山以北地区。只不过，非常不幸的是，这些匈奴人并不愿意就此回到长城以北。单于和他的游牧骑兵（史称四十万），正潜伏于阴南丘陵和吕北山地之中。当刘邦和汉军骑兵进入平城后，这些以机动性见长的游牧骑兵，迅速从两个方向杀出，对汉军形成合围之势。　　匈奴人的攻击来的如此迅速和强大，是让刘邦和汉军骑兵始料未及的。对于一直决战于黄河以南地区的汉军来说，在初次与匈奴人的大规模接战中，作出误判是可以理解的。更何况为了诱使汉军轻敌冒进，匈奴人还在代谷故布疑阵。从匈奴人的角度来看，将汉军引至自己势力范围的边缘，不仅能让自己有“主场”之利，更可以让恶劣的气候帮到自己。在久据漠北的匈奴人看来，阴山以南地区的冬天，已经是非常的温暖的；而对于那些来自华夏核心区，甚至有相当比例来自楚地的汉军来说，大同一带的冬天应该是他们这一生中，所遇到过的最寒冷的天气。　　在没有做足充分准备的情况下，选择在冬天向北方出击，本身就是一种错误，不过在这次战役中汉军所犯的错误已经够多了。在寒冷的气候下冻伤30%的战斗人员，只是雪上加霜罢了。最大的错误仍然在于，刘邦的轻敌冒进。因为被匈奴包围，陷入困境的是汉军中最精锐，与匈奴骑兵在野战中实力差距最小的骑兵。你并不能指望，随后赶来，带着辎重粮草的汉军步兵，有能力能够冲开匈奴骑兵的包围圈。相比善于野战的骑兵，这些步兵所善长的是依托工事和严密的阵型进行防守；以及使用攻城工具，攻击防守坚固的城堡。如果让汉军的步兵军团，去对数量占优、机动性占优、单兵素质占优的骑兵集团发起冲锋，无异于自杀。从这个角度来看，如果被匈奴人包围的，是补给充足的步兵，而汉军骑兵在包围圈外围冲击的话，汉军的情况会好上许多。可惜的是，刘邦已经没有时间后悔了，他在战术上唯一能做的努力，就是将汉军骑兵带到一个能够最少受到匈奴人冲击的地点，以尽可能的争取时间。　　以匈奴人的战术特点来看，在旷野中野战无异是他们最善长的，而攻城战则是他们最头疼的。然而刘邦并没有试图在“平城”的城墙之内，固守待援。而是渡过了城东的御河，退入了离平城东最近的山地——白登山之上（现名“马铺山”）。而这场汉匈之间的第一次重大战役，也因此被称之为“白登之围”。　　鉴于匈奴主力来自于北部的阴南丘陵，以及西部的吕北山地。汉军向东移动是可以理解的，但为什么放弃城墙的保护，而进入山地，就可能让一些朋友感到不理解了。其实这一点也不难理解，因为无论是汉朝还是匈奴的骑兵，都是用来野战的。守城并不是这个昂贵兵种所应承担的任务。当然，如果平城的城防措施坚固，这些汉军骑兵并非不能下马登上城墙，依托防御工事与匈奴人周旋。这样的话，总比暴露在数十万匈奴骑兵面前，捉对厮杀更能保存实力，争取时间。问题是，匈奴人既然一开始，就准备在平城一带展开决战，是断然不会为汉军留下一座完整的城，让自己所期待的野战，变成一场持久的攻坚战的。既然在匈奴人掌握战役主动权的情况下，刘邦和汉军骑兵不可能得到可供依托的城防工事，那么在匈奴人对平城合围成功之前，退入山地之中，居高临下的进行防守，便是退而求其次的选择了。　　当然，如果可能的话，汉军骑兵的撤退方向应该是南面。只是匈奴人既然是想合围汉军，自然是要重兵穿插到平城的南面了（从洪涛山方向出击的骑兵部队）。在这种情况下，汉军想退回去的可能性是微乎其微的。事实上，匈奴人的合围计划也并不完美，如果足够完美的话，汉军甚至没有退入白登山上的可能性。要是那样的话，无所依托，又在数量、单兵素质上都不占优的汉军骑兵，很可能在匈奴人的第一波攻势中就全军覆没了。而匈奴人计划中的这一缺憾，不仅在战术上，让汉军骑兵能够退到白登山上争取时间，也为刘邦最终脱身提供了战略机会。至于这个机会是什么，我们下一节再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