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时代 — 汉初的绥靖与封王

在匈奴人合围之前，将部队带到白登山上，无疑为刘邦后来的突围赢得了时间。在连续七天的攻击中，汉军利用地形优势，顶住了匈奴骑兵的一轮轮攻势。如果双方是在旷野中接战的话，就很难说了。然而能在仓促应战中，抢到制高点，据守以待援，却还得感谢汉军的另一个敌人——代地叛军。对于拥戴了新“代王”，并收拢了韩王信残余力量的叛军来说，大同盆地以东，张家口盆地——蔚县盆地一线的“代郡”，是他们可以依托的根据地。既然他们与匈奴人，已经是盟友关系了。在这次合围汉军的计划中，匈奴人自然也就把包围圈东线的任务，分配给了代地叛军。只是当匈奴人倾巢出动，准备在平城围歼汉军骑兵时，才发现代军并没有出现。以匈奴的兵力，即使没有代军这个盟友，也可以轻松的完成合围计划。最终匈奴人也的确做到了。只是代军这种言而无信的做法，给了刘邦向东突围，抢占白登山的机会。　　代军的这种做法，很显然是想保存实力，坐山观虎斗。如果匈奴人多读点历史，就会发现，无论是在政治结盟，还是军事合作中，类似的情况比比皆是。匈奴人不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当冤大头的。在匈奴人看来，他们与汉帝国并不存在你死我活的矛盾。或者说，匈奴人之所以热衷于南侵，只不过是为了财富、人口，而并非汉地诸侯们所热衷的土地。相反，代地叛军就不一样了，如果不能在中央之国的北方，割据出一块足够大的，自成体系的板块，他们很快就会被汉军所攻灭。从这个角度看，匈奴四十万主力，与汉军三十余万主力以命相搏的话，算是为代军在争地盘了。　　匈奴人和代军之间的这种微妙关系，也被汉军方面所洞悉。为刘邦想出解围办法的，就是在历史上，以使用反间计而闻名的“陈平”。在楚汉战争中，陈平最经典的一次用计，就是离间了项羽与范增的关系，使得项羽失去了最可靠的智囊。其实说起反间计这种计谋，能够实施成功，关键并不在于用计者如果挑拔，而在于中计者本身已经有了间隙。所谓“苍蝇不盯无逢的蛋”就是这个道理。　　历史并没有详细记载陈平究竟是用什么方法，说服匈奴单于放刘邦一马的（其事秘，世莫得而闻也）。后人比较常见的解读，是说陈平用重金贿赂了匈奴单于的阏氏（单于正妻），并告知汉朝准备送给单于绝世美女，以解白登之围。如果单于见到了汉地美女，势必会冷落阏氏。因此阏氏才跟单于说子“汉天子亦有神灵，得其土地，非能有也”。意思就是说，刘邦也是有神灵庇护的君主，我们占了汉朝的土地，也不可能长期据有。其实相比于后人揣度的“美人离间说”， 阏氏被记录下来的，说服匈奴退兵的说法，更为可信。或者说，也许汉朝使者真的跟阏氏表明过要送美人的想法。但能够让单于作出决定的，还是“得其土地，非能有也”八个字。如果要说里面有没有“离间”的成份，那就是善于用“间”的陈平，应该会让单于知道，他这次军事行动，实际上是在为“代国”做嫁衣。　　尽管历史上，有很多游牧部落曾经入主中原，但不是每一个游牧、渔猎出身的政权都有类似想法的。对于这些在草原上如鱼得水的马上民族来说，农耕区的财富是他们所渴望得到的，而农耕区的生活方式，却是他们所恐惧的。因为他们知道，一旦被土地所束缚，并习惯于享受农耕区所带来的舒适生活，自己所倚仗的，在游牧、渔猎生产方式下所维持的战斗力、机动性就会被严重削弱。认清这一点，并不需要很高的智商，仅仅出于本能就可以了。即使是那些，经不住诱惑，决心成为中央之国主人的边缘民族，也都在想办法“鱼和熊掌兼得”。比如契丹人所想到的办法，就是“一国两制”。将辽国所控制的疆土分为“南院”“北院”两个行政区。农业、游牧两种生活方式、行政体系共存，互不干涉；而满洲人则将八旗与“农工商”等生产方式分离的方式（不能从事上述行业），强化自己核心民族的军事属性。并通过定期的围猎（木兰围场），来延续自己在骑、射上的优势基因。当然，还有做的更彻底的，就是蒙古人。这些几乎完全拒绝融入农业文明影响草原民族，直接把大片农田变成了草场。　　很显然，作为游牧帝国的开创者，匈奴人并没有机会从后来这些在不同阶段，用不同方式来尝试长期控制农耕区的游牧民族身上，吸取经验。而代军那种坐山观虎斗的做法，无疑又加深了匈奴人的疑虑（让人当枪使了）。以匈奴人的经验来看，他们对中央之国的战略潜力，是有深刻印象的。当年仅仅是当年七国之一的赵国，就已经让匈奴人驻马于阴山之北。而统一之后的秦帝国，在长城一线所展示的力量，更是远胜于赵军。现在，虽然从战术上看，匈奴大军已经围住了刘邦和汉军骑兵。但可以肯定的是，所谓“杀敌一千，自损八百”。如果匈奴人一定要和包围圈内外的三十万汉军决战的话，自身所遭受的损失也是巨大的。更大的问题是，这种损失并没有有效的收益来补偿。这些原本互相独立的草原部落，之所以愿意跟着单于南下，图的就是汉地的财富，而不是向汉军显示他们的战斗力有多强。相反，如果匈奴人在显示出强大战斗力后，放刘邦一马，则不仅可以得到财富上的丰厚回报，更可以避免介入中央之国内部的政治斗争。　　在汉军方面抛出橄榄枝后，匈奴人“逐利”，而非“谋土”的想法，终于让刘邦获得了一线生机。在匈奴大军打开一个缺口之后，刘邦和被围的汉军骑兵得以和外围的步兵汇合。至于匈奴人，没有记录表明他们在这次交易中，具体得到了多少好处。但很显然，匈奴人对于这次商人般的政治交易，是十分满意的。由此，也将汉匈奴之间的共存模式给固定了下来。即汉、匈两国以姻亲的方式结盟，并维持双方之间的和平。当然，“和亲”只是一种形式了。匈奴人也不可能因为单于得到了一个汉朝皇室之女，就放弃对农业区的袭扰。决定双方之间，能否短暂维持和平的核心在于，匈奴人能否通过和平方式，获得他的所需要的物资（重点在于“嫁妆”）。如果可以，他们也很愿意在享受汉地补给的同时，休养生息；如果不满足，或者因为大灾需要从农业区获得更多的资源的话，那么新一轮的威胁或者攻击仍然会展开。直到汉帝国同意再用“和亲”这种方式，维持双方之间的和平（仅仅是发起“白登之围”的冒顿单于，就迫使汉帝国和了三次亲）。　　对于一直有着华夷之辨观点，并以文明高地自据的“中央之国”来说，采用和亲这种方式来减缓游牧民族的侵扰，实属不得已而为之。在经历过灭秦、楚汉两场战争之后，刘邦所接手的中央之国已是满目疮痍了。更为重要的是，新生的汉帝国从一开始，就承担着“转制”的历史使命。那些对“分封”制还抱有幻想的诸侯们，并不甘于就此放弃割据为王的权力。在白登之围解除，汉、匈之间通过“以财富换和平”的方式达成战略和解后。刘邦的主要任务，就是解决掉那些叛乱的诸侯了。而这其中，与匈奴接壤的燕、赵之地，始终是叛乱的核心地区。然而，由于汉、匈之间已经完成了政治交易。类似白登之围的，由匈奴来为叛乱诸侯出头的情况，始终没有出现。对于那些叛乱诸侯来说，匈奴人所提供的支持，更多的是最后的避难所。既当他们无法完成割据的梦想时，可以逃往匈奴人的领地。只是，这样也意味着，他们日后就必须饱受风沙之苦了。　　从公元200年白登之围后，仅仅用了五年时间，刘邦和他的继任者完成了剪除异姓诸侯的工作。公元前195年6月，最后一个叛乱的诸侯“燕王卢绾”兵败后逃入匈奴。而在同一个月，汉帝国的开创者刘邦，也终结了他那传奇的一生。在刘邦死的时候，他应该不会认为，和亲能够一劳永逸的解除掉匈奴人的威胁。事实上，你永远不可能指望绥靖政策能够获得永久的和平。类似政策的使用者，必须要清楚一点，这仅仅是用来争取时间的。　　然而在内政问题上，刘邦也许会感到欣慰。因为在他为汉帝国所规划的蓝图中，那些相间于郡县之中的异姓封国，都已经被刘氏子嗣所取代了。有了这层有血缘加固的混和设计，刘邦有理由相信，他的帝国会比周王朝和秦帝国都更加稳定。问题是，天下的诸侯都姓了“刘”，汉家江山就稳固了吗？情况并非如此。40年后，已经修养生息的差不多，并且又一次陷入和匈奴大规模冲突的汉景帝，也将面临一个改变中央之国命运的历史机遇。而这一次，倒在汉帝国战车之下的，就是那些刘邦曾经倚重的刘氏诸侯。

西汉元年地缘结构示意图

公元202年，当刘邦击败项羽，正式建立汉帝国时，帝国的疆土之中存在着七个经过战争洗礼的异姓诸侯国。由北至南分别是：燕国、赵国、韩国、梁国、楚国、淮南国、长沙国（参见《西汉元年地缘结构示意图》）。观察这七个封国的地缘结构，我们会发现，关中六国中除了齐国之外，实际上就算复国了。也就是说，汉帝国所直接统辖的，是大家都不希望它复国的“秦地”，以及秦国当年的连横对象“齐国”。为了连接这两块分列东、西的汉土，河济平原的西部，以及河北平原的最南端，并没有象战国时代那样，被赵、韩、梁所分割，而是成为了汉帝国的直属地（河内郡、东郡）。在这样的分配格局之下，可以说自炎黄时代就已经体现出自己地缘价值的，东西两片高地都紧紧的掌握在帝国的手中了。为了让中央政府的直接领地，能够完美延伸到帝国的最东端。刘邦甚至在刚刚登上帝位时，就迫不及待的将希望成为齐地之王的韩信，转封成为了楚王。　　比起周王朝那种，仅仅将直属领地，从关中盆地延伸到洛阳盆地的做法，无疑要更有控制力。当然，仅仅依靠河内、东郡这种河济走廊，来连接帝国的直属行政区，显然是有些危险的。因此在做出这个安排的第二年，韩国就被迁到了山西高原的北部，去在与匈奴人的战争中，体现自己的价值了。　　尽管在汉初，出于当时的形势，刘邦在自己掌握最有地缘优势的核心地区的同时，分封了七个异性诸侯，但这些异姓诸侯国的结局，从一开始就注定是悲剧性的了。刘邦在去世之前，所发出著名的“白马之誓”——“非刘氏王者，天下共击之”，更是明白无误表达了他不允许异姓诸侯王的存在想法。不过剪除异姓王，并不代表对封建制的否定。恰恰相反，刘邦所总结的，关于秦帝国崩溃的经验教训中，很重要一条就是秦帝国过于集权，而不有封建子弟一条。从今人的角度看，刘邦的这种想法可能有些保守，然而从当时的情况来看，刘邦为帝国所设计的子弟分封+郡县集权的结构，却是必要的过渡过程。因为就郡县制而言，即使最高长官是由中央政府所派出的亲信官吏所担任，但绝大部分的地方官吏还是要从当地选拔的。在六国的记忆还存在于民众的脑海中时，这些地方官吏一旦遇到以复国名义而煽动的叛乱时，是很容易闻风而动的。关东之地之所以在陈胜、吴广揭竿而起后，很快就遍地狼烟，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比如项氏家族，就是被地方官吏请去做吴地义军的领导者的。　　要想有效管理那些可能发生变故的，中央政府控制力渐弱的板块，授权有最大独立性的“封国”来管理，是最有效的。而血缘就是维系封国与中央政府关系的纽带。正是因为对“封建制”管理边缘板块的认可。所以在刘邦分封异姓王的第二年，齐地还是被封建给了刘邦的长子（庶出的刘肥）。　　在刘邦看来，将边缘板块分封给自己的子孙，要比交给官吏们管理要安全。为了最大限度的消除那些有可能对刘氏诸侯侵入地方感到不满的势力，刘邦将那些与六国王室有亲缘关系的地方豪强，悉数迁入关中。事实上，同样的事情，秦始皇已经做过一次了。只不过，刘邦认为秦始皇做的还不够彻底。有了秦帝国崩溃的教训，刘邦有理由认为，能对帝国稳定造成威胁的，并不仅仅是那些王室成员和他们的近亲。那些系出王室，已经深植于民间，成为地方大姓、豪强的“远亲”，同样有着很强的号召力和更强的行动力（想想与皇室八杆子才能打着的刘秀、刘备是怎么崛起的）。　　应该说，刘邦为帝国设计的这套架构，对汉帝国的稳定，以及消除六国意识所可能造成的危害作出了积极的贡献。问题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有极大自主的封国势必会对中央政府的主导权发起挑战。这一问题并不会因为血缘关系而不存在。相反，在大家都系出一系，在血缘上都有机会继承整个帝国时，控制中央政权的帝王，体系内政权更迭的风险反而更大。　　既然刘氏封国，同样有可能对帝国的稳定造成威胁，那么回复到秦人所使用的，纯粹的中央集权制似乎就势在必行了。然而事情的发展，总是需要一个过程的。无论在哪个时代，想要消灭地方割据势力，从来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大部分时候，中央政府“削藩”的做法（甚至只是想法）都是要引发战争的。就好像刘邦和那些异姓诸侯之间，所发生的博弈一样。当然，也不是所有“削藩”之举，都要用硬着陆的方式。即使在刘邦强力清除异姓王的时候，也还有一个异姓封国存在了将近半个世纪，并自然退出政治舞台的（无后）。这个封国就是“长沙国”。　　关于长沙国为什么能够成为例外的地缘背景，我们后面再分析。现在我们所关注的，是汉帝国如何解决掉那些尾大不掉的刘姓封国呢？相比那些异姓诸侯，这些与皇室同脉的宗室之国，处理起来要棘手的多。不过办法是人想的，当刘邦的第四子：代王刘恒以诸侯之身被拥立为汉朝第五个皇帝后（公元前180年）。对诸侯做大有切身体会的他，在坐稳皇位后，便开始着手解决这一问题了。而他所采取的策略并不是消减封国的数量，而是反其道而行之。史称“众建诸侯而少其力”

“众建诸侯而少其力”，说的简单点，就是将诸侯们的封国再次分割，使得每一个封国的力量变小，以此来降低封建割据对中央政权的威胁。事实上，在刘邦在世之时，最有割据潜力的楚地，就已经被分割为：长沙、淮南、楚、吴等四国了。只不过，这还远远不够。在这次重新分割中，韩信当日最想得到的齐地，也被分割成了六个新的封国。而南北纵深过长的淮南国，也被分割为了三块。最终，整个六国故地被重新分割成了十九个封国。如果说整个战国时代的特点，就是诸侯不断兼并，数量不断减少，最终形成七国割据格局的话，那么汉帝国创立之后，就是反其道而行之了。整体继承战国山东六国格局的封国体系，被一次次的分割。　　从技术上看，帝国采取分割诸侯国，而不是强制取消诸侯国的柔性做法，来消除封建割据的影响，是一种“杀人不见血”的软刀子。因为这种分割，是在为诸侯子孙谋利的旗帜下进行的。也就是说，按照汉帝国或说华夏原有的继承体系来说，能够得到封土继承权的，只有嫡长子。而中央政权，有意将改变这种继承制度，在那些大型封国继承问题时，让其所有的子嗣都有机会裂主为王。在这种情况下，在准备分割的诸侯国中，除了太子所代表的力量以外，大部分都转而成为收益方了，由此而形成的阻力也就小的多了。　　用这种每传一代就分割一次的做法，消弱单个诸侯国的力量，相信假以时日，汉帝国内部的封建割据尾大不掉的问题，便会逐渐消除。问题是，一方面并不是每个人都愿意等那么长的时间的；另一方面，这种分割法，只是使单个诸侯的力量得到的控制，但从整体上来说，并没有加强中央集权（封建在外的土地，并没有减少）。因此在文帝之后的景帝时期，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的开始出炉了。为帝国提出削藩新主张的大臣叫作“晁错”。他的具体主张就是，对犯罪有过错的诸侯王，可以保留他的封号。但却必须就此而将他们大部分的封地收归中央政权，只保留国都所在地的郡作为王国所在。与“众建诸侯”这种，不影响诸侯王生前利益的柔性做法相比，晁错的这种做法，显然要强硬的多。　　从战略背景来看，在北方匈奴压力越来越大（匈奴在河西走廊、西域一带扩张成功，并持续犯边），汉帝国急于集中力量对抗匈奴时。加快削藩的速度是可以理解的，毕竟这些封国为了维护自己的独立体系，不会愿意将所有力量交付给中央政权统一使用。更重要的是，那些体量依然巨大的诸侯，对皇权本身就是一种威胁。早在文帝时期，就已经多次出现刘氏诸侯王国的叛乱问题了。问题是，这种硬性削减封地的做法，不可避免的会引起所有诸侯王的不满。要知道，即使是一个普通人，也很难保证在一生中不犯错。更别说是那些天高皇帝远，在自己的封国中作威作福惯了的诸侯王呢？更何况在中央政府明确准备削藩的政策背景下，那些被中央政权派驻到封国之中“帮助”管理的官吏，本身就带着放大镜来找寻诸侯王的过错。　　为了对抗中央政权的削藩之举，帝国东部最有实力的七个封国开始了联合军事行动，史称“七国之乱”。 由楚地分割出的吴、楚两国，齐地分割出的胶东、胶西、济南、菑川四国，以及河北平原的赵国，成为了叛乱的直接参与者。可以说，以战国后期的地缘格局来看，这相当于赵、齐、楚三国，联手向秦国发起反击。　　在出台新的削藩政策之时，作为帝国的最高统治者——汉景帝并非没有考虑到，由此可能造成的反弹。不过关东诸侯们如此之强烈和迅速的军事行动，还是出乎他的意料。即使是在汉高祖刘邦执政时期，也没有同时出现如此大面积的联合叛乱。在缺乏军事镇压信心的情况下，为了避免出现帝国由此可能造成的分裂局面，力主强硬削藩的晁错成为了替罪羊，被腰斩于市。只是既然已经撕破了脸，反叛诸侯们就不会满足于一切恢复原状了。比起刘邦所面临的那些异姓诸侯来说，这些身为皇室子孙的诸侯，会认为自己并不仅仅有维持割据状态的空间。在他们看来，自己同样有机会继承整个帝国。前提是，他们能够成为帝都的主人。　　很大程度上看，七国之乱的战争格局，是在复制楚汉战争。而反叛诸侯的领导者，也正是领有江东、江淮东部的“吴国”。说起来，鉴于项羽崛起于江东，刘邦一开始对于吴地的封建就是心存疑虑的。他甚至在分封自己的侄子刘濞为吴王时，就曾经敲打过这个颇有能力的晚辈，告知其 “慎毋反”。然而所谓的反叛者之所以能够“反叛”，往往并不是因为他主观上有“心”，而在于他意识到自己客观上有“力”做到，才会试图对抗中央政权的。从这个角度看，吴地又一次成为了东部的地缘核心，也是一种基于地缘背景上的宿命了。　　让帝国抵御住叛乱诸侯进攻的，还是当年刘邦的深谋远虑。试想一下，如果当初刘邦也象项羽一样，固执的将自己的直属领地放在一马平川的东部。那叛乱的核心地区，就会来自于第二阶梯上的西部封国了。要是那样的话，即使帝国的军队，能够在第一时间抵御住叛乱者的进攻，也很难攻入诸侯们的根基之地（想想项羽在荥阳之战的困境）。战争也会不可避免的进入拉锯状态。现在的话，单从战略层面上看，控制太行山——大别山以西地区的中央政权，也会更有机会笑到最后。　　在帝国中央释放出和解诚意，而没有收到效果后，帝国终于决心用战争的方式来解决这件“家事”了。比起楚汉战争中，有彭越在梁地后方袭扰楚军更为幸运的是，此时的魏国故地“梁国”并没有加入叛乱，而是站在了平叛的第一线（因为梁王与汉景帝，为同父同母的亲兄弟）。这也使得帝国中央，处于更有利的位置。最终，在经过十个月的战争之后，七国的叛乱以失败而告终。而这七个封国的土地，也自然收归中央了。　　对于开创“文景之治”的文、景两帝来说，以战争的方式来解决削藩的问题，并不是他们所愿意见到的。不过在诸侯占据半壁江山的情况下，这场战争似乎又是无可避免的。很多历史评论者，把些因削藩而引发的冲突，归结于刘邦的“短视”。但从当时的背景来说，无为而治，充分授权地方的做法，会更有利于地方经济的发展，从而壮大中央之国的整体实力。只不过分权、与集权之间的利弊权衡，是一个永恒的问题，总是需要适时调整罢了。好在刘邦最初，为帝国中央留下了足以约束封国的直属领地，让文景之帝有能力，逐步压缩了封国在帝国领土中所占的比例。这也为汉武帝彻底放弃“无为而治”的黄老思想，将汉帝国真正带入中央集权时代，奠定了基础。

七国之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