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君主之一：汉武帝登上历史舞台时，汉帝国的内部调整已经卓有成效了。与和其齐名，同样伟大的“秦皇”奠定了中央之国核心区的版图不同的是，“汉武”的主要贡献，在于将华夏文明渗透到了那些边缘地区。这其中，最让人感兴趣的，就是在他那长达半个世纪的统治期间，与匈奴人所进行的博弈。相信这部分，也是很多朋友所感觉兴趣的。不过，在汉武帝准备带领农耕文明，对匈奴所统一的草原游牧帝国，展开史诗般的战略反攻时，他必须先解决中央之国内部，所隐藏的诸多问题。 从大历史的角度看，从刘邦创立汉帝国 开始，一直到汉武帝时期所做的很多工作，实际上都是在恢复秦帝国时期的结构。也就是说，这些工作其实在秦帝国时期，已经用高度集权的手段做到了。只是因为秦帝国的手段过于激烈，没能让中央之国在历史变革的关口，实现软着陆。最终使得中央之国又花了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来进行调整。假如当时的秦帝国，能够在内部结构调整上，做些策略性的调整。也许“秦皇汉武”之功，就会让始皇陛下一人独占了。当然，这一切只是假设了，而历史却又是不能假设的。汉帝国注定要花上数十年的时间，来重新让中央之国回归到轨道之上。 在汉武帝登上帝位之时，帝国刚刚度过了它的60岁生日不久。在中国人的数字概念中，60年意味着“天干地支”计时法，循环过了一轮，被称之为一“甲子”。这似乎也在向汉武帝暗示，一个新时代即将开启。然而虽然“文景之治”，为年青的汉武帝解决了不少内部矛盾，但仍然有许多问题需要解决。其中对内部封国的削藩问题，仍然是个令人头疼的事。不可否认的是，经由七国之乱之后，半数面积以上的封国，已经纳入了帝国的郡县体系。只是那些剩余的诸侯国，虽然再不至于影响中央政权的安全，但却还是压缩了中央之国，在调配资源上的空间。毕竟对于这些封君来说，资源是需要优先使用在，维护自己地方体系上的。有鉴于此，汉武帝在稳定权力之后，开始制度上的“削藩”之路。这项制度史称“推恩令”。 从技术角度看，“推恩令”的指导思想是和汉文帝时期的“众建诸侯而少其力”如出一撤。只不过，是在实施方案上，规定的更细，实施的也更坚决。套用现代名词，就是将其“制度化”了。其基本方案在于两点，首先是从制度上，保证了那些诸侯王子们的继承权（而不是嫡长子通吃），并且鼓励诸侯王自行二级分封子弟。所分封子弟，中央政府均予以承认。 如果说第一点，只是在践行“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理论，却并没有减少封建割据现象的话。那么推恩令中的第二个措施，就是用来将他们消化进帝国体系的了。这第二条措施的关键在于，受“恩”分封的子弟，所得到的并非是“王”而是“侯”的称号（嫡长子还是能继承王位，只是这个王国已经大大缩水了）。也就是说虽着时间的推移，汉帝国的版图中，那些面积大、独立性强的“王国”，将很快变成一个个可能只有一个中心城邑的“侯国”。 事实上，推恩令对于封建制度的致命性打击，并不在于将一个个面积较大的王国，分割成小型“侯国”。因为根据春秋时期的经验，一个封君的强大于否，与他的爵位并不一定成正比。如果继续允许他们独立于集权体系之外，而中央政权的控制力又因为内部斗争弱化的话，伴随诸侯之间火拼而来的，新的领土兼并就一定会到来。这个过程就好像，周王朝数百个诸侯国最终兼并成战国七雄一样。有足够历史为鉴的汉武帝，当然不会允许这一现象出现在自己的帝国身上。因此在推恩令中最为关键的一点是，依照汉律“侯国”的行政地位等同于“县”，是受郡所管辖的。也就是说，那些分割出来的侯国封君，相比那些中央之国所遴选出来的“县令”，更多的只是一个世袭的权力罢了。并且，这种特权也并非是不受约束的，如果有过错的话，无论是否是刘氏列侯，都有被削去封号的可能性。 汉武帝之所以能在制度上，保证“推恩令”的实施，与文景之治所打下的基础是分不开的。经由这两个休养生息的时代，帝国不仅在经济上得到的恢复，还进一步压缩了诸侯们的生存空间，使之即使感觉到危险，也很难以叛乱的形式来表达不满了。不过，最终在帝国版图上，彻底抹去刘氏诸侯印记的，却是一个“外人”。这个人也就是西汉帝国的终结者“王莽”，这位理想主义的改革者。为了自己的“新”王朝，自然不会允许那些刘氏诸侯们的存在了。当然，也有观点认为，如果不是西汉诸帝削藩太狠，王莽篡汉时，就应该有实力强大的诸侯王，前来维护汉帝国的法统了。 世上之事，总是没有两权其美的，集权和分权永远是一个需要平衡的事。在权衡之时，更多的是要“两害相权取其轻”。从这个角度看，西汉王朝的集权之路，是一个正确的选择。否则的话，对内有可能造成新的分裂；对外亦不足以调配足够的资源，对抗愈加强大的匈奴。然而，匈奴并非只是汉帝国唯一需要解决的外部问题。在帝国的南部，强大的汉帝国还有几个边缘地区需要解决。尽管这几个边缘地区，对帝国的威胁远远比不上蒙古高原。但他们与华夏文明的渊源，注定了它们终将成为中央之国核心区的一部分。 这几个边缘地区，相信很多朋友都已经心里有数了。那就是分布于东南丘陵之上的三个越族王国：瓯越、闽越，以及南越。为了重新将这三个，在秦帝国时期就曾经纳入中央之国行政结构中的板块，重新归位。汉帝国甚至打破了“非刘氏王者，天下共击之”的原则，在长达半世纪的时间里，允许异姓诸侯的“长沙国”，留在帝国的版图中。至于这其间究竟有什么关联，我们接下来再分析。尽管在强大的秦帝国时期，包括岭南地区在内的，整个东南丘陵地区，都算是纳入了帝国体系。但这种融合是非常脆弱的，秦末、楚汉这二十多年的战争，不可避免的又让这一以“越”为名的板块，重新游离出了中央之国的体系。在汉帝国重新统一中央之国的时候，东南丘陵地带内部，已经根据自己的地理分割，由北自南分成了瓯越、闽越、南越几个王国。其中实力最强，也最为帝国所关注的，自然是由南征秦军所建立的“南越国”了。 秦帝国对岭南的征服，我们已经花过很大篇幅来解读了。应该这么说，在与中央之国的地缘关系中，南越之地本来是处在最末端的，或者说是离文明最远的地区。因为整个越地与中央之国对接的窗口在杭州湾南北。而在越国被楚国所灭之后，这些曾经直接参与过中央之国内部博弈的越人，向南沿着他们所熟悉的山、海之路，退入了浙闽丘陵，并由越国王族建立了“瓯越”（东越）、闽越两国。不过，随着秦帝国对南越地区的征服，越地诸板块与华夏文明的地缘关系远近，被逆转过来了。数十万来自中央之国的劳动力，极大的改变了南越之地的民族结构。而直接由南征秦军建立起来的“南越国”，一开始就很自然的在复制中央之国的政治体系，并成为最有可能对汉帝国南部安定，构成威胁的地缘板块。 之所以要分析“越地”的地缘结构，是因为汉帝国并没有打算，让这个边缘板块，继游离在帝国体系之外。而在汉帝国试图重新把自己的边境线，推进到东、南沿海的努力中，长沙国的建制又是其中最重要的一环。说到“长沙国”，很多人可能会感到陌生。毕竟这个诸侯国之名，并非直接继承自战国诸侯，而是之庞大的“楚地”中拆分出来的。简单点说，它所处的位置，就是长江以南的湖南省。从中央之国内部结构的角度看，湖南其实并不具备成为独立板块的条件。在相当长的历史当中，它只是作为以江汉平原为核心的，湖北地区的附属板块。即使是在数百年后的三国时期，这种情况依然没有改变。整个湖南地区的归属，是根据长江以北战事的结果，而决定的。 之所以会长期存在这种情况，与湖南的地形有着直接关系。武陵山区、南岭、罗宵山脉，将湖南的核心低地合围成了一个口袋形。而朝北与江汉平原对接，是这个板块唯一吸收中原文明，参与中央之国内部竞争的路径。这样说，可能会让一些湖南的朋友感到不爽，毕竟在现阶段，湖南早已不甘于成为湖北的附属板块了，并体现出自己独立的地缘价值了。其实，早在二千多年前，湖南这种独立的地缘价值，就已经体现出来了。否则的话，也不会有特立独行的长沙国存在了。 湖南对于中央之国的特别地缘价值，直接来自于秦帝国对岭南的征服。在相关章节中，我们已经分析过了，五路南下的秦帝国是如何征服南越地区的，这其中对战局起着决定性作用的，是一项地缘枢纽工程——灵渠。正是有了这项经由湘江、漓江，沟通长江、珠江水系的工程，秦帝国才有可能，将岭南地区归入到华夏体系中。由此也奠定了湘江流域在中央之国地缘结构中的重要作用。如果希望将岭南地区，稳定纳入中央之国体系的话，湘江流域就必须给予足够的重视。 明白了湘江流域对于控制岭南地区的重要性，我们应该也就能够理解，为什么湘江流域能够有机会出现独立的诸侯国了。不过这并不能解释，为什么在汉帝国的行政建制中，长沙国在将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成为了异姓诸侯的领地。要知道，为了控制边缘地区，在远离中央政府的地区建制有足够独立性的封国，是刘邦认为有必要的。而确保这些封国不至于成为新威胁的重要保证，就是他必须掌握在刘氏诸侯手中。仅仅用了五年时间，就解决掉几乎所有异姓诸侯问题的刘邦，在解决地缘实力最弱的“长沙国”时，技术上应该是不存在任何问题的。 真正让长沙国成为异类的直接原因，来自于长沙国国君的身份。这位在汉帝国体系中，位列王位的封君姓“吴”，叫作吴芮。而其家族所掌控的长沙国，也被称之为“吴氏长沙国”（以区别于后来的刘氏长沙国）。虽然提到吴芮，绝大多数朋友应该没什么印象，不过提到另一个与“吴氏长沙国”有直接关系的人，估计就有很多人知道了，她就是“辛追”。还想不起来吗？那马王堆总知道吧。马王堆古墓所出土的，震惊世界的古尸就是这位叫作“辛追”的夫人的。而她的官方身份，则是吴氏长沙国国相（利苍）的正妻。 在汉帝国的封建体系中，诸侯国的国相往往是由帝国派出，“协助”诸侯王治理封国的行政长官。当然，这到底是在“协助”还是在“监视”，大家就心知肚明了。在这里指出马王堆古墓与吴氏长沙国之间的关联，并不仅仅是让大家对这个封国有更直观的印象。事实上，从马王堆古墓的奢华当中，我们也可以管中窥豹分封制度本身对于国力的消耗。这种消耗并不在于封国实际管理者的身份是什么，而在于这是一个相当独立且少受监督的体系，不可避免的会将大部分的资源，消耗在自己身上（即使是本身行使监督职责的官员）。这样的话，能够为中央政府所调配资源，势必会大大减少。相应的，中央政府在抵御外部威胁时，也就很难得到与其整体国力相适应的支持了（想想那些西汉诸侯墓的奢侈）。 回到“吴氏”长沙国得以立国的话题上来。当我们把焦点聚集在这个“吴”字上来时，我相信大家首先想到的，就是那个在春秋末年建立霸业的“吴国”来。事实上，吴氏长沙国也的确源出于夫差之“吴”。当先人王业已经成为过去式时，用曾经的国名作为姓氏，已经成为那些王族后裔用以标注血统，记忆祖先荣誉的惯用手段了。 作为吴国王室后裔的吴氏家族，在吴国亡于勾践之手后，能够选择的退隐空间并不大。这是因为，越人本身是沿东南丘陵，及海岸线北方的族群。也就是说，当他们不得不退出中央之国内部的竞争时，还可以回到祖地之中去，并与之前遗留、散布在这片沿海丘陵带的越族部落重新整合。相比之下，最初由江淮南迁至江东地区的吴人，就不存在这样的纵深了。他们最初发源的区域，在区位上已经不可避免的成为了中央之国的一部分。要楚、越两国的包夹之下，任何想在其间割据的族群，都没有独立生存的机会。 这样看来，那些不愿意就此成为越国之民的吴人，就没有地方可去了吗？答案是否定的。 因为在江东和两湖地区之间，还存在一个比湘江流域更封闭的地理单元——赣江流域。这个在区位上，被概括为“吴头楚尾”的板块，正是一个吴国遗民有机会保持相对独立生存状态的区间。之所以说是相对独立，是因为吴头楚尾的赣江下游地区，虽然并不是中央之国以及楚、越（吴）争霸的主战场。甚至可以说，只是一个尚未有效开发的缓冲带，但如果你的想法，是试图以其为基地复国的话，那么无论是楚国还是越国，都有足够的力量消除这个隐患。而如果你只是想在文化和族群上，保持一定的独立性，在政治上愿意服从楚、越相争的胜利者的话，这种存在并不会认为是有害的。即使是中央之国，发展到了高度集权的帝国时代。也同样有着“皇权不下县”的说法。地方的事务，永远是那些以血缘为纽带的地方宗族势力做主，只要你不要傻到，轻易介入中央之国核心权力的争夺就行了。吴芮所属的吴氏家族，在赣江下游地区的经营，正是在这种背景之下得以存在的。鉴于这个家族的出身，以及伴随而来的文化、技术优势。吴氏家族在赣江下游地区的经营，可以说是卓有成效。其影响力并不仅仅限于当地土著，在那些因楚人入侵，同样不得不退出中央之国政治舞台的越国遗族中，他们也同样拥有很高声望。事情就是这样，当吴、越两族是竞争对手时，他们之间的仇恨显得那么难以化解。然而当大家都成为失败者后，大家突然发现，在那些以华夏正统自居的人眼中，他们之间并没有区别。实际上，在经由那么多年的融合之后，所谓吴、越的确已经几乎合为一体了，以至于直到现在。绝大多数人依然搞不太清楚，吴、越之间究竟有多大区别。 吴、越两族之间，到底有多大区别，自会有学究们去研究。不过，对于统一中央之国的秦帝国来说却知道，如果想在长江以南的这片蛮夷之地，找一个代理人来帮助帝国，管理那些不服王化已久的土著的话（以越族为主），吴氏家族是最好的选择。当然，这种安排的前提是，吴氏家族本身愿意积极融入这个全新的政治结构。幸运的是，已经在赣江下游经营五代之久的吴王后裔们，早已明白了应该怎样“识时务”。在楚人得势之时，吴氏家族的成员，也同样进入过楚国的行政体系。接受秦帝国的领导，并向帝国中央保证自己有能力管理地方，并不需要做太多的权衡。正因为如此，当秦帝国决定在赣江下游地区置县时（番县，县治在现在的江西“鄱阳县”），番县最高行政长官的位置，便交付给了吴王夫差的第五世孙：吴芮， 史称“番君”。 如果不是秦帝国的迅速崩溃，可以想见，吴氏家族最有可能的结果，是延续他们地方豪强的地位，并在帝国的地方行政机构中，占据一席之地。在帝国还需要他们帮助管理南方那些尚未完全纳入华夏体系的“蛮夷”时，吴氏家族的结局，应该会比那些被认为对帝国稳定有威胁的，与六国王族有亲缘关系的地方势力要好。不过历史注定要让这支吴王后裔，登上更高的政治舞台。在秦帝国迅速崩溃，新的封建体系 似乎又将建立起来时，“番君”和他的家族，又一次准确的找到了自己的定位，为自己的家族又一次的打上了“王”这个政权标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