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陈胜、项羽、刘邦这些“楚人”开始动摇大秦帝国的基石时，本来也算楚国遗民吴芮，也看到了复兴家族的希望。当然，仅仅凭借一个出身，是不可能在即将来临的乱世中，谋得一个诸侯之位的，你必须向未来的天下之主体现出自己的价值。好在自吴氏家族，低调的在吴头楚尾之地做地头蛇时起，他们对于中央之国的稳定就已经有了独特的价值。如果要选一个代理人，来帮助中央之国管理那些“食之无肉，弃之可惜”的百越之地的话，没有比吴氏家族更合适的了。这一点，即使是对集权迷信到极致的秦帝国，也不得不承认。因此在秦汉交接阶段，无论是项羽的封建体系，还是刘邦的混合体系中，吴氏家族都能够在不直接参与一线作战的情况，谋得一个诸侯之位（楚之“衡阳王”，汉之“长沙王”）。 尽管因为远离政治博弈的主战场，又能为新生政权稳定南疆，吴氏长沙国在汉帝国的体系中，成为了一个特例，但这并不代表你就什么都不需要做了。对于帝国来说，之所以要设立长沙国，是因为帝国最终希望，能够将南越之地重新归入中央之国体系。为了完成这个目标，在帝国最初为长沙国所规划的领地当中，是包括南越之地的。也就是说，帝国希望将自己的利益与长沙国的利益，有效的统一起来。其实在北迁韩国至山西高原北部时，这一使命和预期，也同样给予了“韩王信”，只是能力有限，又是空降兵的韩王信没有“金刚钻”，揽不了这瓷器活罢了。 既然汉帝国设立长沙国，甚至容忍它作为异性诸侯国，存在于帝国体系中，那么我们就很有必要，了解一下南越之地此时的态度了。当中央之国内部重新陷入混乱之时，秦帝国刚刚完成了对南越之地的征服。在这种时候，帝国派往南部的这支，数以十万计的军队面临一一个抉择，究竟是回师中原，帮助帝国打击那些叛乱者；还是和关东之地所发生的连锁反应一样，也成为帝国的掘墓人。从南征秦军的成份来说，这些被送往南部蛮荒之地的军人，绝大多数都为六国遗民。当整个关东之地，都在为恢复六国体系而战时，除了秦人以外，应该很少有人会真的愿意为帝国而战（没有多少人，愿意呆在秦帝国那严苛的管理体系中）。因此加入反叛者的行列，似乎是南征秦军最有可能的选项。然而，这并没有成为南征秦军的最终选择。南越之地与中央之国的地缘关系，使得他们有了第三种选择，那就是“打酱油”。 说“打酱油”，当然是套用了现在比较时髦的网络用语了。放在当时的语境中，那就是“封关以自守”。横亘在长江、珠江流域之间的“南岭”，尽管并不算高大，但能够提供的通道也是屈指可数的，这一点我们在秦征南越的章节中已经解读过了。也就是说，如果赵陀所领导的南征秦军，想切断与中央之国的交通，彻底置身于事外是很容易的。另一个让“南越国”有可能独立于中央之国之外的原因是，南越之地本身是一个独立而完整的地缘版块，而土著居民对所谓的“回归”华夏体系并没有概念。所以如果作为南征秦军的前领导者，南越国的创立者——赵陀来说，他是很有机会构筑自己的独立王国的。 当然，南越国能不能保持独立状态，直接取决于中央之国是否重新统一。如果中央之国在经历过混乱之后，重新构筑了帝国体系，那么新的帝国将比秦帝国，会更有动力和想法，促使南越之地，“回归”中央之国体系。毕竟第一个吃螃蟹的秦帝国，已经从战略、战术层面上，为新生的帝国指明了方向。这种后发优势，从汉帝国最终将熟悉百越状况的“番君”吴芮，封建在湘江流域就可以看出。要是当初秦人，选择了从赣江上游寻找连通珠江流域的运河方案的话，那么吴氏家族受封的地缘板块，就应该是他们更加熟悉的赣江流域了。 对于试图独立的“南越国”来说，刘邦这么快的重新统一了中央之国，建立了“汉帝国”并不是一件好事。这意味着新生的南越国，还没有足够的时间来调整内部结构，准备与汉帝国的决战。然而此时的汉帝国也同样没有准备好，关东那些试图保住自己封建诸侯地位的异姓王，所引发的叛乱只是其中一个问题，更为严重的是统一蒙古高原的匈奴人，对帝国核心区所造成的巨大压力。这种压力在“白登之围”时，直接体现到了帝国最高统治者的身上。同时在南、北两线出击，并非不是一种选择，最起码秦人曾经这样做了，看上去也获得了成功。只是谁又能说，秦帝国的迅速崩溃，与调配大量资源来支撑这两场战争没有直接关系呢？更何况，此时的匈奴比之蒙恬所御的匈奴，只会更加强大；而直接由南征秦军所组织起来的“南越国”，也只会比当日那些南越土著更有战斗力。至于此时汉帝国，即使不考虑战乱所带来的国力消耗，单从组织结构上来看，也不会比秦帝国更强势。 既然统一的汉帝国对“南越国”有着明显的战略优势，但又暂时无法把这种战略优势，转化为一场胜利，那么通过外交手段来寻找一种妥协，就是两个政治体之间所需要做的了。这种外交努力在公元196年，也就是汉帝国建立的第七个年头获得了成效。南越国接受了汉帝国所授予的“南越王” 印绶，成为了帝国名义上的藩国；而南越国，则在实际上保持了完全的独立。双方之间所需要履行的权力、义务，无非是那些体现在面子上的朝贡之礼罢了。 与在帝国体系内，谋求自治权的“长沙国”不同。南越国这种仅仅是给个面子的做法，显然不会让帝国满意。事实上，除非你习惯于地图开疆的话，是不应该把此时的南越国归入汉帝国的版图的。就好像我们不应该，把朝鲜视作明帝国的一部分一样。正因为如此，帝国也始终将南越国视为潜在的威胁，以及未来的征服对象。而在接受汉帝国册封之后，南越国也并不总是满足于山高皇帝远的生存状态。在汉帝国忙于应付匈奴人时，他们也曾经尝试过向北方武力渗透。这种现实的威胁，也为长沙之地成为“封国”留下了空间。当然，为南越国设立一个警戒用的自治“封国”，并不一定意味着，必须使用异姓诸侯。毕竟在帝国的其他地区，执行同样战略任务的封国，都已经归入了刘氏封建体系。问题在于两方面：一方面在于除了东南丘陵上那些自成体系的越地王国以外，湘江、赣江流域的山地当中，也同样存在许多未服王化的边缘民族。并不是随便空降一个管理者，就能够恰如其分的稳定这一区域的。这一点，北迁韩国已经能够提供足够的经验教训了；另一方面的原因则是，吴氏家族表现出了足够的政治判断力，这种判断力已经让他们的家族，成功的度过了战国、秦、西楚三个历史阶段。比如在吴芮的女婿——淮南王英布，从创立帝国的功臣变身成为反叛者之后。吴氏家族就及时的表明了自己的态度，没有参与这场没有前途的叛乱。 既然吴氏长沙国，一直在通过各种方式，表明自己对帝国的价值，那么强制削藩就变得不那么有必要了。特别是，这样做有可能在长江流域，引发一场新的动荡，并让整个百越之地卷进来的话，风险就更大的。在帝国的北部，那些本来用来防御匈奴的诸侯国，先后成为匈奴南侵的助手，就已经能够说明问题了。这些客观因素，让吴氏长沙国得以在延续了将近半个世纪。当长沙王室因缺乏直系继承人，而面临继承人问题时。帝国并没有试图从家族旁系中，帮助他们延续统治，而是借这次“自然死亡”的机会，直接将其纳入了刘氏封建体系，成为了新的“刘氏”长沙国（公元156年）。 在历史长河中，吴氏长沙国的存在只是很小的一个浪花，早几十年还是晚几十年削藩，对历史进程并不会有大的影响。相比之下，南越国正式纳入中央之国体系，意义要大的多。这意味着，中央之国核心区不再是河、济、淮、江四渎体系的结构，而要加入珠江水系了。不过，除了这几块东西贯穿中央之国核心区的大河流域，还有几个自成体系的边缘板块，需要汉帝国去征服，这其中就包括瓯越、闽越两个东南板块。尽管热血青年们，总是对发生在蒙古高原、西域的博弈更感兴趣，但其实对于中央之国来说，征服这几块百越之地的意义要更为重大。因为地缘特点和历史告诉我们，在古典时期，百越之地才是真正有可能成为中央之国一部分的土地。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秦皇汉武的最大贡献也在于此。至于说这两个伟大君王，是如何在相隔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完成这个过程的，也是我们接下来的分析方向。说在古典时期，百越之地对中央之国的重要性，比蒙古高原和西域重要，可能会让一些试图恢复汉、唐雄风的朋友不解。说起来，这也没什么好奇怪的，毕竟以古典时期的生产力和技术特点来说，华夏文明是无法在蒙古高原和西域获得足够的耕地，以支持自己存在的。事实上，如果不是游牧民族持续从西、北两个方面，给予华夏文明以巨大压力的话，包括汉、唐在内的强势帝国，甚至都不会作在这两个方向，寻找新的耕地的努力。因为在大部分的古典时期，最为稀缺的资源并不是土地，而是人口。尤其是在我们正在解读的时代，人口远未成为一种负担。在长江、黄河中下游地区，尚存在大片未开发的土地。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没有政治层面的战略引导，普通民众并没有自然渗透的动力和压力。 外部威胁所带来的战争，通常是大规模人口迁徙的诱因。比如为了防御北方压力，而向那些有可能转化为耕地的草原地区迁入农业人口；因为不愿意受入主中原的边缘民族统治，而向长江、珠江流域南迁等。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中，这两种情况下所导致的人口、文明扩散，是最为常见的。只不过，并不是每一次迁移都是成功的。能不能沉淀下来，不仅取决于你对土著居民是否有战略优势，更取决于这片土地，适不适应农耕文明。从这个角度说，华夏文明对百越之地的融合，比之在西、北方向做的那些尝试要成功的多。前者已经完全成为华夏农耕文明的一部分，而后者直到现在还处在文明融合期。 汉帝国对于百越之地的征服，很显然不是出于获得更多的耕地。事实上，这种关注是互相的，既不仅汉帝国在关注这些边缘板块，这些边缘板块上的王国，也在时刻关注着中央之国的局势变化。之所以会形成这样微妙的关系，很大程度是因为百越之地与华夏文明之间，已经形成了亲缘关系。系出春秋越国王室的（于越），瓯越、闽越王国，与直接由南征秦军建立的南越国，身上无不带有显著的华夏基因。而秦帝国那超出常规的，基于四海归一理念，对百越之地所进行的大征服，更是让双方的潜意识里，都认为百越之地，迟早会成为中央之国的一部分。能够让自己选择的，无非是存在的形式罢了。 如果按照秦帝国为中央之国设立的架构，百越之地是没有任何选择的。那些百越贵族，除了在帝国的政治体系中，谋求一个位置之外，是没有机会继续体验山高皇帝远的快感的。这一点，那些直接系出于越王族的，瓯越、闽越王族，感受并不会比直接被秦军征服的南越部落要少。尽管秦帝国，暂时使用了羁縻的方式，将越国遗民的避难地——浙闽丘陵地带，纳入了帝国体系（在不动原有体系的前提下，变瓯、闽之地为“闽中郡”。并授信位份最高的闽越王为最高行政长官），但很明显的是，当帝国完成了对南越之地的直接征服后，是不可能单单放任东南方向这片山地，成为化外之地的。 与赣江下游的吴王后裔，在秦末战争中看到家族复兴的机会一样，偏安于东南山地的越国王族，也同样看到自己继续保持独立状态的机会。与百越之地一样，关东六国的遗民，同样不适应现在的生活状态。对秦帝国强大中央集权体系的恐惧，让大家不约而同的站到了帝国的对立面。也许从大历史的角度看，这其实算是一种倒退，或者说“复辟”，但历史就是这样，总是在进二退一的磨合中前进的。 正是由于，对重新获取诸侯地位的渴望，被秦人封为“君长”的闽越王无诸，率领着越地诸部直接加入了灭秦的进程。当然，这些越人其实应该和吴氏家族一样，并没有参与到一线博弈当中去。他们的最大贡献，就是依靠自身的血统优势、政治影响力，稳定了长江以南地区，使秦帝国完全没有了，在楚地纵深开辟第二战场的可能性。因为有了吴、越两族的表态，即使南征秦军有意回师勤王，也会掂量一下，自己有没有机会突破长江防线。在这种情况下，封关以自守，在乱世中谋得一个诸侯之位，就是最好的选择了。 相比那些完全被秦帝国征服的地区，一直保持独立状态的瓯、闽之地会更有理由得到一个诸侯的位置。其实即使不直接介入的话，这些越国遗民也同样可以独立，不过在中央之国体系内，获得一个诸侯之位的诱惑还是很大的。这不仅可以让你有机会摆脱蛮夷的地位，重新成为华夏文明的一部分。更可以在新的政治体系中，获得一个合法的地位。当然，这一切还要取决于，你的站队是否正确。毕竟在秦帝国崩溃过，试图建立新体系的并不是一个人。幸运的是，这些久离中央之国政治舞台的越人，并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在他们的回归之路上，当年的死对头，现在同病相怜的吴国遗民，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一直身处中央之国边缘，并识时务的向征服者表明自己价值的吴氏家族，拥有比越人更敏锐的判断力。这不仅保证了他们自己，在楚汉战争中选择了胜利的一方，也让越人在汉帝国的体系中，得到了一个“外藩”的地位（与南越国一样，属于朝贡体系的一部分。长沙国则是“内诸侯”了）。当然，越人也不一定要对吴氏家族感激涕零，所谓的“合作”，其实就是互相体现价值。在这个过程中，吴氏家族同样获利不少。正是由于他们能够向胜利者，表明他们在越人中的影响力，才有机会在楚、汉两代，都谋得一个诸侯之位，并成为汉帝国体系内，难得能够善终的诸侯王家族。 在历史的车轮之下，无论是“内诸侯”的吴氏长沙国，还是“外藩”的瓯、闽诸越系王国，终究会成为中央帝国的一部分，但这并不影响，在微观历史层面，他们在秦汉相接的时代，作出过正确的选择。相比之下，南越国与汉帝国的关系，一开始就显得不那么和谐了。对于封关以自守的赵佗来说，他的资本并不仅仅在于那数以十万计的南征秦军。比湘、赣流域更强的封闭性，浙闽丘陵更大的耕地潜力，是南越国得以立国的地缘基础。这些地缘优势给予南越国的，就是更多的思考时间。前面我们也说了，在汉帝国建立后的第七个年头（公元前196年），帝国内部叛乱诸侯的问题即将被解决掉时，南越国才“识时务”的表示，愿意接受帝国的建议，成为帝国名义领导下的“外藩”。然而南越国的存在，毕竟不象瓯、闽诸越那样“人畜无害”，也不象吴氏“长沙国”那样，主动成为帝国体系的一部分。对于帝国来说，南越国的地缘实力，足以对帝国尚未完全开发的长江以南地区造成威胁。而对于本身就因为南征，成就诸侯之业的“南越国”来说，也不会相信汉帝国会真的与自己相安无事。因此，在双方宣布交好后的第十五个年头（公元前181年），战争终于爆发了。史家往往把双方战争的爆发，归结于刘邦的离世，以及吕后掌权后，对南越执行了更强硬的政策。但其实鉴于双方都属于新生政权的性质，如果不通过战争的方式来试探下对方的实力，是很难为双方的关系找到一个合适的定位的，尤其是对于实力更为强大的汉帝国来说，有秦帝国貌似成功的开拓在前，是很难抑制住扩张的欲望的。 双方试探性战争的结果，就是谁也无法更进一步。南越国无法拔除掉，专门为它设置的吴氏“长沙国”，而汉军也同样适应不了，岭南那湿热的气候，以及复杂的地形。看上去，双方似乎打成了平手，但请不要忘了博弈双方的实力对比。在这种实力不对称的战争中，南越国方面完全有理由认为，自己才是最终的胜利者。基于这种自信，赵佗甚至于直接称“帝”，将自己与汉帝国置于平等的地位。不过越佗和他的南越国其实也很清楚，他这个“帝国”是无法与中央帝国对抗的，无论这个帝国是谁的天下。对于南越来说，最为现实的扩张方向，还是百越之地。即包括浙闽丘陵上的“闽越”等国，也包括广西盆地、红河流域的“骆越”等族。当汉军象秦军那样，在南越之地尝到苦头后，南越国的声威达到了顶峰。包括本来已经臣服于汉帝国的闽越等国，也转而变成了骑墙派。其实只要不让他们去充当攻击汉帝国的炮灰，这种一身事二主的情况是很常见的，也算是小国的生存之道吧。 此时的“南越国”，可以说的上是真正成为了“百越之主”，其声威甚至超越了代表越人，入主中原争霸的春秋越国。以至于到了清帝国时期，自视为“越族”唯一保持独立状态的安南政权，非常希望得到这笔丰厚的历史遗产。然而惯于将玩弄文字游戏的能力，与政治能力划等号的帝国政治家们，看出了这其中可能带来的政治风险。于是安南人所希望得到的“南越”国号，变身成为了“越南”。说一句题外话，试图从华夏文明的丰厚遗产中，分离出属于自己文化体系的情况，也同样发生在东北亚那个突出部上，而这一次，他们瞄准的是“东夷”。至于政治上，高句丽在东夷体系中的地位，则等同于“南越”在百越体系中的地位（最起码他们是这样认为的）。如果有一天，这个被分割为南北两块的突出部变成了一个国家，并以“高丽”为名的话，希望大家不要感到奇怪。不管这种继承有多少合理之处，最起码它这样做，已经不需要中央帝国批准了。 尽管从汉帝国的角度来看，攻击南越国的第一次战役算是失败了。但南越国方面，同样不相信抵御住中央帝国的第一次攻击，就等于获得了最终的胜利。这一点，相信亲身指挥了秦攻南越战役赵佗，比谁的都清楚。一旦汉帝国决心集中全部精力向南扩张的话，已经国家化的南越政权，并不一定会比秦军所面临的那些土著做的更好。唯一让汉帝国暂时没有这样做的，是匈奴在北方所造成的强大压力。有鉴于此，当汉帝国又一次抛出橄榄枝后，南越国便顺水推舟的去“帝号”，重新成为了汉帝国的外藩。 南越国的这种做法，其实是非常务实的。毕竟只要你保持实际的独立状态，名义上谁更大总不是问题的关键。在漫长的历史中，既使是自视甚高的华夏中原政权，也不止一次的在名义上臣服过那些草原政权。反过来，为了获取实际的利益，那些华夏政权无法彻底征服的边缘政权，也经常主动示好。就这一点来说，农耕文明所有的强大地缘潜力，是问题的关键。即使是南越国这样，完全参照中原政权结构组织起来的国家，也无法在全部资源上自给自足。与地大物博的中央帝国的贸易通道是否畅通，会直接影响到国力。因此在历史上，我们会不止一次的发现，很多时候边缘政权对中央帝国发起攻击，并不一定是单纯的掠夺，而是为了恢复贸易（或者垄断贸易权）。反过来，中央帝国也不止一次的，将封锁贸易通道，作为制约边缘政权的手段。看到这里，你是否会觉得有点眼熟？作为现在的世界主导者，这一策略也正是美国人所惯用的。 不管怎么说，在北方压力尚未缓解的情况下，汉帝国与南越国之间形成了长达70年的和平期。而在和平交往过程中，汉帝国的影响力也开始自然渗透到了南越国。基于南越国与中央之国的亲缘关系，南越国方面对从汉帝国吸引先进文化，也是持欢迎态度的。前提是不要影响到他的政权稳定。然而对于汉帝国来说，南越国的存在终究是一件不那么让人舒服的事情。在这数十年的和平期内。汉帝国并没有放弃，劝说南越国并入帝国体系，成为“内诸侯”的想法。而当汉帝国在对匈奴的战争中，取得决定性胜利后，南越国归入帝国体系的战略窗口，也开始打开了。汉帝国对匈奴的决定性胜利，发生在汉武帝时期，而完成这个历史使命的将领，是两个著名的“外戚”：卫青、霍去病。不过由于这两人的功绩所在，倒没有人因此去怀疑他们能力了。至于他们和其他帝国将领，是如何完成这些史无前例的开拓工作的，将会是我们后面内容的重点。现在我们需要解读的，是汉帝国如何去完成秦帝国，在南线的未尽事业。 当一个人面临诸多问题时，解决的思路无非有两种，“先易后难”或者“先难后易”。相比匈奴的压力来说，百越之地无论从态度，还是实力上来说，对汉帝国的威胁都要小的多了。更为有利的一点是，这些以“越”文明的王国，潜意识里都对华夏文明有着很高的接受度，并且都在按照农耕政权的要求来改造自己。事实上，当高一级的文明与相对较低的文明，能够无障碍的沟通时，事情总是会朝着有利于高一级文明的方向发展的。这也就是所谓的战略优势，或者说时间在某一方说法的来源。很显然，在汉帝国决定暂时不动南越国，而是与之在保证表面宗主权的前提下，进行平等沟通的那些年。双方在各方面所进行的那些交流、融合，客观上是有利于，汉帝国最终吞并南越国的。 最终在微观政治层面上，体现出这些融合效果的，是南越国的第四代君主“赵兴”，决心接受汉帝国的“建议”，成为帝国体系管理下的“内诸侯”。在这个个从决定背后，有一个影响因素就是这位南越国君的母亲，是来自于汉帝国。当然，尽管我们所接受的历史教育，往往会让我们感觉到，历史的走向往往在于某个政治人物的一念之差。但实际上，这些其实都只能算是表面原因了。单从南越国王室，准备内附汉帝国这个决定来说，很显然与当时汉帝国已经对匈奴，取得了决定性胜利有关。当你已经很清楚战略走向的时候，比较识时务的作法，就是在此之前表明态度，已取得一个相对较好的结果。从南越国以后有可能的政治地位来说，在异姓诸侯早已被消灭，同姓诸侯也已经名存实亡的汉帝国，取得一个半独立性质的“内诸侯”地位，其相对价值，并不会比当年南越国所获得的“外藩”地位低。 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有机会决定国家、民族的前途和命运的。然而在绝大部分的历史时期和社群里，总是会有一个精英阶层，来影响相关决定的。也就是说，这些通过各种途径，获得“表决权”的精英人物，能否形成统一的意见，才是决定微观历史走向的直接原因。这也就是，我刚才为什么说，历史并不象我们在很多书中所看到的那样，仅仅因为某个人的想法而改变的。比如在决定南越国命运这件事上，有发言权的精英阶层就出现的分歧。这种分歧，最终使得汉帝国与南越国的关系，没有实现软着陆式的对接，而是以“战争”这种硬着陆的方式，完成了这没有悬念的合体。 与很多王朝的走向一样，南越国在生存了将近百年之时，君主的权力也出现的被架空的现象。把持朝政的文官体系，并不愿意就此放弃权力。这其实是个有趣的现象，因为在300年后，那位被神化为谋臣典范的诸葛孔明，在劝说孙权接受“联刘抗曹”的建议时，所提出的观点是，那些主和的文官们在归降曹魏之后，依然可以保有他们的位置和权力，而孙权家族就可能再有今日之地位了。其实这也并不让人奇怪，因为南越国和东吴所面临的形势并不相同。在中央集权体系已经成熟的东汉末年，象孙权这种诸侯，是没有机会在未来曹操所领导的帝国中，谋得一个半独立的内诸侯地位的。相反，那些本来就已经习惯于，在集权体系下各安天命，没有机会享受世袭权力的文官，却有可能因为平台的做大，而获得更大的发挥空间。 至于南越国，情况则正好相反，本来就已经被文官体系架空的南越国王室，在主动归附汉帝国后，其为帝国所节约的资源，以及所起的榜样作用，最起码能够保证他们虚位君主的地位，可以世袭下去。这一前景，吴氏长沙国的存在可以提供参考。 然而，既然汉帝国决定保留南越国王室，并且出于政治宣传的原因，很有可能会从实它“内诸侯”的地位（最起码在一开始会这样），那么被牺牲的就只能是原本把持南越国的文官体系了。即使是在刘氏封国当中，帝国中央也会直接派遣官吏，以协助之名，帮助那些诸侯王管理政务，更何况是南越国这样一个，刚刚归附的“外藩”了。正是由于这种担心，在南越国王室做出和平进入汉帝国体系的决定之后，一场由把持权力的文官，所鼓动的叛乱终于发生了，主张归队汉帝国的王室成员成为了牺牲品。 其实从历史趋势来看，南越国在这样一个战略窗口（北克匈奴）归入汉帝国是必然的。是否采取战争形式，对大势并没有太大影响。当然，以战争这种形式来进行的整合，对于双方来说都是一种消耗。不过好处在于，在战争之后，本来准备给予南越国的过渡期就可以取消了。也就是说，这时的汉帝国可以直接将南越国的领地，归入中央集权的郡县体系了。 有了秦帝国之前征服南越所打下的基础，汉帝国再一次攻伐南越之地时，可以少走很多弯路。最突出的影响就是，汉军再也不用，为在哪里打通一条水路补给线而烦恼了。灵渠的存在，无疑让汉帝国的南征有了底气。不过秦帝国为汉帝国所打下的基础，并不仅仅在于灵渠这条连通长江、珠江流域的战略通道。事实上在秦人征服南越之后，跨越“南岭”的多条陆地通道，也被打通了。根据五岭南北的地缘格局，最为重要的有两条。一条是由长沙国、桂阳郡起，（此时长沙国南部的山地，已经被建制为“桂阳郡”了）溯湘江上游的“耒水”而上，然后经由陆地通道跨越五岭中的“骑田岭”，再沿珠江水系北部支流“连水”而下，攻入珠江下游；另一条则是由豫章郡出发（今江西境）溯赣江而上，直至大庾岭北，在越岭而过后沿“浈水”入珠江。 与灵渠相比，这些尽量在长江、珠江水系支流上源之间，寻找接近点来修筑的跨岭通道，有优势也有劣势。其劣势在于，这种“水陆水”的沟通方式，在运输的能效上会比完全水路的“灵渠”通道低；不过优势也是明显的，就是与南越国地缘核心——珠江三角洲的直接距离要近（灵渠的话，要经由广西盆地，才能进入广东境内），有可能更快速的解决战斗。 究竟是选择灵渠这种，先攻取南越国边缘板块（广西盆地），然后再步步为营，攻击至珠江三角洲的方案更优；还是集中兵力，快速通过骑田岭、大庾岭通道，攻击南越国都更好，是一个问题。如果按照秦帝国的经验来看，整个南越之地部落分割，并不存在一个可以号令全境的地缘中心。也就是说，你必须在所有地区都取得优势，才有可能彻底解决南越的问题。这样的话，能够支撑长期补给线，并由上游至下游逐次攻击的“灵渠”线，会是最好的选择。然而南越国近百年来的国家化进程，也给汉帝国提供了另一种可能，就是如果汉帝国能够快速攻克王国的大脑——番禺的话，那么那些南越国苦心经营的，模仿中原政权的行政体系，就很有可能识时务的马上转投汉帝国阵营，避免做无望的抵抗。这其实有点象是一个悖论，一个文明程度更高、组织完备的国家，在抵抗外来入侵时，其抵抗力很可能不及那种，各自为政的部落联盟。理解这点并不难，对比下我们这些自视为万物之灵的人类失去大脑后，与蚯蚓这种低级生物，被切成数段之后的生存力；再想想北美印第安人和南美印加帝国的抵抗过程，相信大家就能明白“文明”并不总是万能的了。 对于汉帝国来说，他们很难判断即将遇到的抵抗，即将到来的战争，是一场必须各各击破的“持久战”；还是一场可以采取“斩首行动”，速战带决的战役。不过这对于汉帝国来说，似乎并不是一个问题。在击败匈奴之后，汉帝国的经济、军事实力都达到了的顶峰。也就是说，帝国有足够的实力尽数利用这些可能的通道，多路出击。至于说最终谁成为了解决南越问题的最大功臣，就要看各路将领的表现了。 既然有三条攻击南越的现成通道可供选择，那么汉帝国攻取南越的战争，是否就是采用了这三条通道呢？答案可以说是，也可以说不是。说是，是因为这三条通道的确都使用了；而说不是，是因为在帝国的谋划的攻击中，还有两条路线准备使用——夜郎线和闽越线。而这两条路线的使用，就有些假途伐虢的意思了。在秦征南越阶段，我们已经对南越的地缘结构，作过详细分析了。如果用地表形态来概括的话，我们可以将这片岭南之地，统称为“两广丘陵”。而如果从水系的角度看，又可标注为“珠江中下游地区”。当然，这里所说的“珠江”，并不仅仅是广州城里那一小段，而是指按照用下游河段之名，作为整条干流以及水系之名的惯例定义的，广义的“珠江”。 既然两广丘陵地带，只是为珠江中下游水系所覆盖，那么依照人类迁徙和交流的特点，其上游地区，应该也有机会成为南越文化覆盖之地，并为汉帝国所关注了。单从水系的角度看，这种情况还是很可能发生的。不过结合到地理结构，南越文化对珠江上游地区的征服就很困难了。因为相比丘陵之地的两广丘陵，珠江上游地区的平均海拔要高出许多，在地理结构上已经属于中国地理中的“第二阶梯”了。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云贵高原”。活跃在这片高原上的土著部落，被中央之国统称为“西南夷” 对比一下，从华北平原渗透黄土高原有多么困难，我们就不应该对南越国控制西南夷，抱有太多的期待。不过，以两广丘陵率先与华夏文明对接，并拥有更大农业潜力这点来说，南越国对云贵高原还是有一定影响力的。最起码，活跃在这片高原上的部族，并没有实力对南越国造成威胁。同样能够让南越国保有地缘优势的，还有浙闽丘陵（主要是南部）以及红河下游两个板块。假如不考虑北边华夏文明的威胁，南越国其实是完全有机会以“南岭”为界，珠江三角为核心，打造出一个“南越帝国”的。可惜的是，它的邻居太过强大了。 如果我们把视线停留在“珠江水系”上的话，就很容易发现云贵高原和两广丘陵之间的地缘联系，是靠什么来连接的了。简单点说，云贵高原拥有珠江上游的两条河流，即云南高原之上的“南盘江”，以及贵州高原之上的“北盘江”。而在这两江上游附近，也生成了属于云、贵高原自己的政治体，其实最为主要的，就是滇国和夜郎国。不过，以当时云贵高原的文明程度而言，滇国和夜郎并不能算是统领整个高原的王国，而更象是一个部落联盟中的最大者，或者说是盟主的地位。象夜郎国的东面，北盘江和沅江流域之间，就还存在“且兰”等国。单从地理位置上来看，更靠近广西盆地的北盘江流域（牂柯江），也就是夜郎国的核心区，会更有机会与南越国互相了解。 人类对河流水系的认识，总是需要一个过程的。就好像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发源于青藏高原东部边缘，穿成都平原而过的“岷江”，都被认为是长江的源头（所以“江水”的概念，到岷江为止，并不包括金沙江）。同样的情况，很有可能也发生在珠江流域。也就是说，从技术角度看，当时的人们并不一定知道，从昆明东部流出的“南盘江”才是珠江的正源，但北盘江可以通南越，却一定是知道的。因为汉帝国在征服南越时，已经准备以夜郎为跳板，顺流而下，征服整个珠江中下游地区了。 尽管汉帝国现在所管辖的范围内，并没有直通夜郎的水道。但秦帝国对武陵山区的征服，已经足以让汉帝国很接近这个封闭的西南“大”国了。借助乌江或者沅江水道，汉帝国的使者和军队，真正在山路中行走的时间，并非难以承受。当然，如果想借助夜郎的帮助，打通一条新的攻击南越通道（我们可以称之为“夜郎道”），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夜郎为什么要帮助汉帝国。 假如汉帝国在公元135年，初次派遣使者出使夜郎时，就提出合作攻击南越的要求，是很有可能被拒绝的。因为此时的夜郎国并不知道汉帝国的强大，与此同时，南越国的强大，却是可以让夜郎国充分感受到的。所以，与其说那夜郎国君向汉使发问的那句“汉孰与我大”，是不知深浅的“夜郎自大”，倒不如说夜郎国只是想客观的得出一个数据，来决定自己的外交走向。对于小国来说，“事大”绝非不可接受，甚至可以成为一件有利可图的事，前提是，我必须知道你是否是最大的。 我们并不知道，汉帝国是通过哪些手段，让夜郎国明白了，他将要面对的是如果强大的一个帝国。不过从汉使打通与夜郎的外交通道，到帝国开始攻击南越，中间有25年时间，已经有足够的时间做到这一点了。事实上，在向小国“示威”这件事上，中央之国向来有足够经验，能够让你很舒服的意识到，只要愿意纳入帝国的朝贡体系，你将得到多么大的实惠。 从战术角度看，能够征用熟悉水路的夜郎人协助攻击南越，固然是可以增加胜算，不过却不是必不可少的一环。毕竟与灵渠这种完全水路的通道，以及骑田岭、大庾岭这种，直线距离更近的“水陆水”通道相比，夜郎道无论在运力和距离上都不占优。最终的情况也是这样，从夜郎出发的汉军，还没有穿越广西盆地，番禺的战事就已经结束了。因此汉帝国之所以希望，借助攻击南越这件事，让夜郎等贵州土著政权参与进来，很大程度是有一石二鸟的战略意图。从后来的结果来看，汉帝国也的确这样做了，征服南越之时，也正是在贵州高原纳入汉帝国版图之日。有所区别的只是，那些愿意服从帝国调遣参与征越之役的夜郎诸部，最终得以在郡县体系下，暂时保有自己的一片领地，继续按自己的方式生存；而那些没有顺应天时的部落，则被回军之后的汉军所灭，其领土被直接划入郡县体系（如贵阳一带的，贵州高原第二大国“且兰国”）。 加上从夜郎出击的汉军，汉帝国最终攻击南越国的军队，被分成了五路。从战略部局来看，这五路大军也分别承担着不同的战略任务。从湘江流域（桂阳郡）、赣江流域（豫章郡）出击的两路汉军，无疑是承担着直接攻击南越国都的任务。最终这在这两路的竞争当中，翻越大庾岭的汉军，成为了最先攻至珠江三角洲的汉军。这很大程度，是因为这条路线的直线距离最近。另外，汉帝国与南越国和平交往的这些年，汉军对边关、道路的熟悉，也非秦帝国可比。然而最终攻下番禺城的，取得首功的还是随后到来的，自桂阳而来的那一路汉军——伏波将军“路博德”。这也造成了一个有趣现象，当后世统治者再试图对“越”地用兵时，他们总是喜欢把“伏波将军”这一称号，授予被寄予厚望的将领，以期博得一个好彩头。而这些伏波将军中，最为人所津津乐道的就是那位，被认为是执行了外战任务的伏波将军“马援”（征交趾而胜。其他几位主攻的都是江东的“越”地了）。 尽管跨越南岭的这两路汉军，因斩首成功而对南越国造成了致命打击，但这并不代表，自灵渠而下的汉军，就没有任何功劳了。这条沿秦军主攻线路而下的汉军，实际上分成了两路。一路在攻取了桂江（漓江下游）与珠江干流交叉处的重镇——苍梧（现在的广西梧州）后，沿珠江（广义）浔江段向西，然后再由郁江南下，征服广西盆地南部，直至红河流域；另一路则在过苍梧之后，顺西江而下，与另两路汉军合击珠江三角洲。这两路汉军的攻击路线，其实也就是当年秦军所使用过的路线了。执行此项攻击任务的，是南越国的两员叛将。如果他们二人本身，就是当年南征秦军之后的话，这倒也是个比较有趣的巧合了。 这样看来，这四路汉军都有各自的攻击路径，象一把梳子一样的，把南越国各重要板块给梳理了一下，各军会师之日，也就是南越问题全面解决之时了。唯一显得有些无功的，可能就是从夜郎顺江而下的那路汉军了。他们沿路所攻取的，是在南越国也属边缘的广西盆地西部。如果这路汉军能够赶在沿灵渠——漓江而下的汉军之前，夺取苍梧这个地缘枢纽，倒是大功一件。可惜的是，这路由南越叛将所率领的水军，前进速度明显要更快一些。当然，这一路汉军也不必为此过于懊恼，刚才我们也说了，他们所执行的是“一石二鸟”的计划，将夜郎所属的贵州高原，纳入帝国版图，才是此行的真正目的。而最终，他们也做到了。 以一次战争之力开地千里，并收服了两个南方大国，算得上是大功一件了。比起发数十万大军，两征南越的秦始皇，汉武帝应该感到满意了。然而如果让这位以武力著称的皇帝，对战争结果进行评估的话，我估计他只会给自己打八十分。因为在战前的计划中，夜郎国并不是唯一准备执行“假途伐虢”之策的国家。帝国东南，南越东北的“闽越国”，同样是汉帝国希望一揽子解决的“外藩”。只是这个与中央之国有着密切地缘关系的越人王国，显然要比封闭“自大”的夜郎国，更了解那些中原人的想法，并没有接受帝国的征召，成为第六路大军。这也意味着，帝国在解决南越之后，必须酝酿一场新的战争，来解决这个飞地般存在的边缘国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