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时代 — 西汉河套四郡及大月氏人在河西走廊的经营

以汉、匈两国的实力、地缘结构以及战术特点来看，匈奴人要想在大同盆地立足，并不是件容易的事。但反过来，汉帝国想在河套平原保有一个突出部，也同样非常困难。然而双方在那段和平期中，却还是在前套平原维持了一条别扭的，无法确定平衡线的实际控制线。既汉帝国保有了在河套地区的存在，却又无法占据一个完整的地理单元。而匈奴也并没有因为自己所占据的优势，一定要将汉帝国压缩回管涔山以东。　　在博弈当中，一方能前进到什么程度，并不仅仅取决于自己的决心和实力，对方的实力和想法也是非常重要的。从动机来看，汉帝国有充分的理由，希望在河套平原显示存在。因为最起码从面子上来看，汉帝国并不认为自己败给了匈奴，所谓“和亲”只是由于双方都不想诉诸武力，而采用的一种相互示好的办法罢了。这样想的话，其实倒也不算自欺欺人，因为匈奴也的确无法击败全力一搏的汉帝国。既然汉帝国不认为自己是失败者，那么作为一个以秦王朝终结者而自居的新王朝，恢复秦帝国所建立的疆界就很重要了。　　尽管和亲之后的汉帝国，实际上是在花钱买平安。但想用钱买断河套平原，几乎是不可能做到的。因为失去了这片水草丰美之地，不仅意味着匈奴人在漠南没有了稳定的前进基地，更意味着，那些善于据险以自守的汉军，可以在阴山分水岭上，重建赵、秦两代所打造的长城防线。即使是只得到由大青山——阴山所庇护的“前套平原”，也足以让汉军拥有足够的地理优势，来打造一条相对完整的防线。也就是说，从匈奴的角度看，放弃整个前套平原，与汉帝国形成有明显地理分割的地缘平衡线，对自己并没有好处。相反，在汉帝国强烈希望在河套平原建制行政区时，让汉帝国“适当”的占据部分前套平原，对匈奴人来说反而会有更大的利益。　　我们知道，作为北亚历史上第一个游牧帝国，匈奴暂时并没有入主中原的想法。而逐水草而据的生活，也让他们对于土地得失本身，并不象农耕民族那么敏感。如果一片土地，有着比自己游牧牛羊更高的产出，而又无力阻止自己在丰收的季节前去收获，那么匈奴人其实并不介意，这片土地名义上归属于谁。换句话说，汉帝国能够在前套平原，重建一个缺乏地理防御能力的“云中郡”。并不是因为匈奴无力控制这一区域，而是匈奴人觉得汉帝国耗费超量的资源所维持的这个突出部，更象是为自己在经营一个可以轻易进去打猎的猎场。　　基于同样的理由，在汉匈博弈线的最东端——下辽河平原，匈奴人也同样不认为需要把汉帝国，压缩直燕山以南。而为了经营这个和云中郡一样缺乏地理屏障的“辽东郡”，汉帝国也必须付出沉重的代价。在匈奴拥有战略优势的年代，这两个边郡也是受到匈奴攻击最多，损失最大的行政区。如果匈奴试图吸收农耕文化，并依照中原政权结构建立帝国的话，那么最起码在一开始，汉帝国是无力保有这两个突出部的。　　虽然汉帝国在竭尽全力的保有在河套平原和辽河平原的突出部，但在具体的经营上，云中郡的经营显然要更为帝国所关注。这并不仅仅是因为，这个板块直接承受着匈奴王庭的压力，更是因为，它可以成为帝国中心（关中平原），在北部的第一道防线。事实上，基于地理结构，即使汉帝国放弃了经营云中郡，陕北高原的“上郡”仍然是呈突出部状态，并被迫在西、北两线随巨大压力。而有了背靠山西高原的，占据前套平原东部“云中郡”，二者之间也可互为犄角，对匈奴的动向第一时间作出反应。　　不管汉帝国有多少理由，希望显示在河套平原的存在，但这种缺乏地理屏障的存在注定是痛苦的。我们甚至无法确知，西汉初期的云中郡到底在前套平原控制了多大区域。在匈奴的强大压力下，这条平衡线很有可能是在不断变化的。其变化区域，大致应该在阴山山脉东段的“大青山”至黄河一带。而对于汉帝国来说，唯一能够摆脱这种不稳定状态的办法，就只有将匈奴人完全驱逐到阴山山脉以北。为了完成这个目标，汉帝国甚至在领地本来就十分局促的“云中郡”东部，背靠管涔山又分拆出了一个狭长的“定襄郡”。以在帝国的政治体制内，向这个河套平原的突出部，倾斜更多的资源。这一做法和今天我们把南海那几个弹丸之地，升格为地级的“三沙市”的思路如出一撤。　　当汉帝国忙于运用行政手段，强化对河套平原的经营时，匈奴那边对河套平原的经营，也同样是一分为二的。我们在前面也分析过了，除了拥有大兴安岭西麓草原通道的蒙古高原左翼（也就是左贤王部领地），居中的匈奴单于，以及右翼的右贤王，在接近汉地时都需要穿越大漠戈壁。这也使得这二个方向的游牧部落，迫切需要在阴山南北，特别是河套平原拥有根基之地。因此，在汉帝国表面艰难控制一部分前套平原之后，剩余的部分前套平原，以及后套平原，就需要在匈奴人内部也做一个分配了。以匈奴人的生活习惯而言，并不会有明显的分割线和据点来标示这种分配。不过大至的分配还是可以确定的，既大部分水网密集的后套地区草场，也就是狼山至阴山（狭义）一线是由右贤王部放牧。而位于阴山山脉中部的“阴山”南北，以现在的包头为中心，则为匈奴单于庭所直接控制（包头则为匈奴单于庭所在）。　　现在汉初河套平原的地缘格局，我们已经比较清楚了。组成阴山山脉的“狼山”、“阴山”、“大青山”，分别置于匈奴右贤王、匈奴王庭，以及汉帝国的控制之下。这一点，我们从后来汉帝国在河套地区的建制也可以看出来。当汉帝国终于开始战略反攻，并收复整个河套地区之后，并没有按照前套、后套的地理分割建制两个行政区，而是把匈奴右贤王、单于庭所分别控制的狼山——阴山一线的河套平原，建制为了“朔方”、“五原”两郡。加上之前从云中郡被分拆出的“定襄郡”，整个河套平原实际上被建制出了四个同级的行政区。　　明显处于更高文明级的中央之国，经常会依据地缘结构和形势变化，对行政区划做一些调整。不过对于匈奴人来说，这些并不重要。当匈奴帝国掌握战略主动权时，不仅云中郡、定襄郡这个突出部，经常为匈奴人的袭扰，甚至雁门、代郡、上郡这些有山地庇护的行政区，匈奴人也同样视之为自家后院。在匈奴人的内部划分中，这些最先被秦、赵两国带入农耕文明的地缘板块，都算是匈奴单于的常规“猎场”。而以后套平原为基地的匈奴右贤王部，位置就十分不利了。因为和其他两大势力相比，它在漠南的基地是最远离农耕区的。如果不想只是跟在单于庭后面喝汤，而是拥有自己的常规猎场，那么将整个鄂尔多斯高原置于匈奴右翼的控制之下，以和陇东高原的农耕区对接，就是匈奴右翼必须完成的战略目标了。　　看起来，上天似乎对匈奴右翼颇为不公平，当他们从大湖盆地艰难的穿越戈壁大漠到达水草丰美的后套平原之后，还要继续经营自然条件同样不太理想的鄂尔多斯高原，才能够触及他们梦想中的富庶之地。也就是说，后套平原之于匈奴右贤王部，更象是一个“中继站”，而非侵入农耕区的前方基地。然而当我们把汉匈博弈的视角，从边境的战火移开，上升到更高战略层面时会发现，最终成为汉匈争夺主战场，并在战略上让汉帝国压倒匈奴的，恰恰是匈奴右翼所经营的区域。而这也将是我们下一部分，所解读的方向。

西汉河套四郡地缘结构图（公元前126年）

如果说居中的单于王庭，以及匈奴左翼的对手，就是汉帝国的话，那么匈奴右翼所承担的任务就要重的多。当然，对于崇尚丛林法则，赏罚分明的匈奴人来说，责任与收益是成比例的。你面对的敌人越多，所在负责的区域越大，意味着可以预期的收益空间也越大。经过之前的分析，相信大家已经十分清楚，匈奴右翼除了穿越鄂尔多斯高原，侵掠汉地之外，占据河西走廊的大月氏人，也同样是匈奴人强劲的对手。　　以河西走廊被纳入中央之国后，成为核心农业区这一点来看，在河西走廊从事牧业的自然条件，也是相当不错的。而经过我们之前的解读，大家也应该清楚，所谓“河西走廊”的绿洲带，并不仅仅是指沿祁连山北麓的那一条狭长的走廊地带，还应该包括额济纳河下游、古羊河下游所形成的“居延海”、“潴野泽”两块，水草丰美的草场。不过这也很难解释，早在战国初期便已经占据河西走廊的大月氏人，为什么能够长期抵御蒙古高原游牧民族的侵袭。甚至在匈奴人开始将蒙古高原带入帝国时代后，还曾经在与匈奴人的战争中占据上风，以至于在白登之围中，成功迫使汉军以“和亲”方式妥协的“冒顿单于”，年少时都曾经在大月氏为质。　　事实上，大月氏人能够长期与匈奴为敌，很大程度是因为和中央之国形成了犄角之势。尽管这两个板块之间，应该没有任何政治上的联盟行为，但客观上他们都在面对来自北方蒙古高原的压力。而在与匈奴人的博弈当中，中央之国在战国后期以及秦帝国时代，与匈奴在河套地区的争夺，无疑极大了缓解了大月氏人的压力。可以这么说，匈奴帝国自统一漠北，开始南侵之时，就在河套地区与中央之国陷入了胶着状态（先是赵，后是秦）。当匈奴人因为中央之国的存在，而无法稳定经营河套地区时，他们所损失的就不仅仅是袭扰中央之国的前进基地了。河西之地的大月氏人，同样可以坐收渔人之利。　　除了汉帝国客观上为大月氏人缓解了北方压力之外，大月氏人在生产、生活方式上的改变，也是他们能够长期抵御匈奴人进攻的重要原因。这种改变指的就是，在大月氏人决心在河西走廊立足之后，他们逐渐变得不那么象游牧民族了。我们知道，所谓“游牧”生活，最重要的特征就在于生产、生活都处在“逐水草而居”的不稳定状态。这固然为游牧民族带来了超强的机动性以及生存能力，但也很大程度影响了游牧民族的上升空间。因为当你一直处在移动状态时，是很难有一个稳定的环境，发展更高一级的文明的。而游牧生活对土地产能的低开发力度，也让游牧民族的人口潜力有限。　　以古典时期的技术而言，农耕无疑是最有效挖掘土地产能的生产方式。只能养活一只羊的草场，如果能够开发成耕地的话，很可能产出足够一家人食用的粮食作物了。然而对于游牧民族来说，这种转变并不是那么容易。他们甚至比那些森林中的“渔猎民族”要更难转变。后者因为本身已经接受了定居生活，并且在生产方式上处于更低的层级，技术上对游牧、农耕两种生产方式，都更容易接受。这是因为从层级上看，游牧和农耕其实是平级的。即人类从最初完全依赖自然赐予的“渔猎”生活开始转变时，并不是说经由“游牧”之后，再进入“农耕”文明，而是可以向这两个方向发展。具体转变为哪一类，就要看所处的地理环境，更适合做什么了。　　虽然当一个族群，选择了游牧生活之后，会比较难向农耕生活转变（难不代表不会），但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他们可以选择一个折中的方案过渡，让自己有机会升级到更高一级的文明。这种方式就是欧洲人在经营牲畜时，很早就采用的“驻牧”方式。也就是说，在固定牧场放牧甚至圈养牲畜的话，可以为这些曾经的游牧民族带来“定居”的生活方式，而这一点对于文明的发展是至关重要的。然而我们在之前的解读中，也分析过了，尽管欧洲与蒙古高原处于同一纬度区间，但这块大陆无论在高度、湿度还是温度上就占有优势。其单位土地远高于蒙古高原的产草量，让欧洲人更有机会，很早就转入驻牧阶段。相比之下，不要说两千多年前的匈奴人，即使是现在生活在蒙古高原的牧民，在有更好技术条件的帮助下，也很难完全依靠一片草场，提供畜群所需的牧草。　　与生活在苦寒之地的匈奴人相比，大月氏人在幸运的多。河西走廊与华北平原一样的“暖温带”温度条件，季风所带来的相对充沛的降雨，以及祁连山慷慨的赐予，都让这片土地之上的绿洲，有着比蒙古高原更好的植物生长条件。这样一片能够被农耕文明开发成规模农业区的土地，也同样有机会，为游牧而来的大月氏人提供驻牧的条件。也就是说，生活在河西走廊的大月氏人，已经很大程度摆脱了游牧生活。可以在固定草场小范围放牧的优越条件，使得大月氏人象农耕民族一样，开始营造固定的城堡、据点，来抵御外族的入侵了。　　对于游牧民族来说，在旷野中进行野战是他们所最喜欢的战争方式，而这也是缺乏机动性的，农耕民族的短板。不过当农耕民族，开始在自己所适应的区域（能够得到战略补给），营造城邑，据城以自守时，优势便开始转向这些防御者了。双方在博弈当中的这种特点，也使得农、牧民族的博弈分割线——长城，长期以来就是农牧两种生产方式的地缘分割线。

西汉河西走廊地缘结构图

我们现在还无法得知，大月氏人在经营河西走廊时，有没有对这些绿洲做一定的农业开发，农业生产又在其中占据了多大比例。但能够稳定下来，并营造永久性工事抵御来自蒙古高原的入侵却是可以肯定的。也就是说，此时的大月氏人，即有着游牧民族的机动性，又有着农耕民族在防守上的技术特点。加上匈奴人在河套地区，始终无法获得稳定的支点，大月氏人最起码在进行防御时，会有很大优势。这种防御上的优势，甚至可以一定程度上转换为进攻上的优势。因为以大月氏人的实力和战术特点来说，想攻入漠北，成为蒙古高原之主，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如果大月氏人，想渗透河套地区时，在距离上却比漠北的匈奴人更有优势。如果匈奴人在与中央之国争夺河套地区时，不想被人背后捅刀子的话，通过外交手段与大月氏人暂时维持和平就变得十分有必要了。这应该也是，为什么匈奴人曾经会送质子给大月氏的直接原因。　　对于两线作战的国家来说，在先解决哪一个对手的问题上，并没有标准答案的。不过通常情况下，你总是要避免两线作战。既在一条战线上用外交手段稳定住对手，集中精力对付另一对手。在取得最终胜利或阶段性成果之后，再反过手来解除前者的威胁。在汉帝国与北线匈奴，南线诸越王国的博弈中，这种策略无疑使得汉帝国成为了最终的胜利者。相反，自信心极度爆棚的秦帝国，在外战上的两线作战，无疑加速了帝国的崩溃。　　同样面临两线作战的匈奴人，也同样采取了和汉帝国一样的策略。事实上，看到这一点，并不需要太高的智商。究竟选择哪一方作为主攻对象，不光要看自己的情况，也要看对手的变化。通常情况下，因为内部动乱，而消耗掉大量资源的一方，更容易成为对手直接攻击的对象。很不幸的是，最先让匈奴取得战略突破的是汉帝国。白登之围在战术上所造成的重大挫折，以及汉帝国不得不正视的休养生息问题，让帝国在面对匈奴之时，只能长期采取战略防守的态势。当然，幸运的是，汉帝国的体量足以保证自己核心农业区的完整，让匈奴人的战略优势仅仅维持在农牧分割线一带。　　从匈奴人的角度来看，他们应该从来没有想过入主中原。对于这个游牧帝国来说，能够在河套地区占据主导地位，并不断从农耕区获得额外补给（和亲或劫掠）就足够心满意足了。这也使得匈奴人在战略上，不在面临两线作战的风险，可以集中精力解决大月氏人的问题了。对于匈奴人来说，大月氏人那丰美的草场，以及垄断东西商道所带来的丰厚利益，都是他们不断通过战争方式，试图占据河西之地的直接动力。当中央之国不在成为匈奴的威胁（甚至直接为匈奴人提供战略补给），河套之地可以让匈奴人无限接近大月氏人时，大月氏人的好日子也就到头了。　　匈奴人对于河西走廊的占领，并非是通过一场战争完成的。经过之前对河西走廊的粗略分析，我们知道，这个板块其实是由相互独立的几块绿洲组成的。不过，最迟在公元174，随着大月氏王在战争中为匈奴所杀，大月氏人就应该完全退出了河西走廊，向西迁移。而匈奴人对河西走廊的完全占据，也极大影响了河西走廊两端的板块生存状态。一方面，完全占据河西走廊的匈奴人，可以在西、北两面对汉帝国形成半包围之势，极大的增加了汉帝国的压力；另一方面，大月氏人的西迁，在西域乃至中亚板块，也引发了一系列的连锁反应。　　对于汉帝国来说，西域和中亚实在太过遥远了，那里所发生的一切，暂时并不会与中央之国发生任何关系。然后汉帝国却明显可以感觉到，匈奴人在占据河西之地后，对汉地的大规模侵袭愈演愈烈了，几乎达到了一年一次的密度。而在此之前，基于和亲政策的实施，匈奴人一般只是在大灾之年，才会集结兵力南侵，希望逼迫汉帝国提供更多额外的物资。　　自白登之围之后，休养生息，积蓄力量，以期待最终与匈奴的决战，一直是汉帝国的战略指导方向。帝国对于北方边境所倾注的资源，是被动的随着匈奴人的压力变化而变化的。至于匈奴人在游牧体系内部的整合工作，做到了什么程度，暂时并不是汉帝国所关心的。与之相比，汉帝国更关心的，是内部那些诸侯能否真正融入中央集权体系，让帝国的战车更顺畅的运转起来。只有当这一切整合工作都做的差不多，国力恢复到高峰期后，了解游牧体系内部的结构，看看有没有机会通过合纵连横一类的战术，更有效的打击匈奴才会提上议事日程。　　当经由“文景之治”，一切战略准备工作都已经做到位，汉帝国开始迎来伟大的“汉武帝”时代时，针对游牧体系内部的分析工作，终于受到了帝国中央的关注。而曾经作为匈奴强大对手的“大月氏”，也第一次进入了帝国的视线。由此也拉开了汉帝国对匈奴战略反击的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