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141年，汉帝国历史上最为卓越的君王“汉武帝”，成为了这个庞大帝国的领导者。此时的汉帝国，经过一甲子的休养生息，以及内部整合，已经具备的与匈奴决战的基础。不出意外的话，一血白登之耻的战争，将会在河套地区爆发。然而除了北出河套，与匈奴一决高下的传统战略，帝国也在考虑新的战略方向。在中央之国已经非常成熟的“谋战”思路中，主动开辟第二战场，让对手两面受敌的方法，无论在战略还是战术层面上，都曾经有过非常多的案例。在战略性层面上，这种第二战场的开辟，往往是通过外交手段，根据“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的原则，在对手侧后方寻求可能的盟友来做到的。而在战国时期，带着这类任务出访各国的外交家，则被称之为“纵横家”。 与战国时期的情况不同，汉帝国如果也想针对潜在的盟友，施展纵横术的话，他们需要面临很多的困难。其中最大的困难，就是那些潜在的盟友们，不再是大家所熟悉的华夏诸侯，而是在文化上与匈奴人类似的游牧民族。而对于这些可能的联合对象，汉帝国所能得到的信息是非常少的。当中国历史上最为卓越的外交家——张骞，向汉武帝提出，他需要授权前往西域，去寻找匈奴的另一个对手“大月氏”时。他所能掌握的信息仅仅只有两条：第一：大月氏人在匈奴人心目中，是仅次于汉帝国的第二大对手；第二：此时的大月氏人已经被匈奴击败，被迫离开他们世居的河西走廊，前往更为遥远的西域了。 此时的西域，在汉帝国政治家的脑海中，是一个非常遥远的地方。唯一让他们觉得，华夏文明曾经触及过这个板块的事件，可能就是周穆王相会西王母的典故了。不过后面我们很快会分析到，这位集武功与浪漫主义色彩于一身的传奇天子，其实并没有跑那么远。他西游所去的地方，很有可能就是华夏文明最初的发源地。 寄希望于从穆天子的传说中，了解关于西方世界的情况，当然是不可能的。唯一能够为帝国带来些信息的，是那些因为各种原因（主要是战争），留在汉帝国的“胡人”了。如果按照今天网络上所常见的非黑既白的划分，这些人可能要被归类为“胡奸”了。就象那些因为各种原因，为匈奴服务过的人，也被很多人认为是“汉奸”一样。后来帮助张骞完成西域之旅，并唯一跟随他回到汉土的，就是这样一位“胡人”（堂邑父）。 如果不是匈奴人把游牧民族带入了帝国时代，并且开始从河西走廊威胁汉帝国的安危，华夏文明可以说对黄土地带以西的那片土地毫无兴趣。在华夏内部的博弈中，象华北平原这样面积庞大、土地平整，又黄土覆盖利于耕种的土地，才是争夺的焦点。对于他们来说，陇山以西的“陇西高原”，就是世界的尽头了。再往西去的话，只是上天留给那些戎狄之族容身的蛮荒之地。事实上，要不是在汉以前，建立帝国、王朝的是来自中央之国西部的周、秦两族，那些生活在中央之国东部的族群，很可能对了解陇山以西的地缘结构都没有什么兴趣。 当然，这并不是说中央之国最终不会渗透到陇西高原，而是说因为周、秦两代的经营，特别是兴起于陇西高原的“秦人”将陇西高原经营为了“熟地”。后来的汉帝国，可以不再为和边缘民族，争夺陇西高原而烦脑了。因为单从地理位置上来看，陇西高原成为中央之国核心区的时间，并不一定会比东南丘陵地带更早的。 不管怎么说，当汉帝国从秦帝国手中，接过中央之国的领导权之后，陇西高原便已经作为帝国核心遗产的一部分被接收过来了。当西部压力开始加大时，这个在春秋战国时代，从来只是作为秦人后院存在，并没有机会成为博弈焦点的板块，终于有机会上升成为一线板块，并决定帝国的命运了。而“陇右”（陇西）这个地缘概念，也随之向西延伸了。 “陇右”这个概念，在汉帝国的经营之下扩张到了什么程度，是我们后面所要解读的方向。我们现在要了解的，是秦帝国所控制之下的中央之国西部，是一个什么结构。作为环绕关中盆地三大高原之一的“陇西高原”来说，它的内部结构其实要比陇东、陕北两大高原要复杂的多。一言以蔽之就是缺乏地缘核心，你无法认定将政治中心设在哪里，能够平衡的将控制力辐射到各个角落。以地缘规律而言，衡量一个地缘板块内部是否有足够向心力的重点，在于“水系”的分布。也就是说，如果一个地缘板块内部，主要是由一条大河水系所覆盖的话，那么在这个水系中、下流的某一个点上设立政治、经济中心是最常见，也是最自然的选择。象赣江流域的“南昌”、湘江流域的“长沙”，关中盆地的“西安”等等城市，能够一直成为所在板块的政治中心，就是这一规律的体现。 相比那些内部由单一水系组成的板块，在陇西高原寻找一个地缘中心，就比较令人头疼了。当然，从水系的角度来说，我们也可以认为陇西高原是处于同一水系所覆盖，因为所有的河流，无论发源于何处，最终都汇入了黄河。而黄河本身，也从板块的最西端滑过了。然而问题在于，黄河实在太长了，它在从黄土高原西端穿过之后，围着河套地区转了个“几”字形，又从中切割了黄土高原，并在关中盆地的东端再次转向东方，流入了华北平原。这种怪异的走法，对黄河中上游地区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其中对于陇西高原的影响在于，作为陇西高原主要河流之一的“渭河”，并非象其他河流那样向北注入黄河上游河段。而是向东穿越“陇山”，贯穿整个关中盆地注入了黄河中游河段。也就是说，从陇西高原的角度来看，虽然所有的土地都可以算是黄河流域，但最起码渭水流域跟其他水系之间，并没有互通的可能。 既然黄河在陇西高原，实际上与渭水之间并没有发生关系，那么它在串连渭水流域以外的其他单元当中，有没有起到核心作用呢？情况也并不是那么乐观。由于黄河上游河段，在陇西高原的位置过于边缘，在汉帝国河西之战之前，它的存在只是作为帝国西部边境的一条天然分割线，隔离那些被挤压至黄河以西地区边缘民族的屏障。在这种地理结构和政治背景的情况下，一个完整水系干流，对内所应起到的互联、互通作用，就体现不出来了。而黄河东岸那些北流入“河”的支流，更象是浙闽丘陵那些“独流入海”的江河，彼此之间虽然因为相似的地貌特征、较短的地理距离，可以结构成一个统一的地缘板块。但谁对谁更有控制力就不好说了，要想在竞争政治中心的博弈中取胜，取决于谁更有机会，影响到黄河以西地区。既然陇西高原本身没有足够的向心力，需要其与从周边板块的关系中，来寻找建制线索的话，那么我们就很有必要，看看围绕陇西高原的，都有哪些地缘板块。而当我把视线转移到帝国的西部，这块曾经诞生过秦文化的土地上时，就会发现，除了与之隔陇山相望的，同属黄土高原体系的陇东高原、关中盆地以外，在其他方位所分布的地缘板块，在中央之国后来成熟的板图上，也同样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 最先为中央之国所熟悉的板块，是位于陇西高原之南的四川盆地。而事实上，陇西高原其实算不上四川盆地的的邻居，因为二者之间横亘着山高林密，几无天然通道的“秦岭”。如果不是因为蜀人在成都平原的农业经营已经初具规模，沿“江”而下又可以从战略上对秦人的最大对手“楚人”，构成致命威胁。相信秦人很难有兴趣，在这个方向上有所作为。不过由于穿行秦岭的道路实在过于艰难，无论是秦人还是之后的诸帝国，在从渭河流域南望时，都会将秦岭之南，大巴山脉以北，介于关中盆地和四川盆地之间的“汉中盆地”，作为战略上的跳板，必先占之才会继续向南渗透（反过来也是一样的）。而从陇西高原直通四川盆地的道路，如沿嘉陵江而下的“嘉陵道”，在战略上往往起到的就是辅助作用了。不过不管怎么说，中央之国能够成功将汉中、四川两盆地纳入版图，陇西、关中两个板块的共同作用是毋庸质疑的，缺失了任何一环，这种控制力都会被削弱。 关中、汉中、四川盆地，以及陇西高原四者的地缘关系，在秦征巴蜀的部分我们已经花过很长篇幅分析过了。如果再想在一些细节上深入的话，最好的历史阶段是在三国时期，“六”出祁山的诸葛亮，会很完美的从战略、战术角度，为我们展现这几大板块之间是如何互相影响的。现在的话，汉帝国并不需要为这个方向的稳定而烦脑。刘邦获封“汉王”，并从汉中起兵的背景，让这个在文化属性上，明显带有江淮楚地基因的帝国，在继承秦帝国西南板图的时候，并没有特别障碍。 汉帝国和秦帝国治下的陇西高原，所面临的挑战其实都是来自西、北两个方向。在这个方位上，最先跳入到我们脑海中的，当然是“河西走廊”了。以地理结构来看，黄河并不是河西走廊也陇西高原的分割线。无论是秦人，还是汉人，在西渡黄河之后，还是能够在熟悉的，黄土覆盖的台地上行走一段时间，直到一条祁连山脉东端所延伸出来的支脉——乌鞘岭，出现在面前时，方才意味着即将走出黄河流域，进入河西走廊了。这一点，我们也可以从河流的走向上加以识别。既乌鞘岭实际上是一道分水岭，岭东的河流都东南方向汇入了黄河，并最终将部分祁连山上的雪水带入大海。而相比之下，流入岭西的雪（雨）水就没那么幸运了，它们在滋养了河西走廊之后，最终只能消失在戈壁沙漠中。 从地理分割的角度看，黄河与乌鞘岭都可以作为两个政治体的分割线。而在秦、汉两朝，并没有试图在河西开拓时，黄河会更有机会成为中央之国与那些边缘民族的分割线。不过当中央之国准备西顾，并取得突破时。帝国的军事家们就会选择在乌鞘岭一线，构筑类似长城的永久性工事，以将整个陇西高原完整的留在帝国板块内了。最先帮助中央之国，从陇西高原成功渗透过黄河的，是在中央之国的扩张之路上，发挥过非常重要作用的名将“霍去病”。后面我们也会看到，他是如何在乌鞘岭东西，留下自己的印记的。 在匈奴人占据河西走廊之后，汉帝国很显然在这个方向，承受了巨大压力。这也直接激发了汉帝国，在河西走廊的后方寻求盟友的想法。然而让人有些不解的是，在月氏人经营河西走廊时，却并没有对汉帝国造成过威胁。以至于直到他们被匈奴人逼迫，远走西域之后，帝国的统治者才从那些归顺的胡人口中，间接了解到关于月氏人的一些信息。事实上，在秦人统治时期，将陇西高原视为后院的他们，应该可以肯定是与月氏人有发生过交集的。只不过由于史料的缺乏，我们无法确定那些被笼统归为“戎”人的部族中，究竟哪一支才是月氏人。很多研究者，也试图从语言学的角度，来探究先秦文献中，到底有没有记录过月氏人。比如有人就认为，曾经在陇东高原威胁过秦国后方的“义渠”就是月氏。在被秦国吞并之后，义渠人被迫西迁，并在河西走廊定居。 月氏人在先秦时期，与秦人的关系到底如何，已经很难考证了。如果你有兴趣的话，自然也可以去故纸堆里翻翻，看看能不能形成一套新的说法。事实上对于中央之国的其他群体来说，他们根本没有兴趣去了解和记录这个西部边陲的部族。毕竟从地缘位置上来看，占据河西走廊的月氏人，至多只能影响到秦人的后院罢了。而当月氏人在河西走廊的经营卓有成效，并有可能以一个强大政权的姿态，进入中央之国视线时（之间就算有小规模的冲突，也会被笼统的归于戎狄的袭扰），来自蒙古高原的匈奴人，也开始建立游牧帝国，并开始关注到河西走廊这片游牧体系中的世外桃源了。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月氏人准备渡过黄河，针对汉帝国开辟第二战场的话，显然是十分不明智的。毕竟从地缘关系，以及后来的历史来看，假如中央之国决心向河西走廊扩张的话，可是比漠北而来的游牧民族，要有威胁的多（如果月氏人，真是先秦与秦人博弈过的部落中的一支，应该对这一点更加了解）。 其实除了选择不与汉帝国为敌之外，月氏人本来应该还有更好的选择，以捍卫自己在河西走廊的领地，那就是选择与汉帝国结盟，对抗共同的敌人“匈奴”，同样的汉帝国也没有做这样的努力。这其实也并不难让人理解，两个在各方面都存在很大差异的文明体刚开始碰撞时，形成互信是需要一个过程的。这就好像19世纪中叶的清帝国，在面对那些跨海而来的“洋”人时，一开始是采取完全排斥的态度。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信息的交流，当中央之国的政治家们明白这些“洋”人彼此之间，并非是一个共同体，也存在诸多差异和矛盾时，能够寻机施展“以夷制夷”手段的外交家，便成为了政治舞台的主角了。 假如建立大一统王朝的是“胡服骑射”的赵人，熟知游牧民族习性的他们，也许会早一些尝试在游牧民族体系内施展纵横之术。不过就汉帝国来说，对越地的了解似乎要更多些，对越地诸王国之间的关系也介入更深。这其中，除了越系部落与华夏文明之间的渊源更深些以外，汉帝国楚地出身的背景，也同样在潜移默化的发生作用。 一个在王朝建立之初的一些战略规划，多少是会受帝国统治者和他所依附的政治、军事集团出身地的影响的。不过从大历史的角度来说，这些影响在两三代之后就会被完全消化掉。如果不想失去整个帝国的统治权，他们坐天下的子孙们，就必须从整个中央之国的视角来规划帝国的结构以及战略方向。这其中比较典型的案例，就是明帝国对都城的选择。在帝国草创之初，朱元璋曾经试图建都于他的家乡“凤阳”，以依靠帮助自己起家的江淮人士稳定帝国。然如果一定要把帝国的中心放在江淮的话，虎踞龙盘的“应天”（南京）无疑才是最佳选择。因此在凤阳城所营建的“中都”尚未完工就被完全放弃了。当然，从中央之国的全局，以及所受的外部威胁来看，将政治中心放在江淮流域并不是一个好的选择。如果不是后来采取硬突破上位的“燕王”朱棣，将帝都迁到了北京。几乎可以肯定，“南明”在中国历史上存在的时间以及地位，应该有机会等同于“南宋”了。 就汉帝国的情况来看，一甲子的时间，已经足以让汉帝国的统治集团，完全摆脱自己出身地地缘背景的影响了。长安城里的汉武帝将要引领着汉帝国，开始真正了解，那些游牧之地的地缘结构了。这其中最为关键的地缘板块，当然是我们一直在提的“河西走廊”了。从地缘关系上来看，也是陇西板块在西方所渗透的重点。而中央之国在这个方向上，也成功的将自己的核心农业区，向西北方向延伸出了一个重要的突出部。然而实际上，中央之国在这个方向，所面对的并不仅仅是“河西走廊”。还有一个在中央之国约束边缘地区的过程中，发挥着至关重要作用的板块——河湟谷地，也同样是中央之国需要通过陇西高原渗透的地区。 对于以农为本，步步为营扩张的华夏文明来说，开发河湟谷地农业潜力的重要性，并不会比经营河西走廊那些绿洲要低。至于这其中的原因，以及河湟谷地的地缘结构，就是我们下一节的分析方向。到时候，很多朋友感兴趣的“西王母”，也会揭开她神秘的面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