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时代 — 《穆天子传》与河湟谷地

就河湟谷地与黄土高原的地缘关系来说，文字所能提供给我们的最早的证据，可能就是我们之前所提到的那位穆天子了。在记录他事迹的《穆天子传》中，这位周王朝的第五代君主曾经展开过一次，在后世之人看来非常浪漫的西部之旅。这次旅程之所以让人觉得有浪漫的成份在里面，是因为据说他最终与一位叫做“西王母”的君主相会。当然，穆天子传并没有告诉我们，他们俩见面后都做了些什么。只不过仅仅是因为双方的性别和身份，就足以让后世的文人遐想连篇了。相比被视为华夏正统君主世系一员的周穆王，那位居住在西方的王母，创作空间显然要更大些。不用怀疑，我们现在经常在神话故事中所看到的那位，一会开蟠桃会，一会又把牛郎织女隔在天河两边的“王母”，就是源出这位“西王母”。　　众所周知，秦帝国为了更好的实行中央集权，曾经对先秦文化进行过一次毁灭性的打击，这就是被后世总结为“焚书坑儒”的做法。幸运的是，秦王朝的存在时间够短，以至于在汉帝国草创之初，那些对先秦文化还有记忆，甚至冒着生命危险保留下来部分文献的知识分子们，便迫不及待的开始了先秦文化的恢复。这个过程甚至持续到了这些先秦遗民完全离世之后。象《穆天子传》的发现者，就身在西晋时期，并声称这部古书之所以能够躲过秦帝国焚书的大火，并在500年后面世，是因为它藏身于先秦古墓中。　　很显然，中国历史上这场文化恢复运动，与后来所发生的，因研究古罗马、希腊思想、艺术而产生的“文艺复兴”运动一样。那些恢复记忆者当中，也不可避免的会有人夹带私货，将一些自己的想法以及知识，托古人之名展现在世人面前。在祖先崇拜盛行的中央之国，这样做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象《穆天子传》这类文献，更由于他所记录周穆王游历的范围过大，近乎神话而倍受质疑。然而在人类早期的文字记录中，这种以事实为基础进行的夸大和臆想是普遍存在的。即使《穆天子传》被认定是伪书，他的面世也非常有可能有真实的传说作为背景。也就是说，要华夏文明的记忆中，这位天子的确曾经展开过一场对中央之国边缘的探险之旅。只不过很有可能没那么浪漫，是以战争的形式展开的罢了。　　类似的问题在《史记》这部以严谨著称的史书中，也同样可以看到。我个人绝对相信，太史公在记录上华夏上古文明时，没有进行再创作。但无疑，他也是相信那些带有神话色彩的记忆，是真实发生过的。对于我们来说，问题的关键在于发现这些离奇故事发生的真实背景，也就是说要把相对可靠的信息过滤出来。如果按照这个标准来看，周穆王的这次西游的文化记忆中，最可靠的信息应该有两点，第一：他的确以周王朝兴起的黄土高原为起点，进行过一次西部之旅（也许是战争，也许是结盟）；第二：他最终会见的对象中，有一位女性首领。　　这两点的存在，已经足以让我们从地缘的角度来进行一次推论了，既周穆王这次西行的终点，到底在哪里？要是按照本贴所常用的，地缘板块分解法，西王母所率领的部族，到底生活在何方呢？历史上，对这一点曾经有过非常多的推论，其中最远说法，就在青藏高原西边缘的昆仑山。然而从当时的地缘结构，以及技术条件来说，周穆王显然没有机会跑那么远，并在当中穿越那些大漠、高寒之地。在陇西那些臣服于周王朝的部落陪同之下，沿黄河右岸的渭水、洮水等支流到达黄河，并在渡过黄河之后进入湟水河谷，是他最有可能做到的极限。如果在近几年流行的“名人故里争夺战”中，西王母故里也成为争夺焦点的话。位于煌水河谷西部起点处的“煌源县”，应该会更有资格取得最终的胜利。　　湟水河谷这个地缘标签，对于很多人来说可能会感到很陌生。而提起青海省的省会“西宁”，知道的人应该会更多些。不错，西宁所处的地理单元，就是我们接下来所要解读的“河湟谷地”中的“湟水河谷”（另一部分，而是一段黄河河谷）。从地理位置上来看，河湟谷地是隶属青藏高原的一个亚板块，也就是说，这片河谷地是镶嵌在青藏高原之上的。就像关中盆地，是黄土高原的一部分一样。在整个中央之国的地缘结构中，河湟谷地起着类似于河套平原的作用。后者在中央之国核心区与蒙古高原的博弈中，是至关重要的连接板块。谁占据了他，就意味着掌握了压制对方的地缘优势；而前者的位置也同样如此，只不过中央之国核心区的农业民族，在这个方向上所要面对的，是来自青藏高原的农牧民族罢了。

之所以说活跃于青藏高原板块的族群是“农牧民族”，是因为这个有着世界屋脊之称的，地形、海拔独一无二的地理单元，内部地理结构、气候复杂多变。除了大片不适合人类大规模生存的极限之地以外，适合游牧和种植业的区域交错存在。并不象古典时期的蒙古高原一样，基本就是游牧文化的天堂。在青藏高原内部这些适合种植农业生产的土地中，高原东部边缘，与黄土高原隔黄河相望的“河湟谷地”无疑是其中条件最好的。而它的地缘位置，也注定了中央之国有机会，将之纳入核心区的范畴。　　前面我们也说了，包括穆天子在内的中央之国的旅行者，在由陇西高原出发，穿越黄河之后，他们的脚下仍将是黄土覆盖的台地，并且可以找到几条由祁连山方向流下来的黄河支流，为自己指引西行的道路和补给淡水。不过这种熟悉的感觉，很快被一条叫作“乌鞘岭”的山岭阻断。因为越过这条祁连山支脉后，就进入沙漠与绿洲相间的河西走廊了。而流淌在河西走廊的河流，就跟黄河没有任何关系了（这也意味着，你没有机会利用黄河水，来打通连续的水上通道了）。不过，如果立志为汉帝国开拓西部领地的冒险家们，愿意稍微改动下路线，将目光南移一点的话，他们就会发现在那片被很多人，视为生命禁地的青藏高原边缘，湟水正在由河西走廊的南边，静静静的流入黄河。　　我们从《西汉陇西地区地缘结构图》上，就可以清晰的看见湟水河谷的存在，相比周边地区的其他河谷地带，湟水流域的河谷低地，在纵深的上优势是十分明显的。其干流和支流两侧因地质作用和河水冲积，形成一个个相对独立，而又连接成串的小型盆地。其中最大的，就是位于湟水中游，现在青海省会西宁所在的“西宁盆地”。另外，面朝东南方向开口的河谷地形，也让湟水河谷，有机会和黄土高原一样，同处于东南季风带的西端。这一切，都使得　　湟水河谷本身的地理、气候环境，并不象它所处的青藏高原那样恶劣，反过来却与黄土高原有着诸多共同点。　　最先发现湟水河谷的小环境适合农业生产的，并不是那位穆天子或者来自汉帝国的探险家或者移民。在汉帝国开始关注这一区域之前，这个由一连串小型河谷、盆地串连组成的低地带，是由一个叫作“羌”族群所占据。在华夷五方的命名，以及先秦的文献记载中，这一与华夏民族有着很深亲缘关系的族群，一般是被归类于“西戎”阵营。所谓“西戎牧羊人”就是他们地缘特点的最好诠释。从华夏民族的起源来看，应该就是从那些生存在黄土高原西部的牧羊人中分离出来的。也就是说，他们当中最先进入农业社会，并开始向东寻找耕地的部落，成为了华夏民族最初的来源。当然，如此认定现在的“羌”族是华夏民族的祖先也是错误的。就好像说人类的祖先是猴子一样。准确定义是大家拥有共同的祖先，只是由于在某一历史时期，因地缘选择的不同，而出现差异变成不同的民族罢了。　　相比那些因开发关中平原农业潜力，而在实力上发生质的飞跃的华夏系民族而言，仍然选择生活在高原之上，坚持以牧业为主的“戎”族，在人口和技术上的差距就越拉越大了。整个周、秦两代在黄土高原西部，包括陕北、陇东、陇西高原的经营，实际上就是融合这些表亲的过程。在西周阶段，曾经有无数被标注为“戎”的部落，被主动或被动的迁往东部，并最终成为华夏民族的一部分。象我们所熟悉的建立齐国的姜子牙，就是出身于一支与周王室所属部族，关系密切的戎族“姜戎”。与周人相比，因强大的中央集权机器而得天下的秦人，对于黄土高原剩余戎部的融合，就是彻底的多了。当秦帝国得以建立起来时，那些戎狄部落在黄土高原留下的，更多是一些地名了。而那些拒绝成为华夏文明一部分的戎族，能够选择的就是在青藏高原与黄土高原相接之处，寻找一片条件相对较好的土地，以继续自己半农半牧的生活方式。　　当汉帝国准备在秦霸西戎的基础上，继续向西扩张时，“羌”字已经取代“戎”成为这些表亲的地缘标签了。我们今天所重要解读的湟水流域，就是羌系部族所控地域的核心区。实际上，作为与黄土高原紧密相连、地理相似，而又独立存在的“湟水流域”，与华夏文明渊源远不止成为羌人之地时期。因为人种学与语言学，已经证明了“羌”族并非唯一与汉族有着极深亲缘关系的民族。另一个生活在青藏高原腹地的民族——藏族，也与现在我们所说的汉、羌两族有着千丝成缕的联系。如果青藏高原的原始藏族，与黄土高原的原始汉族，之间存在一个地缘连接点的话，那么湟水流域无疑是最有可能的承担这个使命的。而被汉、藏两族挤压至青藏高原边缘的“羌”族，也更象是二者之间的过度者。在历史上，羌系部族的命运，也正象他们所处的地缘位置一样，在青藏、黄土两大高原的挤压之下，人口、文化被汉藏两族不断的吸收、融合。以至于现在中华民族的序列中，能够继承这笔文化遗产的人口，仅仅只有三十万之数罢了。　　不管汉、羌、藏三族是怎样一个分化过程，湟水谷地的地缘枢纽作用都是十分明显的。我个人一直有个观点，从语言的角度看，同属汉藏语系的“汉语族”、“藏缅语族”也许就是在走出湟水河谷后，开始在不同的地理单元各自发展的。也就是说，湟水河谷很可能是汉藏语系诸民族共同的祖先的形成地。当然，这个地缘上的推测几乎是无法验证的，因为当时语言是不可能有载体保留下来的。不过，就湟水流域在连接青藏高原与黄土高原中所起的地缘作用来说，我们在今后的解读中，却有足够的历史来进行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