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时代 — 吉尔吉斯斯坦的南北地缘矛盾

如果说吉尔吉斯人在经营天山牧场和与哈萨克人争夺楚河河谷时，还要等到俄国人来为他们的游牧生活，引入农耕基因。那么向西进入费尔干纳盆地边缘的那些吉尔吉斯人，就不用这么麻烦了。费尔干纳盆地地几千年来的农业传统，已经足以让他们改变游牧传统。事实上，这也是两千多年来，基于地缘环境而形成的宿命。一个民族必须适应一片土地的生产方式，才能够真正成为这片土地的主人，否则即使在政治上取得一时的胜利，最终也不过是历史的过客。这一规律在东亚核心区的历史中，也已经无数次的得到验证了。　　与已经稳定培育出这个星球上，最稳定、规模最大农业文明的东亚核心区不同的是，生存在天山南北各绿洲的农业民族（部落），本身都带有强烈的游牧基因。换句话说，他们都是由游牧到此的欧、亚部落，不断的与原住民融合而形成的。由于这种游牧基因的不断导入，以及身处游牧势力的阴影之下，天山南北的农、牧部族，有机会拥有共同的文化记忆，甚至于形成统一的民族意识。就目前的情况来看，曾经最早在整个天山南北建立统一政治体的“突厥”，是这个文化记忆可以追溯到的起点，而彼此之间略有差异的语言（突厥语），则成为了寻求共同民族归属感的核心纽带（塔吉克人在这方面，是个另类，我们后面会解读为什么）。　　问题是，即使拥有共同的文化记忆，并有形成更大民族共同体的欲望，在欧亚大陆腹地再现突厥帝国的荣耀，也几乎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事实上，就中亚这两千多年来的历史来说。即使抛开那些难以理清脉络的融合过程，单就生产方式来说，中亚也被“南农北牧”的分为两块。在古典时期，向北渗透楚河河谷，并不会给吉尔吉斯人带来生活方式改变的风险。但向南渗透费尔干纳盆地，这种风险就无法避免了。　　尽管农耕文明看起来比游牧文化更为先进，但这并不影响游牧民族为自己拥有更大的生存空间、更贴近自然的生存状态而感到自豪。几乎每一个在类似费尔干纳盆地这样的绿洲附近游牧的部落，都会为自己的游牧文化感到骄傲，并鄙视那些定居者。在突厥语中，这类定居者通常被称之为“撒尔塔人”（sart，也有译为萨尔特人的）。问题是，每一个曾经鄙视过定居者的部落，一旦自己入主这些绿洲，并受客观环境影响定居下来的话，也同样会被其他仍坚持游牧的部落所鄙视，并称之为“撒尔塔人”的。在历史上，曾经有非常多的民族，被游牧者称为“撒尔塔人”过（所以撒尔塔之名，与其说是民族之名，倒不如说是指定居者）。　　以这个规律来说，如果在山地游牧的吉尔吉斯人，最终在费尔干纳转型成功的话，那么也同样会被北方游牧者，称之为撒尔塔人，并与比他们早一步定居于此的民族融合。依现在的民族划分来说，这些会被吉尔吉斯人鄙视，又有可能融合掉他们当中的渗透者的 “撒尔塔人”，就是乌兹别克人。　　可以肯定的是，当年苏联人在甄别哪些中亚居民，应该归入乌兹别克族时，是否定居在连续的农业地带是最重要的标准。只不过要给这支占据了中亚大部分农业用地的民族，找一个准确的族源就很难了。如我们前面所述，这些土地的农业潜力已经开发了二千多年，每一个时代都有新的游牧基因加入。真要追根渊源，看看哪一民族最有资格说自己是费尔干纳及中亚南部的土著，塔吉克人要有资格的多。从种族上看，现在退守帕米尔高原、兴都库什山一带的塔吉克人，才是当年那些最早开拓中亚之地的，欧洲游牧民族的后裔。也正基于此，塔吉克人所操持的语言，与伊朗高原上同样保持纯正欧洲基因的波斯人更为接近。这也使得它们在黄白混种的突厥中亚相邻时，显得更为独立。　　其实古典时期的中亚各部，民族界限是很模糊的，以血源、语言为纽带的部族标签，通常会更容易成为身份的证明。但自从苏联人将之划分为哈、吉、乌、塔、土五族之后，中亚各部之间原本并不太明确的民族界限，变得清晰了。尤其是在五个民族国家独立之后，大家更有机会各自塑造自己的民族，并为自己的民族整理历史。然而在身份证明上，为每一个人划定民族身份是一回事，为各民族国家划定行政边界又是一回事。因为在游牧与农耕文化交织，并不断有外来部落迁入的中亚，无论你以什么样的标准来划分民族，都不可避免的在一些板块相接处，出现犬牙交错的杂居情况。这种情况，除非你在划分国家时，采取转换土地式的人口迁移手段（比如印巴分治时），否则很可能在那些边缘板块，出现大规模民族杂居的情况。　　在最终划入吉尔吉斯斯坦的“环费尔干纳盆地低地带”，就出现了这种情况。那些还带有山地游牧记忆的吉尔吉斯人，在还没有和乌兹别克人融合之前，就被红色苏联强化了自己的民族身份。在这种情况下，以游牧、定居来划分彼此身份的标准，暂时就显得不那么重要了。鉴于乌兹别克在在费尔干纳盆地的强势地位。俄国人并没有把进入“环费尔干纳盆低地带”的吉尔吉斯人，划给乌兹别克斯坦。而是把这些民族相杂的区域，交给了吉尔吉斯人来管理。从平衡的角度来看，这样的做法也有一定道理。毕竟境内山地比例过大的吉尔吉斯斯坦，内部需要一个粮仓和补充人口。问题是，这种政治上偏向于吉尔吉斯的做法，却为吉尔吉斯的南部稳定，埋下了巨大的隐患。因为在自然渗透状态下，吉尔吉斯人并没有真正如现在的国境线那样，在费尔干纳盆地腹地，环切出一条低地带来。在南方三州的人口当中，有差不多一半的人是乌兹别克人。　　鉴于乌兹别克人在整个费尔干纳盆的优势地位，这些乌兹别克人有带着自己世居的土地，加入乌兹别克的想法，并不会让人感到意外。而要让吉尔吉斯人，放弃这条有法律保障的国境线，也是不可能的。双方接近1：1的人口比例，只会让博弈的局面变得更复杂。也正因为如此，每当以奥什市为核心的南方地区，因不满北方地区的政治统治而产生动荡时。生活在南方三州的乌兹别克人，总是会更比北方那些吉尔吉斯人，更容易受到冲击（2011年的南部骚乱中，就有十万乌兹别克人逃往乌、吉边境）。　　南北地缘矛盾，以及南方突出的民族矛盾。让吉尔吉斯斯坦的内部结构变得更加破碎。说起来，当年西迁的“东干人”，应该也看到了在这片成熟的农业之地上，与土著民族争夺耕地的风险（对于他们来说，乌、吉两族都是土著了）。曾经有一部分东干人进入了奥什，不过后来大都又转往楚河河谷了。相比之下，这片曾经地广人稀的游牧之地，才是东干人的机会所在。　　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吉尔吉斯人这些基于地缘结构，而引发的结构性矛盾，应该都很难解决。我们现在所能做的，只能是做一个旁观者，静观其变了。说起来，当年的乌孙人，就没有这些烦恼了。坚持以游牧立国，并时刻警惕北方威胁的他们，并没有试图向更南的地区渗透。能够将楚河河谷这片具有地缘枢纽价值的低地，控制在手已经足够让他们满意了。当然，如果他们一定还想扩张自己的游牧之地，并非没有空间。楚河河谷之南的“塔拉斯河谷”，是另一片可以期待的水草丰美之地。即使不再向南，顺着楚河而下的乌孙人，也有机会发生发现另一片游牧空间。只不过，游牧民族进入中亚的历史已经很长了。在这种情况下，不会有一片土地是无主之地。乌孙人如果想继续做大自己的游牧版图的话，肯定会面临竞争者。　　以乌孙人入主伊犁河谷的经历来看，被他们赶走的月氏人，应该会最有可能成为乌孙人开拓新领土的对手。不过事实却并非如此，为了摆脱乌、匈联盟的追击，月氏人要跑得更远一些（月氏与这两族的仇太深了）。而真正在乌孙人西南部与之为邻的，是另一个由欧洲游牧民族建立的部落联盟——康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