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时代 — 哥萨克人的族群属性及价值所在

从出身上来说，哥萨克人和哈萨克人非常相似。前者的成员大部分是试图脱离沙俄帝国控制的农奴或者城市贫民；而后者则是由脱离金帐汗国的突厥游牧部落所组成（哥萨克和哈萨克同义，都是突厥语“自由人”之意）。在沙俄帝国还没有能力直接控制欧亚草原，而蒙古人所创建的游牧帝国体系，又不可避免的陷入衰退、分裂状态时。中亚——南俄草原所组成的“西干草原”地带，也就此开始了地缘政治上的重组过程。　　蒙古人在欧亚草原所建立的，以尊黄金家族成员为汗的游牧体系，最终崩溃并不让人感到意外。所谓有盛就有衰，无论再强大的帝国都会经历这个过程。只不过按照过往的经验来说，草原上的政治重组，始终是游牧民族内部的事情。或者说，无非这些部落当中，有一个最强大者最终统一了整片草原，并将自己的族名覆盖到其他部落头上罢了。然而这一次情况却有些不同。因为从欧洲方向参与草原地缘结构重组的成员，并非游牧体系的成员。相反，他们更应该被视为西方文明在草原上的代理人，他们就是“哥萨克”人。　　哥萨克人出身刚才我们也说了，他们之所以成为草原游牧体系的终结者，源于他们与游牧体系迥异的地缘背景。尽管看上去，这也是一个驰骋在草原上的马上“民族”。之所以为民族二字打引号，是因为在苏联官方认定的民族体系中，并不承认哥萨克是一个单独的民族，而只是俄罗斯族内部的一部分罢了。这种情况与汉族体系中的客家人，颇有些类似。不过这些官方的认定，并不影响我们从地缘角度来审视他们的存在。　　哥萨克人与哈萨克人区别，首先在于人种上。尽管哥萨克人在形成过程中，也吸收了一定的突厥游牧者，但族群的基本属性，还是属于斯拉夫人（主要是俄罗斯人、乌克兰人）。而后来被定义为“哈萨克”的族群，则是属于在中亚已经生活了上千年，并不断补充新成员加入的，混血突厥游牧部落。当然，人种上的差别并不是造成他们分隔成两大族群的根本原因。实际上所谓的突厥人，本身就是由欧、亚两股游牧势力混合而成的。在草原游牧者看来，肤色、长相从来不是阻止他们融合的问题。　　问题在于，那些为脱离沙皇俄国控制，而选择进入南俄草原做“自由人”的斯拉夫人，已经拥有了成熟的民族认同，在文化上很难融入突厥体系了。这一点，又与整个西方在文明影响力上的崛起有关。尤其是在俄罗斯帝国，从拜占庭（东罗马）帝国手上，过继过东正教之后。这些在政治上试图脱离俄国控制的“自由人”，最起码在宗教和语言上，已经很难伊斯兰化和突厥化了。就这一点而言，虽然强力，但在“文化”上却略显原始的蒙古人（蒙古人最初所信奉的，是原始的萨满教），就吃了大亏了。代表帝国征服各方的部落，后来大都被当地文化、民族所吸收。　　实际上，早在沙皇俄国建立之前的13世纪，也就是东斯拉夫人各邦国还在接受蒙古金帐汗国的统治之时，就已经开始有不同民族出身的人，试图在草原上过“自由人”的生活了。也正因为这一时代的背景，突厥语的“哥萨克”，才成为那些在南俄草原游荡的斯拉夫人、突厥人共同的名称。只不过，民族出身、语言、宗教迥异的两拔自由民之间，最终还是形成了不同的体系，并成为西方文明与草原游牧文化，争夺欧亚草原主导权的代理人。　　就地缘政治背景而言，哥萨克——哈萨克两大族群的形成，与16世纪中叶的两个国家的形成有着直接关系。一个是沙皇俄国人建立，另一个则是哈萨克汗国的形成。前者的形成，无疑是东斯拉夫人族群的一次成功整合。而出于增强国力的需要，强化中央集权体系也加速了土地兼并和对农民的人身束缚（变成了所谓“农奴”）。这种改变也使得逃往南俄草原的斯拉夫人数量剧增，以至于可以自成体系，与正在重新组成的突厥游牧体系相抗衡。至于这个新的突厥游牧体系，自然就是正在解读的，整合了从里海之滨到天山北麓各突厥游牧部落的“哈萨克汗国”了。　　按照上个世纪流行的阶级划分来说，那些斯拉夫人的草原自由民，更应该与同样背景的突厥游牧民走的更近，甚至融合。不过，我们刚才提到的那些根本性的民族背景（语言、宗教，甚至人种等），最终还是起了决定性作用。尽管那些哥萨克人，最初是为了脱离沙皇俄国人统治，而逃到南俄草原上的，但共同的民族背景，还是让他们决心成为俄罗斯帝国在草原上的代理人。对于二者来说，这其实是一个双赢的决定。帝国可以通过这些拥有与游牧民族同等机动力、战斗力的哥萨克，扩张帝国在亚洲的领地。而哥萨克们，则可以依靠强势崛起的俄罗斯帝国，所提供的支撑作用（包括从西方文明中获得技术优势，如武器），来扩张自己在草原上的利益。　　反过来，那些重新组合起来，试图在草原上重新崛起的突厥部落联盟——哈萨克人，就很难向他们的祖先那样，对南俄草原保持压力了。而等到哥萨克人，为俄罗斯帝国扫清南俄草原上残存的游牧汗国、部落后，哥萨克人的目标就不可避免的指向中亚草原了。　　抛开这些政治、文化背景，从更原始的地缘发生来分析哥萨克与哈萨克人的博弈。我们可以认为这是一场发生在南俄草原与中亚草原之间的板块碰撞。也可以将之看过是两种不同属性族群之间的博弈。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活跃于南俄草原上的哥萨克人，其支撑自己存在的生产方式，并不是“传统”的游牧。事实上，如果按照我们在古典时期经常用到的三类族群标签来定义哥萨克人的话，我们更应该将之定义为“渔猎” 民族。也就是说，哥萨克人在草原上的扩张，可以称之为“渔猎”文化对草原游牧体系的一次逆袭。至于是什么原因，让我们作出如此有趣的定位，我们下一节再分析。

以“渔猎”这种生产方式来说，可以说是人类最早谋生的方式了。从自然界捕猎、采集可食用的动植物，本身并不是人类所独创的方式，而是一种本能。然而人类毕竟与动物不同，作为万物之灵，人类的“渔猎”范围并不仅仅是那些自然界的产出，更包括那些其他族群通过各种方式所得到的产出，甚至是人类本身。从这点上来说，劫掠一类的生存方式，本质上也是“渔猎”了。　　需要说明的是，我们把一个族群或者政权的原始属性，定义为渔猎、游牧或者农耕，并不是说这个族群就只能采取这样一种生存方式。而是说这种生产方式，在他们的经济生活中，占据了很大的份额，并直接影响了族群的文化属性。尤其是所谓“渔猎”民族，如果想在地缘政治舞台上崭露头角的话（标志是国家化），几乎很难依靠“渔猎”的方式做到。部分人口转事更“高级”的游牧、农耕生产，是一种趋势。不过因渔猎而形成的族群性格、行为方式，通常会延续一段时间，尤其是渔猎所获取的物资，在经济生活中还占有相当比例时。比较典型的案例就是在东北地区强势崛起的高句丽人。在古典时期的农业技术条件下，燕山以北（包括朝鲜半岛）适合大规模农耕的土地并不多。这支渔猎民族在立国并成为唐帝国劲敌之时，渔猎所获得的经济收益，仍然占有50%左右的份额。也就是说，受地理环境所限，高句丽人并没有很好的完成由渔猎向农耕的进化过程。当然，这也不完全是一件坏事。最起码这个渔猎份额不单让我们可以认定这个政权的基本属性为“渔猎”，更在技术上保证了高句丽人拥有优的军事效率。而对于这些，来自中原的隋、唐二代帝国，都有着用鲜血换来的教训。　　回到哥萨克人的问题上来，将这个族群定义为“渔猎”，并不仅仅因为他们在西伯利亚追逐珍贵的毛皮，并把它们输往西欧市场的行为。实际上，很多时候他们并不一定要亲自去做这些事，而是以军事、政治优势，去胁迫那些土著渔猎民族上缴这些物产。只不过，从不事生产，直接获取产出这点上来说，无论哥萨克人自己去干，还是间接通过收税、劫掠的手段，收获这些毛皮，都可以被归类为“渔猎”行为。　　哥萨克人当然也会用商人的手段，去交易一些他们所需要的物资。然而，这一点只要是不太原始的族群，都会很自然的运用，并不足以改变他们的族群属性。事实上，哥萨克人的族群属性，并不是在为俄罗斯扩张西伯利亚时才定性的。当这些斯拉夫人聚集在南俄草原上，并因为宗教、民族方面的原因，拒绝融入突厥游牧体系时，哥萨克“渔猎”的民族性就已经形成了。只不过，他们渔猎的重点，并不是草原上那少的可怜的野生动物（相比森林地带），而是往来于欧亚大陆的商队。　　对于中国人来说，东西方商路通常被定义为“丝绸之路”。这所谓丝路的重点，就是在天山南北了。这也让我们对于天山北麓的河中之地，以及伊朗高原的关注度要高。不过，如果将东西商路的西方终点定位在欧洲的话，我们会发现，乌拉尔山脉与里海之间的缺口，也是一条天然的通道。而这条通道之所以不为我们所熟知，很大程度在于这是一条草原通道。无论你从哪个位置向乌拉尔山南切入，都无法绕过南俄草原。对于商人来说，那些由定居民族所经营的城市，才是最安全的补给点（并且本身还是巨大的商业市场）。相比之下，让草原上那些行踪不定的部落来保障你的旅途安全，是一件风险极大的事。特别是这些游牧部落本身，也喜欢用“渔猎”来补给自己的生活。　　不过风险固然存在，但通道也是现实存在的。即使没有象蒙古帝国这样横跨欧亚的帝国存在，来保障“草原丝绸之路”的安全。在此之前之后，也一定会有愿意冒险的商人，行走在这片草原上了。尤其是在小亚细亚半岛的土耳其人，因为与欧洲人的博弈，切断了传统由地中海进入欧洲的商路后，盘踞在南俄草原上哥萨克人，就更有机会依靠劫掠来维持自己的存在的。当然，哥萨克人“渔猎”的对象也不仅仅是商旅了，那些试图在森林、草原地带开耕黑土地的农场，以及那些突厥游牧部落也是哥萨克人周期性侵袭的对象。总之对于一个准备以劫掠为生的族群，并没有义务去区分对象的属性（有没有经济价值才是最重要的标准）。　　其实从技术上来说，渔猎的生活方式，比游牧会更有攻击性。因为无论被攻击的对象是动物还是人类，这种生活方式本身都是一种军事训练。而与传统在森林中渔猎的民族不同，哥萨克人是生活在草原上的渔猎者，这让他们拥有了与游牧民族一样的，大规模机动的能力。而这些特点显示在军事上，就让哥萨克骑兵成为了历史上最让人望而生畏的骑兵集团。　　当能够有不输于游牧民族的草原机动能力与战斗力的哥萨克人，与完成农业化进程，拥有更大人口、经济潜力的俄罗斯帝国结合在一起时，无论是来自北亚草原的蒙古人，还是中亚草原的哈萨克人，事实上都没有机会再染指南俄草原了。而当俄国人可以从西欧获得更高层机的军事技术，乃至工业技术、产品后，游牧民族所面对的就不仅仅是扩张空间有限的问题了。他们所世居的土地，无可避免的成为了那些来自欧洲的，斯拉夫人扩张利益空间的方向。　　值得注意的是，几乎在同一时期。东欧平原所发生的这一进程，在欧亚草原的另一端，也就是我们熟悉的东亚也同样在发生。沙皇俄国在东欧森林地带正式打出帝国大旗后（1546年）不久，草原东端森林地带——东北地区的地缘政治格局，也开始出现异样了。公元1616年，努尔哈赤的后金国正式挂牌。一场由东、西两个方向，以渔猎+农耕模式对游牧草原所进行的逆袭，也徐徐拉开了序幕。

满洲渔猎民族与华夏文明的关系，以及在融合过程中，代表华夏文明向西、北方向所做的扩张工作，相信即使没有我们之前内容的多次解读，大家仅凭传统的历史知识，也能有自己的认识了。从本质上来说，中央之国向欧亚大陆腹地的这次扩张，与汉、唐两大帝国一样，都是农耕文明对游牧体系的一次“逆袭”。不过，就结果来说，清帝国是做的最好的。帝国的实际控制区域，要超出汉、唐两代。这其中起作用的因素有很多，但我们不得不承认，就蒙古高原、西域，以及青藏高原腹地的渗透来说，渔猎民族本身对于这些边缘地区的适应性，起到了关键作用。具体到“人”的因素上来说，满洲人本身的“夷狄”出身，让他们无论从自己主观愿望，还是对方的客观接受底上来说，都更容易与那些边缘民族之间取得政治、文化上的共识，并最终促进中央之国的地缘结构，发生质的变化（想想清朝皇帝，大多能说几族语言，并有意识的接受各种宗教，相信大家就能够更理解这一点了）。　　其实对于中央之国和华夏文明来说，整体的经济实力和文明程度，从来不是一个问题。问题是地缘博弈的结果，并不仅仅是由GDP和文明程度来决定的。对于华夏文明来说，最大的问题在于这个国家、族群或者文明本身太过强烈的农耕属性，使得他即使在整体实力对比上，拥有对边缘地区的压倒性优势，也很难真正把这些实力转换为军事优势，并体现在对边缘地区的扩张上。从这点上来说，导入一定对边缘地区更有适合性的外来基因，对于整个中央之国的成长来说，是有益处的。事实上，中央之国的形成过程，就是这样一个不断导入、整合边缘文化的过程。在我们已经解读过的历史时段，原来被排斥在华夏文明之外的秦、楚文化，都有过类似的过程，并且凭借他们的边缘基因，为中央之国后来的核心区，吸收了几个非常重要的板块。　　回到欧洲大陆的西端。俄罗斯帝国向草原的扩张，从本质上来说也是一次农耕文明的反击。从经济层面上来说，沙皇俄国的建立，相当于在东欧平原上掀起了一场农业革命。尽管从阶级感情上来说，我们所曾经接受过的教育，会引导我们以批判的眼光看待沙皇俄国的“农奴制”。但对于地缘结构一盘散沙，农业规模和技术都处于相当原始阶段的欧洲人来说，象俄国这种大规模的农业开发，并把大量人力资源，固定在土地上有计划的从事农耕经济的做法，已经是一种很大的进步了。而这也是俄罗斯帝国最初能与整个西欧大陆对抗力量来源。　　当然，对于华夏文明来说，完全有理由对俄国乃至整个欧洲的这一农业化进程嗤之以鼻。因为华夏文明的农业化进程，早在二千多年前就已经完成了。问题在于，直到中世纪，整个欧洲的农业水平，无论在技术上还是规模上，都还处于非常原始的阶段。比如象华夏核心区那种精耕细作，能够利用一块土地进行不间断进行种植的做法，几乎不存在。那些欧洲中世纪的统治者和农民，对于农业的认识还处在很低级的阶段。每当一片土地因种植作物而耗尽肥力时，他们就是去寻找另一片土地进行耕作。而所谓的进步，也无非是进化到有计划的，在固定的土地上进行轮作（相反，农业化程度更高的中国人，就会利用各种积肥的方式，让肥力重新回到土地上去）。而对土地的利用效率上的差异，只是欧洲农业所面临的一个问题。　　这些问题的解读并不是今天的重点。不过它已经能够给我们以启示了，由于没有强大的农业提供支撑，在俄罗斯帝国崛起之前，欧洲从来没有一个帝国，包括曾经强大的罗马、马其顿帝国，能够真正逆袭过草原游牧民族。　　我们之所以要用“逆袭”这两个字，是因为鉴于双方的属性，游牧民族对于边缘定居区总是处于主动的。或者说，在古典时期的地缘博弈中，如果他们不对那些富庶的定居者（包括农耕、渔猎者）有想法的话，那些定居者并不会仅仅为了让自己有食谱中有更多的牛羊肉，就对那些草原产生想法的。真的要因为各种原因，需要将触角伸入草原的话，那就是“逆袭”了。　　对比中央之国在东干草原的逆袭；俄罗斯帝国在西干草原逆袭。二者的相似之处在于，双方都是凭借农业所提供的强大经济基础，再在技术和意识上，导入了一定渔猎基因来做到。所不同的是，在东方，渔猎基因是伴随着满洲人在中央之国取得政治领导权，自上而下的导入的。这种政治上的主动权，加上东亚核心区更为成熟、强大的农业经济实力。使得在政治上后发的清帝国（比俄罗斯帝国建国晚），控制东干草原，进入东、西草原博弈的中间线：阿尔泰山（西、南麓）——天山北麓山地草原的时间，要远早于俄罗斯帝国。

不过，在整个欧洲技术崛起的大背景下（即使没有正式进入工业时代，欧洲人在火器以及军事理论上的进步，也已经与固步自封的清帝国和游牧民族，不在一个层面了），19世纪后半叶俄罗斯人最终也还是推进到了天山北麓。并与中央之国，合力完成了对欧亚草原的分割。值得口味的是，这种分割一开始是以一种无缝对接的方式而完成的。然而在这个世界被各种性质的“革命”完全带出古典时期后。蒙古高原和中亚草原又分别从两大帝国当中分裂出来，在政治上完成了独立。只不过，在今后的历史中，这些曾经深刻影响欧洲大陆文明进程的草原之地，注定只能成为地缘博弈中的配角了。　　回到我们最初的问题上，既然我们认为俄罗斯帝国或者说斯拉夫人，在草原西端的逆袭，大的地缘背景上取决于俄罗斯在农业经济上的进化。那些被我们认定为“渔猎”基因导入的哥萨克人，其所起的具体作用，是否与东方满洲渔猎基因的导入相同呢？从技术上来说，其实这其中还是有很大不同的。简单一句话来总结，那就是：中央之国的这次导入，所引发的影响是战略层面上的影响；而哥萨克人的产生，对于俄罗斯帝国来说，则是战术上的导入。　　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渔猎基因的满洲人在中央之国所取得的是政治领导地位。这使得他们更多的是在凭借自己相对更开拓的思维方式，来调配中央之国的资源来实现对东干草原的控制；反过来，哥萨克人就没有那么好的命了，这些自由人血液所孕含的渔猎基因，对于俄罗斯帝国来说并没有政治上的影响。其价值仅仅体现在，他们在草原的适应度，以及不逊色于游牧民族的机动力、战斗力。这些特点，既能够让他们为俄罗斯帝国在草原上取得军事上的胜利，也能够让他们代表欧洲系的斯拉夫人，在人口覆盖上逆转亚洲突厥游牧民族，在草原上的优势。用一句话总结，就是“打的赢，占的住”。　　现在问题似乎只剩下一个了，那就是将哥萨克人的族群属性定义为“渔猎”是否合适？对于这一点，前面也已经有朋友提出了异议。毕竟哥萨克人最初的来源，很大程度是从俄罗斯帝国逃亡的“农民”（农奴）；而后来哥萨克人看起来也在南俄草原，甚至西伯利亚南部草原稳定下来了，开耕出大量农田了。不过，定义一个族群或者文明（文化）属性的基本标准，并不在于此。而在于这个族群文化中最本质的部分，到底源自于哪一种生产方式。这就好像现在的华夏民族，即使因农耕所产生的GDP在整个国民生产中所占的比例已经很低了。但华夏民族之所以能够立身于世界民族之林，并有别于其他民族的根本属性，还都产生于几千年来稳定的农耕生活。这一点，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并不会随着中国工业化进程的加速而产生质的变化；也不会因我们从西方文明中“拿来”了多少东西而改变。除非承载族群特点的那些载体，如有利于降低内部文化分裂（因方言）倾向的汉字；能够让族群内部所有人上溯到共同祖先的姓氏；记载农业文明记忆的节气等尽数消失。　　对于哥萨克人的祖先来说，无论他们在逃入南俄草原之时，是否想过在这片黑土地上，拥有一片属于自己的农场，客观现实都不允许他们做到这一点。在游牧民族占优的草原上，一块土地是否能够耕种，并不取决于土地本身是不是能够种出庄稼来。这些草原的主人，会让华北平原上那些未治理的河流一样，用自己的方式粉碎你的播种计划。因此最初流入南俄草原的斯拉夫人，按现在的定义来说，可以说只是靠天吃饭的“盲流”。原始定义的从河流、植被中收获食物的“渔猎”方式；以及被我们延伸定义过的，从他人手中劫掠的“渔猎”方式，都是这些斯拉夫所用以谋生主要手段。　　事情出现根本改变的契机，出现俄罗斯帝国的崛起后。帝国崛起后那种将农民固定在土地上的农业化进程，逼迫更多的斯拉夫人逃出了南俄草原成为“自由人”。这无疑使得在南俄草原上从事“渔猎”生活的斯拉夫人群体，与突厥游牧部落之间的实力对比出现了偏向斯拉夫人的变化。这些开始以哥萨克人自称的斯拉夫人，开始有力量在南俄草原上开耕并保卫属于自己的农场。由此，从结果上来看，哥萨克人为斯拉夫人所做的事情，似乎与美国西部大开发中，那些武装过的农民很类似。那么哥萨克人能够如此独特的在历史中存在过，是否是因为他们是一群武装过的农民呢？情况并不是这样的。而这也就是为什么开发美国西部的那些美国人，并不会被单独认定为一个特别族群的原因所在。至于为什么，我们再接着解读。

当哥萨克人已经有力量依靠农业，来保障基本生活时，这个族群的属性却并没有因此而改变。长期恶劣的生存环境，以及没有自然防御力的地形，使得哥萨克人带有很强的军事色彩。这看起来的确与后来开拓美国西部的那些农民有些类似。然而问题在于，就哥萨克人的价值来说，他们已经与传统的农民有所区别了。或者说，不能仅仅因为开耕土地，而认为这个族群是一群简单的农耕者。因为哥萨克人的武力，更多的时候并不是使用在保卫自己的土地上，而是具有攻击性的。劫掠这种被我们归结为“渔猎”属性的行为，在哥萨克人的生活中，占有极其重要的价值，甚至可以说这种族群属性就是哥萨克人的价值所在。　　哥萨克人的这种渔猎属性，对于周边地区来说肯定是一种灾难。当然，如果这些来去如风的劫掠者，所针对的是自己的对手的话，那么他们对于引导者来说，就是“正能量”了。在最初的时候，这些以自由人自称的斯拉夫人，并没有具体的国家归属感。理论上周边任何国家都可以雇佣他们，去攻击自己的敌人。波兰和俄罗斯这两个敌对的斯拉夫国家，就经常成为他们的雇主。不过到了十八世纪，与哥萨克人地缘关系更近的俄罗斯帝国，成为了哥萨克人最终的主人。对于双方来说，这是一场双赢的合作。亚洲那广阔的草原地带（也包括寒冷的西伯利亚森林地带），能够为双方都带来巨大的利益。　　哥萨克人当然也十分清楚，是什么因素能够让自己可以在帝国的庇佑之下，保持自己“自由人”的身份。因此在哥萨克人的生活中，军事训练和定期劫掠成为了一种文化。而以国家名义进行的那些战争，更是让哥萨克人有机会延续他们的渔猎文化，并让帝国看到他们存在的价值。如果说哥萨克人意识到这一点，更多的是出于本能和生存环境。那么草原东部的典型渔猎民族“满洲”人，在这一点的认识上就要深刻的多了。成为中央之国统治民族的他们，一方面在制度上，切断了主体民放与华夏文明传统生产方式之间的联系（基本不能务农、经商）。另一方面以八旗军制、国家供给的方式（旗饷），维持旗人的军事能力。　　相比哥萨克人，满洲人在政治上的优势是显而易见的。然而也正是这种政治上的优势，使得他们几乎没有可能，继续维持那些带有浓厚军事色彩的渔猎基因。反观哥萨克人就没有那么好的命了，他们只有不断向宗主和对手显示自己的武力，才有机会生存下来。如果哥萨克人仅仅是一群能够保卫自己土地的武装农民，那么对于帝国来说，他们也就没有价值了。正是由于看到哥萨克人的价值所在，俄罗斯帝国的统治者们在锁定哥萨克人的国家归属之后，甚至还有意识了为哥萨克人输送人口（对于俄罗斯这样地广人稀的帝国来说，人口是非常珍贵的。流放永远比绞刑更有价值）。从族群层面的地缘博弈来看，这也使得斯拉夫人所代表的欧洲民族，终于有机会在战略、战术层面，对亚洲游牧民族呈现压倒性优势了。如果不是同时期的中央之国，也吸收了部分渔猎基因，并凭借巨大的经济实力先期渗透东干草原和中亚的话。来自东欧平原的俄罗斯帝国，成为整个欧洲大陆腹地的主人是非常大的。　　需要说明的是，我们现在所定义的渔猎民族，更多的是一种民族属性，而非生产、生活方式。好像如果马可波罗是在18世纪来到北京的话，他一定不会认为，帝都里那些提笼挂鸟的满洲人是“渔猎民族”。实际上，纯粹的渔猎生活是很难保持的。这种完全靠天吃饭的生活方式，会极大限制族群规模的扩大，以及领地的扩张。从生产方式转变上来看，渔猎向农业转变，几乎是一个必然（除了少部进入草原游牧者以外）。而历史上崛起的带有渔猎属性的政权，从生产方式、人口组成上来说，也基本都是渔猎——农业混合体。常见的崛起模式是，那些在森林中从事渔猎（包括原始农业）的部落中的一支，率先来到森林的边缘，在吸收更先进的农耕文化，上升到“国家”形式。然后凭借这种杂交优势在地缘政治版图上崛起（族群中的渔猎基因，尤其是那些还在主要从事渔猎的成员，会放大国家的军事实力）。越国、高句丽的崛起都是典型案例。　　当一个被我们定义为“渔猎”的族群完全没有环境，让他们用武力直接获取经济利益时，这个族群也就不再拥有“渔猎”属性了。满洲人后裔变成现在身份证上的少数民族——“满族”的过程，相信大家都很熟悉了。而我们所认定的哥萨克人，则消失于在20世纪上半叶。苏维埃政权取代沙皇俄国之后，高度集权的国家结构，很快就让哥萨克人失去了自由选择的空间。被固定在集体农庄的哥萨克们，几乎没有可能再自由去实践他们的渔猎本能。此时的哥萨克，更多是凭借惯性在维持他们的马上文化。不过真正让哥萨克文化消失的根本原因，还是工业化时代的到来。无论是哥萨克还是游牧民族，他们赖以让敌人胆寒的机动力与战斗力，在发动机和机关枪面前都变得不堪一击了。而在这种背景下，哥萨克人在红色帝国的军队中，保有一个带有族群标志建制的可能性也不复存在了（不会再有哥萨克骑兵团了）。这也意味着，哥萨克人最终失去了唯一保有自己族群属性的机会。　　相比渔猎属性的哥萨克人，那些仍希望保有自己游牧文化的部落，似乎要幸运些。在那些暂时还没有农业、工业价值的草原上延续游牧文化。不过以历史趋势来看，游牧文化的最终消亡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其实即使是在古典时期，游牧文化也并非是一成不变的。那些承载游牧文化的部落，也同样和渔猎民族一样，有可能融入在技术上更高一级的农业文明中。而在我们正在解读的历史中，康居人和月氏人也正在面临这种风险。至于事情是怎么所生的，我们晚一点再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