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时代 — 月氏人向卡拉套山以南迁徙及锡尔河流域的地缘结构

我们前面也已经说过了，康居人也好，阿兰人也罢，包括在伊犁河谷立国的“塞人”，都是属于欧洲游牧体系的一员，彼此之间会有很强的亲缘关系。他们之间的地缘关系，基本上可以套用现在哈萨克内部三“玉兹”的划分。只不过，如果从种族、族群文化来源的角度来看，当日从南俄草原到天山北麓的部落，要比现在哈萨克草原更为单纯。然而在月氏、乌孙这两支，从河西走廊迁移过来的游牧民族，开始渗透入天山北麓后。这条东、西游牧体系博弈的草原线，地缘格局便开始发生质的变化了。即使这些来自东方的游牧部落，本身也带有欧洲游牧民族的基因。但长时间与东干草原游牧体系交融的历史，以及与西干草原的地理距离，也足以让他们失去与活跃在西干草原上的，欧洲游牧民族之间的血缘、文化联系了。换句话说，此时的月氏、乌孙两族，更应该被视为亚洲游牧体系，渗透中亚的代表。　　其实我们从大历史角度所分析出来的，这些游牧体系之间的博弈格局，当时身处其中的游牧部落们并不会有那么深的感受。对于处在逃亡状态的月氏人来说，沿着天山草原带一路现西，逃离乌孙——匈奴两族的追击，才是最为紧迫的。问题是，中亚草原的潜力，早已被那些土著欧洲游牧民族开发殆尽，并不会有一块无主地来收留他们。当月氏人被迫从刚刚到手不久的伊犁河谷出发，继续西迁时，从哈萨克丘陵而来的康居人，很有可能成为月氏人的前进道路上的障碍。当然，此时的楚河、塔拉兹河流域，也可能是在伊犁河谷立国的“塞王”的领地，就象现在这两条河流的控制权，基本上归属于哈萨克大玉兹部一样。在这种板块相接之地，来自哪一方的力量占据优势都是正常的。　　不管被乌孙——匈奴联盟挤压出伊犁河谷的月氏人，后来遇到的是哪个部落联盟的阻击。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他们都是欧洲游牧体系的一员。我们也可以按照欧洲人的习惯，将他们统称为“斯基泰人”。如果没有别的力量介入，月氏人想谋得一块生存之地的努力，似乎一定在与斯基泰人的博弈中见分晓了。然而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当月氏人越过卡拉套山，到达锡尔河北岸时，情况开始发生质的变化了。因为环境的变化，使得月氏人所面对的对手，不再只是和自己一样的，草原游牧部落了。绿洲形态的农耕文化，也开始呈现在月氏人面前了。　　从大的地缘板块划分来看，卡拉套山是被我们定义为中亚的农牧分割线的。需要注意的是，这种划分，并不是说卡拉套山以南地区，就不适合游牧民族生存。而是说卡拉套山以南的气候环境，已经能够孕育出以农立国的绿洲城国了。而西进的月氏人，在越过卡拉套山之后，是否遇到过经营绿洲农业的“城国”，我们已经不得而知了。不过在后来的隋唐帝国时期，卡拉套山与锡尔河之间，史书倒是很明确被记载存在过一个能种“粟麦”的国家——石国。　　按照中国历史的记载，石国是属于所谓“昭武九姓”的一支。昭武九姓又被定义为月氏后裔。这一切似乎都在向我们证明，月氏人在渗透入卡拉套山之后，便受环境影响开始逐渐接受农业文化了。问题是，卡拉套山以南的地理环境，就真的能把月氏人完全改造成为一个农业民族吗？情况并没有那么简单，至于为什么，我们再接着分析。

我们先来看看，卡拉套山以南的地理结构。说起来很有趣，天山山脉每隔一段距离，就会向北延伸一条支脉。而每两个支脉之间，就会自然形成一个“箕”状的地理区间。我们已经分析过的塔拉兹河和楚河，就是处在昆格山和卡拉套山之间的区间。至于卡拉套山以南，同样的情况依然存在，充当另一条分水岭的山脉，拥有一个著名的标签——突厥。也就是说，这条山脉叫作“突厥斯坦山脉”。　　能够以突厥为名，突厥斯坦山脉在中亚的地缘地位可见一斑了。从地理结构上来看，突厥斯坦山脉也的确有机会突显自己的价值。因为这条体量并不大的天山支脉，实际上是中亚两河：锡尔河与阿姆河的分水岭。如果我们认同两河所处的“河中地区”是中亚文化的发源地的话，那么我们已经成为中亚文化新标签的“突厥”二字，给予这样一条位置具中的分水岭，也是很自然的事了。然而，尽管在地缘结构的认定过程中，结果会与我们单凭对地理结构的分析，所得出的结论相吻合。但一个地理中心，能否升级为地缘中心，最重要的还是取决于，它在人类交流中的区位，以及是否有适合人类大规模生存的条件。从这个角度看，突厥斯坦山脉是具备的。因为后面我们将会分析到，突厥斯坦山脉所庇护的泽拉夫尚河绿洲，完全可以被称之为整个中亚地区最重要的地缘枢纽。　　不过，我们先别忙着翻越突厥斯坦山脉进入下一个地理单元，因为作为在卡拉套山和突厥斯坦山脉之间，锡尔河还在静静的流淌。我们必须先厘清这个中亚名河周边的地理环境，才能继续走下去。如果要为这个地理区间命名的话，我们可以将费尔干纳盆地、卡拉套山、突厥斯坦山、咸海之间的这个区间叫作“克孜勒库姆盆地”。这个名字得自于占据这个区间大部分土地的“克孜勒沙漠”。在干旱的中亚——西域地区，低地所代表的环境完全与我们在东亚所形成的概念相反，几乎就是荒漠的代名词。我们现在所做的工作，更象是在讨论哪个方向有机会成为天山雪水的汇出口，在荒漠之中开拓出一片（条）绿色之地来。　　与卡拉套山以北漠因库姆沙漠（这个地理单元也可以称之为“漠因库姆盆地”），南北各有一条自成体系的河流（塔拉兹河、楚河）的情况略有不同的是，这个地理单元中间只有锡尔河一条大河。形成这种局面，很大程度是因为费尔干纳盆地这个强大的集水区存在。而费尔干纳盆地西侧那狭窄的出口：库贾恩峡谷。则使得来自费尔干纳盆地的河水，不得不呈单线流入克孜勒盆地。不过河流水系是合而为一，还是一分为二并不重要，重要的在于水量。从这个角度来说，塔拉兹河和楚河的水量加起来，也只是锡尔河的零头了。　　锡尔河流域最具潜力的地区，无疑是费尔干纳盆地。一般我们把锡尔河在费尔干纳盆地的部分，定义为河流的上游。而在流出费尔干纳盆地之后，锡尔河并没有顺势贴着突厥山脉北麓继续流下去，而是向北转了个几乎90度的弯，沿着费尔干纳盆地西侧的山前低地，偏西北方向，呈弧状向卡拉套山方向靠拢。在即将进入卡拉套山集水区后，锡尔河又一次向北校正了自己的方向，转了一个90度的弯。这两个90度弯之间的锡尔河段，被划定为中游。　　这种改变其实并不让人意外，从朝向和集水区的体量来看，克孜勒盆地东北侧的情况，都要明显好于西南侧（突厥斯坦山脉东北面）。正是这种“风——水”关系的大背景，以及在体量上明显占优的库马拉山、恰特卡尔山、塔拉斯山、卡拉套山上西流而下河水的不断引导之下，锡尔河干流用两次近乎90度的转向，向东偏移自己的流向。而锡尔河中下游，与两侧山地之间的地理关系，也极大的影响了整个板块的地缘结构。具体的体现就是，锡尔河东岸，尤其是中游能够从塔拉斯山及其以南山地中，获得支流补给的区域，更容易形成绿洲农业区。　　在这些支流河谷中，最重要的河流叫作“奇尔奇克河”。奇尔奇克河谷所孕育出的重要城市，就是现在乌兹别克斯坦的首都“塔什干”。其实单一农业条件以及人口潜力来说，塔什干及其周边的锡尔河中游右岸地区，是比不上费尔干纳盆地的。塔什干之所以能在乌兹别克斯坦内部竞争中胜出，利益于它在天山北麓交通线（丝路北线）中的节点位置。在乌兹别克斯坦的领土，还包括远至咸海的阿姆河三角洲时，塔什干在乌兹别克斯坦的东西纵深中，又具有地缘中心的地位了。这种交叉形成的区位优势，造就了塔什干的首都地位。其实这种天然形成的枢纽地位，也不是今天才被认识到了。我们上一节所提到的石国，也就是今日塔什干之所在。　　如果说锡尔河在拐第一个弯时，还能够在其右岸看到相对密集的农业绿洲区，那么当锡尔河拐出第二个90度弯，开始接收卡拉套山之水时，情况已经开始显得不那么乐观了。以卡拉套山的体量来说，已经不足以为锡尔河提供象样的淡水补给了。不过，这也是锡尔河在注入咸海之前最后的希望所在了。在以后的征程中，锡尔河注定只能在克孜勒沙漠中孤独的前行。如果不是中、上游地区收集到了足够多的淡水，锡尔河是不可能在自然损失掉（蒸发、渗透）到1/4的水量之后，还有机会和阿姆河一起，汇集出一个巨大的咸水湖——咸海。　　尽管卡拉套山西南麓的降水情况不容乐观，很难形成象样的农业绿洲，但比起其他在沙漠中孤独延伸的下游地区，卡拉套山与锡尔河之间的这片区域，多少又有些优势了。干旱而又有些地形雨补给的环境，使得卡拉套山与锡尔河之间，有条件部分抵御部克孜勒沙漠的侵袭，形成一片三角形的荒漠草原带。对于从哈萨克丘陵方向南下渗透而来的游牧部落来说，这也意味着他们在进一步渗透天山山麓，与那些绿洲城国PK之前，获得一个继续前进的跳板。在哈萨克汗国的历史当中，也曾经在此筑“突厥斯坦”城为为都城。而当准噶尔人占据了从锡尔河到额尔齐斯河之间，所有的山前草原（也包括塔什干），并试图继续沿锡尔河向中玉兹部腹地渗透时。以突厥斯坦城为中心的锡尔河下游右岸地区，也曾经成为双方博弈的焦点地区（以上内容所涉及地标，可参照《西天山北麓地缘结构图（西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