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时代 — 大中亚地区的核心农业区

写到这里，我们有必要再从另一个角度，来定义一下“中亚”这个概念了。不可否认的是，中亚拥有自己独特的文化，以及曾经影响欧亚大陆两端的历史。问题是，那些能够让历史和世人记住的“中亚”文化，其实基本都是由卡拉套山以南的绿洲农业区所创造的。在卡拉套山以北，我们甚至找不到一个能够代表土著文化的所谓“历史名城”。在这种情况下，俄国人在最初定义“中亚”的概念时，并没有将北部的草原地区包括进去。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所说的中亚（俄属中亚），在地缘文化上实际上是一分为二，被切割为草原以及绿洲农业区了的（二者当然都还包括大比例的荒漠地带）。而“中亚细亚”的概念，指向的仅仅是卡拉套山以南地区。　　至于北部，在地理结构上则被称之为“哈萨克草原”。这种文化上的差异反映到地缘政治层面。在沙皇俄国最初的板图上，现在我们所说的中亚五国地区，被南北分割为“草原总督区”和“突厥斯坦总督区”（也称“土耳其斯坦总督区”）。现在中亚五国的形成，也直接缘自于这种地缘认识上的分割。直到现在，“中亚和哈萨克斯坦”的概念，也是俄国人对所谓“中亚五国”的正式定义。　　应该说，俄国人的这种划分方法，是符合地缘规律的，这也反映了俄国人在地缘研究上的深度。事实上，中亚草原（哈萨克草原）与它相邻的南俄草原、蒙古高原的地缘关系要紧密的多。这些同住在毡房里的兄弟之前，也更容易形成政治同盟，对“中亚”进行渗透。这种情况跟亚洲东部的情况其实很类似。在大多数西方研究者看来，所谓“中国”的概念（尤其是古典时期的中国），是限定在长城以南的东亚核心农业区的。即使在中央之国，已经在政治上掌握了原属地缘博弈对象的几个重要板块，甚至彻底改变了某些板块的地缘属性（比如被他们称之为“满洲”的东北地区），也很难在现实研究中改变这种概念。在具体研究甚至政治解读时，中央之国仍然被经常性的分为几块区别对待。　　指出上述差异，并无意于引起一场政治上的口水战，也不代表个人的政治立场。只不过，我们在解读、理解一些问题时，需要不受一些政治意识的影响，以使我们的思维更接近事物的本质。而包括中亚草原在内的“中亚”的地缘博弈本质，就是北部的草原游牧民族，与南部绿洲农业区之间的竞争。这种情况，基本和东亚所发生的情况一样。那些被称之为“突厥斯坦”的中亚地区，在历史上所承受的压力，生活中央之国核心区的，我们的祖先完全可以感同身受。　　与拥有强大体量的东亚核心农业区，已经封闭在塔里木盆地的，天山南麓绿洲农业区相比，河中地区北部的绿洲农业地区注定会更悲剧一些。因为我们已经看到了，无论是现在演变为哈萨克大玉兹部的，沿七河地区而来的游牧部落；还是重组为哈萨克中玉兹部的，从哈萨克丘陵南下的游牧部落，要想渗透中亚南部农业区的话，都会很自然的以锡尔河中游作为突破口。而绿洲农业区，大分散、小集中的格局，又让他们很难形成统一的政权，对抗这种渗透。　　尽管草原民族大都很以自己的游牧文化为傲，并且在心理上鄙视那些因农业、商业原因定居下来的“前游牧”者。但这并不妨碍，这些游牧者渴望在农、牧相接处，获得一片能够带来巨大经济利益的绿洲。对于这些部落的统治者来说，居住在一个因农业、商业而繁荣的城市中，会让自己有更强的经济实力，来控制自己的部落，以及与其他竞争者对抗。风险控制的重点在于，这样的定居点不能离草原太远，以免彻底改变自己的部族属性，或者说失去对草原部属的影响力。在这种地缘背景下，锡尔河中游右岸，以奇尔奇克河河谷为中心的地区（也就是现在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州），注定会成为多方争夺的焦点。不仅可能成为不同游牧体系渗透的目标，也可以成为南部绿洲农业政权，对抗草原游牧政权的前哨。在中央之国三次渗透中亚的帝国时期，争夺这片绿洲的控制权，甚至成就了一场被认为是，影响欧亚大陆历史进程的战争的导火索。这场战争就是我们多次提到的“怛罗斯之战”，而这场战役的指挥者——高仙芝，在怛罗斯与阿拉伯人决战之前，先攻击的就是现在塔什干所在的“石国”了。　　关于怛罗斯之战的解读，以及更详细的地缘背景，并不是我们今天的问题所在。带出这场战役，只是让大家更深刻的理解，“锡尔河中游右岸地区”这个板块的地缘价值所在。　　以争夺塔什干所在的“锡尔河中游右岸地区”来说，优势更多的是在草原民族那边。这一方面是因为，这里是最接近草原的绿洲带；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游牧民族能够占据优势的区域，并不仅仅存在它的北方。因为在古典时期，我们可以将之称为“锡尔河中游左岸地区”的，锡尔河与突厥斯坦山脉之间的这片平原地区，天然环境并不足以形成绿洲。背风的突厥斯坦山北麓所额外提供的降水，仅仅能够阻止从图兰低地漫延而来的“克孜勒沙漠”，不将其完全沙化，形成荒漠、半荒漠状态的草原。这种对于古典农业几乎无用，对于游牧民族来说又堪堪能用的地理环境，使得游牧民族有机会在锡尔河左岸，获得一个能够封堵费尔干纳、塔什干农业区的优势板块。　　鉴于突厥斯坦山脉——锡尔河之间的这片荒漠草原，植被情况不那么理想。所以这片草原也被游牧民族称之为“饥饿草原”。不过更为准确的名称应该是“南饥饿草原”（面积约1万平方公里）。因为哈萨克丘陵南部地区，那片比“南饥饿草原”面积大上两倍的，背风的荒漠化地带（面积约3万平方公里），才是草原民族眼中最初的饥饿草原地带。鉴于它与“南饥饿草原”的对应关系，它现在被称之为“北饥饿草原”（ 也叫“别特帕克达拉草原”）。　　如果从康居人或者中玉兹斯坦部落联盟，向南渗透的进程来看，我们甚至可以认为这是在从一个饥饿草原，向另一个饥饿草原渗透的过程。当然，仅仅凭借这种荒漠草原，是绝对无法支撑一个强大的游牧政权的（只能做一季或两季牧场，无法在板块内完成四季牧场轮换）。它们的存在，更多的是让游牧部落们拓展、连接了自己的生存空间。尤其是南饥饿草原这种与农业绿洲带紧密相接的板块，对绿洲农业国家的压力就更大的。类似的情况，我们可以参考一下鄂尔多斯高原。由于受降水所限始终无法移民、开耕这片高原，尽管游牧民族本身也不是很满意这片草原的状况。但能够在里面讨生活的始终是对自然条件要球更低的游牧民族，这也迫使中央之国的统治者，在长成二千年的时间里，不得不沿鄂尔多斯高原南缘修筑长城，以拱卫自己的西线安全。　　不过比较下来，南饥饿草原还是要比鄂尔多斯高原，更有机会覆盖农业文化。低平的地形，以及锡尔河那充沛的水量，都为它发展灌溉农业提供了可能。在苏联机械化的力量带领之下，现在的饥饿草原早已与费尔干纳、塔什干绿洲带连成一片（发生同样变化的区域，也包括现在隶属哈萨克斯坦“南哈萨克州的卡拉套山——锡尔河地区），成为中亚最重要的农业种植区之一（由于气候干燥、无霜期长，包括饥饿草原在内的中亚农业区，最为知名的农作物是棉花）。　　其实要是饥饿草原在中央之国核心区边上的话，掌握成熟水利技术的华夏农耕族，应该在二千年前就将其开耕了。就好像赵、秦、汉三代，对河套平原灌溉农业的开发一样。当然，河套平原有机会被开发，有一个重要的地缘背景，那就是河套平原的位置，与东亚核心农业区更近，中央之国有机会将力量延伸过去。而即使是这样，游牧民族在大部分时候，也还是河套平原的争夺中占据优势的。让中央之国不远万里的去经营中亚的农业区，并开发饥饿草原这样暴露在游牧民族攻击视野中的土地，是完全不可能。事实上，无论从政治还是文明渗透的角度来看，中原政权或者华夏文明对中亚直接渗透的历史都是很短的。在绝大部分历史时期，中央之国是作为欧亚大陆贸易线的终端，来间接影响中亚历史的。更多的时候，对“中亚河中地区”（按刚才的解读，我们几乎可以将之与俄国人定义的“突厥斯坦”，或者中亚对等了）产生直接地缘影响，并与游牧文化发生碰撞的力量，来自于伊朗高原——兴都库什山脉。这种情况，在张骞出使西域之前，就在具体的军事博弈中体现出来了。只不过，那次代表农业文明出战的主角，并非来自于土著政权。而是象怛罗斯之战一样，由一个远在万里之外帝国奇迹般的引发的。至于具体的情况究竟如何，我们下一节再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