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时代 — 亚历山大帝国的政治遗产”巴克特里亚王国“

一直以来，卡拉套山都被我们认定为是“中亚”地区最重要的分水岭。从地缘文化来说，卡拉套山以北，属于“欧亚草原游牧文化区”，除了远在东亚，体量庞大中央帝国，曾经在历史上将政治影响力触及到此，并留下些许文明遗迹外。这片草原上的城市，基本都是19世纪后半叶的俄国人所开拓的了。也就是说，在绝大部分部分的历史时间，卡拉套山以北都没有真正被文明所覆盖过（如果我们认为“游牧”只是一种文化的话）。　　如果说卡拉套山以北，因为游牧民族的存在，无法成为文明积淀地的话，那么卡拉套山以南，就幸运的多了。温度变化所带来的显著影响，就是绿洲文明的产生。而从影响力源头来说，伊朗高原则是对中亚文明区影响最深的板块。在波斯帝国时期，帝国的就曾经把势力范围，延伸到卡拉套山以南的锡尔河中游地区。而后来的亚历山大帝国，也同样沿着相同的路径，渗透于此，并与被欧洲人称之人“斯基泰”的欧洲游牧民族，在阿姆河北岸展开了一场终极对决。　　在中国人记录的历史中，锡尔河也被称之为“药杀水”。所以这场欧洲农业民族——马其顿人，与欧洲游牧民族——斯基泰人的对决，也被称之为“药杀水之役”。不得不说，这是一场奇迹般的对决。因为以双方原始的地缘位置来说，双方最有可能发生博弈的区域，应该是巴尔干半岛北部。事实上在历史当中，巴尔干半岛也的确成为游牧、农业民族混战之地。而巴尔干半岛北部，那复杂的地理结构（山地、平原交错），也让这种博弈的结果变得异常复杂。以至于直到上个世纪末，巴尔干半岛上的居民，还要以丛林法则、民族仇杀的方式，来延续这场博弈（南斯拉夫悲剧）。　　以游牧民族的机动性和生产方式来说，无论是来自南俄草原还是北亚的部落，机会到其他草原，或者入侵农业文明区都不会让人感到奇怪。所以就亚历山大帝国在锡尔河北岸，与斯基泰人对决这件事来说，创造奇迹的是马其顿人（或者说是希腊人）。当然，作为中国人的我们，也不需要为此妄自菲薄，因为后面我们会看到，东亚农业文明在此创造奇迹的次数会更多。　　就药杀水之役的结果来说，亚历山大的马其顿军团取得了胜利。只不过，以我们之前所分析过的地缘结构来说，战略结果也是很明确的。即亚历山大帝国至多能控制的，就是卡拉套山与锡尔河之间，以现在乌兹别克首都塔什干为中心的绿洲地区。再往北或者往西，离开了绿洲农业点的支撑，无论是马其顿人还是之前的波斯人，都没有办法再进行长期的占领了。事实上，对于农业属性明显的政权来说，那些草原实在是太过寒冷和干旱了，如果不是为了反制游牧民族的入侵，并不会有人真的对它们感兴趣的。　　当亚历山大帝国的辉煌瞬间消失，帝国分裂出来的希腊化王国，又把主要精力放在地中海沿岸地区的争夺时，卡拉套山至伊朗高原之间的中亚农业区，也很自然的成为了边缘地区。而之前被压制的游牧势力，进一步向锡尔河以南地区蚕食也就成为必然的。实际上在之前后之后的历史中，来自欧、亚两个方向的游牧部落，一直都没的停止这种南下的步伐。尽管最终的结果，都是变成带有游牧基因的农业民族。　　不过在亚历山大帝国分裂之后将近200年的时间里，西干草原上的斯基泰游牧部落，并没有深入中亚农业区太深，在汉武帝决心派张骞凿空西域之前。锡尔河以南的“南饥饿草原”，是他们的势力终点。当然，如果这某支游牧部落体量不是太大，本身并没有大的政治企图，只是希望在农业绿洲与沙漠之间的干旱草原地带谋得处一片游牧之地的话，也并不总是会定居政权当成入侵者。鉴于环境原因，这种介于丰水区与沙漠之间的“荒漠草原”过渡区总是不同程度存在的。（比如撒哈拉沙漠以南，与热带草原之间的“萨赫勒地带”就是最典型的案例。黄土高原上那些不能种地，只能养羊的土地，也是这种过渡性的体现）。即使是农业居民本身，也会尝试在充分利用这些草场进行畜牧，以作经济的补充。这使得那些即使被我们认定为是农耕文明覆盖区的地区，实际上出呈现出混合经济的模式（并非象东亚核心区的农耕方式那样纯粹）。　　至于说这种农、牧共存的方式，会在政治上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就不一定了。象在游牧到伊朗高原北部的帕提亚人，在还没有完全消去游牧基因时，反客为主的成为伊朗高原的主人，也可以被认定为是游牧民族在农业区的一次逆袭成功（同样的情况，五胡乱华时期的中央之国也发生过）。当然，从本质上来说，我们也可以认为是农业文明在吸收新的血液。因为这些带有游牧基因的民族，最终都被环境所融化了。　　以我们的视角而言，那些小规模的农牧融合事件总非我们所关注的重点。就象帕提亚王朝在伊朗高原的崛起，我们还是应该将之认定为是伊朗内部民族的重新崛起，只不过他的这次崛起，融入了一些游牧基因罢了（在此之前，帕提亚人已经开始在伊朗高原北部，接受定居生活了。并且在崛起之后，将自己归入了波斯民族体系）。真正被视作大事件的，是那种由大规模游牧入侵，直接改变地缘政治结构的历史事件。从这个角度说，亚历山大帝国崩溃之后，中亚农业区整体并没有出现这种大事件。而出现这个结果的地缘政治原因，是因为亚历山大帝国在此也留下了一个遗产——“巴克特里亚”王国。就地缘标签而言，巴克特里亚和大夏所指向的，都是同一地区。不过以政权属性来说，它们却有所区别。前者是亚历山大帝国分裂之后，建立的希腊化国家，而后者则是草原游牧民族入侵之后建立的政权。至于说到底是哪支游牧部落建立了大夏，这个政权的建立又与远在东方的汉帝国有什么样的关系，我们后面再分析。现在最重要的是，厘清这个地缘板块的结构和位置。由于在张骞到达此地之时，已是“大夏”时代，我们暂且以大夏之名作为它的正式标签好了。　　依照我们长久以来的分析方法，“水系”一直是界定某一地缘板块范围的重要依据。以此标准来看，中亚两河中与锡尔河齐名的“阿姆河”就是大夏之地的经脉了。而广义的大夏之地也可以被标注为“阿姆河中上游地区”。如果再说的具体点，那就是从突厥斯坦山脉到兴都库什山脉之间，所有由边缘山地汇集而下的雨（雪水）流经过的低地，都可以被称之为“大夏之地”。　　需要指出的是，我们现在所说的“阿姆河中上游地区”，只是理论上的。理论上纵横于这些低地的河流最终都应该汇入阿姆河，并连片成一个树状结构的冲积平原区，就象东亚核心区的那些大河水系一样。然而问题是，这里并不是临近海洋，因季风存在而雨水丰沛的“东亚半岛”（东亚核心区实际上就是弧形伸太平洋的低地半岛结构），而是远离海洋，高山阻隔的欧亚大陆腹地。仅仅依靠高大山脉拦截水气，所汇集下来的淡水，是不足以让整片低地变成绿色之地的。尤其到了远离高大山脉的中游地区，事实上已经没有一条河流能够真正注入阿姆河。那些从突厥斯坦山南麓、阿赖山西麓、兴都库什山脉西段北麓，流入阿姆河方向的河流，最终都消失在了“卡拉库姆沙漠”之中（阿姆河至伊朗高原——兴都库什山脉之间，覆盖图兰低地的沙漠之名）。　　在这些被沙漠吞噬，没能将高山之水带入阿姆河的河流当中，最为重要的有两条：一条就是阿姆河北岸，由突厥斯坦山——阿赖山（天山主脉最西段）所共同打造的“泽拉夫尚河”；另一条则是南部源出兴都库什山脉北麓的最后一条河流——穆尔加布河。而这两条河流所孕育出来的绿洲，也可以被认定为巴克特里亚王国或者大夏王国领地的最西端。　　泽拉夫尚河、穆尔加布河等河流，没能最终与阿姆河一起打造出一个完整水系，虽然有点遗憾，但这并不代表这些河流不能为人类的生存发挥作用了。只要有水，就意味着有生命存在的可能。在这些河流在山前的冲积扇地区，以及延伸入沙漠中的河流两岸，依然有机会以绿洲的形式成为人类的生存之地。只不过，这种沙漠相间的结构，也注定使得“阿姆河中上游地区”处于不稳定状态。　　这种不稳定性也在现实的地缘政治结构中得到了体现。这个曾经在2000多年前，被巴克特里亚、大夏两个政权统一在一起的板块，现在则分别被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塔吉克斯坦、阿富汗四国所分割。而经由这四个国家所分割的“阿姆河中上游地区”，也“恰好”大致代表了大夏之地的四个板块。如果我们还以阿姆河为参照，对其进行划分的话，可以将之称为“阿姆河上游北岸地区”（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共有）、阿姆河上游南岸地区（阿富汗所有）、阿姆河中游北岸地区（乌兹别克斯坦所有）、阿姆河中游南岸地区（土库曼斯坦所有）。至于说这四个板块当中哪一个板块才是“大夏”的核心板块，又是如何演变到今天这种地缘格局的，我们明天再接着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