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我们应该基本了解了，在中亚历史中经常出现的“粟特”和“花剌子模”两个地缘标签的范围了。至于以撒马尔罕为中心的粟特地区，与大月氏人的渊源相信也比较清楚了。然而新的问题又出现了，那就是象泽拉夫尚河流域这类水、热条件俱佳的绿洲，没有理由等到大月氏人来开发的。而我们之前也一直在说，大月氏人在到达此地之前，粟特地区应该已经有了成熟的定居族群。那么这些定居者，究竟是谁呢？ 说到这里，我们需要先对“定居者”这个概念做一个解读。将一个族群的经济基础，完全定位为一种生产方式之上，肯定是不妥的。在实际生活中，游牧者也会打猎；农耕者也可能会捕鱼；而渔猎者也有可能同时饲养牲畜，用技术含量不高的方式，开发部分耕地。我们为这些族群冠以游牧、农耕、渔猎等名，主要是指向他们的主要生活方式。以此来说，将古典匈奴人定位为游牧民族，华夏族定位为农耕民族并没有问题。然而具体到中亚绿洲的经营者来说，将之完全定义为“农耕民族”却有些不妥，因为这有可能让将之与华夏族这样，近乎纯粹的农耕民族划等号。而实际上，二者在文化、生产方式上，还是有很大区别的。 造成这种区别的主要原则有二，一是环境上的，二是地缘位置上的。整体干旱的气候使得绿洲的边缘，总是存在一些“食之无味，弃之可惜”荒漠化草场（也包括临近的山地草场），为了利用这些宝贵的植被，小规模蓄养一些牲畜是很常见的事情。而由此所带来的收益，在经济生活中所占的比例，整体要比东亚农耕民族要高的多；另一个影响源在于这些绿洲农业区，通常也是东西方商路的一部分。这使得那些试图在绿洲定居的人，有相当一部分纯粹凭借商业交换所获得的利益，就能够成规模的生存下来（并在经济乃至政治层面占据主导权）。 这种农、牧、商混合而成的经济状态，对中亚——伊朗高原地缘文化的形成有些非常深远的影响。农耕的稳定性，与商业的流动性，在中亚这些定居者之中达到了一种平衡，并共同成为族群文化的组成部分。其具体的表现为，他们并不会象东亚农耕者那样，如此的眷恋一块土地。如果某一地区有更好的经济空间，主动进行迁移并非不可接受的。象部分粟特人看到开放的唐帝国能够带来机会，就主动以家族为单位内迁就是典型案例（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波斯人身上）。即使是现在，我们在中央之国腹地的一些族源、文化与大中亚地区有着渊源的民族中，依然能够看到这种地缘文化所遗留下来的影响。鉴于上述原因，我们将中亚的这些绿洲居民概括为“定居者”，会比简单的归类于“农耕民族”更准确些。 现在回到我们最初的问题上，在大月氏人到来之前，谁是粟特地区的定居者。单从种族上来说，我们可以很肯定的说，这些定居者与那些被称之为斯基泰的源自南俄草原的游牧者，以及定居伊朗高原的所谓“雅利安人”属于亲缘民族。按照地缘分类，我们也可以把这些伊朗高原以东的定居者，称之为“东伊朗人”（最初东伊朗的概念，和雅利安一样，只是一个语言分类）。种族和语言是划分东伊朗民族的重要标志。就现有情况来看，塔吉克人与普什图人（阿富汗主体民族）都可以被归类于东伊朗人。从地缘角度来看，我们也可以认为，在经过千年博弈之后，黄白混合的突厥人已经成为了中亚农业区的主体，而唯一在中亚有资格继承古代东伊朗人衣钵的，就是现在被挤压到中亚边缘的塔吉克人了。 在欧洲游牧民族入主中亚农业区，并形成相对独立的东伊朗族群体系后，他们并没有形成统一而又强大的国家。这一点倒并不让人感到奇怪，毕竟各块绿洲是被沙漠、山地所分割的，地理上的分割势必容易引发政治上的独立。真正让整个中亚农业区有机会融为一体的，源于于“西方”的两次入侵。一次是来自于西面，系出同源的波斯人；另一次则是来自于希腊半岛北部的马其顿人了。波斯帝国和亚历山大帝国建立后，对中亚农业区的征服，促进了各块绿洲在政治上互通。而在继承亚历山大帝国原“波斯帝国”领地的塞琉古帝国，也陷入分裂后。整个中亚农业区，终于有机会由希腊人主导建立属于自己的独立政权了，它就是巴克特里亚。 那么是不是说，大月氏人是从希腊人手中夺取了粟特地区呢？情况并非如此，因为在之前，希腊人的统治权，已经被先期到来的“塞种人”所终结了。这里只的塞种人，指向的是当日在伊犁河谷一带称王的那次部落联盟。这些被月氏人鸠占鹊巢的游牧部落，命运一直为很多朋友所关注。而向西进入中亚农业区，取希腊人而代之建立“大夏”政权，就是他们的归宿。这看起来似乎是一场多米诺骨牌的游戏。来自蒙古高原的匈奴人，在河西走廊所触发的一场民族大迁移，最终将影响力直接传递到了兴都库什山脉脚下。而在这件连锁事件中，更为让人惊讶的是，作为这场连锁反应的最初参与者，大月氏人居然又成为了最后的终结者。他们不仅从立足未稳的大夏政权手中，得到了粟特地区。并且还在不久之后，进一步向南渗透，成为了整个中亚农业区的主人。对于最早经营中亚农耕区的这些古代东伊朗人而言，还有一个更为知名的标签来标注他们，那就是吐火罗。这个名字是远征至此的希腊人为之标注的，和很多地缘标签一样，吐火罗一词最初也是一个语言标签。不过一个地缘板块之所以会被视为一个整体，就是因为相关地理单元在技术上有可能成为同一族人的覆盖区，所以从语言角度来验证一个地缘板块的边界，本身就是一个很重要的手段。 需要特别说明的吐火罗与雅利安这两个标签之间的区别。说的简单点，他们都是原始欧洲游牧部落迁移亚洲的结果。只不过，希腊人所遇到的吐火罗人迁出南俄草原的时间，要早于后来向欧洲、亚洲方向扩散的雅利安人部落。在公元前3000——前2000年，雅利安部落开始从南俄草原向外迁徙时，吐火罗人已经定居于天山南北了。不过这种区别，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意义并不大。类似的族群分化、融合，再分化、再融合过程，在东亚大陆也同样发生过。大多数人只是关注能够影响到现在地缘政治关系、民族归属的地缘标签罢。吐火罗和雅利安人毕竟已经是历史名词了，他们被打上什么样的标签，对于能够将触角延伸于此的中原王朝来说，都是种族迥异的异族人。而对于今天试图从地缘角度，大历史范畴来解读中亚地缘属性的我们来说，种族、生产方式这两个基础地缘要素才应该是关注的要点。 事实上，这两点也是张骞和汉帝国当年通西域时所关注的重点。鉴于原始的欧洲殖民者，在天山南北精耕已久，张骞希望在此找到一支在种族属性上接近于自己的部族，几乎是没有可能发生的事了。不过张骞还是敏锐感觉到，这些后来被统称为西域胡人的部族之间，存在明显区别，而这种区别就是具体体现在生产方式上的。那些生活在卡拉套山以南，貌似以土谋生的定居者，被汉帝国称之为“土著”。当然，随着时间的推移，汉帝国也会发现这些土著居民，跟他在中央之国所管理的农民，还是有显著区别的。不过单凭“定居”一条，就足以让汉帝国看到在西域吸纳盟友的希望了。 在张骞的描述当中，大夏这个人口高达百万的“国家”，就是一个军力不强、以农为主、善于经商的典型土著国家，也是属于汉帝国可以结盟的对象。他对于这些阿姆河绿洲土著的印象，与在费尔干纳盆地所见到的大宛极为类似。以之前的历史来说，阿姆河中上游地区，与锡尔河中上游地区的“土著”拥有共同的种族、文化背景并不让人感到意外。毕竟在塞人入侵之前，定居属性的波斯、马其顿帝国都曾经统治过中亚农业区，并将领地延伸到费尔干纳。而在波斯人和希腊人的整合下，两河地区分散的绿洲形成共同的文化是很有可能发生的事。然而从地理结构上来说，费尔干纳盆地与阿姆河地区的联系，又极易被入侵至“南饥饿草原”的游牧民族所切断，并最终形成独立的政治体。最起码在张骞到达天山北麓时，费尔干纳地区在政治上已经独立为“大宛”了。 从地缘结构上来说，西迁的塞人也同样可以选择进入费尔干纳盆地。不过塞人在西迁之时所面临的抉择，和后来大月氏人是一样的。为了避免继续处在对手阴影下，二者都选择了将阿姆河方向作为突破口。对于塞人来说，极为有利的条件是，此时的巴克特里亚内部正处在分裂状态。以我们在中央之国的经验来看，如果一直威胁农业区的草原上，正发生着天灾人祸（比如大的灾害气候、周边民族的军事压力），受此压力影响，游牧民族南侵的力度往往会很大；而如果此时农业区正处在分裂状态，无法集中力量来构筑战略防线的话。这些本来只是指望弄点好处的南侵者，很可能就要将目标调整为“入主中原”了。 现在的问题在于，塞人在进入阿姆河流域后，很有可能并没有将这些巴克特里亚故地在政治上重新整合为一个国家，作为仅仅在中国历史中出现过的“大夏”一词，应该只是一个笼统的地缘标签（而不是政治标签）。毕竟南侵的塞人，是被大月氏人击溃，被动“逃入”阿姆河流域的。这和一个强大帝国的入侵，在结果上会很大的区别。如果塞人是在混乱状态下，入侵巴克特里亚的话，那么在失去统一政治、军事指挥的情况下，这些游牧者最有可能做的就是，以部落为单位，各取一块绿洲作为自己利益区。至于之后到底是建立部落联盟，还是相互攻伐就需要时间来磨合了。假以时日的话，以塞人为统治民族，整合原有土著居民建立一个强大统一国家的可能性并非没有。只不过，历史并没有给塞人这样的机会，这个历史使命最终由大月氏人来完成了。如果不是大月氏人的到来，塞人应该有足够的时间，在河中地区融合出一个农牧混合，具有杂交优势的政权的。悲剧的是，在他们越过卡拉套山后不久，大月氏就紧随而至了。这其实也不能怪大月氏人，要不是被匈奴人和乌孙人逼的太紧，他们也不愿意放弃天山北麓那些草原的。 大月氏人对阿姆河流域的渗透，并非一蹴而就的，最先被大月氏人控制的是阿姆河北岸地区，也就是以泽拉夫尚河流域为核心的“粟特”地区。一般的看法是，大月氏人是以臣服“大夏”为代价，获得了在粟特地区立足的机会。但实际情况更有可能是，还没有在阿姆河流域完成整合工作的塞人，不得不与大月氏人妥协，与之划阿姆河而治。当然，鉴于大月氏人当时所面临的境遇也不太妙，暂时也没有把握，一鼓作气谋得整个巴克特里亚故地。在谋得实际领地的同时，政治上表态愿为塞人屏障北方也不会有什么损失。 与塞人相比，大月氏人的运气要好的多。因为连锁反应到此他们这里就结束了，本来可能成为大月氏人身后那张骨牌的乌孙人，并没有继续西进。这实际上还得感谢汉帝国在亚洲东部所做的努力，已经明显摆出战略反击态势的汉武帝，让匈奴不得不放弃进占天山草原的企图。如果不是东线存在巨大压力的话，匈奴人几乎是不可能，允许乌孙人独占天山草原的。如果我们注意一下代表汉帝国进入战略反击阶段的“马邑之围”（公元前133年），与大月氏入驻粟特地区的时间关系，就很容易理解这点了。 当张骞历尽千辛万苦，在阿姆河北岸找到大月氏人时，大月氏人已经完全适应了这片绿洲、草原、荒漠相间的土地。欧亚草原的争霸事业，已经对他们不再有诱惑了。所谓“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尽管草原民族从心底里为他们自由自在的游牧文化感到自豪，但一旦稳定享受到农耕区所带来的高额经济利益后，再劝说他们放弃这一切，重新回到草原去过那种居无定所的生活，就很困难了。更何况从地缘关系上来看，此时的大月氏人即使想找匈奴人复仇，也已经完全对匈奴人构不成威胁了。除非历史可以倒流，大月氏人能够顶住匈、乌联军的攻击，在伊犁河谷站稳脚跟。 不过大月氏人没有同意作为汉帝国的盟友，并不代表张骞此次西域之旅就以失败而告终了。事实上，大月氏对于汉帝国来说，仅仅是一个符号，一个仅仅从“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的理论中，推理出来的盟友。张骞和汉帝国很快会发现，在合纵边横式的外交博弈中，现实地缘关系影响，远比这种会被时间冲淡的仇恨更为重要。基于地缘格局，取大月氏人而代之，占据伊犁河谷的乌孙人，才是他们在匈奴右翼牵扯匈奴的希望所在（正因为如此，才有了张骞以乌孙为目标的第二次出使西域）。 如果说后来张骞出使乌孙，是在完成第一次出使所未完成的使命（断匈奴右臂），那么在西域发现一系列土著经营的绿洲国家，就是一个意外收获了。这些绿洲国家的存在，让汉帝国直接介入西域成为了可能。而通过这些西域土著所打通的丝绸之路，就是维持汉帝国与西域地缘关系的核心纽带。基于阿姆河南岸地区，在整个东西方商路中的重要位置，以及它的“土著”属性，张骞在劝说大月氏人无果之后，并没有就此返回长安述职，而是渡过阿姆河继续去为帝国探寻可能的盟友。 不过张骞应该也没有想到，在他结束这次西域之旅后不久，大月氏人就迫不及待的越过了阿姆河，从塞人手中夺取了整个阿姆河流域的主控权。事实上，大月氏人的这一战略方向，在张骞找到他们时就应该已经确定了。一方面大月氏人既已决定不再重返草原，就势必需要为自己寻找一个新的博弈方向；另一方面，在粟特地区尝到的甜头，也让大月氏人对控制南部那些绿洲更加的渴望。 当大月氏将扩张方向瞄准南方的大夏，乌孙人又不得不时刻防御北方匈奴人的窥视时。月、乌这对死敌之间再爆发地缘冲突的可能性就不大了。这种战略取向上的差异，甚至为双方在卡拉套山南北拉开了一片缓冲区，或者说双方都不会誓死必争的边缘地区。而填补这片缓冲区的部族，就是来自哈萨克丘陵地带的康居。对于游牧于哈萨克丘陵地带的部落来说，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向东到雪山脚下赢得一片水草丰美之地，都会是永恒不变战略目标。完成这个目标，不仅意味着更多的牧草资源，也意味着能够从天山脚下的商业利益中分一杯羹。 有记录表明，在张骞跨越天山进入费尔干纳盆地之时，康居人就已经渗透到了饥饿草原，客观上为乌、月两族充当缓冲国了。这也导致张骞在经过大宛之后，需要再穿越康居人的控制区再最终找到大月氏人。而在后来的历史中，同为游牧政权的康居，也的确不得不长期承受乌孙人的压力（类似于现在哈萨克斯坦大、中玉兹在锡尔河流域的竞争）。 康居人虽然在天山北麓拥有了自己的草场，但他原有的核心之地，却在哈萨克丘陵的西、北部。这也使得康居人很难在天山一线有大的作为。在卡尔套山以北，占得塔拉兹河谷的控制权；以南得到锡尔河两岸的土地，已是他们所能够做到的极致了。而对于大月氏人，有了康居人在卡拉套山南北辛苦的卡位，反倒可以安心对付阿姆河南岸的大夏了。 从几何结构上看，占据“阿姆河中游北岸地区”的大月氏人，下一个征服目标应该是与之隔河相望的“阿姆河中游南岸地区”；或者是溯河而上，先行征服“阿姆河上游北岸地区”。但事实上，这两个板块并非是大夏之地的核心板块。大月氏人会走一条类似对角线的路径，直插大夏的核心板块——阿姆河上游南岸地区。 我们很容易在地图上看出，被天山——帕米尔高原——兴都库什山脉三面合围的阿姆河上游地区，整体呈现为一个开口向西的盆地结构。按照我们之前在伊犁河谷、费尔干纳盆地的经验来看，这种可以三面集水的盆地区，应该会形成一个结构完美、人口潜力巨大的地缘板块。这个一个地理单元，我们可以单纯的以水系为之命名，称之为“阿姆河上游河谷”；也可以用上吐火罗这个加入了“人”的影响的标签，将之称之为“吐火罗盆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