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时代 — 帖木儿的破坏、波斯君主入唐

导致锡斯坦农业体系的崩溃罪魁祸首，是那位来自中亚的征服者“帖木儿”。这位崛起于粟特，试图继承蒙古游牧帝国遗产的突厥人，在行事风格上似乎也在刻意模仿成吉思汗，那就是对反叛者进行无情的惩罚。在他的征服过程中，赫拉特和锡斯坦的政治中心“扎兰特”（现在阿富汗一侧），都曾经因反抗而遭遇过屠城。不过赫拉特比较幸运，因为帖木尔的继承者最初受封于此，并在经营过程中发觉，赫拉特绿洲不仅可控波斯高原与兴都库什山脉之间的交通要道，还与帝国的龙兴之地：粟特地区相距不远。这使得他在继位之后决定定都于此，并将赫拉特建设成为了一位堪与撒马尔罕相媲美的中亚名城。相比之下，锡斯坦就没有那么幸运了。帖木尔在屠城的同时，还对锡斯坦地区成熟的灌溉设施，进行了大规模破坏，以根除反抗者的经济基础。而一直到今天，这一地区都没有恢复成为富庶的农耕之地。　　不得不说，锡斯坦今日之状让人十分惋惜。因为赫拉特、锡斯坦地区的农业潜力早在二千多年前就得到了开发。在波斯、亚历山大帝国时期，锡斯坦都是征服东伊朗高原地区所必得的战略要点。而锡斯坦绿洲，甚至还有机会成为中国历史的一部分。在公元7世纪，中央之国进入第二帝国时代（隋唐）的鼎盛时期时期：唐帝国。而此时的伊朗高原，也处于第二帝国时期（萨珊王朝）。同样兴起于波斯板块的“萨珊王朝”已经统治了伊朗高原400多年。虽然此时的唐帝国已经将势力范围延伸到了粟特地区，但和所有立足于伊朗高原的王朝一样，萨珊王朝地缘扩张的重点，也是西侧的小亚细亚高原以及南侧的新月沃地。对于他们来说，从环地中海文明圈所获取的利益，要远远高于中亚农业区那点绿洲。这其实也是为什么，伊朗高原在地缘政治上通常与阿拉伯半岛、小亚细亚半岛，乃至尼罗河下游地区组合为“中东”板块。而不是与中亚地区结合为“大中亚”概念的原因所在。　　尽管中亚农业区对于伊朗高原的统治者来说，并非重点经营对象。但这也并不代表，他们不会向东、北方向延伸自己的控制线。一般情况下，高原的统治者会希望将控制线定在阿姆河南岸至铁门关，将马雷绿洲——吐火罗盆地格为帝国的西北领土。这样做，不仅能够缓冲中亚游牧民族的冲击，更可以为帝国在兴都库什山脉以南地区的扩张，解除后顾之忧。在这种情况下，汉帝国和波斯帝国之间其实并没有地缘矛盾，相反却都是丝绸之路的受益者，并愿意因此而共同维护这条东西方交流的大动脉。　　如果唐帝国与波斯萨珊王朝能够同时期立国，两大帝国之间和谐共处的关系也许能够更持久些。然而，在唐帝国立国三十多年后，萨珊王朝立国四百多年时，伊朗高原的地缘政治形势出现了大的转变。阿拉伯人的崛起，很快让波斯人遭受到了灭顶之灾。而当阿拉伯人控制了伊朗高原三大核心板块之后，波斯帝国的末代君王的儿子“卑路斯”只能象当年波斯第一帝国的末代君王（大流士三世）一样，将复国的梦想寄托在帝国的东方领土：赫里河——锡斯坦一线以东地区（吐火罗盆地是东伊朗地区的核心）。　　与当年覆灭于希腊人手的波斯第一帝国相比。萨珊王朝最后的力量，在地缘政治上还可寄希望于遥远的东方。毕竟强大的唐帝国，此时已经将势力范围扩张到了天山西麓了（亚历山大帝国时代，中央之国还处于战国时代）。在这种背景下，“卑路斯”曾经多次请求唐帝国出兵复国。然而对于唐帝国来说，军事介入伊朗高原几乎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帝国所能够提供的支持只有两点：一是善待这位波斯帝国最后的希望提供政治避难（卑路斯最后终老于长安）；二是通过在锡斯坦（具体的点，就是前面提到的扎季兰）设立名义上“波斯都督府”，以试图扼制阿拉伯人的进一步东侵。当然，事实证明，这种做法除了让今天喜好地图开疆的朋友，找到中央之国曾经渗透伊朗高原的“证据”以外，毫无意义。兴都库什山脉南北，连同这条中间地带很快还是被阿拉伯人所征服。　　如果介于伊朗高原与兴都库什山脉之间的这条结合部，仅仅是这两大地缘板块之间的缓冲的话，那么它今天的命运应该会好的多。问题是，这个结果部还是中亚游牧民族南下的天然通道。导致锡斯坦地区荒漠化的那次突厥人征服，只是北方威胁的一次极端展示。在此之前，蒙古人可以说是帖木尔的直接示范者（蒙古人也屠过赫拉特）。而在我们现在所解读的年代，同样的游牧入侵事件也正在上演。　　不过，上演这出戏的并非是正准备入侵吐火罗地区的大月氏人。以大月氏人当时所处的位置来说（张骞出使至大月氏时），这些从河西走廊远道而来的游牧者，应该是可以从粟特地区渡过阿姆河，并在占领马雷、捷詹河两块绿洲后，渗透伊朗高原以及这条结合部的。至于他们最终为什么没有这么做，我们明天再接着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