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时代 — 唐僧与陈汤穿越的”迭里古道“

如果说“渭干河——库车河三角洲”，是由西侧的渭干河和东侧的库车河共同打造出来的话，那么阿克苏三角洲也同样是由两条河流：西侧的托什干河，和东侧的库玛拉河合力冲积而成的。只不过渭干河、库车河最终差之毫厘没有合流，而托什干河、库玛拉河最终则合流成为了“阿克苏河”。并在打造出阿克苏三角洲后，汇入了塔里木河。　　一般情况下，两河相交的三角洲地带总是有机会形成最大规模的绿洲的。而处在丝绸之路主干线上，更能为这些三角洲的地缘潜力加分。在龟兹坐大库车绿洲时，阿克苏三角洲的主人，就是我们之前提到的“姑墨”国。从现在的行政区划来看，阿克苏地区行署所在的“阿克苏市”，以及它旁边的温宿县。然而二千多年前的温宿国，却并不在今日的温宿县，而是它西侧的乌什县。　　“温宿”这个地缘标签的张冠李戴，很可能源于命名者当时的认知。既19世纪末的清朝官员，可能认为二千多年前的温宿国，应该位于阿克苏三角洲的北部。这样的话，这个人口不过万的农业国，所指向的绿洲，就应该主要是由库玛拉河滋养而成的了。　　然而真实的情况是，乌什县所处的地理单元，指向的是托什干河谷的东部。我们这里所说的托什干河谷，并非东到托什干河与阿克苏河的相交点，而是指它的中游地区。在这一地区，天山主脉向外延伸了一段山体——“喀拉铁克山”。喀拉铁克山以北的河谷地带，既是我们所指的“托克什河谷”。单从地理结构上看，托什干河之于阿克苏河的位置，很象木扎尔特河之于渭干河。只不过，后则因却勒塔格的存在，处在了一个几乎全封闭的盆地中；而与 “喀拉铁克山”，看起来就要大方的多，托什干河谷下游地区的范围足够开阔。而今日乌什县城所在的位置，也就是在托什干河河谷的谷口。　　如果没有汉帝国的到来，更具优势的姑墨国可能很快就能吞并温宿国，并渗透进托什干河谷了。就象龟兹人以库车绿洲为起点，最终渗透进拜城盆地一样。然而在汉帝国到来之后，西域小国之间这种兼并、重组行为，很大程度被中止了。对于远道而来的帝国来说，分而治之永远是最好的间接统治方法。为了便于管理，象车师这样位置敏感的东疆大国，甚至被一拆而四了。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龟兹所吞并姑墨，还是姑墨想吃掉温宿，都成了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真正让姑墨看到扩张机会的战略窗口，出现在王莽上台执政之时。众所周知的是，汉帝国实际上分为东、西两段。而东、西汉的分割线，就是王莽篡政建立短暂的“新朝”时期。帝国内部的这次分裂，也让远在西域的姑墨国看到了“原住民自治”的机会。很快，苦命的温宿国就成了姑墨国领土的一部分。不过，所谓“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姑墨也没有笑到最后。当东汉王朝也灭亡之后，陷于内战的中央之国再也无力在西域，经营丝绸之路了。在这种情况下，姑墨也很快成为了龟兹的一部分。　　现在看起来，姑墨国与温宿国的地理位置，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前者所占据的，是阿克苏三角洲，以及上游的库马拉中下游地区；后者则是托什干河谷的主人呢？答案并不是这样的，因为在托什干河谷的西部，还是一个人口虽少，却位置重要的游牧“国家”（部落）——尉头。对于汉帝国来说，这个国家的存在并非毫无意义。至于尉头到底有什么样的地价值，我们。接下来再分析

温宿人并没有控制全部的托什干河谷，就象姑墨没有得到全部的阿克苏流域绿洲一样。与这两个农业绿洲国有所不同的是，位于河谷西端的尉头国是一个游牧部落。按照汉帝国给这类国家的定性，尉头属于“行国”。在汉书的记录中，尉头国的风俗、穿着与乌孙类似。其实对于中央之国甚至有志于统一草原的雄主来说，这些住在毡房里、逐水草而居的部落，本来都是属于一类人，并不需要刻意去区别他们。不过就尉头人的族属来说，他们的确应该和放牧天山的乌孙人，有着亲缘关系。　　这一点，从今天尉头故地所在的“阿合奇县”的地缘属性也可以看出。这个从流域属性上，应该归属阿克苏地区管辖的县级行政区，实际上却是作为西侧 “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洲”最东部的一个县，存在于我们的行政版图上。而决定这一行政归属的，正是它千年未变的原始地缘属性。在中国所谓“五十六个民族，五十六朵花”的民族划分中，柯尔克孜族并不是中国所独有的民族，而是一个因政治分割，不得不生活在国境线两端的跨境民族。他们境外亲戚，就是现在占据伊塞克湖的吉尔吉斯人。如果用“吉尔吉斯人”来代指这个民族，也是可以的（柯尔克孜人来源于他们的自称）。不过这样可能会让政治家们有些地缘政治层面的忧虑，就象有类似情况的云南泰族，现在被改称之为“傣族”一样。　　其实不是政治家的我们也不必纠结于，这些跨境民族的定性，到底会不会影响到地缘政治安全。所谓民族，本来就是因分割处于不同地缘板块，而逐渐形成的有独立文化属性的群体。从这个角度说，假以时日，这些因各种原因处于不同板块的族群，成为完全独立的民族，也是一种趋势。好在今天中国境内的柯尔克孜族，仍然有足够的证据，让我们知晓他们与吉尔吉斯人之间的关系，并为我们推定二千多年前该地区的地缘属性，提供有益的参考。当然，这并不是说当年的尉头人，就是乌孙人渗透而来所形成的。最有可能的情况是，尉头人是迁移到此的一支塞人。而当乌孙人鸠占鹊巢的成为天山草原之主后，这些进入天山南麓放牧的塞人部落，也就被认定为与乌孙同俗了。　　塞人和今日柯尔克孜人的这种迁徙，在游牧民族看来只是生活的一部分。对于游牧民族来说，他们的扩张边界，并不是后来地缘政治家们所习惯使用的山脉分水岭。草原的尽头，才是游牧民族可能止步的地缘分割线。从这个角度来说，蒙古高原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将阿尔泰山南麓稳定为自己的直接控制区；以天山北麓游牧民族，渗透到南麓山地草原，都是符合地缘规律的。我们现在需要做的是，从最原始的地理结构来探究一下，这种地缘联系是通过什么样的路径来完成的。　　从大的地理关系来看，无论我们是沿着库马拉河南北方向行走；还是由东至西沿托什干河，向上游地区进发，最终都会碰到天山主脉的分水线，而翻越这条分水线之后，河流将转而向西、向北，或经由纳伦河注入费尔干纳盆地，成为锡尔河之水的一部分；或向北流入伊塞克湖盆，成为伊塞克湖的支流。从这个角度来说，阿克苏河的这两大支流，应该都有更细的分支，来对接天山分水线以北的锡尔河、伊塞克湖流域。　　由于当代政治分割的原因，那些热衷于为伊犁河谷——准噶尔盆地——塔里木盆地，寻找古道的户外旅行者，暂时并没有机会，去亲身探寻吉尔吉斯斯坦境内的“纳伦河上游谷地”、“伊塞克湖盆”与塔里木盆地之间，到底有多少曾经使用过的古道。仅从现在的资料来看，为阿克苏中、下游地区，提供进入天山腹地孔道的任务，主要是于托什干河上游来完成的。也就是说，尉头国和今日的阿合奇县，控制着通往乌孙、吉尔吉斯斯坦的山口。　　这些山口中最为重要的，是阿合奇县与乌什县之间的“别迭里山口”。通向这个山口的河流，是托什干河左岸支流“别迭里河”。这条河流目前也是阿合奇县与乌什县的行政分割线。在二千多年前，它很可能也是尉头国与温宿国领土的分界线。当然，就国家、民族履行来说，真正能够做到控制山口的，应该还是游牧属性的尉头人。　　别迭里河并非唯一指引我们，通往天山腹地的河游。如果我们顺着托什干河一路向西，到达阿合奇县的西部边界时，还会发现一个叫作“契恰尔”的山口，帮助我们进入吉尔吉斯斯坦境内（《龟兹地缘结构图》上未能标出，后来会补上的）。也就是说，即使别迭里山口被东部那些绿洲国家强行控制，尉头人也同样能够和他们在天山腹地的亲缘部族，保持联络。　　后来吞并温宿的姑墨，以及并吞姑墨的龟兹，有没有将实际控制线，推进到别迭里河，已经很难考证了。不过东汉时期，帝国的军事家却的确将自己在天山南麓防线的终点，定位在了别迭里山口。我们现在，仍然能够在别迭里山口，看到汉军当年留下的峰隧。从这个角度说，别迭里山口也可以看作是，汉帝国版图的边境了。以汉帝国在西域的统治特点来说，一贯是以政治、外交手段为主的。除非是特别紧要的战略要地，一般并不会建立军事据点。毕竟在这远离核心区的土地上，支撑军事存在的代价是非常大的。在别迭里山口建立烽燧，意味着这个山口应该是通往天山北麓的主要通道了。　　事实也的确如此，在今天南疆与中亚的贸易交流中，别迭里口岸也是阿克苏（地区）及其以东地区，唯一开放的，能够直通境外的口岸。对于中、吉之间的商贸往来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而在汉唐开拓西域时期，也同样有两件大事件，来佐证别迭里古道的重要性。在唐朝时期，为中央之国在别迭里留下足迹的，就是大家熟悉的不能再熟悉的唐僧玄奘。在唐人的记载中，别迭里山口被称之为“拨达岭”或“勃达岭”。按照西域土著的命名方式，这个高点也可被称为“别迭里达坂”了。只不过，在玄奘的记录中，它是被称作“凌山”罢了。

尽管每一条穿越天山，直通乌孙故地的古道，都试图和这位历史名人扯上关系，将自己贴上“唐僧古道”的标签。但明确经由阿克苏河流域，入境伊塞克湖盆的玄奘，能够选择的应该就是别迭里古道。对于玄奘和其他唐朝之人来说，并不需要象张骞那样，带着探路的心态去展开西域之旅。因为汉帝国在此数百年的经营，已经成功的开拓了成熟的，带有官方性质的通道。刚才我们也说了，汉帝国也曾经有大事件，发生在这条古道之上。这个大事件的主导者，就是发出“犯强汉者，虽远必诛”之言的西汉名将陈汤。　　陈汤并非第一次出现在我们的视线中。在解读康居时，陈汤就已经代表汉帝国出现在天山南北，并最终穿越天山，击败了试图以康居为基地，夹击乌孙的北匈奴“郅支单于”（公元前36年）。在这次远征当中，汉军穿越天山所使用的孔道，就是别迭里古道。而我们今天在别迭里山口所发现的汉代烽燧很可能就是这次远征之后，所设立的军事据点。　　对于汉帝国和乌孙来说，别迭里山口并不仅仅是一条通道那么简单。因为历史记载的乌孙都城“赤谷城”，就在别迭里山口的西北方向。当然，我们前面也分析过了，赤谷城并非乌孙唯一的政治中心，而更有可能是乌孙王族越冬的地方。如果说乌孙夏都是在特克斯河谷的话，那么赤谷城就应该是乌孙人的“冬都”。　　决定一个政治中心的所在，除了环境以外，更重要的是它的地缘位置。从这个角度看，不是赤谷城的存在，决定了别迭里山口的地缘价值；而是别迭里通道南连塔里木盆地，北通伊塞克湖盆地地缘位置，影响了乌孙人的选址。有鉴于此，汉帝国的军事将领，从战略角度担忧乌孙或者吞并乌孙之后的匈奴，经由别迭里山口切断丝绸之路并非杞人忧天（这也是陈汤立主远征的主要理由）。　　需要说明的是，别迭里山口也好，刚才我们提到的“契恰尔山口”也罢，其实都不是在天山主脉的分水内岭上。也就是说，翻越这些山口，并不能马上插入纳伦河流域或者伊塞克湖流域。事实上，要想真正进入天山北坡，那些徒步旅行者，还必须在那些隶属阿克苏河上游的河谷中穿行一段距离。之所以会有这种情况发生，是因为托什干河和库玛拉河，在天山腹地的上游集水河流，基本都是呈东——西流向，横切天山山脉。而由托什干河谷出发的别迭里、契恰尔古道，所依托的河流都是北南向直接注入河谷的支流。这种地理结构使得别迭里山口也好，契恰尔山口也罢，实际上都只是阿克苏河上游谷地，与中游河谷之间的分水岭。　　对于试图经营塔里木盆地的农业属性政权来说，鉴于他们的机动能力，将与游牧民族的地缘分割线，定位在他们所能遇到的第一个分水岭已是极致。至于阿克苏河上游那些结构复杂的河谷，则注定是更适应恶劣环境的山地游牧民族的领地。这种地缘分割情况，实际也一直延续到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在今天的中、吉划界方案中，双方在阿克苏河流域一带的国境线，大多是在阿克苏中、上游支流的分水线上。　　从地缘规律，以及一直以来的认知而言，上述地缘分割线的定位应该是合理的，也是符合实际情况的。只不过对于中国方面来说，也并非完全满意，因为有一条直接注入托什干河谷的中游河流，其河源区当初并没有划归中国，而是归属了苏联——吉尔吉斯斯坦。这条河流的位置就在阿合奇县城的东侧，与别迭里河相邻。在今天的地图上，它被标注为“琼乌散库什河”。而在有的资料中，这条河流又被称之为“乌宗图什河”。其争议区也由此被称之为“乌宗图什河源争议区”。　　假如一直以来，用来沟通天山游牧民族，与阿克苏河的通道，是沿琼乌散库什河开辟的。那么中吉之间的这块争议区可能就不存在了。琼乌散库什河与托什干河上游河谷之间的分水岭，将会随着道路的开辟而自然成为双方的行政分割线。在没有通道的情况下，在天山腹地游牧的吉尔吉斯人，会更有机会更深入一步。对这种实际据有与地缘政治原则相冲突的情况更为伤神的，应该是看起来吃了亏的中国方面了。其实要是严格按照分水岭原则，来划分彼此之间的国境线的话，将中、吉之间的国境线，定位于整个阿克苏上游谷地，与纳伦河谷、伊塞克湖之间的分水线上是最符合中国利益的。实际上，在中、苏交恶之后，中国方面也曾经一度提出过这样的要求。不过这种想法显然是不具备可操作性的。因此后来的具体要求，也聚焦在获取阿克苏河整个中游流域的控制权上了。　　以中、吉双方后来签订的边境协议来看，双方各让一步的解决了“乌宗图什河源争议区”的问题。中国方面在“收回”860平方公里的吉方实占领土之后（约占当日要求的30%），放弃了将国境线，划在分水岭上的要求。　　通过上述内容，相信大家已经对迭别里山口的地缘价值有所了解了。那么说，今日别迭里山显得太有价值的原因，是不是仅仅因为它现在实际成为了中、吉两国的边境点。而象夏塔古道、包扎墩古道两端，现在都属中国境内的原因呢？情况并没有那么简单。即使在古典时期，别迭里山口和阿克苏河流域绿洲的战略价值，也会略高于龟兹故地和它那些通往乌孙东部的古道。至于为什么这样说，我们下一节再接着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