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时代 — 克里雅河南向之路与精绝国地缘结构

穿昆仑山而过的克里雅河，并没有象喀拉喀什河那样，将源头指向喀喇昆仑山北麓。其实从方位上看，克里雅河即使再向南延伸，也已经与喀喇昆仑山无关了。如果从克里雅河在山南的源头，拉一条直线向南穿越藏北高原的话，它所能碰到的下一个高大山脉，应该是冈底斯山脉了。而顺着这条直线再往下划的话，圣湖玛旁雍错就将出现在连线的另一端。　　克里雅河及其南部地区的地理结构，似乎在向我们暗示，如果一定要选择克里雅河谷进入青藏高原的话，那么最终目的地只能是阿里高原及其所属的西藏地区。假如你的目标是克什米尔和其南部的印度河平原的话，就没有必要在高寒缺氧的藏北高原，多耗费成倍的时间和精力了（选择桑株道的话，在藏北高原的路程要少一半以上）。　　任何在行政地图上所划出的直线穿越方案，都只是理论上的计划。在实际操作中，下一个补给点的位置，才是路线的决定性因素。从阿里板块的地缘结构来看，其位置最贴近藏北高原的，有农业基础的人类聚落区，就是位于藏北高原之南，大湖盆地带（羌塘盆地）西端的“班公错”湖区了。　　建制于班公错东南部的行政区，就是阿里三围中的“日土县”了。从行政角度看，从于田出发准备进入卫藏地区的旅行者，将要穿越整个藏北高原进入日土。然后在稍做休整之后穿越或者绕过冈底斯山脉，进入狮泉河谷，最终在玛旁雍错之东接入雅鲁藏布江河谷。　　总的来说，这条线路与我们理论上连接克里雅河源头——玛帝雍错的那条直线相比，是向西绕了一条折线。问题在于，虽然我们都知道两点之间最近的距离，是它们之间的直线。但克里雅河与班公错湖之间的连线，显然要比这条直线穿越藏北高原的理想线路，要更容易让人摆脱藏北高原的恶梦。　　在克里雅河与班公错湖间的连线当中，最重要的节点应该是克里雅河源之南的“克里雅山口”了。山口南面所指向的，是藏北高原那些由一个个盐湖所组成的内流区。具体说，翻越克里雅山口之后的我们，会向西南方向从两个盐湖：邦达错和郭达错之间穿过。然后再寻路切入班公错湖东。　　就这条线路来说，翻越山口已经不是最大的障碍了。因为有了藏北高原这个底座，那些在高原上凸起的山地，相对高度反而并不算太高了。身处其中的话，我们甚至很难准确定位，包括克里雅山口在内的，各流域之间的分水岭。然而这并不意味着藏北高原之旅会变得很轻松。因为比起这些可以用脚克服的障碍，高原反应和变化无常的天气才是你最需要担心的（更何况沿途根本没有补给）。　　由于包括阿里、卫藏在内的西藏地区，在二千多年前并没有与中央之国发生地缘联系，所以从南疆直通阿里的克里雅古道，并没有进入汉帝国的视线。不过在第二帝国时代，崛起的吐蕃人应该就很有机会通过克里雅山口，向驻守南疆的唐军发动奇袭了。鉴于双方对高原适应性上的差异，唐军却基本不可能透过藏北高原，威胁到吐蕃。当然，我们前面也说了，即使是最适应高原的土著，也不可能在藏北高原经营一条战略通道。这些古道至多能起到的，只是支撑一两次成功的军事行动。　　在近现代，克里雅山口曾经经历过两次重大的军事行动。只不过，这两次军事行动却都是由低地向高地的逆袭。最近的那次，就是1950年代表红色中国，最先踏上西藏土地的那支“进藏英雄先遣连”。然而带着探路目的的他们，在翻越克里雅山口之后，并没有向西南方向直切到班公错湖区，而是偏东南方面进入了羌塘盆地的西段腹地（今改则县境内，其驻地今名“先遣乡”）。问题是，很快他们就发现，这片游牧之地并无法真正成为前进基地。因此在其后不久，西进占据日土地区以及阿里高原那几条圣洁的河谷，就成为必然的选择了（好在此时和平解放西藏的《十七条协议》已经签署）　　相比那支主要由低地农民所组成的红色先遣部队，准噶尔人在18世纪初，透过克里雅山口，向卫藏地区发起的那一次攻击，就要顺利的多了。蒙古人的这一次攻击，事实上也没有遵循我们刚才所规划的“合理”路线，先行抢占日土（班公错）这个桥头堡。而是象先遣连一样，直插羌塘盆地腹地。不过，进入草原地带的他们，并没有向西移动至班公错湖区。准噶尔人选择的是转而向东移动，在对手还未反应过来时，6000骑兵便出现在了纳木错湖畔。　　从蒙古人的角度来说，他们的确有资本这样做。前面我们也分析过，冈底斯山——念青唐古拉山以北的“大湖盆地带”整体上是西藏的游牧区。尤其是纳木错东北，可以从横断山脉接收印度洋水气的那曲一带，更是羌塘草原的精化所在。相比从班公错湖起，一步步的沿狮泉河——雅鲁雅布江，一步步的向拉萨攻击前进。拥有强大机动能力，对草原环境更有控制力的准噶尔人，显然更愿意快速通过大湖盆地，以羌塘草原为前进基地。在这里他们不仅能够就地获取补给，更能马上切入近在咫尺拉萨河谷（反过来，当年吐蕃的游牧骑兵，也可遵循相同路线进入塔里木盆地）。　　事实上，当年对藏北高原以南地缘结构几乎一无所知的红色军队，之所以会错误的选择先切入羌塘草原腹地（而不是进入班公错湖区），就是受了准噶尔人的误导。问题在于，他们在从南疆土著那里得知，蒙古人曾经的进藏路线之时，却忘记了自己并不具备游牧民族那种对恶劣环境、草原地带的适应性。　　在后来的探路过程中，阿里高原终于成为了一切穿越藏北高原路线的终点。在经过多次试错，付出极大代价后。今天这条通过叶尔羌河右岸支流——提孜那甫河（上游哈拉斯坦河谷）进入藏北高原，并最终透过阿克赛钦地区进入阿里高原的“新藏公路”得以修筑成功。　　不过，在未来的日子里，克里雅山口还是有可能真正成为连通南疆与西藏的地缘枢纽。因为在中国2008年调整通过的《中长期铁路网规划》中，“研究建设和田－狮泉河－日喀则线”被明确列入了远期计划当中。结合这条铁路将向西对接喀什——乌鲁木齐这条北线铁路线的情况来看，克里雅山口将很有可能成为铁路进藏的选择（如果在皮山的桑株山口就进藏了，那和田市就会被无视了，这在地缘政治层面上是很难被接受的）。　　当然，如果综合考虑到向边境地区战略投送这个问题的话，在和田以西进藏，采取与新藏公路接近的路线，沿着与喀喇昆仑山平行的线路接入阿里高原，也许会更为合理。至于说最终的新藏铁路会采取什么样的进藏路线，还要有待相关部门的综合考量了（注：在新图出来之前，以上内容可暂时参考《克什米尔及其周边地区地缘结构图》）。　　基于南疆——西藏之间的交通问题，对今天中央之国的西部安全有着重要意义，所以在汉帝国并没有能力渗透于此的情况下，我们还花了很多时间在这片屋脊之地上。而现在，是时候回到昆仑山北麓，去继续我们的张骞回家之路了。　　在张骞循南线回国复命的时候，克里雅绿洲的扜泥国肯定是他的必经之地。然而扜弥国却并非是克里雅河流域唯一的“国家”。在它的南部，山地平原交接之处，还有一个人口两千一百多的小国——渠勒存在。这种情况其实并不鲜见，那些占据了大块绿洲的国家，并不一定就能控制上游地区，那些地势更高的土地。　　比较不能确定的是，渠勒国到底已经成为了一个农业国家，还是一个象西夜、子合那样，生存于绿洲外围的游牧国家（尤其是那些有通行价值的河谷）。从这个国家有一座城“鞬都城”的情况来看，渠勒人最起码在汉使前来考察之时，已经部分适应了定居生活。　　不过有一点倒是能够确定，那就是靠近昆仑山脉生活的渠勒国，并不处在丝绸之路的必经之路上。在扜弥之后，下一个能够从丝绸之路直接获益的国家，将是一个非常神秘而又特殊的国家——精绝。至于为什么这么说，我们接下来再解释。在西域诸国中，精绝国的神秘度应该算是仅次于楼兰了。这两个国家之所以神秘，并非是因为它们完全被历史所湮没。恰恰相反，它们之所以引发世人的关注，是缘于两国都有相对完整的遗迹留存到现在。　　楼兰、精绝两国之所以能够为我们留下大量遗迹，完全是因为它们很早就被沙漠所覆盖。而那些一直以绿洲形态存续到现在的土地，在人类的反复利用下，能够保留下来的信息就要少的多了。　　在水就是生命的西域，几乎每一个国家都要对应一条以上的河流，尤其是那些以农业为主的定居国家。精绝也不例外，它所对应的这条河流，今天被称之为“尼雅河”。而精绝遗址也因此被称之为“尼雅遗址”。在这片遗址中出土的众多文物中，最为世人所熟知的，就是那个带有谶纬意味的“五星出东方利中国”的织锦了。　　今天在尼雅河流域所建制的行政区，叫做“民丰县”。从汉字的本意来看，这个1945年建制，取意“人民丰盈”的行政区，无疑是讨了一个好彩头。不过当时没能象皮山、轮台等县那样，复制西域古国名，不得不说一种遗憾。要是那样的话，现在应该对发展旅游业会更为有利。　　未能用“精绝”二字为县名的理由，也许是因为那个“绝”字，毕竟这个字在汉语中的寓意不太好（尤其还跟“精”字连用）。当然，对于我们这些研究者来说，叫什么标签都不重要了。我们知道民丰、尼雅、精绝这些标签，所指向的是同一地缘板块就行了。不过，一定从地缘角度，严格区分这几个标签的范围的话，它们所指向的板块位置，还是有所区别的。简单点说，今天民丰所经营的绿洲，并不是精绝国所经营的绿洲。也不仅仅是尼雅河绿洲。　　今天的民丰绿洲，与塔里木盆地中大部分绿洲的位置一样，处于“山前平原”之上。而精绝人所经营的绿洲，却是在尼雅河的尾闾三角洲地带。如果不去探究它与河流之间的关系，单纯在地图上定位的话。估计很难会有人相信，在如此深入沙漠的地方，曾经拥有一片繁荣的绿洲（不过谷歌、百度上搜索“尼雅遗址”的话，会给出一个错误的定位）。　　在东亚，河流末端的三角洲地带，往往是拥有最高农耕潜力的肥美之地。遇到更大河流或者海洋阻力的河流，在流速减慢之时，总是能够用上游带下来的泥土，扫出一片水网纵横的扇形平原来。然而对于临近沙漠地带的河流来说，这种情况却不太多见。鉴于沙漠地带强大的渗透性，大多数河流只是默默无闻淹没于黄沙之中。只是凡事都有例，在之前的章节中，河西走廊位于额尔济纳河末端的“居延海”绿洲；以及阿姆河下游三角洲的花剌子模，就是典型案例。　　对于一条穿行于沙漠中的河流来说，如果想在沙漠之中滋养出一片三角洲形态的绿洲来，通常要具备三个条件：一是河流的这个归宿或者中继点，多少得比周边低一点。不管你的形态是一个深盆，还是一个浅的不能再浅的碟子。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让水流慢下来，并开始横向发展出天然绿洲来；第二个条件是，必须得有渗透性较差的黄土层做底。这样的话，水即不容易渗透掉，也有了植被生长所必须的土壤。最后一个条件就是必须得有较大的水量，帮助你在被炙热的阳光蒸发干净之前，找到合适的归宿点打造终极三角洲平原了。　　这三个条件中，最为重要的还是水量了。水量够大的话，即使下游条件再差，河流也能年复一年的，把上游的黄土搬运进沙漠，自然铺就在河道上。直到它找到一个相对低地作为最终的归宿。比如曾经跨越整个塔里木盆地，注入罗布泊的塔里木河。它当年的这次成功穿越，就造就了楼兰这个与精绝齐名的神秘古国。　　相比在终端造湖，并在临湖河口处打造三角洲平原的阿姆河、塔里木河，今天年均径流量不到三亿立方米，在塔里木盆地诸河中，处于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地位的尼雅河，对结果就没有那么多要求了。它当年应该只是在沙漠深处，找到了一片相对低地，运土、漫流成为了一小片东西纵深不算太宽的，植被丰茂的沼泽之地。　　现在对于我们来说，新的问题又出现了，如果精绝人选择了在深入沙漠腹地的尾闾绿洲生存，那么今天我们所看到的，位于山前平原，处在下游中段的民丰绿洲呢？要知道，从打通东西商道和规避沙漠影响的角度来看，今天的绿洲所面临的风险，显然要小于精绝人的选择。　　这个问题的答案其实并不复杂，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生存与发展”的问题。对于人类来说，最为重要的事情并不是与外界沟通，并籍此而谋求发展的机会。生存下来（直白一点就是“活下去”），永远是人类的第一需求。今天的我们，仍然能够在一些闭塞的深山、原始森林中，找到与世隔绝，自给自足而生的村落。即使是在塔里木盆地，被认为已经成为生命禁区的罗布泊地区，在上世纪初还有些许多的时候，也还存在一些基本与世隔绝的“罗布人”。　　如果让当年迁移到尼雅河流域的那些精绝国先人来选择生存之地的话，他们一定会选择整个流域中，水、土状况最好的地方作为栖息地。至于这个地理单元，是否更有利于与外界沟通，并不会是最优先考虑的。在这种情况下，尼雅河末端天然形成的这片沼泽之地，将会是最好的选择。虽然它的四周都被黄沙所包围，但更上游一点的地方，条件也不会好的哪去（黄沙会少点）。　　在自然选择的情况下，象利用尼雅河末端天然绿洲，作为最初聚落区的情况，在塔里木盆地应该是普遍存在的情况。包括克里雅河断流之后，在沙漠腹地的最终归宿地，也都发现有了不少遗址。如果有一天，有人以卫星遥感地图为依据，沿着塔里木盆地中某条河流的故道前行，在更深的沙漠之处找到年代更为久远的人类遗址，大家也不应该为此而感到惊讶。　　塔里木盆地的这种选择，与我们在东亚的经验正好相反。在洪水泛滥的东亚上古时期，靠近山地的相对高地，总是更容易先聚落出以农业为主要生产方式的部族的。当然，这也并不表示在塔里木盆地，这些山地、平原交汇之处，就没有被人类自然选择的价值了。只不过，通常情况下，这些拥有更为复杂气候环境的地区（可以孕育生长于不同季节的草场），会更容易成为游牧部落的选择。　　在汉帝国的版图上，尼雅河在这个位置上，也孕育出了一个“国家”——戎卢。这个一千三百多人的小国，在西域的地缘政治版图中并不重要。与克里雅河的渠勒一样，只是一个与丝绸之路擦肩而过的游牧小国罢了（或半农半牧）。比较让我们感兴趣的是这个“戎”字的使用。在华夏文明的“华夷五方”结构中，那些被归入西戎范畴的族群，通常都与源自黄土高原的华夏文明，在族源上有着密切的关系。能够让这个西域小国，打上“戎”的标记。戎卢人在汉帝国使者的眼中，应该最起码具有相似的种族特征了。　　这也验证了我们之前曾经作出过的推论，那就是丝绸之路南线的绿洲，最先是被那些从欧洲——中亚方向而来的，高加索人种后裔所开发。而从黄土高原渗透而来的被标贴上羌、戎等标签的黄种游牧部落，则占据了昆仑山一线的山地草场。由于两大体系在种族、文化、生产方式之间的明显差异，所以在同一条河流的上、下游地区，并没有自然融合成为一个国家或者部落联盟。　　既然在汉帝国扩张至西域之时，尼雅河流域的聚落区，分布于河流的两端。那么又是什么原因，造就了今天的民丰绿洲呢？而精绝国最终又是怎么消失掉的呢？对于这点，我们明天再接着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