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汉匈乃至整个中原政权，与北方游牧民族之间的博弈中，山西高原北部的大同盆地，以及鄂尔多斯高原之北的河套地区，始终是双方争夺的焦点。大多数情况下，游牧民族会在河套地区更具优势，而大同盆地则是中原政权不容有失的前方基地了。 如果有一天，中原政权能够完全控制河套地区，那么我们基本可以认为，这一时期的形势将对中原政权更为有利；反之，要是游牧民族入主大同盆地的话，这片黄土之地所蕴含的农业潜力，势必成为其进一步南下，甚至入主中原的本钱（比如鲜卑）。 以上述标准来看，汉武帝继位时所面临的形势，还算不错了。一方面整个大同盆地还处在汉朝之中；另一方面，河套平原的东部，帝国还顽强的控制着一个突出部——云中郡。然而这种看起起来还说的过去的局面，却是60多年来，用十几个宗室之女加上无数的财帛，屈辱的和匈奴人换来的。 从匈奴的角度来看，作为游牧帝国的开创者，此时的部落首领们还完全没有入主中原的想法。既然那些财富的拥有者，愿意周期性的为之补给，那又何必一定要去自己经营那些土地呢。更何况，匈奴人也并没有把获取额外收入的希望，建立在汉帝国委曲求全的态度上。只要他们愿意，汉帝国视为抗匈前线的那些边郡，随时都有可能成为匈奴人渔猎的猎场。 匈奴对汉帝国的优势，始自公元前200年的白登之围。这场战役，不仅让汉帝国陷入了长达一甲子的蛰伏期，同时也让大同盆地成为了帝国的伤心地。如果汉帝国想要扭转局面的话，首先要做到的，就是真正控制大同盆地，让匈奴不敢再视之如无人之境。 汉武帝预备拉开反击序幕的第一场战役，战场并非预设在高祖刘邦的伤心地：今天山西大同东北的白登山（今名马铺山，而是大同盆地的另一个地缘中心，位于盆地西南角的马邑。与大同一带相比，今名朔州的马邑有一个明显的地理优势，那就是它几乎处在一个向西开口的矩形盆地腹地（朔州盆地）。从战术上看，一旦匈奴人进入了这个盆地，那么汉军形成战略包围的机会就很大了。 当然，试图在这个边长约30公里左右的盆地，打造一个包围圈，所动用的兵力肯定是少不了的，尤其是东面的盆地开口处，将有一道南北长约20公里的防线，没有山地可依。至于其它三面，所使用的兵力相对就要少的多了。能够通行的谷地数量毕竟有限，对于防守方来说，据险以自守总是更容易些的。 据史料记载，为了准备这次反击，汉武帝调动了超过三十万的兵力，埋伏于朔州盆地周边的山谷之中。以战役的规模来看，帝国并不认为这场战役，能够在很短时间内结束。不过逼迫对手在一个可控范围内，进行阵地战、拉锯战，正是农耕民族的优势。纵然在包围圈形成之后，这三十万的兵力不够，汉军也有雄厚的资本，将兵力、物资源源不断的输往前线。相反，游牧民族则更善长于在开阔的草原上打运动战，即便一时不能取胜也可凭借机动优势从容的撤退（所以中原政权，很少有全歼对手的案例）。 现在看起来，将匈奴人引入朔州盆地，并围而歼之是一个不错的设想。以马邑之围，雪耻白登之围的也有足够的象征意义。然而最大的问题就是，匈奴人会不会进来，为什么要进来？对于汉武帝来说，这其实倒也不是个问题。毕竟在之前六十多年的岁月里，汉朝都扮演着一些委曲求全的角色。仅仅是在马邑之围的前一年，帝国还送了一位宗室之女，前往匈奴和亲。这一切，都使得匈奴人断然想象不到，他们的对手能够动用数十万的兵力，为自己精心打造一个包围圈。 纵然汉帝国有足够的理由相信，匈奴人会对他们即将发起的反击掉以轻心，但具体到战术层面，还是需要一点点小计谋来请君入瓮的。对于能够总结出孙子兵法、三十六计的华夏族来说，马邑之围当中所使用的谋术并不算惊艳。简单来说，就是让一个马邑城中的富豪，以汉奸（这可真是货真价实的“汉奸”了）的身份去告知匈奴人，自己可以里迎外合，让匈奴人顺利进城劫掠。为了把戏做足，汉朝方面甚至故意杀死了一名死囚，并悬其首于城门之上（同时告知匈奴人，“马邑长吏已死，可急来），以让前来刺探虚实的匈奴使者，相信马邑城已是一座不设防的城市了。 对于游牧民族来说，劫掠永远是一种极具吸引力的渔猎方式，作为曾经被韩王信看中，试图以之为都的马邑城，也有足够的人口和财富吸引匈奴人入侵。因此在汉朝方面的精心策划之下，匈奴人开始集结兵力，准备突破长城防线，快速杀向马邑城。 为了完成这次看起来毫无难度的劫掠，匈奴人集结了超过十万的骑兵。更为重要的是，这支游牧大军的统帅，正是匈奴当时的最高领袖——军臣单于。在之前的内容中，我们已经根据匈奴左、中、右三大板块的结构，为他们在汉朝的边郡划定的势力范围。根据这个划分，大同盆地正是处于匈奴单于的猎场（事实上，也正是匈奴单于亲自带队）。也就是说，如果马邑之围的计划能够成功的话，汉帝国不仅能够围歼掉数以万计的匈奴骑兵，更有可能直接斩首匈奴单于。 以汉军的计划来说，他们并不打算等匈奴人完全进入包围圈后，再进行合围。而是在匈奴主力骑兵进入朔州盆地之后，即断其后路。至于那些被分割在包围圈之外的匈奴辎重部队，则另外部署了一支从代郡方向出击的，总数三万人的部队解决（飞将军李广也在其中）。从这一点也能看出，汉军并不准备正面和匈奴人拼个你死我活，而是准备在断绝匈奴给养的情况下，将这些不可一世的游牧骑兵困死（可以想见的是，此时的马邑城，以及整个朔州盆地都已经坚壁清野了）。 从计划来看，一切细节都显得十分完美。这很可能也是唯一一次围歼匈奴主力的机会，因为无论胜负与否，再想把匈奴人引入汉军在汉地预设的包围圈，都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了。就计划的前半部分来说，可以说进行的非常成功。顺利突破阴山南麓一线的长城，并没有让亲率十万骑兵南下的匈奴单于感到困惑。基于匈奴一直以来的强势地位，汉帝国暂时并没有机会修复最初由赵国，后来由秦帝国所整合的，阴山一线的长城防线。真正为马邑地区提供直接保护的，是构筑于大同盆地之北，今山西左云县境内的一条防线——武州塞。至于匈奴人有没有突破武州塞防线，又有没有进入汉军预设的包围圈，我们再接着解读。武州塞之名在解读“白登之围”时已经出现过了。“武州”这个标签如果代指的是行政区的话，那它所对应的就是今天隶属山西省大同市的“左云县”（武州县）；如果它指的是一条军事防线的话，那就是一条位于今天左云县城之北，东起管涔山，西至洪涛山的防线了。 上述地名，最早在战国部分，解读赵北三郡时应该有已经出现过了。不过离开这个板块的时间太久了，我们有必要再简单回顾一下它们的地缘价值。管涔山和洪涛山，可以被看作是吕梁山脉的北部延伸，因此我们也可以把这片山地，称之为“吕北山地”。由于地势的原因，两山之间并没有汇集成一条纵贯南北的大河，以及由此而形成一片宽阔的河谷平原。山地腹地所收集的雨水，大部分都向东、南方向外流入大同盆地，去支援桑干河了。 对于吕北山地来说，没有形成大片适宜耕种的冲积平原，固然一种遗憾，但这种相对于农业生产而言的边缘性，对于游牧经济来说，却又是极好的。一方面机动性极强的游牧民族，并不会觉得两山之间，那些丘陵起伏是障碍（对于灌溉农业来说，问题就很大了）；另一方面，这一区域的降水，又足以形成连片适宜放牧的草场。 事实上，在赵武灵王代表中央之国向北扩张之前，这一地区就是游牧民族的乐土。而即便是在赵、秦、汉等政权将口北山地纳入中央之国范畴，并与大同盆地捆绑在一起，设立“雁门郡”之后，畜牧经济依然是本地区的主要生产方式。为了移民实边，也为了在华夏文化的肌体中，补充进“胡服骑射”基因（以对抗游牧民族），那些模仿游牧民族的放牧行为，甚至会得到鼓励。 既然吕北山区是那么适合游牧民族生存，又有多条河谷穿透东侧的洪涛山，连接大同盆地，那么在不能将匈奴人彻底阻挡在阴山一带之时，就很有必要在两山之间的丘陵地带，打造一条可以依托的防线了，这条防线就是武州塞（这条防线，最初也是由秦将蒙恬所打造）。 为武州塞提供依托的，是一条源自洪涛山，向西延伸的山地——武州山（武周山）；以及位于武州山南麓的一条，源自管涔山，向东穿越洪涛山，在今大同市南，汇入大同市的母亲河“御水河”的河流——武州川（今名“十里河”）。不过武周山并没有象武州川那样，向东延伸到管涔山。为了弥补这个地形上的缺口，汉帝国在武州川上游之北，匈奴南下当道之处构筑了武州城，并以此为基础建制了“武州县”。 从地缘位置上看，这样一条山水防线，首先能够防护的，就是大同盆地的重镇，也就是诱发了白登之围的“平城”（大同）了。有了武州塞的保护，最起码由北南下的匈奴骑兵，就无法借助武州川水而下，攻掠平城了。当然，匈奴人也可以从吕北山地最北部的丰镇盆地（今丰镇县所在板块），沿御水河直接南下，攻击平城，不过这就不是武州塞的防御方向了。 真正被武州塞正面保护起来的重要板块，是马邑所在的朔州盆地。如果匈奴人想穿透吕北山地，直接攻入马邑的话，就必须穿越这道连接管涔——洪涛两山的防线。虽然从河套平原，经管涔山中的杀虎口，经善无城（今右玉县城）；或者在攻取平城之后，沿桑干河南下，可以绕过武州塞。但这两条路线，需要先攻取云中、善无、平城这三个军事重镇，对于急于去马邑捡便宜的匈奴人来说，显然不会去考虑。 尽管在汉帝国的版图上，武州塞以北直至阴山长城一线，都应该属于雁门郡的行政区。但实际情况是，帝国并没有实际控制武州塞北（也谈不上恢复秦赵打造的阴山长城防线了）。而掌握军事优势的匈奴人，也并没有视武州塞为不可逾越的天堑。事实上，静止的城防工事，从来都不能将入侵者堵在外面。如果没有强大的反击能力，那些来自草原的游牧骑兵，并不会受制于中央之国所打造的长城防线（参考明朝的“土木堡之变”）。在汉匈战争形势出现逆转之前，整个汉匈相接之处的防线，都像一个筛子一样，经常性的被匈奴人穿透，入境劫掠。 为了诱敌深入，汉朝方面应该也有意识的让武州塞防线出现了漏洞。或者说，让驻军在面对十万匈奴大军时表现出畏敌情绪，龟缩于城堡要塞不敢出战（在自视强大的匈奴人看来，这是再正常不过的表现了）。然而在这个完美计划背后，有一点却让志在必得的汉武帝始料未及。那就是生活于武州塞南的百姓，却并不想当炮灰（人口本身，也是游牧民族的重要战利品），他们在匈奴人穿越武州塞之前就闻风而逃了。 武州塞距离马邑，约有一百公里左右的路程。除了一小段十里河上游河谷之外，这段行程中的大部分时间，匈奴人可以沿着一叫做“源子河”的桑干河支流南下，进入朔州盆地。以匈奴骑兵的机动性和他们迫切的心情来看，这点路程完全可能在一日之内完成。而当匈奴主力进入朔州盆地之后，他们的辎重部队应该还在武州塞北（这些后勤人员的作用，主要是去拉战利品了，主要交通工具为牛车或马车。而车的移动速度，比骑兵要慢）。在汉军的计划中，一旦匈奴人进入朔州盆地，那些埋伏于周边山谷的汉军中的一支，就将立即封堵住源子河谷的谷口，切断匈奴人的归路。配合其它方向的伏兵，十万匈奴骑兵和他们的单于，所将要面对的，就是一个被重重包围，坚壁清野的朔州盆地了。至于那些被封堵在武州塞北的辎重人员，则会有从代郡方向，出高柳城（当时代郡所控的最北部，今山西省阳高县）的三万大军来解决。 在这个计划中，武州塞以南直至源子河谷口的地区，并不会在坚壁清野的范畴中（为免打草惊蛇，他们应该象往常一样，不知所措的面对突然来袭击的匈奴人）。然而一场动用数十万兵力的战役，要想一点消息都不让当地百姓知道，几乎是不可能的。帝国在部署在武州塞一带的驻军，可以有办法有计划实施之前，禁止人员出关，以免走漏消息，但却无法阻止为了保命的百姓自行躲藏起来。 我们并无法推断，武州百姓是在什么时间点，得到大战将临的消息的。能够确定的是，快速通过武州塞，并已向南移动百里的匈奴大军，除了沿途看见野放的牲畜之外，竟然没有捕获一名居民。这种不同寻常的景象，很自然的引发了匈奴人的疑虑。为此，他们并没有继续向南，完成那剩下的百里路程，而是迅速回头，攻击了武州塞中汉军所驻守的要塞。 即便有有充足的防备，武州塞中所屯之汉军也很难面对十万匈奴骑兵攻击，更何况此时他们的防御重心，应该是还在武州塞北，紧随主力骑兵南下的匈奴辎重部队。一旦匈奴主力在马邑被合围的消息传来，这些辎重就将成为守军和三万汉军的合围对象了。在这种情况下，快速回击的匈奴人攻取一个城防要塞，完全没有任何压力。而匈奴单于迫切想知道的真相，也很快随着俘虏的招供而大白于天下了。在惊诧之余，匈奴人自然不会再上套了。 在得知匈奴兵退的消息之后，汉武帝迅速调整作战方案，将伏击战变成了一场追击战。问题是，即使汉军的先头部队（骑兵），与匈奴人拥有同样的移动速度，追上匈奴人的机会也是很小的。因此在追至武州塞防线，自忖没有可能接战的汉军，停住了脚步。汉武帝所精心部署开锣大戏也就此终止。 当然，汉军也并非完全没有机会一试锋芒。最起码从高柳（阳高——天镇盆地）向西出击，准备攻击匈奴辎重的三万汉军，有机会与返程的匈奴主力接战。如果他们真的那样做并拖住匈奴人的话，已追至（包括正准备向北运动的）武州塞的汉军主力势必会跟进。这样的话，一场原本应该发生在朔州盆地的汉匈之战，就会变成武州塞北的一场混战了。虽然即使汉军获胜，也只会是一场击溃战，但也足以振奋汉军乃至整个帝国的士气了。 问题是，并不是所有人都有临机应变的胆略和勇气的，更何况这三万汉军的对手。转瞬之间变成了十万匈奴主力，最终在犹豫之间，这些本来可以改变历史的汉军，还是放弃了与匈奴接战的打算。而日后无数次与重大战功擦肩而过的李广，也正是这统率这三万汉军的将领之一。 对于匈奴人来说，马邑之围就是汉军所实施的一个阴谋。如果汉军从此之后一蹶不振，再无建树。相信一定会有研究者，将汉匈之战失败的原因，归结于那个向匈奴单于告密的“汉奸”。在现实环境中，一些热衷于讨论国际时事的朋友，也同样会不由自主陷入阴谋论的怪圈。而那些在历史上经常出现的谋术，也成为了阴谋论的论据。 实际上，这两者其实是有本质区别的。在人类的博弈当中，各种谋术的动用总是在微观历史中不断出现。然而当我们把视角拉高就会发现，推动历史前进的并非是某个人物或者一次阴谋的成功实施（或者失败）。战术层面的谋术，并无可能直接改变战略上的大势。就象汉匈战争一样，如果马邑之围取得了预期的成果，那么自然可以算是为这次“帝国反击战”开了一个好头；但即使无功而返，我们也很快可以看到，蓄积国力长达一甲之数的汉帝国，是如何在接下来的十五年间，将匈奴人逼入死角的。马邑之围示意图http://pan.baidu.com/s/1wz8J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