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匈奴经常在秋季对汉帝国边郡发起攻击有所不同，汉帝国反击匈奴之战，往往选择在春季。这一点并不难理解，我们上节也说了，此时匈奴的人力、畜力都处于最弱的时期，这个时候前去攻击匈奴，可以算得上是乘虚而入了。当然，气候对双方都是公平的，汉军所倚仗的马匹，也同样不可能在冬季吃到优良的牧草，以保持体力。也就是说，如果只是象游牧民族那样，靠天吃饭的话，汉军此时也并没有比较优势，主动出击匈奴。 然而对于农耕民族来说，却并非完全靠天吃饭。与匈奴逐水草而居的方式不同，汉地的战马来说，可以依靠由粮食作物所调配而成的“精饲料”，来常年保持体力。当然，这样做的花费也是巨大的，仅从饲料成本来看，一匹战马所耗费的粮食，就会是单兵的四——五倍。而在长途奔袭中，为了保证机动性，往往一名骑兵需要配备不止一匹战马。这样算下来，如果没有强大的农业基础与储备，中央之国是很难有足够的本钱，对游牧民族展开反击的。也正因为如此，汉帝国才在六十多年后，才有足够的力量对匈奴展开战略反击（汉帝国甚至会专门种植供战马食用的大麦）。 事实上，发生在公元前129年的春季的这场反击战，并非是汉军第一次对匈奴发起春季攻势。尽管在之前的60多年中，汉帝国整体处于战略防御状态，但也并非在军事上，一味处于防御状态。只不过，那时的进攻，更应该被视为防守的手段，或者说以攻为守，战略上并没有指望把匈奴人赶回老家去。偶尔发起的反击，一般是在匈奴发起秋季攻势之后，次年的春季主动出击一下，以显示自己在汉匈对抗中，也有一定的主动权。真正以匈奴发起攻击之后，迅速反应，向对手纵深攻击前进的，这算是第一次了。 从宏观角度看，这当然是因为此时的帝国，已经决心掌握汉匈之战的节奏了（撑握战场的主动权）；微观一点看，也可以理解为汉武帝在马邑之围失败后，急于寻找匈奴主力决战。不过单从技术上看，这种迅速反应也有它的道理。前面我们也说了，秋高马肥才是匈奴南下的最佳时机，如果他们在初春就急于入寇帝国边郡的话，十有八九表明此时的匈奴，正因为气候原因，遭受了难以承受的损失。如果汉帝国此时正处于蓄势待发的状态，没有理由放过这个“帮助”匈奴雪上加霜的机会。 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帝国并无可能集结太多的军队。所能调动的，是那些常驻边郡的常备军。从战役部署上看，出击的汉军共分为四路，每路一万骑兵。由东至西，分从上谷、代郡、雁门、云中，四郡出击，各自为战，寻找匈奴人接战。结合地理结构来看，这相当于燕山西南角的宣化盆地，到河套东部的前套平原一线，对阴山一线的匈奴力量发起全面反击。 在一些军事爱好者看来，汉军这种分兵出击的方式，无异于“找死”，在他们看来，集中优势兵力，一路出击才是亘古不变的真理（尤其是在地理、环境情况复杂的区域）。问题是，此时的汉军，并无法明确匈奴主力在哪，也无法短时间集结足够的兵力，排兵布阵下战书与匈奴决战（这还得对方愿意）。他们也能判断出的信息，就是那些分散在山谷之中越冬的匈奴部落，此时正遇到了大困难。如果此时出击的话，他们分别所要面对的匈奴人，无论从数量还是战力来看，都不大可能有优势。 实际上对于汉军来说，判断匈奴主力的位置，永远是一个难以做到的问题。因为这些逐水草而居的游牧部落，并非象农耕民族那样，定居于一片土地上。也正因为如此，在战前根据匈奴各部的大致游牧区域分划战区、数路出击，成为了汉匈之战中，汉军所最常使用的战术。而战役的目的（尤其是在帝国无法立足草原地区），也并非攻城掠地。斩获敌人首级的数量，几乎成为了记功的唯一标准（同时也要考虑己方的损失）。只不过，世界上没有绝对的公平。对于象李广这样守土有功，能够威慑对手不敢轻易南侵的将领来看，就未必有足够的斩获来加官进爵了。 说到汉匈战争，除了卫青、霍去病这两个幸运儿之外，悲情英雄的代表——李广也是绝对不能绕过的人物。通常情况下，发生在公元129年春的这场战役，会称之为“龙城之战”。然而，真正发生在匈奴信仰中心——龙城的这场战斗，只是整个战役的一小部分，也是唯一取得胜绩的战斗。 我们刚才也说了，这是一场四路出击，各自为战的战役。除了卫青之外的另外三路，都没有获胜。其中一路未遇匈奴部，无功而返；另两路则折损大半兵力之后，落败而归。不过，从个人英雄主义的角度来看，率军从雁门出击的李广，却写下了神奇的一笔。在兵败、负伤被匈奴俘获之后，李广成功的从押送他的匈奴骑兵手中逃脱，并且在摆脱数百追兵之后回到了汉朝领土。 尽管李广这次的超人这举，实际上也为汉军立威，并间接为汉朝边郡的安全贡献了力量（“匈奴畏服，称之为飞将军，数年不敢来犯”）。然而这场战役的主角，注定是直捣龙城的卫青。那些卫青所攻击的“龙城”到底在哪，这场战役对于汉匈战争地缘结构的影响究竟又在哪里，我们再接着解读。拜唐诗所赐，龙城之名在中国的知名度颇高。那句“但使龙城飞将在， 不教胡马度阴山”的唐诗，想必大家都耳熟能详了。对于与汉朝在北方面临同样局面，又都有力量进行反击的唐朝来说，汉匈之战的很多事迹，自然会借来抒发情感。不过就这两句唐诗来说，却有一个千古疑案，那就是“龙城飞将”到底指的是谁。 单就一个“飞将”来说，很自然的大家就会想到被匈奴明确畏之为“飞将军”的李广了；然后若以“龙城”来论，那诗句所指向的，最有可能的就是曾经直捣龙城的“卫青”了。揣度唐人的心理，李广固然能够在一定程度使匈奴数年不敢来犯，但卫青的功绩在于主动进攻，并视对手腹地如无人之境，应当更能为时人所崇拜。当然，更大的可能性是，“龙城飞将”并非单指一人，而是龙城.飞——将，指向的是卫青、李广两人。如此将、帅，攻、守结合，胡人自然不敢轻言南下了。 好了，言归正传，毕竟这不是一个文学考据的帖子。其实从地缘角度考据，最大的谜题并不在于谁是匈奴最惧怕的汉将，而是卫青所破之龙城究竟在哪。作为匈奴人祭祀天神的场所，历史有明确记载的龙城，是在漠北色楞格河盆地，今天杭爱山麓的鄂尔浑河上游一带（今蒙古“哈拉和林”）。然而经过测距我们会发现，漠北龙城与卫青出发的上谷郡之间，直线距离约有1200公里。很难想象，一支带有被动反击性质的军队，能够在匈奴腹地横穿1200公里（中间大部分还是大漠戈壁），直取对手的核心之地，然后在斩杀七百人后再全身而退。 更为合理的解释，是卫青所攻击之龙城并不是在漠北，而是在漠南。鉴于匈奴自视对汉朝拥有强大优势，并且也实际占据了阴山以南，云中、雁门、代郡等边郡的部分地区。因此为了方便这些在漠南游牧的部落每年五月祭拜天神，在阴山乃至燕山西北麓设置一个新的祭祀中心也是很有必要的。 很多朋友一定希望，我在地图上明确标出这个南“龙城”的所在。不过对于一个由游牧民族所立（在当时很可能就是一堆帐篷，再加一堆石头了），后来很快又因为汉帝国反击，而弃之不用的圣地，我们并没有办法为之准确定位。然而，结合卫青的出击方向来看，大体的方位还是可以推理出的。 所谓“上谷郡”，从地理结构上，主体就是燕山山脉与太行山脉相接处，由西至东一系列盆地的集合体，再加上华北平原西北角的一小块区域（今北京昌平地区），用以在地缘上紧密与华北平原的关系。以今天的行政区划来看，这条盆地带应该自河北的万全县起，向东包括张家口、宣化、涿鹿、怀来、延庆等地。 阴山——燕山一线的边郡结构，在战国后期就已由燕、赵两国定型了。我们之前也曾经花过不少笔墨来解读，所以印象模糊的朋友可以按目录回看相关内容。以上谷郡的地缘位置来看，卫青和后来北出上谷的汉军，北上攻击匈奴的话，他们最有可能出击的位置，是由今天张家口市的位置，向北翻越燕山余脉——野狐岭，然后进入今天河北省张北县境内。 今天从张北县境，沿燕山山麓向东北延伸至丰宁满族自治县北的这条草原地带，被称之为“坝上草原”。由于能够直接承接燕山之水，即使在中央之国大部分地区，整体自然环境远不如古典时期的今天，这条燕山西麓草原带也仍然一片宜人景象。 从地理环境和位置上看，坝上草原无疑应该是内蒙古草原的一部分，也自然应该是游牧民族的势力范围。然而由于整个山西高原、张家口盆地之北，都处于阴山——燕山相接地带，两山的山势在此都已走弱。因此自战国起，中央之国都努力将防线延伸，借助两山在内蒙古高原延伸的一些丘陵，构筑长城防御体系（大致就是今天河北张家口地区，向北与内蒙的交界线了）。 尽管在赵、秦时期，坝上草原已经被纳入了长城的保护范围，然而由于匈奴一直以来的强势地位，汉帝国并没有机会，真正控制这块上谷郡的北部领地。事实上，在龙城之战前，即使是张家口盆地一带，帝国也无法建立真正的统治（上谷郡当时的控制线，应止于宣化盆地）。就象吕北山地腹地的武州山，阳高——天镇盆地北部的苏木山，成为了雁门、代郡的北部控制线一样。以卫青的出击范围来看，出上谷后进入坝上草原，沿燕山北麓向东北方向攻击前进，应该是他此行的方向所在。而阴山东部的阴南、阴北丘陵（大致对应今天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当地称前山、后山地区），则属于雁门与代郡的搜索区域。至于由云中郡出击的那一万兵马，自然是以河套地区为攻击方向了。 既然卫青的攻击方向，是燕山的山前草原，那么是不是意味着龙城的位置，就是在今天的坝上草原呢？只能说这种可能性有，但从匈奴人的角度来说，将如此重要的圣地，放在对手的长城防线以南，并不是件稳妥的事（虽然汉帝国暂时无法控制长城防线）。也就是说，卫青沿燕山山麓，再向东北方向渗透一些，找到漠南龙城的可能性会更大。 向东北方向步出河北境内的话，行政上我们将跨入内蒙古锡林郭勒盟的行政范围。而同样燕山直至大兴安岭（南段）西麓的这条草原带，则可以称之为“锡林郭勒草原”。无论从历史情况，还是今天的行政区划来看，我们都可以看得出。这条草原地带是稳定处于游牧民族势力范围的。而有了足够“厚”的燕山主脉庇护的中原王朝，也并不没有试图在此建立长城防线。 尽管卫青所破之龙城，已经很难有遗迹尚存了。不过地缘研究的优势就在于，它所参考的是一些相对不变的恒量。也就是说，鉴于中央之国与北方游牧民族之间的地缘博弈，实际上是一场起自战国后期，长达二千多年的轮回。在地理、环境没有大变化的情况下，既然那些由中央之国确定下来的地缘要点能够延续下来。那么草原游牧体系，在作出相关选择时，也同样有可能变化不大。也就是说，当年匈奴人在燕山山麓所选定的，祭天圣地，在后来的历史中也同样有可能被后世的游牧民族所看中。 按照这个思路在锡林郭勒草原寻找的话，我们很快能够在这个草原地带的南部，找到一个草原之都——元上都（今锡林郭勒盟正蓝旗上都镇）。这个曾经为蒙古人所看中的草原枢纽所在，与漠北匈奴龙城所在，在地理结构上颇为相似，都处于山麓丘陵盆地之中的草原地带。外有山地护佑，内有大河流过，如果草原上来有人看风水的话，相信一定会认为这种地形、环境会是风水宝地。 以匈奴内部三大板块的划分来看，锡林郭勒草原属于匈奴左翼，也就是一般作为单于继承人的“左贤王”势力范围。这一区域在匈奴坐大之前，是属于东胡部的游牧区。而作为东胡后裔的蒙古部落，也正兴于左贤王故地。如果蒙古人在南下之时，是按照与匈奴左翼部族相同的地缘逻辑，来定位自己在漠南政治中心的话，我们并不应该感到奇怪。 当然，目前并没有考古证据指向后来的元上都，就是卫青所破匈奴“龙城”之所在。不过却有研究者认为有史料记载，卫青从上谷郡出击，出上谷后约700里可见龙城。虽然我个人并没有找到史料出处，无法确定这个距离是否被记载下来。但今天如果从宣化出发，经张家口市——张北县，沿207国道直至上都镇的话，我们会发现交通距离为290公里，折合汉里的话，恰好约为700里。 综上所述，卫青所破之龙城，应该是匈奴左翼部族在漠南的祭祀所在。由于匈奴地域实在太广，内部各板块都有自己的祭祀中心也很正常。后来河西之战当中，霍去病也曾经将“休屠祭天金人”收为战利品。鉴于左贤王部在匈奴体系中的继承人地位，以及提振士气的需要，将卫青所破之匈奴左翼之祭祀中心，概称为“龙城”并无不可。 单从双方的损失来看，汉军这次动用四万骑兵所发起的春季攻势，应该算是赔本买卖了。虽然卫青部攻入龙城，斩获了七百人，但仅仅北出雁门的公孙敖部，就损失了7000人（更别说还有李广部的损失和被俘了）。尽管此时的汉帝国家大业大，能够承受数倍于匈奴的人员损失，但这个费效比也是难以承受的。如果用这个损失来衡量日后以斩获为唯一目的漠北诸战（因为不可能据地），那无论从战略还是战术角度都算得上是完败了。也正因为如此，卫青的这次突袭才会被大书特书（甚至因此而封关内侯）。 然而从地缘角度看，这次反击还是有很大收获的。因为在此之前，尽管雁门、代郡、上谷诸郡都把行政边界划到了秦人所连接的燕赵长城一线。但实际上，这些边郡的北部地区都已经算是匈奴内地了。通过这次反击战，汉帝国的实际控制线终于向北推进了。根据历史记载，最起码卫青此役经略的上谷一线，将实际控制线推进到了张家口市一带（公元前129年，在此设广宁县）。 龙城之战算是帝国将星卫青初试锋芒之役，不过无论汉武帝和匈奴单于都明白，这一切都只是开始。一系列更加激烈的汉匈之战，也即将出现在我们的视线之中。http://pan.baidu.com/s/1xLM2e龙城之战高清示意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