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时代 — 匈奴的报复与帝国的反击

如果说马邑之围拉开了汉帝国战略反击的序幕，那么龙城之战就相当于一把钥匙，直接在双方漫长的边境线上，打开了潘多拉魔盒。自此役之后的十年间，汉匈之战在军事上进入了惨烈的拉锯阶段，每一年都会有战事发生（此阶段终于公元前119年的河西之战）。只不过，与马邑之战以前的情况有所不同，匈奴不再总是主动发起进攻的一方，汉帝国开始按照自己的节奏，一步步的将匈奴逼入死角。　　当汉帝国明确摆反击架势之时，作为一直以来掌控战争节奏的匈奴一方来说，自然是不会甘心让汉军占得上风。更何况，此时匈奴人的损失可以说是微乎其微。因此在龙城之战的次年，也就是公元前128年。匈奴方面又一次借秋高马肥之机，向汉帝国发起了全而进攻。　　可以肯定的是，这次攻击的主力，应该是匈奴左贤王部。因为遭受攻击的方向，是当年由燕国所初立的，辽西、渔阳、上谷三郡。也就是说，帝国在燕山一线的防线，是匈奴这次进攻的方向。在我们最初为匈奴内部，划分的“猎场”中，整个燕地边郡，都是匈奴左翼的劫掠目标。基于龙城之战当中，卫青所攻击的“龙城”，很有可能是匈奴左翼部落，在漠南祭祀中心的原因，左贤王诸部次年在自己的攻击范围，发起全面报复性行动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前一年11月，曾经对渔阳发起过试探性攻击）。　　关于帝国在燕山一线这几个边郡是如何划分的问题，不太清楚的朋友可以回看战国部分。在燕国部分，曾经对“燕北五郡”（ 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的地缘结构做过详细的解读。我们今天要解决的问题是，在汉帝国的反击序列中，为什么除了可以与原赵北三郡（云中、雁门、代郡）配合的上谷郡以外，其它燕北边郡所对应的防区，基本没有成为汉军反击的方向。即使遭受的攻击，也只是原地防守，一般并不会主动出击（为配合西部战场，李广、张骞在公元前121年，从右北平方向出击过一次）。　　说到这里，我们就要仔细观察一下，帝国在燕山一线的对手究竟是什么人了。从大的板块划分来看，整个燕山防线所对应的，自然是匈奴左贤王部了。然而具体到渔阳及其以东地区的防御对象来看，却在地缘结构上迥异于匈奴本部。　　在中央之国的历史中，每一个边郡和长城的设立、修筑，都可以说是为了防止“胡人”南下。不过燕国最初所防御的对象，却并非是为患秦、汉边境的，崛起自蒙古高原腹地的匈奴人，而是游牧于大兴安岭——辽河流域一线的东胡部。不过，在秦人在中央之国为混乱的战国划上何止符时，北方的匈奴人也战胜了东胡等部，成为了北方草原的主人。匈奴左翼所领有的，大兴安岭——燕山西侧草原地带，实际上就是从东胡部手中夺取的。　　尽管匈奴人最终战胜了东胡部，但他们却并没有彻底消灭（或者说融合）这些草原上的竞争者。遁入大兴安岭北部森林地带，暂时退而转为渔猎部落的鲜卑人；以及被压缩于大兴安岭——与燕山之间的西拉木伦河流域，从事游牧、渔猎生活的乌桓人就是东胡部的遗存。　　匈奴人之所以没能完全整合掉东胡部落，并非他们不想，而是因为他们做不到。在我们解读草原游牧部落时，一直会提到一个“干草原”的概念。作为欧洲大陆腹地典型草原，干草原地区给人的印象就是一望无际的大草原。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在于降水。因为一般干草原地区的年平均降水，是在250——450毫米之间。这样的半干旱气候，可以生长那些耐旱的草本植物和灌木，但却无法支撑乔木的生长。只有在干草原的边缘地区，那些更靠近海洋，能够相对充分接受海洋水气润泽的地区，才会出现大片森林。而在干草原地区与森林之间，就会出现一种过渡性的植被覆盖区——森林草原地带。作为草原的边缘，森林草原地带的生产方式，虽然主体上还是可以被归入游牧体系，但由于森林的存在，渔猎则会成为成为森林草原部落经济中，非常重要的补充。一旦草原被对手所侵占，这些森林草原部落甚至会很快退入山林，转而成为纯粹的渔猎部落（反之，如果有合适的时机，他们又会回到草原。典型代表就是鲜卑）。而在干草原地带，“纯粹”的游牧部落虽然也会经常渔猎，但只是作为一种游牧之余的补充罢了。　　虽然相比干草原地带，森林草原地带的体量并不占优势，然而能够兼具游牧、渔猎两种生活方式的优点，还是让人不能小视这些过渡地区的潜力。比如乌桓人，虽然他们和其它东胡部落，在大兴安岭以西的干草原地带不敌匈奴人。但一旦退入西拉木伦河流域，匈奴人就很难与之决战了。　　从地理位置上来看，位于蒙古高原与东北平原之间，被大兴安岭与燕山山脉包夹的西拉木伦河流域，就是典型的草原——森林过渡地带，也就是我们刚才所定义的“森林草原”地带。在蒙古高原的西北边缘，被很多朋友牵肠挂肚、耿耿于怀的唐努乌梁海地区，也属于这种情况。这种山地——平原，草原——森林相接的地理环境，使得森林草原不仅使得居于期间的部族，同时显现游牧、渔猎两种特征，还有机会在夹杂出农耕区来。　　总的来说，象匈奴这种典型游牧体系，并不适应那种被森林包围的感觉。对于习惯了大草原地带的他们来说，那些与草原相杂的森林，将会极大的影响他们的机动性，以及带来强烈的不安全感。因此，这些与燕地边郡相接的森林草原地带，匈奴人宁愿留给乌桓人来经营（前提自己是乌桓人的臣服了）。　　当匈奴人决定从辽河流域入手（西拉木伦河为辽河上游），从东北地区攻击汉帝国时，乌桓人肯定会被征调给予配合的。然而无论是汉帝国还是乌桓人都清楚，西拉木伦河流域以及整个东北地区，在匈奴帝国地缘结构中的边缘地位。因此，如果没有匈奴人的直接介入，乌桓人本身并不太会主动为患汉帝国。而即将发起战略反击的汉帝国，也不会把大兴安岭以南、以东地区作为主攻对象（双方在渔阳以东地区的攻防，都只能算战术级别的了）。　　正是基于上述原因，汉帝国在公元前128年所发起的反击，仍然是在汉匈战争的正面战场：雁门——代郡一线。很快，在龙门之战中初试锋芒的卫青，被调至雁门。这一次，他所率领的反击部队，也伴随汉武帝对其能力的认可，相应增加至了三万。　　配合卫青发起攻击的，是另一路由代郡北上的汉军（李息部）。之所以将卫青所率领的主力放在雁门出击，是因为在匈奴这一波秋季攻势中，雁门郡也与燕山防线一样，受到了冲击。从地缘政治角度看，这次反击也是为了弥补去年的遗憾。因为在上一年春，除了攻袭龙城的卫青部，顺势收复了张家口一带以外。北出代郡、雁门的两支部队，都蒙受了重大损失。很自然，他们也没有可能帮助帝国，把控制线从武州山——苏木山一线，推进到阴山北麓的秦长城一线了。　　从结果上看，卫青所组织的这次秋季反击战，还是取得了不错的战果的，匈奴方面的直接损失为二千人。更重要的是，通过这次战役，汉帝国在雁门、代郡方面的控制线，也开始象上谷方向一样向北推进了。　　经由卫青在公元前129、128年所主导的两次战役，汉帝国在山西高原与蒙古高原相接的这一地区，实际控制线究竟推进到何种程度，我们并不能十分确定。因为在这一过渡地区存在两条地缘分割线。一条是西起辉腾梁（属阴山东），东至大马群山（属燕山西）的分水线。今属内蒙古乌兰察布地区“山前地区”的阴南丘陵，及其以东的张家口盆地，都是属于这条分水线之南。推进到这条分水线的话，汉帝国这几个边郡的安全也就有了基本保证了。　　然而如果要更好的保护雁门、代郡、上谷的安全，汉军还必须继续向北推进。前面我们也说了，在张家口盆地以北，沿燕山山麓的草原地带，被称之为坝上草原。所谓“坝”的本意，指的就是台地。这片台地，其实也可以被看作是蒙古高原南部，由阴山——燕山山脉余脉，单独圈出的一个类盆地区。因为两山除了在我们刚才所划定的分水线一带，有破碎山地对接以外，还在其北约80公里处，连成了一条弧状的丘陵线，完美的将这片台地包围了起来。　　这片台地目前大部分划归为河北境内，在两千多年前，整个台地无疑都是为连片的草原所覆盖，我们完全可以用“坝上草原”的标签，覆盖这一板块。在秦帝国的版图上，他们已经把长城推进到了坝上草原的北部，将这个燕山——阴山相接处的草原跳板，纳入了中央之国的范畴。今天河北与内蒙古在这一地区的分界线，也很大程度反映了这一点。　　要想控制坝上草原，重修秦长城就是必须的了。以卫青的这次出击来说，暂时没有能力做到这点。因此公元128年秋季反击之后，汉帝国的控制线应该是稳定在了辉腾梁——野狐岭一线（今天这两条山地之上，仍然能看到秦汉长城的遗址）。虽然还不能说能够依托坝上草原北部的秦长城故址，完控坝上草原，但山西高原北部的战略安全已经有了保障。换句话说，匈奴再想象以前那样，如入无人之境般的深入马邑、平城所处的大同盆地，已经几乎不可能了。　　当雁门、代郡、上谷三郡的基本安全有了保障后，接下来汉匈战争的重心就要向西转移了。一场规模更大的战役，也即将在卫青的率领在，在河套平原的战场上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