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秋高马肥之时的南下，对于匈奴人来说是一场节日，那么初春时的袭扰，则更是一种无奈的表现了。在公元前128年秋，被卫青（李息）出雁门、代郡反击得手之后。匈奴人肯定希望在下一个秋季扳加面子。就象他们这一年在辽西、渔阳、上谷、雁门一线发起的全面攻势，可以视作是在雪上一年的龙城这耻。然而计划总是赶不上变化，因为时间刚刚又跨越一个冬天，匈奴人又迫不急待的从燕山西段渔阳、上谷两郡入侵了。 在汉帝国决心发起战略反击后（马邑之围起），战略准备充分的汉军，对匈奴人发起的任何一次进攻，都会及时作出反应。更何况这次匈奴人所发起的，又是一次无奈的春季攻势。之前我们也说了，在这个马瘦毛长的时节侵扰帝国边郡，意味着匈奴人的这一个冬天，又遭受了重大损失。 尽管匈奴人的每一次进攻，都会给边境造成损失，但总的来说，匈奴人的这种侵扰，所图谋的只是财帛子女，并没有领土上的企图。当然，在阴山以南那些农牧皆宜的土地，就不可避免的成为双方争夺的焦点了。从帝国行政区划来看，这些地区包括上谷郡的西部，雁门、代郡的北部，以及云中郡及其以西地区。 通过之前的两次反击，雁门及其以东部分，汉帝国已经基本推进到了阴山分水岭。因此在匈奴人发起这次春季攻势之后，汉武帝并没有让他所倚重的卫青，在原地发起反击。这一次，卫青的攻击重点，将是云中以东的河套地区。 在之前的文字中，我们已经对河套地区的地缘结构，做过一些解读了。这片能够得阴山庇护，河水润泽的土地，对于蒙古高原游牧民族，以及来自黄土高原的农耕民族都有着重要意义，将之定位为汉匈战争中的天王山并不为过。如果匈奴人退出了河套地区，那么他们也就失去了漠南最为肥美的草原；而如果汉帝国能够将匈奴人赶出河套地区，那么不仅汉军的马匹供应能够得到充分保障，更能够移民以实边，在这片草原牧地上拓展灌溉农业。正因为如此，在山西高原以北地区，基本完全战略反击目标后，公元前127年春，一场发生在黄河两岸的大战也拉开了序幕。 这场依旧由卫青所指挥的战役，史称“河南之战”。这里所说的“河南”，当然不是指黄河下游的河南省了，而是指曾经为匈奴所苦心经营的“河南地”。河南地这个标签，在之前解读河套之时，也曾经多次出现过。在这里，我们有必要对它的地理、地缘结构再做一次详解。 从字面上看，所谓“河南地”自然指向的是黄河以南地区。以今天的黄河流向来看，这一地区似乎指向的是鄂尔多斯高原。然而今天黄河在阴山脚下的流向，却是经过上千年灌溉农业开发的结果。二千多年前，黄河干流的位置，在包头以西地区，要靠近阴山山脉的多。 今天我们仍然能够看到，这条昔日的黄河干流。相信很多朋友已经注意到了，黄河在后套地区形成了一个河流纵横的矩形水网。除了今天被视作黄河干流的，最南边的河道以外，紧贴阴山山脉的那段河道也依然存在。这段黄河早期的河道，现在被称之为“乌加河”。而乌加河及其以南，被阴山与鄂尔多斯高原包夹而成的这片平原，就是“后套平原”了。也就是说，所谓河南地，除了鄂尔多斯高原以外，也包括后套地区。 事实上，匈奴在阴山南麓的领地，也并非只有地理意义上的“河南地”。因为乌加河以东，直至包头东，这块山、河之间的土地，也是匈奴人的牧场，并且还是核心之地。说到这里，我们要再复习一下阴山山脉的地理结构了。 今天山西与河北，在张家口一线的行政分割线，可以视作是阴山山脉的东境。也就是说，上谷郡所对应的，包括野狐岭在内的山地，都是属于燕山山脉的延伸。而雁门、代郡对对应的，那段杂乱无章的丘陵：分水线以北的“阴北丘陵”，以及分水线以南的“阴南丘陵”，而是阴山山脉的东部余脉。 这些丘陵地带，对游牧民族来说毫无障碍。尤其是在秋季，丘陵地带的植被，往往更能收获营养价值更高的草籽（所以一般会作为秋季牧场使用）。因此对于游牧民族来说，这些农牧交错之地，既能帮助他们的马匹，堆积越冬所需的脂肪；又能够让他们最为快速的、方便的进入汉地劫掠。有了这诸多好处，相信大家也已经清楚，为什么有紧邻阴山东部丘陵地带的雁门、代郡、上谷三郡，总是那么高频率的成为匈奴犯边的对象了吧。 当我们的视线，从这片丘陵移开，继续向西探究的话，阴山山脉的山势开始变得清晰起来。不过整个阴山主脉，并非是呈东西贯通状，而是被分成了三段。最先出现在我们视线中的，是西南——东北走向，与吕梁山脉北部延伸的“管涔山”，夹角对接的“大青山”。 在今天的地图上，大青山脉的西南端，所指向的是包头市的东部（九原区、东河区）。在这一区域，黄河与山体之间的距离非常接近。而在匈奴占据此地时，水量更大的黄河水会更靠近大青山。也就是说，在河套地区的中部，天然形成了一个山水相接的地理分割点，将河套地区分为了东部的“前套平原”与西部的“后套平原”。 对于可以上陕北高原北部（上郡），以及山西高原北部（雁门）两个方向出击的汉帝国来说，他们在卧薪尝胆的这六十多年间，在河套地区并非一无所获。最起码曾经被赵、秦两代建制为“云中郡”的，管涔山分水岭以西，大青山分水岭以南的前套地区，稳定的成为了帝国的领土。而这也曾为了卫青一战收复河南之地的基础。 由于暂时不能恢复秦帝国时期，在河套地区的控制力，所以为了缓解云中地区的压力，也为了让自己的防线增加纵深。汉帝国将故云中郡的东部，也就是管涔山及其山前（西麓）地区，分割出了“定襄郡”（也包括对应的大青山地区）。也就是说，定襄、云中两郡都是为了应对来自“河南地”的威胁而设置的。 今天领有大部前套地区的行政区，就是内蒙古的首府呼和浩特市了。基于前套地区的地缘位置，自赵武灵王胡服骑射以来，这个板块都是中央之国深入河套地区的跳板。说起来，在清帝国又一次按照相同的路径，将河套地区纳入中央帝国的版图时（击败准噶尔部后），今天呼和浩特土地上所兴建的两座城市之名：归化城、绥远城要通俗易懂的多（当然指的是接受汉字教育的人）。只不过，在它确定成为“内蒙古自治区”的首府时，再用这个带有征服意味的“汉名”，似乎就不太合适了。因此带有游牧气息的“呼和浩特”，成为了归绥城的新标签。 相比呼和浩特来说，包头之名看起来更象一个有汉字意思的名称。不过，这却是一个如假包换的，带有游牧色彩的名称（源于蒙语“包克图”，意为“有鹿的地方”）。虽然这座城市的崛起，直接得益于19世纪后期开始走西口的山西人。但就当时的农、牧分割线来看，包头所辖地区依然应该被认定为游牧区。这也就是说，历史仿佛一个轮回，尽管清帝国对游牧民族的政治控制力，达到了古典时期的顶峰。但具体到地缘分割层面，我们依旧可以看到，帝国中央集权，与边缘地区自治的分割线，与河南之战前，汉匈两国在此的分界线仍然非常接近。 当然，相比针锋相对的汉匈战争时期，清帝国统治下的核心区与边缘区的关系，要显得“和谐”的多。尽管帝国也知道，直接进驻前套平原，对于制约游牧民族在漠南的势力有多么重要，但他们并没有把游牧部落完全挤出前套平原（只要不坐大，蒙古人仍然是被满洲人视为可以信赖的盟友的）。因此我们今天仍然在前套平原的西部，看到土默特左旗、右旗这样的县级行政区。至于东部呼和浩特——托克托县一带及其以东部分，则早在清中期就已经成为移民实边的放垦之地了。 相比满洲人，需要在河套地区所面临的，相对复杂的局面（如何权衡汉、蒙关系），汉帝国在河套地区的战略任务，就要简单的多了。将匈奴人完全赶出河套地区，是他们此时唯一的战略目标。只不过在后来，随着汉匈奴战争进入第三阶段，汉帝国也同样开始面临着与清帝国同样的局面了。最终和清帝国一样，面临管理难题的是东汉帝国。经过三个甲子（公元前133年马邑之围——公元48年南匈奴内附）的博弈，强大的匈奴帝国终于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在戈壁大漠为缓冲，分裂而成了南、北匈奴。而选择内附汉帝国的南匈奴，则为重新安置在了河套地区。从政治上看，这当然可以看作是中央之国的一次重大胜利，然而从地缘角度看，这却意味着游牧民族能够兵不血刃的重建漠南王庭。随着时间的推移，当强大的汉帝国开始走向衰弱时，这些曾经的战利品，会带来什么样的威胁，相信不用看历史，大家也能感觉到了。 当然，如果内附的匈奴人仅仅是被安置在河南地，甚至整个河套地区，最终当他们重新成为农耕政权对手时，中央之国所面临的局面至多不过是回到汉初阶段。然而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在东汉末年直至三国时期，那些被进一步分而治之的匈奴人，已经被“安置”入了中央之国的核心区。这些已经完全熟悉中央之国的游牧部落，最终直接成为了中国历史上最悲剧的统一王朝“晋”的直接终结者。自此，中央之国陷入了历史上最混乱的时期——五胡乱华。 匈奴内附对中国历史造成的最深远影响，在于让游牧民族逐渐熟悉了农耕文明体系，随之而来的后果，就是游牧民族不再满足于对中央之国边境的袭扰（或者商业往来），而是萌生了入主中原的想法。自此，中央之国的王朝系谱上，也开始出现不少异族血统的王朝了。 尽管今天的我们，能够有足够跨度的历史，来回顾、总结汉匈之战的种种得失，但当时身处其中的人，却没有可能想的那么远了。对于汉武帝来说，他现在的想法很明确，就是将匈奴逐出河套地区，恢复秦帝国在阴山的控制线。 基于这个想法，后套平原将会是卫青此次攻击的重心所在。至于降水少，又无黄河水润泽的鄂尔多斯高原，并不能为匈奴人的牲畜提供多少牧草。在失去了河套平原之后，匈奴人并无可能单靠鄂尔多斯高原立足的。也就是说，只要取得了后套平原的控制权，整个河南地也就相当于成为了汉帝国的领土了。 如果说大青山是前套平原的守护者，那么后套平原的的守护者，就有两段了。一段是西部，与乌加河平行而生的“狼山”（又名阳山）；另一段，看起来更象是大青山的东南支脉——乌拉山。 乌拉山其实就是狭义的“阴山”了，一直到清初都被视为黄河干流的“乌加河”在沿着狼山南麓东行至乌拉山北时，又开始转向，在经过一片洼地“乌梁素海”之后，切入到乌拉山西南角。然后再转而东行，直至在大青山西南角，再一次与阴山山脉亲密接触。也就是说，在狼山——乌拉山——大青山，三段山体的合力作用下，今天包头所处的这块后套平原，实际上成为了一个由乌拉山、大青山、黄河三线包夹而成了三角地带。而这个位于乌拉山与黄河之间的平原地带，也成为了整个河套平原的核心地带。 这样一个地缘位置极其重要，又得山河之便的板块，自然会受到匈奴人的青睐。早在秦、匈博弈阶段，匈奴人就曾经将漠南王庭（单于庭）布设于此，并兴建了一座“城”——头曼城（由匈奴头曼单于所建）。尽管没有明确的证据表明，汉匈交战之时，包头地区仍然是匈奴漠南王庭的选择。但在公元前127年，卫青发起河南之战前，狼山——乌加山以南的区域，应该都是匈奴人的游牧之地。直接游牧于此的，是匈奴的楼烦、白羊两部。 既然我们已经清楚了后套平原的地理结构，以及它在“河南地”之中的核心地位，那么卫青所率领的三万骑兵，在这次春季攻势中的出击路线也就很明确了。这些西出云中的汉军，首先攻击的自然是乌拉山山前地区，也就是今天包头所在的，后套平原东部的这个夹角。在河南之战结束之后，这一匈奴在漠南的核心之地，连同黄河南岸的部分鄂尔多斯高原，建制成为了汉帝国的“五原郡”。 当乌拉山前的战斗结束之后，卫青很快就将进入后套平原的核心区域了（今为巴彦淖尔市所辖）。需要说明的是，狼山脚下的乌加河并非是黄河在后套平原，唯一的河道。今天更靠近鄂尔多斯高原的主河道，在当时已经形成了。这其实也是一个地理现象了，一般来说，河流最初都会随着山势而流，并随之弯曲河道。只不过，当山前平原淤平到一定程度，河曲两端之间就会“裁弯取直”，冲刷出一条接近直线的河道来。两河之间的这片平原，就被称之为“河套”了。 后套平原可以说是最典型的河套地形了，所谓“河套”最初所指向的，也应该是它。为了区别黄河在后套的两条河道，乌加河被古人称之为“北河”；而今天的黄河主河道，则被称之为“南河”。 虽然征服了后套平原，汉军已经能够开始着手恢复秦军在狼山——阴山一线修筑的长城了，但就征服河南地这一战略目标来说，卫青的征程还未成结束。因为匈奴人如果要从蒙古高原进入鄂尔多斯高原的话，并不一定要从北部，跨越阴山山脉南下。位于河套地区以西，河西走廊以北的阿拉善高原，同样也是匈奴了领地。如果汉军想防止匈奴人从阿拉善高原进出鄂尔多斯高原，并最终从阴山防线的南部攻击河套地区的话，他们就必须保证鄂尔多斯高原以西的黄河，处于汉军的控制之下。有鉴于此，攻击至乌加河西部的汉军，并没有停下前进的步伐。而是随着黄河河道向南拐了个弯，溯黄河而上，以陇西高原为最终目标继续他们的清剿行动。从后套平原至陇西高原，有上千里的距离。即使沿河道南下的卫青部，能够肃清黄河两岸的匈奴部落，但要想以黄河为防线，完整据有整个河南地也是非常困难的。好在黄河在这个“几”字弯当中，并不仅仅形成了前套、后套两处水草丰美的河曲之地。在贺兰山的庇护之下，西套平原成为了东套平原（前套+后套，也就是狭义的河套平原）与陇西高原的战略中继。如果贺兰山和西套平原在汉帝国控制下的话，那么汉军所重点需要防御的，就是狼山与贺兰山之间那不到两百里距离的缺口了。在移民实边三个河套平原后，完成这样的战略任务并不困难。 关于移民实边，对河套平原进行农业开发这件事，汉帝国并不需要摸着石头过河，因为秦帝国在之前已经做过很好的示范了。当年被开发后的河套地区，甚至被用来媲美关中平原，史称“新秦中”。如果不是因为帝国内乱，实边之民尽返内地的话，此时的河套地区也不至于重新成为游牧之地了。 因此，当卫青沿黄河西进、南下，如圈地般的将河套纳入帝国版图后，帝国的行政人员马上跟进，将收复的“河南地”分割为了三块。除了乌拉山前平原建制为五原郡以外，狼山之前、南、北两河之间的后套之地，也同样连同一块鄂尔多斯高原，建制为了“朔方郡”（两郡合建为一个更高一级的行政区“朔方刺史部”）。至于位置偏南的西套平原，和秦国的建制一样，为了分担河套地区的防守压力，而成为了横跨陇山的“北地郡”的一部分。 当汉帝国按照自己的既定计划，凭借充分的准备，一步步恢复秦帝国的西北防线时。匈奴人却正在蒙受，自汉朝开国以来，最大的损失。对于游牧民族来说，在春季与汉军被动接战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对于他们所赖以生存的畜群来说，这不仅是个青黄相接，急于补充营养的季节，更是养育后代的关键时期（羊、马都在冬、春产仔）。如果此时不得不面对大规模战事，对于游牧民族的生存所造成的影响，就可想而知了。 卫青部突入后套平原之时，正是青草返青的季节。之前分散于山谷中过冬的匈奴诸部，此时也都开始迅速向河套平原转场。由于此时牧草尚少，各部落需要大范围的移动，为牲畜寻找食物。而之前匈奴人在此时节，冒险侵入汉地的举动，也明确的告知汉军，此时的他们，比之正常时节的春季，要更加的虚弱。 此时很多朋友的脑海中，可能已经浮现出，卫青所率三马铁骑，驰骋在后套平原，追杀散牧于此的匈奴牧民的场景。应该说，以游牧民族的机动性来说，汉军是很难在草原上，全歼其有生力量的。一旦情形不对，这些马上民族并不会以逃散为耻。因此在整个河南之战中，卫青部对匈奴人的斩获并不算太多，斩、俘合计为5400人。然而这次战役，所俘获的牛羊却达百万余头。以游牧经济来看，这些牲畜足以成为数万人的生计所在。也就是说，游牧于河南地的匈奴部落，虽然大部逃脱（包括带走机动性强的马群），但为他们供给食物的牛、羊，却尽数落入了汉军手中。 从战略视角来看待战争，重创对手的生产能力，从来都是釜底抽薪之策。因此我们才说河南之战，是匈奴自汉朝开国以来，到目前为止所遭受的第一次重大战略损失。当然，匈奴人也并非完全没有机会止损。因为这些俘获的牲畜对于汉帝国来说，也是重要的资源。汉军并不会将他们弃之不管，或者赶回自己的核心区（因为帝国决定将河南地纳为核心地区了）。也就是说，这些牲畜很快会被新移民接手，并仍然放牧于河套地区。如果匈奴人在经过一定时间的调整后，重新回到河南地，并击败汉军的话，那么他们得到的将不仅是那些失去畜群的部落。汉帝国为开发河套平原所调入的大批资源（包括人力），也将成为匈奴人所收取的利息。那么新的大战，又将发生在什么时候呢？我们明天再接着解读。汉.河南之战示意图 高清下载地图：http://pan.baidu.com/s/1ejAb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