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时代 — “漠北之战”东路军的行军路线及辉煌战果

在蒙古高原东部河流中，位置最靠南，纬度最低的克鲁伦河无疑是最重要的一条。这条河流的下游，就是有中国最美草原之称的“呼伦贝尔大草原”。在战胜东胡，将其余部带入大兴安岭之后，负责管理左翼草原的左贤王，很有可能会定期驻牧呼伦贝尔一带。一方面让牲畜享受这里丰美的草场，另一方面也防止东胡部落死灰复燃。　　假如在漠北之战伊始，霍去病的目标是左贤王部，而左贤王部主力又身处呼伦贝尔的话。那么汉军的攻击线路，就应该是出定襄之后，沿燕山——大兴安岭西麓，东北方向攻击前进，然后再从呼伦——贝尔湖转向，溯克鲁伦河而上，一路向西扫荡至肯特山麓的图拉河谷。　　然而，事实上汉军并没有采取这样的攻击线路。一方面这条反C型的攻击线路，距离长达3000公里，难度过大；另一方面，这样折向攻击的话，汉军在大兴安岭与燕山相接的西拉木伦河流域，就有可能先受到乌桓部阻击了。而作为东胡后裔的乌桓人，此战并非是汉军的目标。　　当然，对于霍去病来说，他是绝对不会担心，在碰到匈奴主力之前，会先要清理一下乌桓人的。以他在河西之战所树立的口碑来看，估计在汉军到达之时，乌桓人就会抢先一步示好，表明自己在此战中愿作壁上观，礼送汉军前往漠北。真正决定东路军攻击线路的，还是霍去病此战的目标。　　帝国交给霍去病的目标十分明确，那就是单于本人，为了让他完成这个不世之功，汉武帝甚至根据错误的情报，对调了两支汉军的攻击方向。而匈奴方面不管是不是有意在迷惑对手，在汉军大兵压境之时，即使在这个季节，左贤王本应驻牧于呼伦贝尔草原，也绝对会囤兵于肯特山下的。　　尽管克鲁伦河下游的草原应该更为肥美，但在匈奴左翼的地缘政治结构中，克鲁伦河上游的地位肯定要高于下游地区。这主要是因为呼伦贝尔地区过于边缘，在蒙古高原游牧体系中，更象是世外桃源般的存在。在后来蒙古部落内部整合过程中，游牧于此的弘吉剌部就是一个中立的角色。这个远离地缘政治中心的部落，并不是以勇士和战力强悍出名，而是以多美女和智者闻名于草原。凭借这一优势，以及超然的地缘位置，弘吉剌部也成为了事实上的中立部落。每一个蒙古部落的男子都以能娶到弘吉剌部的美女为荣（成吉思汗的父亲，就是在前往弘吉剌部，为他提亲之时，在克鲁伦河畔，被宿敌塔塔尔人毒死的）。　　如果盘据草原东部的游牧部落，不想成为政治的旁观者，那么靠近肯特山的上游河谷，就是最为重要的地缘板块了。在成吉思汗崛起的时代，黄金家族所最重要的核心地区，也就是鄂嫩河、克鲁伦河、图拉河三河的上游河谷，也就是所谓的“三河源”地区。　　由于蒙古部落崛起于东部，成吉思汗及其所属的蒙古乞颜部，在崛起之前又游牧于鄂嫩河上游，因此这条位置偏北，下游甚至为俄国人所占据的河流，在蒙古帝国的地缘政治结构中，地位得以提升。然而对于崛起于色楞格河流域南部的匈奴人来说，他们并没有必要特别重视鄂嫩河。上游河谷与图拉河谷相邻，下游又直接对接大兴安岭中部的克鲁伦河谷，才是匈奴左翼的经营重心。换句话说，如果左贤王即希望保持对东胡余部的威慑（这是他的重要任务），又不希望自己远离草原政治中心的话。他最可能做的就是，根据季节、形势的不同，在克鲁伦河上、下游之间，转换自己的王庭所在。　　好了，现在我们该明白了，当霍去病部以肯特山西南角的图拉河谷这目标攻击前进时，匈奴左翼部落的主力，也正集中于肯特山东南部的“克鲁伦河上游河谷”一带，准备随时迎战汉军。而除非霍去病部准备横穿戈壁腹地，直接插入到姑衍山北，否则东路汉军势必会在克鲁伦河上游河谷，先与左贤王部接战，然后才能完成封狼居胥山的壮举。　　在克鲁伦河所流经的地区中，温都尔汗应该是中国人最为熟知的了。从不尔罕山南流下的雨水，一开始并没有向东流向大举安岭，而是一路向南穿透肯特山东部山地，前行了差不多250公里后，再转而向东流向了温都尔汗。　　不过温都尔汗应该并不是霍支病部与左贤王部决战的地方，因为之于图拉河谷这个目的地来说，它的位置有些过于偏东了。另外，最有可能设立左贤王部王庭的地点，也要更靠近肯特山区。根据以往的经验来看，游牧民族选择常驻政治中心所需要考量的地理因素，与喜欢筑城以自守的农耕民族并没有区别，紧邻高大山脉，有河流穿过，并且丘陵环绕的小盆地是他们的首选。　　从山形水势来看，克鲁伦河谷南出肯特山区，开始向东转向的这个河曲地带，应该是克鲁伦河上游的枢纽点。如果左贤王部希望选择一个即靠近图拉河谷，又处山地、草原、戈壁接合的点设立王庭的话，没有比它更合适的了。从后来的历史来看，这克鲁伦河上游河曲地区，也的确因此而成为高原东部，甚至整个高原的地缘政治中心。在铁木真击败中、东部的克烈、乃蛮部统一高原之后，他就是在这个点上建立了蒙古帝国的第一个都城：大斡耳朵，并开始以 “成吉思汗”自称的（公元1206年）。　　不过，后来随着蒙古帝国版图的扩大，以及稳定中西部的需要，再因为眷恋故土，将政治中心放在克鲁伦河流域就有些保守了。公元1235年，蒙古帝国的第二任大汗窝阔台将帝国的政治中心迁往了杭爱山麓的哈拉和林。在此之前，统治草原的匈奴、突厥、回鹘等族，都曾经设庭、驻城于哈拉和林河畔，以完成他们对蒙古高原的统治。　　鉴于匈奴帝国能够为我们留下的资料少之又少，参考后世诸游牧国家在蒙古高原的地缘布局，对我们了解当年匈奴帝国的结构非常重要。正如我们一直所说的，地理环境没有发生重大变化时，古典时期的族群，在地缘选择上很少会有变化。　　好了，现在我们已经对霍去病穿越戈壁，进入漠北草原之后的攻击线路有所了解了。现在是时候回到起点，去看看东路汉军是从何处离开漠南草原的。根据帝国最初的设定，东路军主力的集结点是在代郡。也就是说，霍去病和他的部队，应该先向北进入“坝上草原”的西部，然后再寻路穿越戈壁进入漠北。　　今天如果我们沿此线路，进入坝上草原的话，接下来可以西北向切入208国道，经由二连浩特出境。而连接二连浩特——乌兰巴托的，是一条近乎直线的公路线。如果当年霍去病是沿此线路出击的话，理论上无疑是最为便捷的。问题在于，作为和平时期双方都有意经营的商路或者驿路，经营者自然有能力沿途布设补给点。但对于第一次深入蒙古戈壁的霍去病部来说，横穿戈壁腹地的方案却是有些过于冒险。就这一点来说，李广刚刚在西路军那里，已经得到了深刻教训。　　比较稳妥的方案，是在进入坝上草原之后，向东北方向移动，先行扫荡有可能渗透至此的匈奴人。在进入锡林郭勒草原后，再折向西北方向，以克鲁伦河上游河谷为目标攻击前进。这种看似绕了一点远的方案，最大的好处在于，可以有机会借助植被覆盖率更高的草原地带，攻入克鲁伦河谷。　　我们知道，两种地貌相接总是会有缓冲地带的。就象撒哈拉沙漠与非洲中部草原之间，有一条半荒漠的“萨赫勒”地带一样。蒙古戈壁东部的情况也是如此，越靠近大兴安岭，植被覆盖状况就越好。整个地区自西向东呈现：荒漠——半荒漠草原——荒漠草原渐变的地貌特点。霍去病部越晚转向，面临的困难也就越小。至于草原地带可能会集结更多的敌人，倒完全不会让他感到担心。这甚至是霍去病所希望见到的，毕竟取食于敌是他一贯的打法。对手的数量越多，也就意味着汉军所获取的补给会更多。那么霍去病究竟是在什么地方转向，向克鲁伦河进发的呢？我们再接着解读。
在离开坝上草原，进入锡林郭勒草原后，霍去病从河套地区所带出的汉军主力，很快将会与另一支从华北平原北上的汉军会和。这支汉军的出发地，是管辖燕山东部的右北平郡，领军的则是十年之后，扬名于南越之地的“伏波将军”路博德。　　以右北平郡的位置，以及境内河谷通道的流向来看，帮助华北汉军进入锡林锡勒草原的，应该是今天天津人民的母亲河“滦水”（汉称“濡水”）。在经由滦水及其上游河流“伊逊河”谷之后。这支汉军最终与霍支病位会师于滦河正源的闪电河畔。以今天的行政区划来定位的话，大致就是由蓟县出发，经由承德、隆化、围场，西北方向穿越燕山山脉，进入燕山西麓的多伦县境内。　　当我们在地图上，沿霍支病、路博德两路的行军路线，画出两军的相会点时，会突然发现，这个点正是之前卫青首战扬名的，匈奴左翼祭天的“龙城”所在地（多伦之西的正蓝旗）。这个地点，也就是后来元朝承接草原地带与农耕区的“上都”所在位置。　　在汉帝国已经能够将战火烧向漠北之时，卫青曾经建功立业之地，很有可能已经成为汉军在燕山北麓的据点了。在汉书和史记的记载中，两军会师的地点被记录为了“兴城”“与城”。能够在燕山之麓，就安排与主力会师，对于路博德来说是相当幸运的。尤其是对比独自穿越戈壁，并迷失道路的李广部来说。　　实际上，对于霍去病来说，并不会太在意又给他补给了多少人员。帝国安排他沿燕山北麓东行至此的原因，是因为东路军将由此出发，正式开始向漠北进发。而作为一直据守燕山一线，防备匈奴左翼的汉军，他们参与的价值在于情报的收集、路线的先期考察，以及向导的寻找工作上。　　现在我们需要研究一下，今天中蒙边境的对面，也就蒙古境内的地缘结构了，这关系到汉军如何在环境与距离之间，找到一个条平衡线，以帮助他们最快速、安全的到达克鲁伦河谷。在蒙古的行政规划中，有好几个以戈壁为后缀的省份。位置最靠东南，与锡林郭勒相连的为“东戈壁省”。而在这个以戈壁地貌为主的省份东部，则是一个能看到连片干草原的省份“苏赫巴托尔省”。　　一直以来，中国的版图轮廓都被形容为一只雄鸡。在这只“雄鸡”的脖子上有一个明显n形突起，相信很多人都注意到了。今天中国通往蒙古首都乌兰巴托的交通线，就是从这个突起的西南角——二连浩特出境，在横穿蒙古境内的东戈壁省后，直线接入图拉河谷的。不过，很多关注过民国乃至清朝地图的朋友，可能会发现，内、外蒙的交界线上固然也有一个n形突起，但这个突起的位置却比今日这个，更偏东北方向一些，面积也要大上二倍有余。　　这片原来属于内蒙，后在外蒙独立之后，被划入蒙古国苏赫巴托省境内的草原，被称之为“达里冈爱”。在清朝的时候，达里冈爱牧场也曾经是最大的皇家牧场。曾经有不少朋友，希望我能够系统详解一下中蒙边境的那些恩怨。只是按现在的主线，这种要求很难得到满足了。当然，如果我们正在参照的历史，恰好会涉及到这些“争议”板块，自然也没有理由刻意回避了。达里冈爱牧场就是这样一种情况。　　清帝国在内外蒙交界之处设立一个皇家牧场，本身就不是一件寻常的事。因为定都燕山之南的满洲人，一般更倾向于把皇家牧场选定于离都城更近的燕山北麓。将行政力，直接延伸到这样一个靠近戈壁的地区，更多应该是出于地缘方面的因素。也就是说，达里冈牧场是由锡林郭勒草原，通往克鲁伦河流域的跳板。　　这一点从蒙古帝国的驿道建设中也可以看出，在蒙古帝国连接中央之国核心区，与漠北草原的三条驿道中，由元上都通往克鲁伦河谷、图拉河谷，并最终以哈拉和林为终点的驿道，被称之为“帖里干道”。而达里冈牧场就是这条驿路上的重要一环。也是漠北蒙古部落，从高原东部通往漠南的最后一站。　　在明帝国将蒙古人逐出中原，并北伐蒙古高原之时，达里冈地区就曾经数次成为明军北攻漠北的跳板。后来成为明成祖的燕王朱棣，还在他第一次领军北伐时，在达里冈地区成功的逼降了北元太尉“乃尔不花”，俘敌数万。也正是自这次胜利以后，朱棣在明军中树立了自己的威信，为后来君临天下奠定了基础。　　现在我们清楚了，霍支病所率领的东部军，应该是在燕山西麓、滦河上游的“元上都”（今内蒙锡林郭勒正蓝旗县），与来自右北平郡的路博德部会和，然后在后者的引领下，西北方向经达里冈地区，沿今天蒙古苏赫巴托尔省西境，向克鲁伦河上游攻击前进。由于这条攻击线身处草原地带的边缘，比起穿越戈壁腹地来，汉军所面临的难度要低一些。　　当汉军沿着蒙古戈壁与东部草原的边缘，攻击前进至克鲁伦河之南的丘陵地带时。按照今天蒙古国的行政区划来说，他们已经进入以温都尔汗为首府的肯特省境内。对于霍支病来说，这意味着他已经踏上了漠北草原的土地。接来来，这支强悍的汉军将要做的就是，寻找匈奴主力决战，尽量多的消耗匈奴人的有生力量。至于霍支病的战果如何，我们再接着解读。
霍去病部并非是在渡过克鲁伦河（弓卢水）之后，再与匈奴左翼部队接战的。汉军在步入克鲁伦河之南的丘陵地带时，就已经进入了匈奴人的攻击范围。若以今日的行政区划来看，大致就是在由苏赫巴托尔省境内，北入肯特省境内就与匈奴人接战了。　　汉军在弓卢水之南大致应该是从东南向西北方向，攻击前进的。最终让汉军止步，并准确渡河攻击匈奴左翼主力的，是一座叫做“难侯”的山丘。难侯山之所以被史书记录下来，并非是它本身的地形特别复杂，而是因为它的位置正处在克鲁伦河河曲之南，比周边的丘陵相对又高些，容易成为一个标志性的地理特征罢了。　　今天身处难侯山下的城市名叫“达尔汗”，这座山也被称之为“达尔汗山”。需要注意的是，在乌兰巴托西北部，靠近蒙俄边境处还有一个城市规模仅次于乌兰巴托的城市“达尔汗”。至于它们为什么取了一样的名字，就不是我们需要关注的了。我们此时应该关注的，是肯特省的这个达尔汗，拥有什么样特殊的地缘位置。　　无论是攻击至达尔汗山的汉军，还是往来于戈壁两端的匈奴人，在北行至达尔汗山下时，都会面临两个选择：或者继续向西北方向前行，进入图拉河谷；或向北渡河，进入到克鲁伦河北部。就东路汉军来说，他们的选择是后者。因为攻击至此的霍去病，已经能够从俘虏口中获知，匈奴单于并不在图拉河谷，而是阴错阳差的成为了西部军的正面之敌。对于他来说，此时最现实的目标就是向北攻击左贤王部的主力，最终凭借斩获来弥补未能斩首匈奴单于的遗憾。　　汉军渡过克鲁伦河，与匈奴左翼决战的战场中心，被称之为“梼余山”。与姑衍山、难侯山一样，这座山也只是肯特山南的一个海拔16、700米的小丘陵。在成吉思汗设帐于克鲁伦河之北时，它被称之为“朵栾盘陀山”。而在今天，我们也可以沿用它清朝的名称“巴彦乌兰山”。　　梼余山和弓卢水之间的草原，也就是蒙古高原左翼的地缘中心了。这样一个位置，即可让匈奴右贤王保持与图拉河谷密切的地缘关系，又容易控制整条克鲁伦河谷。当然，匈奴左翼的主力囤积于此，也对单于本部所辖的图拉河谷，有很强的保护作用。换句话说，如果不渡河解决掉左翼主力的话，即使单于本人在图拉河谷，霍去病部直接去斩首的风险也是很大的。　　将难侯山——梼余山——姑衍山——狼居胥山连接起来，就是霍去病部在漠北草原的攻击线路了。在这场战争中，东路军取得了辉煌的战果，总计斩俘了包括匈奴左贤王部、单于本部（留守）人口七万零四百四十三人，匈奴贵族共计八十三人。而东路军的人员损失仅仅是二成。　　能够取得数倍于西部军的战果，与霍去病恩威并施的战法是分不开的。事实上，在此次出征中，霍去病除了选取了汉军中最为精良敢战的战士之外，部队中还包含了大批在河西之战中归降的匈奴人。在那场战争中，归降的数万匈奴部落，被汉武帝安置于河南地，帮助帝国防御南侵的匈奴人。这些以“属国”名义存在的匈奴部落，史称“五属国”。　　很显然，这些匈奴人归降汉帝国的直接原因，是慑服于霍去病本人。即使霍去病本人不要求，他们当中希望为新主建功、获得封赏之人，也会志愿从军，并甘为先锋部队的（汉军中的精锐，基本也是自愿归于霍去病麾下的）。这些成建制加入的匈奴人，对于西部军的贡献最起码有两个：一是熟悉地理环境的他们，能带领汉军更快速安全的攻击至漠北（没有匈奴人帮助的李广就迷路了）；二是可以现身说法，从政治上瓦解阻击汉军的匈奴部落。　　历史并没有为我们记录下，到底有多少匈奴人是望风而降成为汉军俘虏的。参照河西之战，这个数量肯定不会低于直接被汉军斩杀的匈奴人。不过这个数量比已经不重要了。在东、西两路汉军的攻击之下，匈奴损失了将近十万的人口（其中大部分是战士），以及数以十万计的牲畜却是肯定的了。对于人口本来就有限，恢复能力又不足的匈奴人来说，这是一个难以承受的损失。　　尽管此战取得了巨大的胜利，但汉帝国所付出了相当的代价，这个代价更多体现在经济上。仅仅是马匹的损失，就需要汉帝国休养生息一段时间了。根据战后的统计，在这次漠北之战中出塞的十四万匹战马中，最终能够回到帝国土地上的不满三万之数。也就是说，有超过十万的战马损失在了戈壁和漠北的土地上。至于这次战争所消耗的粮草物资，更不是一个小数了。　　正因为如此，漠北之战后汉、匈双方出现了一段超过十年的相持阶段。双方都需要休养生息，此时的戈壁真正成为了汉匈两国的屏障。当然，相比匈奴人，汉帝国的恢复能力要强的多。真正让汉帝国不再北出漠北的直接原因，是霍去病的英年早逝。公元前117年，也就是漠北之战结束后的第三年，这位让匈奴人闻风丧胆的少年将军因病去世，时年仅仅24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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