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时代 — 帝国对南越、闽粤、西南夷、乌桓、朝鲜的收服

汉军之所以能够在十年战争（龙城——漠北）中取得战略性的胜利，根本原因还是在于国力上的储备。不过河西之战、漠北之战能够进行的如此顺利，也与霍去病那种不循兵法的战法有着直接关系。换句话说，霍去病的出现加快了战争进程，使得战争的天平更快的倒向了汉帝国一边。失去了霍去病的汉帝国，固然还是非常有信心使匈奴人不敢在漠南设立王庭，但说到再一次进击漠北，却还是缺乏些底气的。　　实际上，漠北之战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战果，与匈奴人的判断失误有关。如果他们能够正确判断汉军的攻击力与补给能力，就会不集结主力，试图在漠北草原与戈壁相接之地，与汉军决战了。从战术上来说，远涉对方腹地的一方，最希望见到的就是马上遇到对方主力，并与之决战。而如果匈奴人放弃与对手决战的想法，凭借自己的大纵深与汉军周旋的话，汉军即使不被拖垮（此时的匈奴人可以乘机发起攻击），也会主动放弃攻击撤退了。　　现在，匈奴人已经完全相信汉军有在漠北与之决战的实力了，如果汉军再集结类似规模的兵力出击漠北的话，很有可能会无功而返。基于这些因素的综合考虑，加上匈奴人暂时也不再主动南下了。汉帝国也暂时将匈奴问题放在了一边，利用北方边境难得的安宁期，着手解决其它方向的问题了。　　在汉武帝着手战略反击匈奴时，身处中央之国东南、南方的“二越”，也就是闽越、南越两国，虽然名义上成为了帝国的一部分，但实际上还保持着独立状态。在匈奴人不再为祸中原时，汉武帝也得以腾出手来解决这两个遗留问题。具体的过程，我们在之前南越部分也已经提前解读过了。简单点说，就是在公元前112年——公元前111年，帝国得以将领土真正扩张到南海之滨了。　　对于汉帝国来说，解决掉“二越”只能算是恢复了秦帝国所扩张出的中央之国版图。真正让汉武帝感到不安的，还是那个在北方暂时蛰伏的匈奴帝国。很显然，富庶的农业区对这些游牧者，永远具有强大的吸引力。一旦他们的力量得以恢复，汉朝的边郡势必会再一次的受到攻击　　汉帝国攻灭闽越、南越两国时候，距离漠北之战已经过去了整整八年。这个时间间隔，意味着新一代的匈奴战士得以长成，而他们的畜群也同样得到了相当程度的恢复。在南线战事结束之后，帝国此时所需要考虑的，是再一次主动出击漠北，还是坐等匈奴人又一次南下。最终汉武帝选择了一个折中方案。公元前111年派两路汉军，分别从五原、令居两个方向出塞（前者一万五千骑，后者万余骑），向北穿越戈壁阿尔泰山，进入湖谷，以探知匈奴人是否还老老实实的呆在漠北草原休养生息。最终的结果是，匈奴人的确还没有南下的企图，出击的汉军在未与匈奴接战的情况下，回到了漠南。　　尽管收集到的情报，证明了匈奴人暂时还没有南下的企图，但这柄达摩克利斯之剑始终悬在头上的滋味也并不好受。问题是，基于我们之前所分析的理由，汉武帝和他的将领们，也没有勇气再发动一次漠北之战。有鉴于此，汉武帝试图将匈奴主力引至漠南与之决战。　　再一次以“马邑之围”的方式引蛇出洞，显然并不现实。已经完全处于守势的匈奴人，是绝不会再为点小利，就轻易冒险南下了。因此这一次，汉武帝决心反其道而行之，一方面集结了十八万的骑兵（几乎是汉军全部主力了），由汉武帝亲自领军集结于朔方；另一方面，派出使者至漠北，告知匈奴单于：要么南下与汉军决战；要么向汉帝国称臣，彻底结束这场战争。不要只是躲在这寒冷凄苦，缺水少草的漠北。　　对于汉帝国的这种挑衅，匈奴人当然是十分愤怒的。然而这种愤怒却不也至于让他们敢于南下，与汉军决战。因此匈奴人的应对策略是，一方面在漠北草原积蓄力量；另一方面派出使者示好，试图以和亲的方式将汉匈关系恢复到最初的状态。当然，此时匈奴人所希望的“和亲”，已经和汉初那种居高临下的态度完全不同了。他们所希望的，只是以这种方式，来保持与汉帝国的平等关系。至于说汉武帝会有什么样的反应，接下的汉匈战争又会以什么样的状态呈现出来，我们再接着解读。
对于匈奴人的和亲要求，汉武帝并没有答应。也就是说，正处于强势期的汉帝国，并不希望就此与匈奴罢兵。然而问题是，大漠戈壁成为了一道现实的屏障，如果匈奴人一直不肯南下的话，汉军再一次远征漠北的难度也实在太大。正因为如此，在汉武帝朔方阅兵之后数年，汉匈两国除了不断互派使节，以试探对方虚实以外，军事上面并没有太大动作。　　这一阶段的外交战并没有什么特别收获。反而对于双方，尤其是汉朝使者来说，却无疑于一场灾难。由于自认为没有得到汉朝的尊重，匈奴方面扣留了每一批出使匈奴的汉使。而出于对等原则，汉朝方面也扣留了相同数量的匈奴使者。当然，这些使者本身并不会有性命之忧。不过由于双方生存环境的差异，那些被扣留在长安的使者，在生活上其实算是在度假了。至于汉使的待遇，看看苏武（公元前100年被扣）的遭遇就可想而知了。　　暂时无法再一次与匈奴主力决战，并不代表汉帝国就此马放南山了。借北方压力的减小，除了两越问题得以彻底解决外，云贵高原的“西南夷”，也通过两次战役（公元前111年/前109年）得以纳入帝国版图。需要说明的是，云贵高原的“夜郎”等国，对帝国的边境安全其实并没有什么威胁。经营这片土地，在经济上对于汉帝国来说也没有太大收益。帝国之所以对这片土地感兴趣，很大程度却还是源于万里之外的匈奴。　　我们已经花了很长时间，来解读张骞出使西域对汉匈地缘关系的战略意义。这次凿空西域之举，无论对于汉帝国还是整个中央之国西北版图的形成，都具有深远的意义。在张骞带回来的诸多地缘信息中，有一条就是他在吐火罗盆地的大夏，发现了来自蜀地的特产。加上收集关于南亚次大陆的信息，使得张骞相信在帝国的西南，有一条始自四川盆地，经由云贵高原，穿越南亚次大陆，并最终抵达中亚的战略通道。　　如果帝国此时已经相信，联合天山南北诸国能够压缩匈奴人的生存空间，那么能够拥有一条完全不受匈奴人影响的，连通“西域”的战略通道，就具有非凡的意义了。鉴于秦帝国在云贵高原已经试探性的扩张过了，汉帝国在攻灭南越的同时，顺势将云贵高原纳入版图的理由也就更加的充分了。　　事实上，早在张骞回到长安后不久（公元前122年），汉武帝就已经迫不及待的希望完成打通西南通道的梦想了。他甚至同时派出四路使者，试图从西南方向进入传说中富庶的“身毒”。虽然这些尝试，最终都受阻于西南那些土著（夜郎自大的典故就源于这些探路之举），但因此而收集来的情报，却为后来的征服西南夷奠定了基础。　　要是张骞不在公元前114年去世的话，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他会在汉帝国征服西南之后，马上请命亲自打通这条“南方丝绸之路”的。当然，就最终的结果来看，不管张骞有没有机会亲身开通这条新路，汉帝国终究会发现，这条理论上沟连西域的战略通道，圈子实在绕得有些太大了。换句话说，南方丝绸之路的开通，固然有可能为帝国带来额外的商业利益，但于北方汉、匈之战的进程来说，并没有直接的影响。　　要想对压缩匈奴人的外交空间，汉帝国还是需要把注意力，放在匈奴人可以够得着的那些板块中。很显然，将西域那些绿洲国家，包括乌孙这样的游牧国家纳入帝国的势力范围，将是帝国下一步的经略重心。这一战略，被称之为“断匈奴右臂”。然而从地缘结构上看，西域并非是唯一有可能成为汉、匈外交争夺的方向。在匈奴的东面、帝国的东北，还有三个位于大兴安岭以东的板块有可能威胁到帝国的安全。以部落（国家）名来标示的话，我们可以将这三个地缘板块标定为：乌桓、扶余、朝鲜。　　与西北战略相对应的话，我们也可以将帝国在东北方向的外交、军事行动，定位为“断匈奴左臂”。在针对这三个板块的动作中，乌桓无疑是最重要的一环。作为东胡遗族，被压缩于大兴安岭南部的他们，本身就已经是匈奴人的附庸，并成为帝国东北防线的现实威胁了。　　不过作为被匈奴征服的边缘部族，乌桓人很显然只是一个“胁从犯”。漠北之战给了他们一个很好的机会，摆脱匈奴人的控制。在汉帝国的扶植之下，这支原本在森林当中，被迫以渔猎为主要生产方式的东胡部落，开始放心游牧于大兴安岭与燕山之间的草原地带，也就是西拉木伦河——辽河流域（今天的科尔沁草原）　　乌桓人借漠北之战得以扩张的森林草原地带，相当于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五郡的边缘。实际上，这些地区也正是当年燕国所征服的东胡故地。如果东胡人还像当年那样强大的话，汉武帝当然不会放心让他们重回故土的。但现在扶植他们，却为帝国的燕山防线，设立了一个很好的缓冲区。而为了管理这些乌桓人，帝国也设置了“护乌桓校尉”的军事机构。　　从地缘结构上看，乌桓人被纳入汉朝的势力范围，匈奴方面的直接受害者就是左贤王部了。因为这相当于切割了匈奴左翼部落南下攻掠的草原通道。而乌桓人之所以敢于在此时摆脱匈奴人的直接控制，除了汉帝国的强势以外，很大程度也是因为匈奴左翼势力，在漠北之战中损失惨重。　　由于霍去病部这次直接攻击了匈奴左翼在漠北的王庭，东路军的斩获中应当有相当成份，是隶属于左贤王本部的。换句话说，在这一系列战争中，最后受到直接攻击的匈奴左翼，反而是损失最重的。　　匈奴左翼在漠北之战中所遭受的重大损失，也直接影响到了匈奴内部的地缘政治结构。在之后的岁月里，匈奴右翼的政治地位逐渐上升，开始取代左翼贵族在匈奴帝国中政治地位了。另一个更为明显的地缘影响，就是匈奴帝国的重心开始向西方倾斜，西域开始成为汉、匈两国的争夺重点。　　由于乌桓人逐渐脱离了匈奴人的控制，之前经常受到匈奴左贤王部所侵扰的燕山防线，也基本不再成为匈奴人的攻击目标了。而之前由匈奴单于本部所负责攻击的云中、代郡、雁门等中部边郡，则成为了左贤王部南下的方向。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上谷、渔阳、右北平等以燕山为依托，护卫华北平原的边郡就可以高枕无忧了。因为在“以夷制夷”的外交政策中，如何将第三方势力的实力维持持在可控状态中，是一门很深的学问。简单点说，作为第三方势力存在的乌桓，如果你不给他足够的空间，他的实力就不足以帮你缓冲匈奴；而如果放任其做大的话，又有可能尾大不掉，威胁到自身安全。至于汉帝国有没有办法掌控乌桓， “断匈奴左臂”之举又有哪些具体行动，我们再接着解读。
尽管名义上选择了接受汉朝的节制，但乌桓也并没有马上选择与匈奴为敌。通常情况下，居于这种地缘位置上的“国家”，会选择左右逢源，为自己获得最大的利益。直至东汉初期，匈奴方面都还试图按惯例，向乌桓人征收兽皮、布匹以为税贡。　　不过今时不同往日，由于匈奴人的实力已经大不如前，乌桓人也越来越没有耐心，保持这种表面的臣服关系了。牧地的扩张所带来的人口增长，让乌桓人不仅敢于对匈奴人说不，更在公元前78年做了一件惊世骇俗的举动，那就是挖掘匈奴单于的墓地。这座被挖掘的单于墓地，很可能就是当年在白登围困刘邦的冒顿单于。由于东胡实际上就是亡于这位单于之手，乌桓人在坐大之后，首先想到的就是向他报复了。　　如果仅仅是断了税贡，匈奴人可能还能忍，毕竟现在已经有大把边缘部落，不再象当初那样顺服匈奴了。但挖坟掘墓这件事，无论对于哪个民族来说，都是犯了大忌的。乌桓人这样做，无异于向匈奴宣战。因此在事件发生后，匈奴方面调集了左翼两万骑兵南下，征讨乌桓。　　当匈奴、乌桓之间的战事一触即发时，作为第三方的汉帝国此时的态度就非常微妙了。如果将匈奴视为最大对手的话，帝国应当出兵帮助乌桓人，以避免匈奴的势力借机迫近燕山。然而坐大之后的乌桓人，也并不让汉朝省心。游牧民族的本性，使得他们在开罪匈奴的同时，同样也曾数次袭扰汉朝边郡。假使借匈奴之手，教训一下这些尾大不掉的乌桓人，倒也是个不错的机会。　　帮还是不帮，看起来都有自己的道理。不过战机稍纵即逝，时间已经不容许帝国中央再做过多考虑了。因此在匈奴南下的同时，帝国还是派出了两万骑兵出辽东，暂时以匈奴为攻击目标向乌桓境内进发。之所以说是“暂时”，是因为汉军领军的将领（赵充国）被授权见机行事。说穿了，就是准备坐山观虎斗，以收渔翁之利，最重要的是不要空手而回。　　对于汉军来说，最好的局面应该是匈奴与乌桓斗的两败俱伤之时，出面收拾残局，一举削弱两个对手。只是匈奴人并没有给汉军选择机会，他们在听闻汉军出征之后，便识时务的退了回去。如果汉军不想徒费钱粮的话，就只能对乌桓人下手了。　　在与匈奴接战中已经遭受损失的乌桓人，并不是汉军的对手。这场战役让乌桓人损失了三“王”以及六千多人口。当然，对于汉军来说，无论从战略还是战术准备上，都没有想过要攻灭乌桓。这次带有惩戒性质的攻击，更多的是让乌桓人明白自己的位置。　　汉、匈、乌三方的这场三国杀游戏，在后来的岁月里也曾多次上演。以汉帝国的实力，以及乌桓的地缘位置。汉军如果想攻灭乌桓是完全做得到的。不过由于匈奴人的存在，将乌桓人的实力控制在可控规模内，成为了汉帝国“断匈奴左臂”的战略指导思想。这也就是说，只要匈奴人的威胁一天还存在，中央之国就不会想到去消灭乌桓人。而如果匈奴帝国不复存在，草原再一次分裂成各自为战的部落状态，乌桓也就不再有存在的价值了。　　乌桓人最终从历史舞台上消失，是在三国时期。此时的匈奴人（北匈奴）已经放弃漠北草原，向西干草原迁徙。失去了这个最大对手，诸如乌桓、南匈奴这些为中央之国拱卫边疆的部落，也就没有存在的价值了。统治北方的曹魏，在击破乌桓之后，将其部落整建制的内迁（也包括南匈奴）。一方面根绝边患，另一方面增强己方的实力。　　游牧民族内迁之后，对中央之国历史的影响，是很久以后的话题的。今天我们梳理乌桓的历史，是为了清楚汉匈东线战场的变化。除了乌桓以外，大兴安岭以东，还有两支潜在的力量，有可能影响到帝国东北边境的安全。这两支地缘力量就是东北平原以及朝鲜半岛。在汉朝的记录中，他们被称之为“夫余”和“朝鲜”　　在中央之国开始结束战国之乱时，东北渔猎民族中的一部分，开始在松江——嫩江流域南部，进入国家状态，这也就是中国历史中所记载的“扶余国”。对于渔猎民族来说，农、牧两种生产方式，都是增强自身实力，提升生产力的重要补充。然而，基于纬度的原因，这些渔猎出身的部落国家，如果不能够南下进驻辽河流域。农业生产、人口数量上始终是不会有大的提升的。　　早在国际部分，辽河平原的地缘价值我们就做过详细分析了。在后来的历史中，东北渔猎民族也曾经多次借由中央之国以及游牧政权的衰弱，渗透这片土地，甚至以之为跳板入主中原。但在汉匈博弈期间，他们暂时还没有这种机会。　　真正有机会挑战帝国在辽河平原存在的，是来自朝鲜半岛的威胁。由于纬度的关系，朝鲜半岛要比东北地区，更容易进入农业时代。在中国历史的记录中，早在商、周相交时期，朝鲜半岛就成为了商族（箕子朝鲜）退出中原之后的选择。当中央之国的历史推进到西汉时，朝鲜也由箕子朝鲜时代，更迭到了“卫满朝鲜”时代。　　这段历史我们在之前的内容中，也曾经解读过。对于我们来说，统治朝鲜半岛的政权是哪个，又与中央之国有什么样的血缘关系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最起码在西汉时期，朝鲜半岛已经作为一个成熟的农业板块，对辽河平原形成了威胁。当汉帝国还得把全部精力，放在与匈奴的战事时。朝鲜自然可以作为藩属，纳入帝国的朝贡体系了。而当匈奴人回缩于漠北，不再对帝国边境构成致命威胁时，朝鲜“进阶”成帝国的“汉四郡”也就再所难免了。　　汉军攻灭朝鲜的战争，发生于公元前109年。在此前后，闽越、南越、西南夷等边缘板块，都相继被纳入了帝国版图。我们当然可以在史官记录的历史中，找到这些夷狄的种种不是，以证明汉帝国这些战争的发起是多么的无奈。但从大历史的视角来看，他们的存亡，都决定于汉匈之战的进程。一旦帝国能够腾出手来，这些边缘板块被纳入中央帝国的集权体系，都只在旦夕之间。　　对于汉帝国来说，真正的对手只有匈奴。只要匈奴人还能够完整的统治漠北草原，帝国的北方边境在战略上，就不会有安全可言。当然，如果你能够有办法把他们彻底屏蔽于漠北，不再进入漠南草原的话，汉帝国也会获得足够的安全感。基于这一战略需求，乌桓人在锡林郭勒草原一线获得了生存空间，成为阻挡匈奴左翼南下的缓冲。　　问题是，让汉帝国倍感压力的，并不只是燕山一线。之前同时承受匈奴单于本部，以及右翼压迫的阴山一线，才是最让汉武帝头疼的地方。那么，是不是也要在此引入一股第三方势力，以为帝国的防火墙呢？纵观历史，这的确也是一个办法，后来历代中原王朝，也多采取此法分化游牧势力。而除了乌桓以外，汉武帝在西线也曾经试图劝说乌孙人回到河西走廊，承担类似角色。那么在阴北草原，帝国有没有机会也这样做呢？我们下一节再接着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