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时代 — 受降城之失败的接应计划
在赵武灵王胡服骑射时，生活于阴山南北的游牧部落还不是匈奴人。在先秦的史书中，他们被称之为白羊、楼烦等部。不过，早在秦国统一六国之前，匈奴的势力就已经南下整合这些漠南的游牧部落了。虽然匈奴人还保留了这些部落之名，甚至有可能还保留他们之前的贵族体系（攻灭东胡之后，也设有“东胡王”），但经过长时间的融合之后，这些部落无疑已经成为完完全全的匈奴人了。换句话说，汉帝国已经不可能在阴山南北找到游牧土著，来帮助他们防御匈奴人了。
既然匈奴之外，没有合适的“统战”对象，那么能够挖掘潜力的就只有匈奴内部了。作为一个游牧部落集合体，匈奴人也并非铁板一块，尤其大漠戈壁本身成为了一道地缘分割线。一旦匈奴内部因为政治、经济原因陷入分裂，帝国自然便有机会吸引到反叛者入驻漠南草原。并因为地理分割，以及与汉帝国的地缘距离，自然与漠北匈奴分割为对立的两部分。
在后来的历史中，匈奴也的确如我们从地缘结构中所推导出的那样，分裂成为了南、北匈奴，而为了对抗自己的同门兄弟，南匈奴也的确成为了依附汉帝国的反叛者。不过，正式开启南、北匈奴时代，要等到东汉建立了，匈奴衰弱到这个程度也还需要一个过程。在汉武帝时代，一切都还在试错之中。
机会最先出现在漠北之战后的第十五个年头，也就是公元前105年。在此之前，汉、匈两国之间算是渡过了一段和平期。在这段时间里，也并非完全没有战事。除了汉帝国曾经派出两支部队（公元前111年），前行至湖谷寻找匈奴人踪迹以外。匈奴人也曾经在公元前107年秋，试探性的侵扰过河套地区。不过，这些试探之举，都未能改变汉、匈两国隔戈壁而治的地缘格局。换句话说，如果双方内部没有什么大事件发生的话，这种僵局也许还会持续一段时间。
最先有大事件发生的，是匈奴方面。导火索便是匈奴乌维单于去世（公元前114年——公元前105年），匈奴方面的政治体系面临重新洗牌了。政权交替并不总意味着会有内乱发生，但如果政权交替正处于社会、经济结构不稳定的时期，就很有可能成为内乱的导火索了。
十年战争对匈奴帝国的伤害，除了生存空间压缩，损失大量精壮人口外，还有一个致命问题，就是无法在遭受大的灾难之后，从善于储备的农耕区获得补充。而在气候更为恶劣的漠北，长达十几年时间中，不出现极端气候的可能性是很小的。在匈奴完成政权交替的第二年冬天（公元前104年冬），漠北就遭遇了一场大雪灾。也就是说，在漠北之战后造反战略收缩的匈奴人，在经济上面临崩溃的边缘了。
匈奴政权所面临的内部问题，在微观历史中体现于两个人身上，一个是刚刚上位的新单于，由于年仅15岁，时称“儿单于”；另一位则是匈奴左翼的一位重要军事将领，史称“左大都尉”。简单点说，这位儿单于的作为，符合了中央之国史书中，对于末代君主的诸多描述：喜怒无常，动辄杀人，以至国中不安。而这位左大都尉就被描述为一个不堪忍受其统治的反叛者。
其实这些表面因素都不是最重要的。我们如果仔细研读历史，就会发现中国历史所渲染的那些“昏君”的作为，在很多“明君”身上也同样存在。他们之所以被订上耻辱柱，更多只是生不逢时或者政治上的失误罢了。至于匈奴人这次所面临的危机，我们刚才所分析过了，根本原因还是在于经济面的恶化。那些各自经营一片草原的游牧部落，之所以愿意集合在一面大旗之下，是因为这面大旗能够帮助大家合力争取更大的利益。
基于游牧民族的生产方式基本算上靠天吃饭，游牧体系在经济上本身并没有多少内部潜力可挖。人为的增加管理层级，只会增加基层部落的负担。如果大家发现，一个游牧帝国现在只具有内部管理功能，而不能帮助大家额外获得利益的话，那么这个帝国也就失去存在的价值。
作为后世的旁观者，我们总是有更宽的视角，来解读一些历史事件的背景。不过对于时刻警惕北方威胁的汉武帝来说，他此时为之一震的，是匈奴内部终于出现分裂的迹象了。这实际上也是汉武帝也一直期待的局面，在此之前，他甚至借吊唁匈奴单于之名，分别向单于本部及匈奴左翼同时派出两批使者，以探查有没有分化对手的机会。
相信这位“左大都尉”，就是从中看到机会的。为了迎接他，帝国决定在戈壁阿尔泰山的南端，也就是我们之前定位的，漠南之战攻击右贤王处兴建一处城堡——受降城，以接应这位“弃暗投明”匈奴贵族。
从地缘结构上来看，在匈奴右翼南下阴北草原的跳板地区，兴建一座城堡并不仅仅是迎接一位反叛者那么简单。更深的含义在于，如果汉帝国的军事力量，能够延伸至此的话，那么匈奴右翼南下攻击阴山的路线也就被切断了。事实上，汉帝国开始修筑受降城的时间，应该比得到左大都尉叛逃的消息还要早几个月（都在公元前104年）。这也从侧面印证了，受降城并不仅仅是一座“受降城”。当然，你永远不可能只靠一个军事据点，来阻断对手的进攻。更有可能的战略设想，应该是将左大都尉所带来的叛逃者（也包括以后的叛逃部落），安置于阴北草原（并设立属国），以为受降城的支撑。
类似的战略设想，也体现在了对于河西匈奴的安置上。这些属国最终也是安置在帝国前沿军事据点与腹地之间。这样做的好处在于，能够最大限制的监控这些依附者，毕竟要是让他们自由与匈奴帝国沟通信息、无缝对接的话，谁也不能保证他们有一天，会不会重新成为帝国的威胁。
如果仅仅是率部叛逃，问题可能会简单一些。然而为了在叛逃之后获得更多的封赏，叛逃者决心在暗杀儿单于之后，再率部南下。对于汉帝国方面来说，当然是乐见其成了。不过，这样做的直接后果就是，反叛者基本没有可能悄悄的向南移动，进入汉军的势力范围了。为此，在收到左大都尉准备叛逃的消息后（公元前103年春），汉武帝派出了一支两万人的骑兵部队，北出刚刚筑就的受降城，进至湖谷南面的浚稽山，以随时接应刺杀匈奴单于成功的左大都尉部。
然而再完美的计划，在执行当中都可能会遇到突发状况。汉军这次所遇到的状况，并不是那位反叛者“良心”发现中止了计划，而是他行事不周，被他的暗杀对象发现了。其结果就是，不仅左大都尉本人被诛，汉军的接应计划也被匈奴方面获知了。
汉军此次的接应计划，是在预设左大都尉斩首成功，匈奴群龙无首的背景下设定的。由于并非是一次攻击行动，汉军在后援和补给方面并没有做充分的准备。当匈奴方面集结主力围剿这支孤军时，这支两万人的汉军部队，所面临的境遇就可想而知了。
为了围剿汉军，匈奴方面集结了超过八万的骑兵。在最初的遭遇战中，汉军还是体现出了极强的战斗力，斩杀了数千匈奴人。然而在没有准备后援的情况下，沿来路向南穿越夫羊句山，退至受降城，成为他们顶住对手第一波进攻后的唯一选择。
当汉军从有备而来的接应者，变身成为匈奴主力的袭击对象时，他们能够逃出生天的机会就很小了。很显然，匈奴方面并不会只从正面攻击汉军，熟悉地形的他们，一定在发起攻击之前，从侧面插入至夫羊句山的峡谷通道处，以阻断汉军的退路。
最终，向南撤退的汉军被围困在了夫羊句山的南端，距离受降城约四百里处。在戈壁环境当中，最为重要的补给物资就是“淡水”了。不幸的是，匆忙后撤的汉军并没有时间为自己选择一处有泉水的地方据守。更为不幸的是，率领这支汉军的指挥官，曾经在河西之战中，跟随霍去病建功的浞野侯赵破奴，在外出寻找淡水时被匈奴方面所俘获。
我们时常说，在草原作战中，基于地形特点和对手的机动性，汉军所面临的问题就是很难全歼对手。今天这种情况也同样适用于准备围歼汉军的匈奴人。如果集中兵力强行突围的话，汉军虽然会遭受很大伤亡，但一定还会有相当部分的骑兵回到漠南。要知道，在后来战况更为惨烈的浚稽山之战中，完全由步兵组成的李陵部，尚有400士兵逃回了居延塞（总兵力5000）。
然而汉军严格的赏罚制度，在此时却起到了反作用。损失主将的后果，将由赵破奴手下的那些校、吏所承担。如果回到汉军，他们所面临的将是斩首之刑。在这种情况下，这支孤军深入的汉军最后全数投降了匈奴。
这次损失，是汉军自战略反击以来，所承受的最大损失。相信事情的结果，也对汉武帝本人的心理造成了很大的震动。没有制度是完美的，一个曾经令汉军奋勇杀敌的赏罚制度，此时却成为了全军覆没的直接原因。为此，当十年之后，赵破奴携子逃回汉朝时，汉武帝并没有惩罚他，而是重新委以重任。
汉军的军功赏罚制度的利弊，并非是我们重点讨论的方向。我们所关心的，还是这次失败战役所导致的，汉、匈地缘结构上的变化。在尽没汉军两万精骑之后，匈奴方面的欣喜之情是可想而知了，如果不乘势南下，这位新任单于估计都会觉得对不起自己。要知道，刚刚过去的冬天，匈奴方面遭受了巨大损失。面对已经出现分裂迹象的草原帝国，新接任的单于，也需要向他的臣民证明，帝国还是能够帮助大家获得额外补给的。
当围歼汉军的匈奴主力迅速南下时，他们所遇到的第一个阻碍就是汉军刚刚筑就的“受降城”了。而拔除这个横亘在南下道路上的眼中钉，也就成为了匈奴主力接下来的任务。不过，围攻一个设施完备的军事据点，并非是草原轻骑兵的特长所在。更为重要的是，作为一个孤悬塞外的据点，汉军很显然已经为之准备的充足的军资、给养（并且选址的地方不会缺水）。在这种情况下，匈奴方面想在短时间内攻破受降城，是很难做到的。
事实上，汉帝国也并没有指望一个受降城就能阻挡住匈奴，这个军事据点的价值更多在于预警。如果能够迟滞匈奴人南下的速度，当然就更好了。有鉴于此，匈奴人也并不愿意在受降城下纠缠过久，以给汉朝方面集结主力出击的时间。快速南下，劫掠那些农业区才是他们此行的主要目的。因此在围攻受降城受阻之后，匈奴主力很快便暂时放弃了排除这颗钉子的想法，而是快速南下劫掠汉朝的边郡。
匈奴人这次南下，到底给汉朝边郡造成了多大损失，并没有被明确记录下来。对于双方来说，这并不是重点。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受降城成为了双方博弈的焦点。围绕这个突出部，汉、匈两国也展开了一系列的行动，并对汉匈战争的走向造成了深远影响。只不过，这些要等到下一节再呈现在大家面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