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时代 — 阴山防线的“双保险”外长城

尽管受降城只是一个深入戈壁的据点，并不具有直接的攻击力，也无法阻挡匈奴人南下。但在自己视为屏障的戈壁深处，让对手在自己的南下线路下有这样一个飞地，始终会让匈奴人如梗在喉。这意味着，匈奴人每次从戈壁阿尔泰山一带南下时，汉军都有可能得到充足的预警时间（驻守受降城的汉军，会以此为据点，派出斥候向四周侦听匈奴动静的）。　　受此影响的，并不仅仅只有试图南下攻击河套地区的匈奴右翼部落。前面也有朋友问了，通过漠北之战，我们已经清楚了匈奴左、右两翼南下漠南草原的主要路径，那么匈奴单于本部又如何南下的呢？是否从戈壁腹地横穿而过？对此我们只能说，的确有可能从中线穿越。因为前面我们也说了，蒙古戈壁因为地势的原因，内部其实是有很多泉眼的。尽管总体水草状况不佳，还也能养活一定数量的游牧人口。只要熟知这些水草的位置，对于一直机动部队来说，快速穿越并非做不到。　　当然，我们之前也分析了，单于分别在杭爱山、肯特山设庭，其本部大部分时候，应该也同样会沿戈壁左、右两侧南下。从地缘结构上看，如果南下攻击的是雁门、代郡的话，那么单于本部很可能就会与左贤王部一起，切入锡林郭勒草原；而如果此次南下的目标，是云中、定襄的话，那么沿戈壁阿尔泰山，会同右贤王部一起南下的可能性就很大了。　　虽然作为匈奴核心的单于本部，貌似可以有很多选择，但在漠北之战后，浚稽山——夫羊句山——受降城路线，却几乎成为了其南下的专属总线。因为前面我们也说了，在乌桓选择脱离匈奴实际控制后，匈奴势力范围开始整体东移。在基本放弃对燕山防线的攻击之后，之前由本部所负责的云中——代郡一线，转由左贤王部负责了；至于右贤王部曾经苦心经营的“河南地”及对应的阴北草原，则成为了单于本部的攻击区。也就是说，受汉帝国营造“受降城”直接影响的，并非原先一直循此路线南下的右翼部落，而是单于本部了。　　有鉴于此，在赵破奴兵败，匈奴主力再次大举入寇的第二年（公元102年），那位“儿单于”就迫不及待的又一次组织力量，准备南下拔除这颗眼中钉。然而悲剧的是，在行军的路上，这位上位仅仅三年多的单于，便病死了。　　这位年仅十八岁的单于，到底是不是病死的，其实是一件很值得怀疑的事。不过这并不是我们所关心的问题了。这一次大位更迭所透露的地缘信息，才是最有价值的。因为在儿单于身后，继承单于之位的，是他的叔父“右贤王”（ 句黎湖单于）。也就是说，匈奴左贤王一直作为单于第一候选人的政治规则，在这个时候被明确打破了。　　当匈奴帝国的重心开始整体向西倾斜时，左翼被边缘化的趋势其实已经是不可避免的了。从这个角度说，右贤王开始“越位”参与角逐最高权力，也是大势所趋。从战术上看，这也许又是汉帝国通过外交手段，施展纵横之术的契机。然而从战略上看，我们却会发现，在经历过左大都尉叛乱、赵破奴全军覆没，这一系列事件后，汉、匈之战的形势开始发生显著变化了。　　一方面汉军在十年战争中，所展示出的不可战胜的神话，被从心理层面上打破了；另一方面，内乱也让匈奴人帝国的统治者意识到了，再困守于漠北，这个游牧帝国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如果新的单于想坐稳位置的话，他们就必须带着部族南下攻略汉地，收割物资、人口。因此在公元102年秋，匈奴完成权力交接后，阴山一线的云中、定襄、五原、朔方诸郡，再一次拉响了警报。　　在这一拔秋季攻势中，负责攻击阴山一线匈奴中、左部落还是收获颇丰的（除抢夺的物资以外，还杀掠了数千人）。面对急于复仇的匈奴人，驻守这些边郡的将领均未能取得胜利。当然，对于这一切，汉帝国也并非没有准备，或者说没有意识到匈奴人已经不甘于困守漠北了。只不过，为了彻底防卫阴山防线的案全，汉武帝此时正在谋划一件前无古人的大事件：修筑外长城。　　长时间以后，汉帝国所倚仗的防御核心，就是从秦帝国那里所继承的“秦长城”。在河南、漠南之战后，这些依山而建的长城防御体系，也得到了全面修复，变身成为了“汉长城”。无论从选址，还是汉、匈双方的地缘特点来看，这些最早由赵、燕两国修筑的长城，无疑都是最合理的选择（所以秦人也并没有另起炉灶）。即可以凭借山势增强防御力，又相当于拉出了一条农牧分割线。将有机会成为农耕之地的土地，纳入了防线内侧。　　然后这样一条防线，也有他的弱点，那就是将漠南草原变成了“塞外之地”，放手交给了游牧民族。如果没有合适的第三方游牧部落，缓冲匈奴人的话，这片横亘于阴山——燕山之北的草原，几乎不可避免的会成为匈奴人南下的跳板。理论上看，最好的办法，就是通过修筑新的长城防线，将漠南草原也变成“内地”。这样的话，刚刚走出戈壁的匈奴人，在得到不充足水草补给的时候，就会遇到汉军的强力抵抗。即使他们能够突破这道防线，内长城防线也能够得到充足的预警时间了（而且突至内长城的匈奴人，还会被外长城的守军抄后路）。　　从技术上看，这种想法无疑是十分疯狂的。因为为了节约资源、增强防御力，城防体系总是会依山畔水而建。对于特别善于筑城以自守的农耕民族来说，这几乎是一条金科玉律。在草原地带，修筑如何漫长的长城防线，先且不论成本如何，单就防线本身的防御力来看，也是非常值得怀疑的。　　然而，汉外长城终究还是修筑了。事实上，受降城的修筑本身，就是修筑这样一条新防线的开始。即使匈奴人不视其为眼中钉，必欲拔之而后快，帝国也不会把防御匈奴入侵的希望，寄托在一个点了。公元102年初，也就是儿单于病亡，匈奴人又一次大举南下的那一年。汉帝国开始了这项，为阴山防线上“双保险”的伟大工程。　　之所以说，是为阴山防线而建，是因为在有乌桓人协防的情况下，锡林郭勒草原一线修筑长城的意义暂时不大。另外燕山山脉本身的自然防御力也要更强。匈奴人即使在这个方向侵扰，也很难深入到华北平原。相反，阴山一线的防御力就要薄弱的多了。恒山山脉——陕北高原——陇东高原以北地区，都曾经被匈奴深入甚至驻足。　　由于负责修筑汉外长城的官员，是光禄勋(官号)徐自为，因此这条新防线也被称之为“光禄塞”（非“光禄城”）。从地缘位置上看，光禄塞所保护的，就是在匈奴河南地基础上建立的“朔方”、“五原”两郡。其西起于受降城西的“卢朐山”，东与云中之北的阴山长城相接；西境则向南与云中郡北的阴山长城相接。为了增加防御的层次，帝国甚至在阴山（乌拉山）——狼山之北，修筑了两道长城。一道在阴山山脉的北部边缘；另一道则更加接近今天的中蒙边境，并直接与今天蒙古国境内的受降城相连。　　仅仅是一个受降城，就已经让匈奴人（尤其是单于本部）非常难受了。现在，汉帝国又准备修筑如此变态的防御工事，彻底阻绝单于本部渗透漠南的可能性。对此，匈奴人自然是无法容忍的。为此，在光禄塞开始修筑的当年，也就是匈奴人大举入寇汉境的公元102年秋，刚刚劫掠完汉朝边郡的匈奴人，并没有象以往那样很快带着战利品回到草原之上。而是尽可能的在回撤的同时，破坏汉帝国刚刚修筑的外长城防线。　　很显然，在匈奴人的这次秋季攻势展开时，光禄塞并未完全修筑好，也未能有效阻挡匈奴人的南下。而在后来的历史中，匈奴人只要有机会再次南下突破防线，都一定不会忘记对它进行一番破坏。然而，我们并不用怀疑光禄塞及汉帝国全新修筑的其它“外长城”（河西长城），在汉匈战争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至于它在技术上到底是如何做到有效防御匈奴，又是否真的能让匈奴人无法接近农区，我们再接着分析。

前面有朋友说了，在过往的历史中，为什么很少见到汉外长城的资料。这其中的主要原因，在于这横亘于草原上的长城，维护起来的难度的确有点高。在阴北草原没有办法变成农耕之地的情况下，后世王朝更倾向于在秦长城的基础上，翻新出自己的长城体系。在没有持续使用的情况下，即使后世在草原上见到那些风化严重的汉代长城踪迹，也很难将之与“长城”这样的，带有连续性的防御体系联系在一起。　　感谢技术的进步，今天的我们已经能够通过卫星遥感技术，一窥汉外长城的全貌了。如果对照《汉.漠南之战示意图》中所标定的汉外长城位置，你甚至能够在谷歌地图（卫星图）上，自行找到它们的痕迹（包括每一个的囤兵的戍堡位置）。也正是因为此，我们才会惊讶的发现，原来史书所记载下来的“光禄塞”，竟然如此的壮观，以至于完全让匈奴人无法染指阴北草原地带。　　并不能说在汉代以后，就没有王朝试图在草原上修筑过长城。在不被视为中华正朔的金朝，同为马上民族的女真人，甚至修筑了比汉外长城规模更为庞大的草原长城，它的东境甚至一直抵达大兴安岭的西麓。曾经有朋友问道，即使匈奴与突厥，其强盛期貌似都对应了一个强大的中原王朝，那么最为强大的草原帝国——蒙古帝国在崛起过程中，又有没有感受到来自中原的压力呢？　　如果我们去看下女真人在草原上修筑的长城体系，应该就能感受到蒙古人的祖先们所承受的压力了。尽管金朝实际上只统治有半个中央之国，但边缘民族的身份，却能够帮助他们给予草原更大的压力，尤其是与其祖地隔大兴安岭相望的，蒙古人收起的高原东部（金长城就是具体的体现）。事实上，成吉思汗的祖父俺巴孩汗就是死在金人手中。当然，这些历史并非我们今天的解读方向。现阶段提到金长城，只是想让大家明白，对于一个以农为本的中原王朝来说，能够在草原之地修筑长城体系，是需要多么大的魄力。从这一点来说，光禄塞的修筑，不仅算是空前，也可以说是绝后了。　　相比无山、水可依的技术障碍，远离农业区才是汉外长城未能延续下来的首要原因。事实上，我们这里所说的“外长城”，如果指的是秦长城以外，由汉帝国在那些游牧之地修筑的长城的话，那它就不仅应该包括阴山北麓，向西延伸至今天蒙古境内的这道长城体系（光禄塞），还应该包括庇护河西走廊的“河西长城”了。而今天我们之所以能够在河西走廊，看到明朝修筑的长城，并将嘉峪关作为万里长城的西部起点，根本原因就在于这片原来的游牧之地，水、土气候能够适应大规模农业生产。也正是因为有了农业人口的支撑，河西走廊才有这个西北突出部，才能够成为华夏核心区的一部分。　　在草原之上修筑长城，技术上的难度就是无险可依。为此，无论是后来被民间称之为“成吉思汗边墙”（蒙古后裔自然希望将之与自己英雄的祖先联系在一起）的金长城，还是二千多年前的汉长城，基本上都是就地取材，以夯土的形式修筑而成。为了增强防御力，大都会在草原长城之外，再挖掘一条壕沟。单从建筑角度来看，这种做法也是十分经济的，那些从壕沟中挖掘出来的泥土，正好可以成为兴边墙的建筑材料。今天，我们在一些平原地区兴建公园时，也能看到类似做法。一挖一堆，湖光山色便都有了。　　当然，尽管能够依靠壕沟与边境之间的高度差，巧妙的增强草原长城的防御力，但在延绵千里的草原之上，这样一条长城能否有效挡于游牧民族的进攻，也是很值得怀疑的。解决的方法之一，就是修筑复线，也就是不要把希望仅仅寄托在一道边墙上。事实上，既然不在草原上，这种复线、网络化的防御理念，也贯穿于其它不同时期的长城中。也就是说，长城从来不能被仅仅理解为一道连续的墙，一道能够将游牧民族完全抵挡在外面的墙。　　真正让匈奴人感到头疼的，是遍布于长城沿线的戍堡、烽火台。通过峰火这种通信形式，游牧民族前来侵袭的消息甚至规模，能够很快就传至后方，并使得农业区有充足的预警时间。如果长城与农业区的距离非常接近的话，匈奴人和后世的其它游牧民族，当然有机会凭借他们强大的机动能力，抢在农业区作出有效反应之前，就攻击得手。而将长城体系修草原之上，并增加复线，无疑让汉帝国能够有充足的时间坚壁清野，并集结军力反击了。　　总的来说，汉帝国兴建外长城之举，对于防御匈奴入侵是非常成功的。当这一套防御体系运转成熟之后，匈奴人能够攻击农业区得手的次数就很少了。这也使得匈奴人的经济进一步恶化，以至于在漠北之战过去一甲子后（公元前57年），匈奴内部出现了五单于争位的情况。　　当然，让匈奴帝国彻底走向衰弱的原因，并不仅仅是打造成功光禄塞长城体系，以及让乌桓人游离出匈奴帝国的控制，成为汉、匈之间的缓冲“国”。这两条防线建立的价值，在于有效的保护了汉帝国的核心区，使得匈奴人无法在阴山——燕山一线，获得利益。然而对于一个横跨蒙古草原的游牧帝国来说，他们的利益所指，并不仅仅是中央之国核心区。在东部经济被迫大幅压缩的情况下，西域成为了他们获取额外利益的空间所在。也就是说，如果汉帝国想彻底瓦解匈奴帝国的话，“断匈奴右臂”的战略也必须得到有效推进。　　推进“断了匈奴右臂”战略的话，西域无疑将成为汉、匈两国争夺的焦点。然而在匈奴人战略上决心再次南下（尽没赵破奴军后），通过扩张来维系帝国向心力的时候，他们的关注焦点并不仅仅在天山南北。从地缘结构上来看，向南重夺河西走廊，切断汉帝国与西域这条狭长的战略通道，才是最为有效的方法。真能做到的话，不仅能够将西域作为自己的后院，更能对汉帝国的西部防线造成巨大压力。　　对于河西走廊的地缘价值，匈奴方面当然是十分清楚的。正因为如此，在重新分配战区之后，河西走廊成为了匈奴右贤王主力的重点攻击方向。然而清楚这一点的，并不仅仅是匈奴人，汉帝国也同样明白据守河西走廊的重要性。除了加紧移民实边，将草原变成为农田这样的战略动作以外，一条保护河西走廊的“外长城”——居延塞，也与光禄塞同时开始兴建了（公元前102年）。也就是说，当匈奴右贤王部开始南下攻击河西走廊时，他们将在相同的纬度上，遇到和单于本部一样的麻烦。至于汉匈在河西走廊乃至西域一线，又发生了哪些故事，我们下一节再接着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