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两次漠北之战的经验来看，李广利应该在燕然山或者肯特山南端，就能够遇到匈奴主力了。然而匈奴人这一次，却真的是长进了，他们终于发现，自己的最大优势不在于引以为傲的骑、射，而是漠北草原所赋予的纵深。当戈壁不再成为阻止汉军前进的障碍时，匈奴又为什么一定要将主力集结于草原边缘，与汉军决战呢？（这种“御敌于国门之外”思路的教训，在红色军队反思第五次反围剿失败时也总结过） 正是明白了这个道理，匈奴方面在听闻汉军大军出动的消息后，就开始大范围的向北进行转移。单于本部将辎重、粮草转移至燕然山北的色楞格河（郅居水）一带；而正面不再有防御任务的左贤王部，则越过余吾水向北后撤了六、七百里，驻扎于肯特山西麓。 如果仅仅是想避祸的话，匈奴左翼部落其实是没必要进入色楞格河流域的。将左贤王部调至肯特山西，意味着匈奴方面在一开始的时候，就做好了在色楞格草原腹地，与汉军决战的准备。不过，做好诱敌深入的准备，并不代表匈奴人就完全放弃在燕然山南与汉军接战的想法了。实际上，在汉军北上的同时，单于本人已经带领数万精兵（包括本部及左翼之兵），沿姑且水南下，准备试探汉军的实力了。 试探性阻击的结果，我们在前面已经解读过了。向西追击中路军（出涿邪径）的三万匈奴骑兵，以及向南阻击东路军（出夫羊句山狭）先头部队的五千骑兵，都没有获得胜利。在这种情况下，匈奴方面果断决定将全部兵力，迅速撤至色楞河草原腹地。如果汉军就此撤军，匈奴人也不会有什么损失；如果汉军继续进攻的话，那他们就将在一片完全陌生，且更加远离长城的地方与匈奴决战了。 以之前的经验来看，匈奴人应该更相信汉军不会深入自己的腹地。实际上，汉军最初的计划中，应该也最多只会及于燕然山麓哈拉和林河谷（没有从匈奴左翼的攻击部队，事前不会计划对余吾水的攻击）。然而前面我们也说了，为了“将功折罪”，李广利现在的目标只能是匈奴主力了。即使匈奴人退至了汉军从来没有涉足的草原，李广利也必须硬着头皮上。 对于李广利来说，肯定是希望越早遇到匈奴主力越好。只不过，匈奴方面既然已经有了打开国门，诱敌深入的想法，就不会轻易与之决战了。在沿哈拉和林河谷北上，穿越安侯水（鄂尔浑河），进入到整个流域的干流——郅居水（色楞格河）之南时，汉军依然没有机会与匈奴一战。在汉军到来之前，驻防于郅居水南的匈奴人，很快便渡河向北后撤了。 在这种情况下，李广利只能带领汉军继续北上，向贝加尔湖方向搜索前进。从这一点来说，李广利应该是最为深入匈奴境内的汉将了（如果霍去病没去过贝加尔湖的话）。最终在茫茫漠北草原上，汉军终于咬住了两万由左贤王部所率领的骑兵，并与之一战。单就这一战的结果来看，李广利应该还是满意的。左贤王部死伤惨重的同时，甚至还阵亡了领军大将（左大将） 以七万兵力对战两万匈奴骑兵，汉军获得最后的胜利并不让人意外。只不过，匈奴人在此时与汉军接战，很大程度其实是想试探一下诱敌深入的成果。毕竟汉军已经出塞差不多三千里了，在匈奴人看来，体力和心理上都应该到他们的极限了。 尽管左贤王部在此战中大败而归，但匈奴单于却也通过接战，判断出汉军已经十分疲惫了，用一句话描述，就是“强弩之末，势不能穿鲁缟”基于这个判断，匈奴方面很快便集结了五万骑兵，准备与汉军展开真正的决战。 当匈奴方面开始筹划更大规模的战斗时，李广利却陷入了两难境地。一方面，现在的斩获到底能在多大程度上赎罪，他的心里并没有谱。以漠北之战中，卫青的战例来参考，当下的战功最多只能做到无功无过罢了。也就是说，李广利的本意，应该还想继续在漠北草原游击，以寻机再战的。然而另一方面，如此深入漠北草原，已经严重偏离了最初的战役任务。汉军此时所面临的，不仅是生理、心理上的疲惫，更已陷入了军心不稳的境地。如果不处理好的话，便有叛乱的风险。 事实上，汉军也的确差一点爆发内乱。感觉到李广利是为了一己之功，领孤军涉险地的几名高级将领，预谋将李广利控制起来，并率军南归。不过，叛乱并没有发生，因为事先获知消息的李广利，抢先一步将叛乱的组织者诛杀了。问题是，诛杀叛乱者并不能真正解决问题。很显然，这支军队已经面临崩溃的境地，摆在李广利面前的，只剩下南归一条路了。 对于单于来说，汉军南归自然是个极大的利好了。如果汉军此时处于大胜而归、士气高涨的阶段，匈奴人应该并不会有什么举动。而现在，很明显深入自己腹地的汉军，战力已经大大削弱了。最终，原路返回的东路军，在燕然山麓遭遇到单于新领的五万匈奴主力的截击。 虽然与匈奴主力决战，一直是李广利所期盼的，但在现在这种情况下（此时的兵力也不会比对手多了），汉军只能靠最后一口气硬撑了。在最初的交战当中，拼死一博的汉军和志在必得的匈奴人，都死伤惨重。然而，此时的战略优势，已经完全掌握在匈奴人手中了。即使李广利能够突破匈奴人的防线，进入湖谷。匈奴方面也会持续增兵，并一路尾随攻击至戈壁阿尔泰山南部。 可惜的是，汉军已经没有足够的士气连续作战了。在匈奴方面乘夜在其军前上挖掘几尺深的壕沟，并绕至汉军后方发起总攻后，这支军队便彻底崩溃了。匈奴人的战术，甚至让汉军没有了分散突围的可能。即使败退的汉军能够爬过军前的壕沟（而且必须弃马），他们逃散的方向，也只会离汉朝越来越远。在这种情况下，汉帝国遭遇了史上最为惨重的损失，七万汉军及汉武帝最为器重的将领李广利，尽没于匈奴。前面我们也说过，汉军在草原之上几乎无法围歼游牧骑兵，一般情况下只能击溃。反过来其实也是一样的。今天李广利七万骑兵却尽没于匈奴，看起来是很有些不可思议的。更何况有李陵三千步军面对匈奴数万骑兵，尚且能有四百壮士突围的战例在前。之所以会有这个结局，盖因为李广利这个主将，在最后关头主动放弃抵抗，率军投降匈奴。 李广利投降的原因并不复杂，要是他能够将这支部队基本完整的带回去，并加上击溃左贤王两万骑兵（包括斩杀左大将）的战绩，还是存有一丝将功折罪的可能的。问题是，在匈奴主力断其归路的情况下，正面强行突围（或分散突围）对于李广利个人来说，已经毫无意义了。即使他能够带领一两万汉军回到受降城，也只会因兵败而让自己和家人罪上加罪。类似的情况，在赵破奴两万汉骑尽没匈奴之役时，也曾经出现过。只不过当时率军投降匈奴的，是害怕因主将有失，回去受罚的高级军官们。比照来看，造成这两战这全军覆没的原因，都在军事之外了。 如果说赵破奴军的全军覆没，更多应该被视为律法严明的副产品，那么最应该为李陵和李广利的失败承担责任的，无疑就是汉武帝本人了。从微观历史角度看，若李陵当日能全身而退，且汉武帝能以绝对的信任平分兵力，李广利、李陵当有机会在公元前97年（余吾水之战），复制22年前卫、霍二人漠北之功。 假设所有的事情可以从头再来，对于汉武帝来说并没有任何意义了。公元前87年，这位伟大而又长寿的武皇帝，终于走到了他的人生尽头（时年70岁）。而汉、匈之间的博弈，也将进入一个全新的阶段了。 总结汉武帝领导的汉匈之战，我们可以将之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汉朝战略反攻阶段。在卫、霍二次领军的五大战役（前129年——前119年）中，汉匈双方的损失比约6：24；第二阶段为相持阶段（前119年——前104年），这一阶段双方隔大漠戈壁而治，未有大战发生；第三阶段（前104年——前90年），则是匈奴战略反击阶段（但战术层面上，主动发起攻击者多为汉帝国）。在这一阶段中，汉军损失在对匈正面战场上的兵力，至少在11万5千人之上（李陵、赵破奴二役，以及李广利的天山、燕然山之役）。加上二征大宛，以及其它对匈战场的损耗，汉军在这十五年间的兵力损失，超过了二十万。而匈奴方面所损失的兵力，则五、六万左右。 虽然我们将汉武帝时期的汉、匈奴兵力损失各自相加，会发现双方看起来象是打了个平手。不过不要忘了，匈奴的人口数量与汉帝国完全不在一个数量级上。即使汉武帝在后期因为自身的原因，让帝国遭遇了不必要的损失，但在他的连续打击之下，曾经强大无比的匈奴帝国，已经不可避免的走上了衰退之路。 从地缘角度看，汉武帝终其一生，将匈奴人逼回漠北；以外长城为界，将阴北草原、河西走廊纳为帝国领土；羁縻塔里木盆地诸国，协乌孙、乌桓两部自立于匈奴之外，以断匈奴左、右臂。凡此种种，无论对于汉匈博弈的走势，还是中央之国核心区的最终定型，都有着深远的意义。一定要划分汉武帝一生功过的话，倒可以套用一个现成的比例——“三七分”。 当然，如果三七分的伟人都没有那么长寿的话，他们一生评分肯定会更接近满分了。就汉匈之战来说，事实上在第一阶段就已经制定了今后的战略走势。在匈奴被迫退入漠北之后，帝国即使完全采取守势，减少匈奴从农耕区获得额外补给的机会（包括西域）。时日一长，匈奴帝国也将陷入内乱。 事实上，在李广利兵败漠北之后，汉武帝也已经意识到自己后期在战略上所犯的错误了，他甚至发布了“轮台罪己诏”，反思自己自大宛之战起（也就是我们总结的第三阶段了），因好大喜功而过度用兵，造成百姓疾苦的种种错误。 通过这些时日的解读，对于汉武帝个人的功过，我们似乎已经盖棺定论了。之前看到有朋友评论说，汉武帝比他的儿子要弱一些，因为是他的“儿子”最终摆脱了匈奴的威胁（实际是曾孙汉宣帝时期）。然而事情却不能这样看，有一个吃馒头的故事想必大家都听过，并不能因为吃最后一个馒头饱了，就认为最后一个馒头才是最重要的。实际上，后世诸帝的对匈战略，也仍然是在汉武帝时期就制定好了的。至于这一战略到底是什么，又是怎么压垮匈奴帝国的，我们下一节再接着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