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时代 — 后武帝时代的对匈战略

在最后的总结中（轮台罪己诏），汉武帝总结了自己后期的种种过失。在这其中，对后世对匈战略影响最大的有两条：其一是以内政为重，鼓励生产、恢复马政（如果为国养马者可免徭役赋税）。通过这些汉初曾经实施的经济政策，一方面能够让百姓得以休养生息，另一方面也让汉武帝挥霍掉的国力、军力得以恢复元气；　　其二则是完善外长城防御体系。尽管在公元前102年，以光禄塞为代表的，圈入漠南草原之地（包括阴北河西走廊）的外长城体系就开始兴建，但由于在此之后的十余年间，帝国将主要力量都投入到那几场得不偿失的大战中了，所以整个外长城体系并未完善。这在昭书中总结为“今边塞未正，阑出不禁”。为此，整顿边塞军务，将军事重点转至长城防线之上，也成为了汉帝国下一步的战略方针。　　之前我们也说了，从地缘特点来看，劳师远征漠北的确是不能“一而再，再而三”之举。比较三次漠北之战的结果，我们也可以看出。除了第一次匈奴人因为掉以轻心，而损失巨大之外（那时他们完全不相信汉军能跨越戈壁作战），李广利所领导的第二次、第三次漠北之战，均以平局、惨败而告终。并且无论胜负如何，汉军都将付出巨大的经济代价。所谓“汉极大，然不能饥渴，失一狼，走千羊”。“千羊”与“一狼”的换算比，就是匈奴人总结出来的，汉军跨越戈壁，深入漠北作战的经济帐。　　不过，尽管劳师远征对于汉帝国的国力消耗很大，但却并不代表匈奴人可以躲在漠北，高枕无忧了。事实上，汉军一次次的远征，对于匈奴的经济伤害也很大。我们知道，匈奴战力最强的时候，是秋高马肥之时。反过来，春季则是熬过寒冬之后的畜群，急于补充营养的季节。这一时期，是非常并不适合集结兵力、坚壁清野的。也就是说，只要汉军有迹象发起远征（几乎肯定是在春季），匈奴人的生产秩序就将受到极大影响。基于游牧民族脆弱的经济链，这种影响对匈奴的伤害程度，甚至于高于汉帝国（因远征而损失的国力）。　　当然，前面我们也同样分析了，即使不劳师远征，仅仅让匈奴无法南下攻略农耕区，漠北匈奴的经济结构，也会在经历一次次大灾后，面临崩溃的边缘。因此在公元前87年，年仅八岁的汉昭帝继位之后。帝国也就此进入了战略防御阶段。需要说明的是，很显然一个八岁的孩子并不可能主政。此时帝国的决策者，正是少年将军霍去病的弟弟（同父异母）——霍光。　　这并不是一个点评政治博弈的帖子，所以关于那些外戚与汉宫之间的恩怨，大家尽可以百度之。我们的关注点，还是在于后武帝时代，汉匈博弈的战略走向。从前面的内容，大家应该也可以看出。无论谁主政，接下来汉、匈之间会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大战了。只是在汉军不再主动出击后，匈奴人自是会重新入驻戈壁地带，周期性的向南攻掠了。　　依照汉武帝生前制定的战略方向，帝国在随后几年对边塞防务进行了一系列调整，以增强外长城防线的防御力。比如将驻守河套的军队调至河西，另补充进精兵强将入驻河套。其实所谓防线，并不仅仅理解为那些城墙、堡垒了，关键还在于人。所谓“人挪活，树挪死”，无论军队还是地方官员，在一个地方呆久了，都会容易滋生腐败。这一点汉武帝也看的很清楚，罪己诏有言：障候长吏使卒猎兽，以皮肉为利，卒苦而烽火乏（边疆障候官员派兵士狩猎获皮肉之利，兵士劳苦而烽火松弛）。　　当帝国的重心转向长城防务后，上述调整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了。这些修补、整饬防御体系的工作，很快也在防御匈奴的秋季攻势中，得到了回报。其中最典型的案例，发生在汉武帝死后的第六年（公元前82年）。这一年，匈奴人组织了左、右两翼共计二万兵力，分四路展开了他们的秋季攻势。然而受益于外长城防线的烽火预警工作，汉军得以迅速集结兵力，在对手劫掠得手，返回漠北之时追上这些满载而归的匈奴人。除了夺回全部的损失（人口、财务）之外，汉军还斩获了9000余匈奴人。以匈奴的人口数量来说，近万精壮人口的损失是非常大了。这也让他们明白了一件事，当汉军将主要精力用来防御时，汉匈战场的地缘优势，就将转向对手一方了。　　此战获胜对于匈奴方面的影响，并不仅仅在于让其暂时不敢南下。以汉武帝时期的经验来看，汉军的这种反击战，往往是为一场规模更大的攻势热身。也就是说，匈奴人认为，汉军有可能又一次远征漠北了。更加让他们感到不安的，是这次惨败让还损失了一位重要的部落首领“瓯脱王”。这位匈奴王的领地本身并不肥沃，是在戈壁边缘的荒漠草原地带。匈奴人所担心的是，熟悉地形的瓯脱王在归降之后，会带领汉军觅得新路，穿越戈壁攻入漠北。　　为了防御汉军有可能发起的第四次漠北之战，匈奴方面在惶恐之中做了三方面的准备（公元前81年）：一方面调换新的部落，入驻原由瓯脱王部负责的戈壁边缘；另一方面在调集九千骑兵，重点布防受降城一带以为预警。不过，这两项准备都不代表匈奴人准备与汉军一战。因为这些军事调动的最终目的，只是为了在汉军出击之时，有充足的时间坚壁清野，退入漠北草原腹地。为此，匈奴人甚至事先在余吾水上架桥，以随时接应那些在戈壁中承担预警工作的部众。　　其实，为了应对汉军随时有可能发起的漠北之战，匈奴人在这次南侵之前，本来还有意筑城掘井、储备粮草，与可能入侵漠北的汉军展开城防战的。提出这个建议并着手实施的，是又一名投降匈奴的帝国官员——卫律。在匈奴的政治体系中，这位曾经的汉使受封为“丁零王”。　　卫律归降匈奴并非其本意，也是受国内政治所累（好友李延年因事被捕，怕被株连）。说起来卫律和之前投降匈奴的赵信一样，本身原也是匈奴人。作为知己知彼的匈奴人，他们都曾试图将自己在中原学到的战术，传授给匈奴人。然而“赵信城”在漠北之战中，被卫青部攻破，并焚烧粮草的惨痛教训，使得匈奴人并不认为，这种筑城以自守的战术适合自己。在李广利最后一次攻入漠北时，匈奴人就把粮草辎重转移到赵信城北的郅居水一带，而不是囤于城中了）。也就是说，我们常说的“坚壁清野”防御战术，匈奴人实际上只愿“清野”，而不愿意象汉军那样“坚壁”。　　匈奴人的担心自然是有道理的，毕竟他们的生活习性，更习惯于在大草原上机动。所以虽然卫律提出了，让当年避祸逃入匈奴境内的秦人后裔（比被迫归降的汉人可靠）来承担城防任务，这一计划也还是在挖了几百口井，砍了几千棵树后被终止了。不过，我们后面会解读到，卫律对汉匈博弈的进程，还是有很大贡献的。　　最终在匈奴方面精心做好这么多的准备工作之后，汉军却并没有主动出击。对于这一点，匈奴人应该是很有些意外的。当然，对于大家来说，通过前面分析，对此应该已经有了心理准备了。问题是，汉帝国既然已经选择了依托长城，进行长期防御的战略，是不是就此意味着汉军就此再不会集结大军，主动出击了呢？事实也并非如此，只是战略既定就不会轻易改变。要想让帝国改变自己的战略取向，除非有重大战略因素发生的变化。至于到底有没有战略级别的变动发生，引发这一变动的因素是什么，又引发了什么样的连锁反应，我们下一节再接着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