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时代 — “乌孙求援”之迟到了一个甲子的联盟

一次失败，并不足以让匈奴人知难而退。在匈奴人已经明显将战略中心向西转移的情况下，他们对收复河西走廊，重新将西域变成自己的后花园，还是心存希望的。为此公元前80年，匈奴右贤王组织了四千人，分三队对酒泉、张掖两郡进行了试探性攻击。之所以会有这次攻击，是因为情报表明当时河西走廊的驻军战力较之前，已经有所削弱了。　　不过右贤王准备来袭的消息，却被汉军事先获知了，而消息的来源则是归降的匈奴人。在这种情况下，这些试探汉军虚实的匈奴骑兵，命运就可想而知了。最终能够脱逃的匈奴人仅有数百骑。从战术层面看，这似乎又是一次因为“叛徒”而导致的失败。然而从更高层面看，失败却是再所难免的。因为经历过半个世纪的战争之后，匈奴帝国的内部凝聚力已经大不如前了。事实上，这次承担攻击任务的“汉军”主力，并非真正的汉军，而是来自河西走廊一带的匈奴属国。也就是说，即使匈奴有复占河西走廊之心，那些早先归附汉帝国，能够稳定从农耕区获得利益的叛逃者，也不会再愿意做他们的内应的。　　这种对游牧民族分而治之的做法，也是后来中原王朝所惯用的。那些愿意依附中央之国的游牧部落，通常能够获准游牧于长城北部的草原地带，并从“互市”交易中获得稳定的收益。而这些从农耕区交换来的商品，甚至还可以转售其它部落，以获得贸易利益。在这种情况下，长城就不再仅仅是中央之国唯一可以依托的防线了。　　当匈奴人不再对重夺漠南之地，抱有幻想时，他们对汉帝国所能做的，就只剩下南下打草谷这一件事了。在进攻河西挫败的第二年（前79年），匈奴就组织了数万骑兵南下阴山劫掠。问题是，在汉军长城防线愈发稳固的情况下，即使一二次劫掠得手，也无法让匈奴恢复元气了。更为致命是，当汉军不再主动出击漠北时，地缘优势就转向汉朝一边了。匈奴的每一次南下，都可能面临有来无回的境地。　　站在匈奴人的角度看，当劫掠中央之国所直接经营的那些富庶的农业区，能够成为他们新生存空间的，就只有西域了。然而在与汉帝国争夺西域的博弈中，匈奴人的进展并不顺利。汉军甚至在公元前77年刺杀了楼兰王之后，将这个据守西域东大门的国家，南迁至了塔里木盆地南沿（改称鄯善）。　　从地缘结构上看，匈奴与塔里木盆地的接触面，较之汉朝并无优势。在汉帝国已囤田至罗布泊以西地区的情况下，匈奴人巴里坤草原的跳板，就显得有些鞭长莫及了。在这种情况下，仅仅依靠和汉帝国反复争夺车师的控制权，并无助于扭转这种劣势。唯一能够让匈奴占据地缘优势办法，就是控制天山草原。　　以伊犁河谷为核心的天山草原，我们之前曾经用大量篇幅进行解读。很显然，如果匈奴能够直接或间接控制这片草原话话，那么汉帝国控制塔里木盆地（尤其是北线）难度将成倍增加。问题是，作为汉匈之争第三方的乌孙，此时的态度更趋向于骑墙。一方面，乌孙人仍然奉匈奴为宗主；另一方面，却又接受汉朝的示好，并与之和亲。　　如果匈奴此时的攻略重心，还是阴山——燕山一线的话，对乌孙这种首鼠两端的做法，倒也可以“睁一眼，闭一眼”。现在，在西域已经成为匈奴救命稻草的情况下，乌孙人再想这样骑墙，就很难为匈奴所容忍了。其逼迫乌孙表明态度之举，是向乌孙索要汉朝与之和亲的“解忧公主”。在未能如愿之后，匈奴方面则直接出兵攻取了乌孙东境的恶师、车延两地。　　所谓恶师、车延之地，既为今天准噶尔盆地南部，天山北麓的乌苏市——沙湾县一带，而这也是乌孙的东境。匈奴此举，不仅意在切断乌孙与汉朝的直接联系，也意味着他们有可能在下一步的攻击方向，有可能就是伊犁河谷了。既然这个本来应该跟自己亲如一家的游牧国家，现在已经不再是自己的盟友了，那为什么还要让肥美的天山草原，游离于自己的控制之外呢？　　很显然，乌孙人现在面临一个选择，要么交出公主、摆明态度，成为匈奴人坚定的盟友；要么求助于汉朝，与匈奴彻底翻脸。在一甲子之前，乌孙人应该会毫不犹豫的选择站在匈奴一边。而现在，联盟汉朝，以抗匈奴成为了唯一的选项。这不仅仅是因为汉朝的强大，更在于汉朝对那些游牧民族所看中的天山草原，并无兴趣。　　对于汉帝国来说，这是一个迟到了一甲子的好消息。我们也知道，张骞出使西域的使命，就是联合西迁伊犁河谷的“大月氏”人，以断匈奴右臂。在知晓乌孙替代大月氏人，成为天山草原的主人后，这一战略使命的游说对象，也变成了乌孙。然而在这几十年当中，尽管乌孙人看起来也愿意与汉朝交好，甚至与之和亲，但正如我们刚才所分析的那样。他们同时也不会得罪匈奴人，更多是想做一个置身事外，两边取利的第三方罢了。　　在上一节我们曾经说了，如果没有重大战略因素的变化，现在的汉帝国并不会大规模主动出击（尤其不会深入漠北）。依靠经营长城防线消耗匈奴，已经成为了汉朝的国策。只是现在，乌孙这个第三方态度的转变，意味着汉匈对抗的地缘格局，出现了重大改变。在这种时候要是不抓住机会主动出击一下的话，就显得太保守了。　　实际上，在乌孙求救于汉朝之前，位于匈奴“左臂”位置的乌桓人，本来也有机会成为这个关键的第三方的。不过相比乌孙人之前的两面讨好，乌桓人显得有些自不量力。一方面，在匈奴不再从东线南下的情况下，坐大的乌桓人并没有经受住富庶农业区的诱惑，多次袭扰帝国的边郡；另一方面，与匈奴人原有不共戴天之仇的他们，又通过挖掘匈奴故单于之冢的举动，示威匈奴。这种两面为敌的后果，我们在前面已经提前解读过了，那就是在公元前78年，南、北两线先后遭受汉、匈两军的攻击（汉军斩首6000，获三王）。　　能够在汉、匈两大帝国的夹缝中生存下来，并不在于乌桓人本身力量有多强大。最主要的原因在于，无论是匈奴还是汉朝，都不能通过攻灭乌桓获得额外的利益。在这种情况下，双方都倾向于在这个方面，存在一个缓冲“国”。相比之下，地缘位置看似更为超然的乌孙，却因为能够关联到西域乃至丝绸之路的利益，而必须做出选择了。　　为了准备这次历史性的联手，乌孙方面所准备的兵力是五万人。这个数量相当于乌孙可以调动兵力的一半。如果不是因为乌孙的西、南部，还有一直与之有地缘矛盾的康居存在，相信乌孙人为了这次攻击，甚至会动用倾国之兵。至于家大业大的汉帝国，所集结的兵力就要多出乌孙许多了。　　公元前72年，刚刚继位二年的汉宣帝（汉武帝曾孙），决定抓住这次历史机遇。集结于河套——河西一线的汉军，总兵力达到了空前的十六万骑。为此帝国甚至从关东调动大批的精兵强将（各郡国俸禄三百石以上的将吏，凡勇健、善于骑射者一律从军）。其意图也很明显，就是希望借与乌孙联手之机，给予匈奴致命一击。至于说最终能否如愿，我们下一节再接着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