污染环境罪的主观故意
文 / 江苏法舟律师事务所 窦荣红
《刑法修正案（八）》将刑法第338条修改为：违反国家规定，排放、倾倒或者处置有放射性的废物、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有毒物质或者其他有害物质，严重污染环境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后果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通过法条对比可以看出，其主要调整内容是将“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的”改成“严重污染环境的”，罪名由之前“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改成“污染环境罪”。
我国刑法以处罚故意犯罪为原则、以处罚过失犯罪为例外。那么污染环境罪应是故意犯罪还是过失犯罪？
学术界的不同意见
张明楷教授在《污染环境罪的争议问题》（载于《法学评论》2018年第2期）中指出“应当以保护法益为指导解释刑法第338条规定的污染环境罪；对于经刑法修正案（八）修改后的污染环境罪，既不能仅采取纯粹生态学的法益论，也不能仅采取纯粹人类中心的法益论，而应采取生态学的人类中心的法益论（折中说）；只要生态学的法益与人类中心的法益不相抵触，就需要保护生态学的法益。相对于人类中心的法益而言，污染环境罪是结果犯；但相对于生态学的法益而言，污染环境罪既可能是行为犯，也可能是结果犯，这是环境法益的复杂性决定的；相对于人类中心的法益而言，污染环境罪的基本犯大体上是抽象危险犯，但相对于生态学的法益而言，污染环境罪的基本犯则是侵害犯。污染环境罪的基本犯的责任形式只能是故意，不可能是过失，因而也不能采取混合说或者模糊罪过说。”
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法官喻海松博士在《污染环境罪若干争议问题之厘清》中提到“污染环境罪的主观方面为复合罪过，包括故意和过失两种罪过形式。司法适用中须注意的是，故意是通常的罪过形式，即污染环境罪通常由故意构成；过失是例外的罪过形式，即污染环境罪在一定条件下也可以由过失构成。而且，在过失污染环境的案件中，通常而言，行为人对于违反国家规定是明知故犯，且限于造成实害后果的情形。此外，对于污染环境罪的共同犯罪，也限于共同故意犯罪，对于二人以上共同过失污染环境犯罪的，不以共同犯罪论处，应当负刑事责任的，按照他们所犯的罪分别处罚。”
可见，学术届对污染环境罪的主观心态如何认定，有较大分歧。对此，笔者较赞同温苍刑初字第658号裁判文书中的观点：污染环境罪的主观故意一般认为属于过失，但这种过失是指行为人对造成环境污染，致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人身伤亡严重后果的心理态度而言。至于行为人违反国家规定排放危险废物的行为本身属于直接故意，并没有争议。
司法实践中的认定
被告人是否具有“明知”的主观故意，不应仅仅根据本人供述，而应通过其客观行为综合判定其是否具有“明知”的主观故意。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生态环境部《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有关问题座谈会纪要》认为，判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否具有环境污染犯罪的故意，应当依据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任职情况、职业经历、专业背景、培训经历、本人因同类行为受到行政处罚或者刑事追究情况以及污染物种类、污染方式、资金流向等证据，结合其供述，进行综合分析判断。实践中，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能作出合理解释的，可以认定其故意实施环境污染犯罪，但有证据证明确系不知情的除外：（1）企业没有依法通过环境影响评价，或者未依法取得排污许可证，排放污染物，或者已经通过环境影响评价并且防治污染设施验收合格后，擅自更改工艺流程、原辅材料，导致产生新的污染物质的；（2）不使用验收合格的防治污染设施或者不按规范要求使用的；（3）防治污染设施发生故障，发现后不及时排除，继续生产放任污染物排放的；（4）生态环境部门责令限制生产、停产整治或者予以行政处罚后，继续生产放任污染物排放的；（5）将危险废物委托第三方处置，没有尽到查验经营许可的义务，或者委托处置费用明显低于市场价格或者处置成本的；（6）通过暗管、渗井、渗坑、裂隙、溶洞、灌注等逃避监管的方式排放污染物的；（7）通过篡改、伪造监测数据的方式排放污染物的；（8）其他足以认定的情形。
司法实践中，其他足以认定的情形还有以下几点：
（1）行为人不按照正常路线运输污染物，其行动路线有明显绕开监管区、检查点、监控探头等特征，并在其运输车辆上查获污染物的。
（2）在环保部门和警方实施检查过程中，行为人丢弃、掩藏、毁灭相关物品，后证实被丢弃、掩藏、毁灭物品属于行为人所有，并且被丢弃、掩藏、毁灭的物品属于或者其中藏有污染物及其衍生物品的。
浙江省《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会议纪要》认为应从以下几方面对主观故意进行认定。明知包括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污染防治设施以及其他生产设备发生故障，发现后放任污染物排放的，以“明知”论处。具有下列情形之一，并且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能作出合理解释的，可以认定其“应当知道”，但有证据证明确系不知情的除外：（1）根据其生产工艺、生产流程必然会产生污染物，但没有处理、净化设备，或者虽然有这些设备但没有开启的；（2）污染防治设施以及其他生产设备发生故障，在故障发生后的合理时限内未处置的；（3）上下家涉嫌共同犯罪的，知道下家无资质处理、无经营许可证或超出经营许可证范围，且支付的处理费用明显低于市场价的。
案例：（2018）冀11刑终505号
原审法院认为，被告人高新国、张彦波非法处置危险废物，严重污染环境，其行为构成污染环境罪，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成立。被告人高新国在无危险化学品、危险废物经营资质的情况下，向他人出售勾兑的不明液体作为锅炉燃料，被告人张彦波作为锅炉运营方的负责人，从无资质的被告人高新国处购进锅炉燃料，对涉案燃料的非法性、危险性应当认定为明知，二被告人辩解不知道涉案燃料系危险废物，是其认知能力问题，不影响其主观故意的认定。
二审法院认为：张彦波承包武某中学的锅炉后，从多处购买过醇基燃料，为了节约成本，经学校介绍认识了锅炉的安装者高新国，并从当年8月份开始从高新国处购买醇基燃料，其不仅从高新国处购买了没有问题的醇基燃料，也从高新国处购买了高新国私下掺入危险废物的醇基燃料，没有证据证明高新国的掺入行为张彦波是明知的，特别是因为不能在锅炉中燃烧，当年10月19日，张彦波退回了含有危险废物的醇基燃料14.43吨，从上述行为看，很难推定张彦波与高新国有共同处置危险废物的犯意且系共犯。依照两高三部关于涉大气污染环境犯罪的纪要精神：对重污染天气预警期间，违反国家规定，超标排放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受过行政处罚后，又实施上述行为或者具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可以适用《环境解释》第一条第十八项规定的“其他污染环境的情形”追究刑事责任。显然本案不属于此类情况。综上，无论从主观上还是客观方面，张彦波之行为，均未达到污染环境罪的犯罪构成，张彦波及其辩护人无罪的意见成立，应当采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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