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为西京研究院发表的第668篇原创文章，赵建博士的第626篇原创文章这是一个左右为难的时代。每个人都很难，从庙堂到江湖，仿佛卡在了某个夹缝里。我定义为“后发展时代"（赵建: 理性认识中国的后发展时代与风险型社会）。在这个新旧时代交织的漩涡里，向前一步很可能是市场经济失灵下的过剩危机；向后一步则是计划经济管制下的短缺危机。不管，则“无序”扩张、“野蛮”生长；管了，则又一刀切除、行业出清。对于一个复杂经济体，线性政策带来的后果是我们无法控制的——当我们将教培、房地产、数字平台、金融等进行了风险清零的“供给侧改革”后，立即就有了史上最高的青年人失业率。所以，如果不能在后发展时代解决国家的“软性基础设施”短缺问题，将会面临越来越多的左右为难、进退失据。这些软性基础设施至少包括两方面：一是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所谓公共管理的基础设施，关键是选人、用人，去中心化的科学决策等；二是法律建设，法治化，是市场经济的游戏规则，涉及到程序正义、过程公平、私人产权神圣不可侵犯等。这两个都是市场经济的基础设施。有人说，中国当前的“新四座大山”，996，年轻人对未来没有信心，触目惊心的贫富分化等，都是私人经济、市场经济、资本家、企业家惹的祸。这些人显然不懂私有经济和市场经济的本质，也不懂资本和企业家精神，更不懂现代经济的福利调节和社会保障体系，以及中国一直推进的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去看看我们现在日常用的物美价廉的商品，哪个不是市场化程度和民营经济参与度最高的行业，比如家电、汽车、手机、衣服以及超市里琳琅满目的日常用品。而买不起的行业，比如新四座大山，住房，养老，医疗，教育，都是市场经济很低或基本仍然计划管制的行业。住房稍微好一些，是因为只有上游土地被地方政府垄断控制，下游的房地产开发基本上是完全市场化的。而且，在房地产行业被整治以前，质量品味物业管理好的房子，大部分都来自房地产民企。而那些投机资本，腐败型的“企业家”老板，恰恰不是真正的市场经济产物。他们或者是投机倒把一夜暴富，或者是与权力勾连结对，成为当前官场腐败的提款机。这些人并非企业家，而是转型时代的畸形儿。在“人人为己就是人人为人”的理性人假设的底层逻辑下，市场经济当然会存在失灵，民营经济也并非完美。发达市场国家已经“久病成医”，形成了一套不断修补市场经济失灵的治理体系。然而，如果市场经济的基础设施——游戏规则，也就是法律保障不健全，那么市场经济就是扭曲的，所形成的所谓均衡也不会满足福利经济学第一、第二定理，即，既不能形成价格最优，也不能实现帕累托最优。房地产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所以，立法才是市场经济“新纪元”，法律才是民营企业的“”定心丸”，否则，如果只政策发文，恐怕难以真正唤起人们创业干事的信心（如果有违背法律的行为，可以走司法程序，但是政策没有这个通道）。看看中国改革开放的过程，只有1994年出台了《公司法》，才真正迎来了民营企业的黄金加速期；只有2003年修订了《商业银行法》，中国银行业才从财政负担中走出来，真正走向了商业化道路；只有2007年出台了《物权法》，人们才真正拥有了财产性收入，才有越来越多的人敢投资......等等。今天，民企经济处在中国最大的社会转型中，新旧时代交织碰撞形成的漩涡让民营企业家们一度迷茫。社会思潮的浪花，跳梁小丑的审判，下行周期的艰难，社会大众的苛责，无不是民企企业身上的时代灰尘。当然，民营企业自身也有种种缺陷。然而，在这个转型时代、转轨社会，谁又能一尘不染呢？唯有在法治化、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阳光下，才能让一切扭曲的、虚假的、没有规矩的事物回归正途。民营经济，在时代的漩涡里，才能重拾信心、再现辉煌，最重要的是，做回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