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建：治理长期问题不宜激进，谨防经济短期失速

本文为西京研究院发表的第671篇原创文章，赵建博士的第629篇原创文章。本文根据内部形势研讨会发言整理，有删改。

中国当前在房地产、教培、数字资本、医疗、地方债等领域出现的问题，都是长期的体制机制问题导致的“果”而非“因”。长期问题需要渐进式、温和式的在“因”上下功夫，需要在机制体制改革方面久久为功、徐徐图之，不宜采取追求短期目标速成的激进式做法，以免导致经济出现短期失速。用中国的俗话说，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治理长期问题应该采取“抽丝”的思维，否则很可能只是治标不治本，而且由于当期集中承担了过多的转型代价，导致出现重大风险。

今天中国经济遇到了一些新的问题，很多是前所未有的。最大的问题是不仅要承受短期的周期性压力，还承受了长期问题治理过程中的制度成本和转轨风险，导致常用的逆周期政策很难起作用了。过去外需不行的时候，需要把内需激活，比较常用的手段主要有两个，一个是房地产投资，一个是以地方政府为主的基建投资。归根结底激发的是投资需求，通过投资需求带动消费，从而让处于通缩和休克状态的内循环活跃起来，以达到逆周期调节的功能。

然而通过投资来带动需求，是一个短期有效但是之后很容易引发紧缩的办法，这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投资形成的资产能否会形成持续的净现金流，从而带来持续的利润和工资收入增长，最终传导到消费端；二是投资的资金来源是不是过度依赖债务，从而带来过高的杠杆率和不可持续的现金流，从而抑制消费需求。因此，大投资固然短期内会刺激需求，尤其是资本品和生产资料的需求，但是如果不能形成有效的资产，并将债务控制在可控范围内，势必很快就会引发产能过剩和债务通缩。这样的故事，在次贷危机期间中国“四万亿”信贷及其之后PPI长达五年的通缩历程中已经上演过一次，今天上演的可能是另一个版本。

如果卡上面两个要素，同样是投资，房地产投资有点不一样，因为房地产是必需的超级耐用品：第一，在大多数条件下是一个供给能创造需求的“优质”资产，一旦房价打起来，就能形成持续的企业利润和收入，尤其是居民账面的财产性收入，这能快速带动需求。况且房地产创造了资产负债表，资产负债两端能有效正反馈循环，资产负债表扩张周期也是需求扩张周期。第二，房地产产业链很长，拉动的需求纵深度非常高，上下游有近60个行业，带动大量的中小企业，就业密度非常高，很容易将投资转化为消费。因此能不能形成有需求的有效资产，这是房地产与基建投资最大的不同——在房价上涨周期房地产有持续的净现金流。

当然，也应该清醒的认识到，过去很长时间，房地产的资产收益率主要靠的是房价持续上涨带来的资本利得，而非房租/房价的租售比，这个“泡沫均衡”显然是不稳定的。当然，如果将房地产的一些社会收益比如教育、医疗等价值匡算进去，计算的广义资产收益率虽然有改善但依然性价比不高（北上广的房价与全球一线城市相比）。因此今天中国的房地产的确进入了一个依靠房价上涨来支撑资产收益率的不稳定区间。而更为严重的是，房地产供给侧的房企债务密集度以及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依赖，也达到了无法稳定的临界值。房地产和地方基建这两个逆周期调节的“牛鼻子”，当前看来是用不上了。

然而即使如此，我们也不建议对房地产采取激进的治理整顿，以避免引发资产价格重估带来的信用危机和债务通缩。因为房地产的问题是长期积累、多方主体利益交织形成的问题，是土地市场、金融市场和房产市场及财政体系纠缠在一起的结果。治大国如烹小鲜，大国的政策制定也不宜快刀斩乱麻。而在金融、教育、医疗、地方财政等领域，由于市场化也都不彻底，形成不了分散化的竞争和监督体系，很容易导致腐败。而且，有些腐败是触目惊心的，已经到了必须下狠手治理的程度。但是，治理腐败当然相对容易，但是治理腐败的“因”，即体制机制问题，恐怕很难。在一个法治不完善、消费者弱势、缺乏有效制衡和监督的游戏规则上，可能每个人都是受害者。在当前本就羸弱的形势下，对这些行业铁拳治理，很容易加剧社会的紧缩预期，因此提振需求就无从谈起。

风险和问题大家都知道，需要选择的是解决问题的方法和路径，是激进的用短期手段快刀斩乱麻的解决一个长期积累形成的问题，还是长期问题长期对待，从根本上缓缓用力、久久为功、徐徐图之？显然，我们应该选择后者。因为无论是房地产、教培，还是医疗、地方债，都是长期的历史产物，都是特定体制机制下的“果”而非“因”。“因”是长期的制度问题，只能靠长期的体制改革解决。更何况，现在面临的是经历过百年未有之大疫情创伤后的经济体，一个迫切需要休养生息的体弱多病的社会。就上半年的复苏形势看，内循环和外循环几乎同时熄火。外需没了，内需再起不来，这种形势是前所未有的，很可能会引发经济严重失速的风险。

其实回想一下，这一切的转变不过是两年时间。中国在两年前还是一副好牌，2020下半年到2021年上半年经济一片繁荣，股市牛气冲天。中国的“世界工厂”角色也发挥到了顶峰，出口增速及全球贸易份额都创造了历史新高，中国经济在其他国家因为疫情萎靡不振的情况下“万绿丛中一点红”。在此大好形势下，高层开始为高质量发展对“新三座大山”进行强力治理，导致房地产、地方财政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疫后元年，当周期性下行压力来临的时候，最需逆周期调节工具来激活内循环的时候，最有力的房地产和地方基建这两大工具却几乎瘫痪了。

可见，中国经济复苏和长期发展的基础还在，只是当前承受了太多结构性压力，太多的长期制度转型成本。政策制定不能只靠道德审定，还要看现实理性。谁都知道房地产泡沫、教培内卷、数字资本无序扩张、金融和医疗腐败等的危害，但是既然生成根源是长期的，那么也就不能奢望在短期内一劳永逸的解决，还是在生成根源上，在体制机制上付出更多的长期性、结构性努力。否则，短期周期性下行压力叠加长期转型的制度成本，经济很容易发生失速风险。

从转型经济学的科学视角来看，社会转型必然需要付出代价，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问题是如何将转型的成本和风险，在长期和短期之间，政府和社会之间，不同阶层和代际之间进行分配，以便将转型的代价降到最低，避免出现“亨廷顿之痛”。亨廷顿认为一个社会最不稳定、最可能发生风险的时候，恰恰就是在激进变革的时候。这个时候决策层一定要倍加小心，谨慎对待因为激进变革引发的短期经济失速以及由此产生的次生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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